我的快速堕落并没有逃脱兄弟会兄弟们的注意。他们知道，我正在陷入泥潭之中。我所欠的钱并没有到一定要当毒贩来赚钱的地步，当时警察已经开始调查我的情况了。我的朋友吉米背着我给父亲打了电话，告诉他需要把我带回家，不然情况会变得更糟。
当父亲没有敲门就冲进我的房间时，我还在进行着我的赎罪跑步，朋友喊我，我才回到房间里去。父亲看着我，摇了摇头。我知道他看见了什么——乱糟糟的，很久没刮胡子，又脏又臭，双眼通红。我避开了父亲的目光，开始往包里塞东西。在沉默中，我和父亲上了一辆租来的车，直接开到了机场。大学生活对我来说已经结束了。
当我的父亲、继母莫莉、继妹迪娜搬到加利福尼亚卡梅尔的时候我也跟着一起去了。他们都认为这是我所需要的——一个新的开始。莫莉和父亲在蒙特利买下了两家三一冰激凌店，并雇用了我，他们让我负责运营其中的一家。起初我先在伯班克接受经营培训，我叫它圣代冰激凌学校，两周培训结束后，我获得了一个证明，这证实我成了一个拥有证书的蛋糕师。
我非常感激父亲给了我这个机会。这是一次真正的信仰之跃，我并不想让他失望。开始一切都进行得非常好，但因为某些无法理解的原因，压力再次出现了，一种纠缠不休的需求。这种状况持续了数周之后，我又开始参加派对。为了满足对可卡因的需要，我从冰激凌店拿了三百美元出来，并销售了一部分可卡因，获得的钱足够我还上从店里拿的钱，剩下的由我自用。我一整夜都没有睡，第二天早晨早早就回到了店中，将钱还回了收银机。到后来我从店里拿了钱不再还回去。我知道这行为非常卑劣，但我还是做了。
有一天早晨，父亲来到了店中。我正在后厨数钱，准备开张。
“早上好。”当他来到办公室的时候我对他说。
“我知道你做了些什么。”他说。
我抬起头，他的表情严肃。
“我原本希望你能把那些问题解决掉，但显然你没有。”
“什么？”我说，“我就在这，不是吗？准时到了。”
“旧习不改，你什么都做不了，你能改吗？”
“不。”我说，看着自己的双手，“不，我想我做不到，对不起。”
我从他身旁经过，将店门钥匙和特许经营人的名牌放在了冰激凌柜台的玻璃上面，然后从前门走了出去。
我逃到了教堂山去看我的一些老伙计，他们还在勉强经营着学业，即使这是一个长达六年的学业规划。在一个深夜的兄弟会派对上，我见到了帕姆·史密斯。那时我刚从一个啤酒聚会回来，不管情况有多糟，我都会去快乐商店喝一堆酒，直到商店关门。当时帕姆有点害羞地走向我，面带着微笑，好像她已经知道了我的一些秘密。她要了一罐啤酒，而我也很高兴和她分享存货。她很苗条，及肩的长发，还有一双明亮而清澈的眼睛，哪怕是在凌晨两点看上去也闪闪发光。她穿着短裤，露着像运动员一样棕褐色皮肤的腿。我拿了一罐冰啤酒递给她。她伸手拿酒的时候，我闻到了花的芬芳，非常好闻，但不是很浓烈。
她说她即将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完成她的生物学学位，只需要再赚一年的钱给学校。我告诉她我住在加利福尼亚，正在待业中。她出生于旧金山湾区，在她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搬到了北卡罗来纳州，长大后就上了UNC。后来几天我们一直待在一起。她和我一样对焦油脚人（篮球队名）非常感兴趣，对于这点我非常喜欢。我讲了些笑话，惹得她发笑，这使我非常高兴。帕姆的祖母住在旧金山湾区，她告诉我偶尔她会去看祖母。分别的时候我告诉她，如果她来西部的话可以来拜访我。
大约在回到加利福尼亚一周之后，她给我打了电话。她说她刚买了张飞机票，正在赶来看我。我非常惊讶，也很兴奋。
帕姆和我一起待在我那位于卡梅尔的小公寓内。一天晚上，我带着她去杰克·伦敦之家，一个位于市区的酒吧。酒吧的酒保和我是好友，因此不管我坐在酒吧高脚凳上超时多久都没有问题。我们坐在那里，吃着鱼、炸土豆条，喝着蒙特雷郡产的夏敦埃酒。尽管我还想喝更多的酒，但我还是控制了量。晚餐后我们去了卡梅尔海滩，手拉着手，赤脚散步。我们对着那些能俯视岩石和大海的美丽大房子惊叹着，讨论着如果住在里面，每天所看到的晨景会是怎样的。这一切看上去是那么普通而又现实，但却是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事。我的生活一直都非常混乱脆弱，就像一根易断的线，随风摇荡着。有一个正常人对我有兴趣让我感觉很棒。
总的来说，帕姆使我相信我是讨人喜欢的，尽管事实并非如此。我爱她，但我猜更多是因为我爱自己。现在回忆起这段往事，我发现这段关系的基础并不牢固。但除了与她之外我再没有过类似的经历。我只是想和某个想和我在一起的人在一起。
一起待了十天之后，我们决定搬到亚特兰大去。在此之前母亲邀请我们去和她一起住，直到我们有能力自己支付住房的费用。那时，母亲和可卡已经分居了，她和她的搭档朱莉一起住。当她告诉我她是“蕾丝边”的时候，我感到非常震惊。以前我就经常感觉在我们家徘徊的一两个女人与母亲的关系似乎要超出朋友之上。另外我还知道母亲写了一些有关男同性恋的戏剧。其中有一部戏剧名为《沃伦》，是有关她好友沃伦·约翰斯顿的，后者于1984年死于艾滋病，该剧是世界上最早讨论这种疾病的戏剧之一。
帕姆在艾莫利大学的基因研究所找到了一份工作，而我则在倍力健身找到了一份销售员的工作。母亲和朱莉像我一样喜欢喝酒，因此很多夜晚我们都是聚在厨房的桌旁一起痛饮度过的，一边讨论戏剧和艺术，还有可怕的艾滋病。我喜欢看母亲坠入爱河的高兴样子，她对能再和我一起住在一个屋檐下感到非常兴奋。我的销售工作非常顺利，卖出了很多会员卡，帕姆和我开始有能力支付住所的费用。但对我来说，有钱并不是一件好事。
我再次沉溺毒品，连续消失数日后，再出现的时候一副瘾君子的颓废样，带着懊悔恳求帕姆的原谅。每次我都会对她说，这是最后一次，绝不会有下次了，结束了，我坚决地表示着。但不久之后大脑中就像有一个洞需要填补的感觉又会重新回来。
有一天晚上，帕姆睡着后，我溜到了房子外面，沿着街朝酒吧走去。我知道酒保那儿有可卡因销售。我的计划是买一两罐啤酒，吸两管可卡因，然后回家。但事实上我在其中沉溺了整整两天，一边喝酒一边吸可卡因。当把钱花光时，我便会步履蹒跚地回公寓，全身散发着恶臭，浑身发抖，饥肠辘辘，心烦意乱。到家的时候发现帕姆并没有在家。走到厨房，翻了翻家里的厨柜，打开一包曲奇饼，然后把它全吃了。拿起罐装的牛奶往嘴里灌，然后又撕开一盒水果糖，抓了好几把往嘴里塞，撒得厨房工作台和地板上到处都是。过了会儿听见公寓门被打开了，帕姆和母亲走了进来。
我带着恐慌跑到浴室。我不能让母亲见到这些。她还不知道我是一个多么糟糕的人，失控的畸形怪人。我打开淋浴，脱下衣服，走了进去，渴望热水能抚平我皮肤的龟裂，想要我狂跳的心脏冷静下来，更想将这噩梦清洗掉。
“查理！”帕姆透过紧闭的门对我叫着。
我听见母亲也在喊：“你还好吗？”
我不好。我恨我自己。我恨我对那些关心我的人所做的一切。我恨我又要再次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向帕姆请求原谅。我甚至无法在我的生活中看到一丝光芒。
我将我的手向后，然后重重地砸到淋浴室的门上。玻璃碎了，散得到处都是。血从我的指关节流出，沿着手臂滴到了地上。我靠着淋浴室的墙壁下滑坐到地上，哭泣着。我的身体堵住了地漏，水越来越多，被血液染成了淡红色。帕姆和母亲就在淋浴室外面低头看着我。帕姆哭泣着，而母亲则用手捂住嘴巴，她的眼里满是恐惧。
她们将我从淋浴室里弄了出来，搬到床上。数小时之后，当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手臂和脚上都缠着绷带，在我右眼下还贴着创可贴。我听见帕姆和母亲在隔壁房间轻声交谈。我只依稀只听到几个单词：“毒瘾”“需要帮助”“危险”。我不想听到这些东西，所以又再次让自己沉睡了过去。
我让一切在正轨上运行了不到两个星期，又再次脱轨。当我又一次经历了长达三天的沉沦之后回到家，我发现帕姆正在打包她的东西。
“你要干什么？”我说。
“我无法像现在这样生活，查理。”她说。
“对不起！”我说，“我发誓，这是最后一次。我不会再犯了，我发誓。”
“我要走了。”她说。
“不，你不能走。”我说，“我想变好，但我一个人做不来。请你留下来吧，帮帮我。”
帕姆看着我叹了口气。
“你不会改变的。”她说。
“会的，会改变的，只要你给我点时间，我会改变的。我想你和我在一起。”我说。
“为什么？这样我就能看到你自杀了吗？”
“留下，和我结婚。”我脱口而出，“求你了，我们结婚吧。”
母亲和朱莉为我们举办了告别单身派对。请帖上写着：这是一个“酒吧进货”送礼会。客人被期待带着顶级红酒而来，非常完美的派对。为了让我的新生活以温和的方式开始，婚礼小而简单，在帕姆的家乡北卡罗来纳州的韦弗维尔举行。这是我记忆中唯一一次母亲和可卡、父亲和莫莉在同一个地方出现。我很高兴看见他们在一起，即使我们从来没有过一个传统大家族的感觉。婚礼上我喝了几罐啤酒用以减缓我的紧张感，但我知道我必须克制自己，集中注意力证明自己，向我的家人和帕姆证明我已经为婚姻准备好了。
蜜月回来后不久，我开车去了一趟酒吧，要了几罐啤酒，几杯龙舌兰酒，然后……什么？我不知道我去了哪里，不知道和谁在一起，也不知道是怎么回的家。几天后我再次清醒过来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就像是在地狱。帕姆和母亲正在餐桌上等我。
“我们很担心你。”我的母亲说。她一手拿着加了冰的波旁威士忌，另一只手拿着香烟。她说她有一个加入了AA的朋友，这个AA非常有效果。
“我们认为你也应该试试。”帕姆说。
我不太清楚AA是什么，但我能猜出一些，应该是一个帮助我戒掉酒瘾的地方，让所有人不再来烦我。另外，我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去参加它，减少酒精的摄入能帮助我更好地控制可卡因的使用。
会面地点是在医院的自助餐厅里。我坐在一个位置上，而帕姆则双臂合抱着站在房间后面。在我接受治疗的时候，母亲和朱莉待在外面抽烟。一个接一个的人走到房间前面接受对话。在他们诉说自己酗酒的故事时，很多人都哭了，这让我感到有些尴尬。有一个人说他撞死了他的狗，还有一个人说他在参加家庭教师协会会议的时候当众大吵大闹。许多人因为酗酒失去了工作，失去了爱的人，被人欺诈，得了疾病。还有一些其它的故事，听他们讲述这些故事让我觉得非常不安。这些人中还有些人提到了使用毒品和酒精，就好像已经把这些东西抛到了脑后，就像是一件已经过去的事。非常明显，这并不是为我而说的。
我所需要的一切就是一个新的开始。我说服帕姆一起搬回蒙特瑞半岛，在那里我得到了一份全职销售丰田车的工作。开始的三个星期里，我没有卖出一辆车，几乎马上就要被赶走了。彼得，我的意大利经理，挥着手对我大吼大叫。每天他都把我拉到一边，教授我推销商品的经验。“别建议买车的人去看那些比较便宜的车，”他说，“不要让他们那么快地离开展示厅。还有你要试着放松一点。”
终于，我卖出了一辆车，然后一辆接一辆地卖出。我学会如何用笑容让客户放松，让他们喜欢、信任我，然后带领着他们去看闪耀的新车。几个月之后，我成了这家代理商的最佳销售员之一。甚至我还获得了丰田公司的大奖“国家级销售竞赛奖”，它证明了我是美国顶级销售人员中的代表人物。作为优胜者，我可以获得一辆卡车或者等值的现金。我选择了现金。
帕姆聪明地拿走了我的现金支票。她知道这一万美元可能会让我再次陷入麻烦。我们用这奖金买了我们第一所房子。在我二十六岁的时候，我变成了一个拥有房子的人，像是完成了人生表格上的某样成就。毫无疑问的是，毒品上瘾者是不会买房子的。我们的经纪人是我经理的表兄弟，他带着我们看了许多非常棒的地方，但没有一个是我们能够支付得起的。然后有一天，他打电话和我说，有一个对我们来说称得上完美的房子，一个九百平方英尺的平房。房子建在许多高压线下，但杰夫对我们说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不会再注意到那些嗡嗡声了。
我们并不喜欢它，但因为当时的蒙特瑞房地产市场非常火爆，每个人都说它像防弹衣一样坚不可破，而我们看起来也不会在那儿住很久，就将其视为一个不错的投资。卖方接受了我们的报价。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去银行申请贷款，我们填写了申请表提交了。抵押经纪人警告我们，以我们现在的收入，还有过短的工作经历，以及极低的首付，事情可能并不会那么顺利。但当他和我握手的时候，他倾身向前对我说了接下来二十年我经常会从抵押经纪人那听到的话。
“喂，别太担心了。”他说，“我会把申请的一切都弄齐整，贷款一定能拨下来的。”
在向银行提交文件与信息的几周之后，我们的贷款便获得了批准，我们正式成为一所房子的主人，同时也身负巨债。还贷的压力成了我在丰田公司赚更多钱的动力，我连着几个月每个月都卖出了十三辆车。因为我优异的销售成绩，我得到了一些奖金和红利。我将这些钱存了起来，想着有一天能给帕姆一个惊喜。但所存的钱不停地呼唤我，最后我决定把它们取出来。我工作如此努力，难道就没有权利放松一下吗？
我掉到了一种模式之中，大多数日子下班后我都会去酒吧喝几罐啤酒。开始的时候只是两罐啤酒，然后变成了六罐，最后变成了十罐，直到有一天我完全喝醉了。这时又有另外一个声音在我心里响起：难道我就不能享受更多的东西吗？这更多的东西是指可卡因，我无法忽视的东西。我再次吸毒，经常夜不归宿，第二天上班迟到，工作时经常处于宿醉未醒的状态。那时要不是老板、帕姆的仁慈与宽容，估计很早我就会失去这份工作。不管何时面对他时，我都会对他说这绝对是最后一次。但是在承诺后的第二天我就有可能会再次举杯痛饮龙舌兰，并感觉轻松，让负担感完全消失。
周末一直都是汽车经销商最忙的日子。在一个周六，我上班迟到了一个小时，并错过了每周销售会议。老板把我叫到了办公室。
“恩格尔，你到底怎么回事？”他说，“你看起来就像是一只站在石头上的鸟。你的笑容看起来像狗屎一样。你昨晚一直在市区饮酒吗？”
我安静地接受训斥。我相信他是不会开除他最好的销售员的，我只会遭受一些惩罚，一切都会没事的。
“我应该把你赶回家，但这对你来说太轻松了。”他说，“我要让你一整天待在这，在外面一直站着。你不能吃午餐，也不准和任何客户说话。你是一个不错的销售，我想你留在这里，但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现在从我的办公室滚出去。”
尽管酗酒和吸毒，但我依然参加了一个当地的跑步俱乐部，每周都会跑上数次。至少我还有足够的自我意识，我想让自己看上去不错，而跑步对我来说是最有效率的方式，它能让我保持体形，让我拥有肌肉。我的脊椎按摩师杰伊也是我的跑友之一。他跑过好几次马拉松，他曾经建议我也去尝试一下。他知道我有毒瘾，他认为这样一个目标可以让我得到净化。
在大苏尔马拉松举行的前一周，我决定参加。在这之前我也有过几次跑步距离超过十英里的经历，但这次跑步我想应该是十分困难的。帕姆不太信任我，但看到我为了训练停止喝酒时，她看上去非常高兴。杰伊告诉我别在马拉松比赛前一天跑步。我接受了这个建议，但我也因此无所事事，东坐坐，西坐坐，感觉非常焦虑。我决定出去喝一杯，只是为了放松一下。数小时后，我出现在了罐头工厂街的一家酒吧的洗手间里，在那里吸着毒，和我的朋友迈克一起。
“我今天要去跑马拉松。”我对他说，一边抹去了鼻子上的灰。
“你神经错乱了吧。”
“真的，我必须要在五点半前赶去卡梅尔，坐巴士去起点。”
他看了一眼手表，眼睛睁得大大的。我也看了看我的手表。
“该死。”我说，现在已经是凌晨两点了。
我跑回家，冲了个澡，刷了两次牙，朝脖子和腋窝喷了些古龙香水。然后又喝了几杯水，服了几片阿司匹林，登上往大苏尔的最后一班车，赶到了卡梅尔。路程中有一段起伏不平的路面长达二十六英里，曲折的沿海公路差点折磨死我。我的胃在不停地翻滚，左脚踝也有些抽痛，肯定是晚上扭到了，我还极度想撒尿。更让我生气的是，坐在我旁边的人一路上喋喋不休。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忍住不吐在他身上。当我最终从巴士上下来的时候，身上只穿着一件汗衫和跑步短裤，早晨气温只有四十华氏度。我感觉非常恶心，还有些害怕，毒品的后劲儿让我有些混乱，全身感觉冰冷。
在过去几年，我掌握了战胜呕吐的技术，我认为现在就是使用这种技术的时候。我走到一个灌木丛内，让自己放松下来。我感觉好多了，我强迫自己吃下一根香蕉，喝了点佳得乐。我随意走着，扩音器正在放国歌。比赛就要开始了，周围都是些立正姿势的工作人员。在我喝完第二瓶佳得乐的时候听到了枪声。很明显，比赛开始了。但我没有在起跑线旁。
我冲上了跑道，跟在最慢的那一批跑者后面，这批人大约有三千人。当拥挤的人群慢慢散开后，我开始提速。从红木林冲出朝着青山跑去的时候，阳光透过迷雾照射下来。我甚至能从我的皮肤上闻到酒精的味道，估计我周围的人也能闻到。跑到九英里的时候，我穿过了一座长桥，然后朝飓风点跑去，这是一段两英里的上坡路。杰伊提醒过我这段路。风速约三十五英里每小时，或许是四十。正当我逆风而行时，我的胃出现了第一次绞痛。我努力地爬上了山，穿过了另一座桥。当我到达马拉松的半程标志时，我停下呕吐了起来。一个人经过我旁边时询问我是否有事。
“没事。”我说，“我只是喝高了。你也喝了啤酒吗？”
他笑了。
“高地旅馆，在二十三英里处！”在他远离的时候他回头叫道，“在那里会有个派对。”
他以为我提到啤酒只是在开玩笑，但我真的喝了。大约在跑到二十一英里的时候，我脑海里全都是冰啤酒。最后，当我转过一个弯时，看见前面有一群人正坐在草坪躺椅上，在他们身边放着许多便携式保温盒。
“还有三英里。”其中的一人大声向跑者喊道，“但你们现在就能喝一些解渴。”
一些跑者喘息着挥了挥手，大多数人都继续向前跑着，并没有对路旁的人表示谢意。
我停了下来。
“谁能给我一罐啤酒。”
有人递了一罐给我，我拉开它，然后将其饮尽。这群人欢呼着。我鞠了个小躬，然后又喝了一罐，打了个嗝。在和众人击掌之后我再次上路，在接下来的一英里比赛中我感觉有些奇异，我的状态比早上更好。路上的风景是如此的美丽，岩石岬、扭曲的槐树、铺满黑沙的弯道。蔚蓝的太平洋一直延伸到地平线，在那里有一道模糊的浅滩，笼罩在白棉花般的雾中。
赛道开始向内陆转去，经过了一个加油站，那里有乐队正在演奏。人群欢呼着，挥手向我们致意。路的一旁有一些孩子，他们手上拿着盛有草莓切片的托盘供跑者食用。我闻到成熟的果浆味，突然感觉一阵恶心。脚步顿时错乱，我跌倒在路旁，更难受的是我的胃开始再次翻腾。我站起来，摇晃着向前走去，将下巴上的呕吐物抹去。孩子们张着嘴直直地盯着我，其中的一个说道：“恶心。”
我有些头晕，浑身无力。但我还是完成了比赛。我先是走着，然后再次加速跑了起来。像是在火上跑步一般，我的股四头肌尖叫着抗议。前方就是二十五英里的标志。我经过一个牧场，牧场上有几匹马被关在带着倒刺的围栏里，一排橙色的罂粟花被风压得几乎倒在地上。我继续前进着，爬过一个陡峭的小山，穿过卡梅尔河上的桥。终于，我看见了终点线。我希望自己看上去昂首挺胸，因此我抬高了脚步，努力摆动着手臂，表现着我坚定的风格，使自己看上去更像是一个运动员，而不是一个混蛋。
用了不到三小时三十分钟的时间我就完成了赛程。一个工作人员把一个“完赛者”奖章挂在了我的脖子上。人群围绕着我，其他跑者也在呐喊着，挥舞着拳头，其中有一些人甚至还哭了。而我的感觉呢？我感觉到了满足，是的，我做到了，我向帕姆、我的朋友，还有我自己证明了我还可以坚持完成某事。我还感到了救赎，我完成了一件艰难的事，一件我不用必须去做的事。但我还有另外一种感觉，这感觉把其他所有的感觉全部压倒。那是一种压倒性的绝望。我刚刚跑了二十六点二英里，这可是一个马拉松的距离，我应该感觉在飞。但我的快乐在哪里？作为跑者我的极限在哪里？
在搬到新居数月之后，我的岳父贺拉斯来拜访了我们。他是一个北卡罗来纳乡下长大的男人，有着非常棒的乡味幽默感。他很热情，热爱社交，我非常喜欢他。贺拉斯曾是一位重度酗酒者，但在一次心脏手术之后他便戒掉了酒。我决定在他拜访期间不喝酒也不吸毒。
拜访的最后一天我们去了市区，贺拉斯邀请我们去蒙特利广场酒店共进晚餐。那天我刚好卖了两辆车，得到了两百美元的奖金。在下班去见帕姆和贺拉斯的时候，我的一位同事，一位也吸毒的同事，对我说他手上有些货。我感觉可以庆祝一下，但贺拉斯还在这里。我知道聪明的做法是趁现在买一点，存着等到贺拉斯回家后再吸。
五分钟之后，我开车驶往餐厅，并吸了两管。然后在停车场，我又吸了两管。进入餐厅的时候我睁大双眼，说着胡话。我想帕姆肯定知道我正在兴头上，但她并没有说出来。
可卡因并不是一种对食欲有帮助的东西，我强迫自己吃了晚餐。我对贺拉斯笑着，称赞着食物的精致，然后用布质餐巾优雅地擦了擦嘴，并赞同了帕姆对海湾盛景的赞美。
“我很快就回来。”当我再也坐不住的时候，我说，“去洗手间。”
我朝洗手间走去，然后改变方向去了吧台，在那里点了两杯龙舌兰酒。现在我知道我可以撑过晚餐了，哪怕贺拉斯还点了甜点。
当我们回到家时，我打了个大哈欠，然后说要早点上床睡觉。我盯着天花板，等待帕姆来到床上。她也喝了点红酒，上床后立刻就睡着了。当我听到她规律的呼吸声后，我蹑手蹑脚地出了后门，来到了一英里外的保龄球馆。在那里有一个离我家最近的酒吧。我知道自己正处于非常糟糕的状态。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正在黑暗的街道上，去我不应该去的地方，但我却无法控制自己。酒鬼加瘾君子就是这样活着的，在他们自己狗屎一样的人生里，他们既是明星也是观众。
凌晨五点的时候，我步履蹒跚地回到了家，希望其他人都还没有醒来。当我快到家门口时，我很震惊地看见帕姆和贺拉斯正坐在厨房的餐桌旁。我绕道去了花园，偷偷溜了进去。当我注意到我的那些跑步衣服放在洗衣机旁时，我灵光一现，快速脱下牛仔裤还有衬衫，穿上跑步短裤和背心。我快速跑了几分钟，让自己有些气喘，然后走到了外面，再从后院进入了厨房。
“早上好！”我说，一边集中所有的精力来营造一种精力充沛的假象。我抓过一张纸巾擦脸，站在那，上气不接下气。
我看见他们正盯着我。
“我们三点就起来等你回来了。”帕姆平静地说，“我把所有的事都告诉爸爸了。”
一九九一年一月，我同意去灯塔之家，一个维多利亚风格的疗养院，它周围的风景非常棒，而且距离我们家也不远。我之所以这样做，一部分是我对帕姆和家人的妥协，一部分是我承认适度的练习会给我带来好处。为期二十八天的戒毒开始的前一天晚上，我参加了派对，狠狠地爽了一把。当帕姆离开的时候，我踉踉跄跄地进入了治疗中心。她把我的行李箱放在了路边。
填完了表格之后，我被送到了内科门诊部，我被要求做一些检查。在门诊部，我和其他人一起在候诊室等待着，这些人中有带着孩子的母亲，有老夫妇，也有孕妇。我感觉自己的头上好像有一个闪烁的标记，写着“瘾君子”三个大字。我不安地坐在椅子上，随意浏览着一本美国退休者协会的旧杂志，撕自己的死皮。终于，我的名字被叫到了，然后我进了一间检查室。
年轻的护士高兴地问着我问题，还询问了一些关键的生理状况。不用被说教一通，这让我如释重负。当检查结束时，我感谢了她，然后转向门。但她用手抓住了我，我转向她。
“你知道的，如果你不想继续的话可以现在就离开。”她说，“你只是有些弱，缺乏某种性格特质。”
正如他们所说的，但这话我对自己已经说过上千次了。她好像是通过听诊器听到了我的心声。我曾怀疑自己是有缺陷的，而现在我从医生那里确认了这件事。我冲出检查室，逃出诊所大门。
我想让自己返回灯塔之家。但我却被另一个方向几个街区外的沙滩所吸引着，那里有一家名叫“塞哥维亚”的廉价酒吧，我曾在那里度过不少时间。手拿一罐啤酒，沿着海滩散步，这就是我现在所需要的东西。
但我知道逃离这里会成为一个重大的错误。帕姆和我的老板都将会陷入狂怒。他们清楚地做出了声明，如果我没有遵从治疗中心的规定，完成二十八天的康复治疗，那么我将不会再被欢迎。
我必须完成治疗。我艰难地走上山，强迫自己回到灯塔之家。
现在我必须戒掉毒瘾。在此之前，我曾多次尝试突然完全停止使用毒品。但我知道那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发抖、焦虑、激动、流汗。我活该遭受这些痛苦。周末我会躺在床上翻阅AA的手册（这本书就放在房间的桌子上），或是在附近散步。只会在用餐的时候出现，而且对吃东西一事有着奇怪的兴趣，我感觉喝下炖汤，吃下面包卷和饼干会让我好受一些，能把痛苦的感觉压住。
周一，我接受了第一次心理咨询。此前我从来没有和临床心理学家交谈过，我有些害怕。进入办公室后，这是一个由木板隔成的房间，位于房子的前部。阳光从大窗户倾泻而入，从窗口望出去可以看见半月形的草坪，种植着马缨丹和松树。
我的心理咨询师是一个看上去干净整洁的大约三十岁的男人，戴着眼镜穿着一件带扣短袖。他介绍自己名为约翰，我同他握了握手。他戴着一只耳环，金色的耳环上镶嵌着一颗棕色的宝石，看起来像一只眼睛。我在他对面的一张沙发上坐了下来，从一个大水罐里给自己倒了一杯水喝了下去。
“那么，先介绍一下我自己。”他说，“我已经保持清醒五年了，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沾染上了酒和毒品。大学的时候我彻底失去了自我。酒驾，做毒品生意。”
我很惊讶他对我说的这些话，我还以为只会要求我说呢。我放松了一点。
“听上去似曾相识。”我说。
我们讨论了我的状况、我的工作，及吸毒时长。
“你认为自己是一个瘾君子吗？”约翰问。
“我不确定。我只知道当我开始喝酒的时候就停不下来。”
“你想要保持清醒吗？”他问。
“我想是的。”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自己需要改变，如果我想拯救自己的婚姻和工作的话。”我说。
“好的，但你是否想要保持清醒呢？为你自己的那种，不是为了你的婚姻和工作。”
“我喜欢喝酒，也喜欢吸可卡因时的感觉。但后来，我需要喝得更多，吸得更多才能达到期待的兴奋度。我很担心，自己为了逃离可能要摄取得越来越多。”
“逃离什么？”
“我不知道。”我说，神经质地笑了笑。
他等待着我继续说话。
“人们总是告诉我，我有一个很棒的人生。一个爱我的妻子，一个我擅长的工作。但我却感觉不到快乐。我感觉不到任何东西。就好像我正在尝试变成别人认为我应该成为的样子，检查人生清单，完成上面的任务。
“别人认为你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
“一个比我现在更好的人。”我说。
“谁这样认为？”
“每个人，我的父亲，我的妻子，还有我。”
“这些东西能让你感到快乐吗？”他问。
“我不知道快乐是什么东西。”
“当你卖车卖得比其他人更多的时候，你能感觉到快乐吗？”
“不，完全感觉不到。我只是感觉到释然而已。”
“对什么感觉到释然？”
“我还有能力继续伪装，阻止其他人发现真实的我是什么样的。”
“真实的你是什么样的？”
“就是，当我看见人们或哭或笑或满心快乐时，我会想，为什么我无法感觉到这些呢？我没有感觉。我只是假装拥有它们。我观察别人面对这些事物时的反应，然后得出自己应该对事物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约翰笑着看着我。
“见鬼，难道不是吗？”我说。
“不是的，并不全是。”他说，“这是大多数瘾君子都会有的想法。”
“真的？”我问。
“所以，我们通过使用毒品与酒精让自己感觉到感觉。”
我感觉到强烈的如释重负和感激。
“是的，太准了，我就是那样做的，就是这样。”
“对你来说，你在什么时候会感觉到最真实的感觉？”
我想了一分钟。
“当我跑步的时候。”我说。
“和我说说看，当你跑步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什么。”
“就好像掏空了我的大脑和内脏。所有的一切都变得安定下来。我的心也不再彷徨。我能集中精力，你知道吗？把所有糟糕的事都给丢到一边去。”
“这听起来很不错。”
“是的。”我说。
“所以当你跑步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快乐？”
“快乐？我不知道，但我想是的。”我说，“我感觉到了强大，和更多的控制力。”
“你喜欢那样吗？强大，又有自控能力。”
“是的，我的意思是指除此之外，我人生中的其他事情从来没有给过我这样的感觉。我感觉自己非常虚弱，难以置信的虚弱，就像失去了脊椎。你知道吗？如果我是强大的，我就能停止酗酒，停止这一切。”
“这难道不是你人格上的某种缺陷吗？”他说。
“完全就是。”我说。
“不。”约翰说，“并不是，你必须要了解这点，上瘾是一种疾病。”
我紧盯着他。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这种话，这意味着也许事情变成这样并不全是我自己的错。
在之后的四周里，我多次接受了一对一的咨询，最终我明白了不管酒精与毒品让我产生怎样的需求，都不是我真正所需要的。我没有任何毁了自己的理由。当我体内的那些神秘的生命编码，被酒精激活时，我整个人就会被欲望所接管。科学尚无法定义它，爱也无法打败它，哪怕是赌命的誓言都无法阻止它，这就是上瘾，而我将永远是一个瘾君子，咨询师对我如是说。但，这也是关键所在，我并不一定需要像这样活下去。
在这里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我被允许离开疗养中心和一位朋友去跑步，一个七点五英里的比赛，比赛地点在萨利纳斯市外，目的地是欧莱森峰，上面有一个美丽的公园。在治疗期间我只跑过一次步，我感觉自己有些变胖了，体形也变了。发令枪一响，我冲到了前面的第一集团，并跟着跑了一英里。开始的时候我感觉还很好，直到开始攀登陡峭的山，我意识到我遇到麻烦了。我试了所有的招数：眼观前方，减小步幅，甩动胳膊，但都没有用。乳酸正在我的肌肉里堆积，我大口地喘息着。我什么都做不了，开始减速慢跑，看着一个个跑者超过我。到最后，我仅有走路的力气。
但我并没有感到挫败或丢脸，哪怕一个年纪比我大的妇女慢跑到我旁边，对我说：“坚持下去！你可以做到的！”我感觉到了一些其他的东西，一些新的东西——我感觉到了洁净。在那一刻我感到我自己的身体是自由的，一种摆脱了毒品与酒精的洁净的自由。没有什么东西掩盖我身上的痛楚，使我的努力覆上阴云。赛道在到达顶点的时候变平了，我再次跑了起来。在我穿过终点回到人群之中时，站在微风之中，我看着灰绿色的群山不断地向蒙特利海湾延伸。马上就是干燥的冬天了，蓝色的羽扇豆还有几周就要凋零。但这景色自有它的美丽之处，而且非常适合当时的我——贫瘠、荒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