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小时后
因为太过昏暗的缘故，埃玛几乎什么都看不见，她伸手去抓她的四轮行李箱，迟疑地走进1904号房间。大都市夜里数不尽的灯光在闪烁，它们穿越黑暗，星星点点地洒进酒店的第十九层。位于陶恩齐恩的禅宗酒店是柏林最新的五星级酒店，钢筋玻璃宫殿式的构造，有三百个房间，比首都的其他酒店都更加豪华、更加壮观。可从内部陈设来看并不美观，至少在埃玛的眼中是这样的。
当她摸索到门边的开关，打开顶灯后，她的第一感觉便是如此。
房间布置得就像是室内设计公司的实习生上交的作业，竭尽所能地堆砌了所有可能让人联想到远东生活的摆设，毫无创意可言。
前厅里放着一个中式新婚大衣橱，睡房与前厅之间仅由一扇薄薄的绵纸拉门隔开。一张竹席从门口延伸到低矮的日式床垫前。矮沙发一旁的灯具就像是圣马丁游行队伍中的彩色灯笼，幼儿园在每年的圣马丁节都会为小朋友们举办这样的灯笼游行。但令人眼前一亮的是沙发与壁橱之间的一张巨幅黑白照片——一位中国艺术家的一张比真人还大的肖像照，从地面一直伸展到天花板。不久前，埃玛刚参观过这位非同一般的中国艺术家的展览。
照片中的艺术家下巴上蓄着零乱的胡茬，埃玛收回目光，把外套挂到衣橱里，从手提包中取出手机。
又是语音信箱。
埃玛已经给菲利普打过一次电话，可他又没接听。他在工作的时候经常这样。
她郁闷地走到落地窗前，缩起脚趾，双脚蜷缩得像十三四岁孩子的脚一般大小，一边低头看着选帝侯大街，一边抚摸着自己的小腹，她的肚子还没有隆起，还为时尚早。但是想到有一个小生命在她的身体里成长着，这比任何研讨班、任何工作上的认可都重要，这个想法让她感到十分欣慰。
埃玛和菲利普的确花了一段时间，才终于在五个星期前盼来了这验孕纸上的两道杠。这也是为什么埃玛今天没有在家里睡觉，而是在自己所住的城市里第一次到宾馆过夜的原因。他们位于托伊费尔斯湖大道的小家现在就像是个建筑工地，因为他们正着手把顶层改建成儿童房。虽然菲利普认为，怀孕还不满三个月就开始为新生儿“筑巢”似乎有点操之过急。
由于菲利普又被派往外地出差，埃玛索性接受了德国精神病学协会为演讲嘉宾提供的与会期间两晚免费住宿；这个优惠同时也提供给家住在柏林的人，方便大家可以在酒店宴会厅举办的晚宴上一起喝一杯，而埃玛刚刚从晚宴上溜出来。
她给菲利普的语音信箱留言：“报告就像你预言的一样结束了，他们没砸死我，只是因为他们手上没有石头。”
她笑了。
“不管怎么样，他们没有收回我的酒店房间，跟会议材料一并收到的房卡幸好还能用。”
随后埃玛送了个飞吻给菲利普，挂上电话，还是想他想得厉害。
一个人在酒店里总好过一个人呆在家里，家里周围都是颜料桶和凿开的墙壁，她努力把处境往好里想。
埃玛走进浴室，脱下套裙，在柜子隔层中寻找音量控制器，想调一下电视的音量。
但没找到。
她不得不再次回到卧室，去关电视机。花了好一会儿时间，才在床头柜抽屉里找到了遥控器，刚好听到电视报道一架飞机在加纳坠毁，还有智利一座火山爆发了。
接着，埃玛听到发着鼻音的播音员播报下一条新闻：“……警察局发出警告，一个连环凶手，对妇女……”埃玛按下按键，关了电视。
在浴室里，她又花了不少时间才找到温度调节器。
作为一个怕冷的人，埃玛酷爱热水，虽然现在是夏天，但不到二十度，是非常凉爽有风的六月天气。
所以，她把淋浴的电子调温器设置在四十度，这是她的疼痛临界点。她期盼着那种麻痒的感觉，每当热水柱淋到她的皮肤上时，都会出现这样的感觉。
通常当她被水蒸气包围，感受着热水流遍全身时，就会立刻觉得充满活力。但是今天这种效果并不明显，都是因为报告过后人们向她抛出的误解与质疑，这些都不是用热水和肥皂可以洗刷干净的。
她揭露了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们还在制造这样的危险，医生粗心误诊而使患者直接成为白衣天使们滥用职权的玩物，她的这一揭露引发了激烈的反应。人们不止一次质疑她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业界权威杂志甚至要求，在“考虑”是否出版她的论文之前，必须极其缜密地检查论文内容。
当然，会议结束后有几个同行表示支持埃玛。但就连这仅有的几个同情者，埃玛从他们的眼里也能看出明显的责备：“为什么你偏偏要自己去尝试冒险？说到底，为什么你宁可牺牲自己的前途，也要和各大医院对着干？”
这是菲利普从来不会问她的问题。他理解为什么埃玛这么多年一直努力去改善那些接受心理治疗的病人的法律地位。比起其他病人，比如牙痛患者，人们面对这些患有心理疾病的病人通常更加多疑。
菲利普也理解，为什么她走上这条不同寻常的，有时甚至很危险的路。因为他们两个在这方面很相似。
菲利普也会为了工作而逾越普通人不会自愿触及的界线。原因很简单：作为联邦刑事调查局下属的案件分析战略组的领头侦察员，为了追查那些精神变态和连环杀手，他往往没有别的选择。
不少情侣有相同的幽默感，或者相似的业余爱好，或者共同的政治态度作为两人关系的基础。埃玛和菲利普对幽默的理解截然不同，尽管埃玛懂得一些足球，但菲利普无法分享埃玛对音乐剧的热爱。当青少年时期的埃玛走上街头，参与反对核能源和动物皮毛产业时，菲利普已经是德国青年联盟的成员了。后来，同情心成了他们俩之间关系的纽带。
直觉和个人的经历成全了他们，让他们能够设身处地去相互理解，相互进行精神交流，支持对方坚守的秘密。凡是前来诊所就诊的患者，埃玛都尽力帮助他们摆脱精神疾病的困扰。同样，菲利普利用他出众的能力，去完善凶犯的侧写。编剧们喜欢把从事这种工作的人描述成“侧写师”，但在实际生活里，这种职业被称为案件分析人。多亏了菲利普的分析，已经有不少迄今为止出现在德国境内极为危险的凶犯得以落网。
但最近这段时间，埃玛希望他们两个在工作方面都节制些。她越发觉得，即使在他们仅有的休闲时间里，菲利普也越来越难以控制自己和工作所应保持的距离了。因此埃玛担心他们正在走向一条，用尼采的话说，通向深渊的路，并且只有当人已经陷入这个深渊里，才能看清有多深。
要能有段空当时间，至少来个假期，就好了。
他们两个最后一次一起出门旅行已经太过久远，以至于埃玛都记不清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她用酒店供应的洗发露擦出泡沫，她只希望明天早上不要难看得像只鬈毛狗就行。尽管她的棕色长发非常健康，但对某些洗发露很敏感。为了搞清楚到底什么能让她的头发柔顺，什么让它们变得像草一样蓬乱，埃玛经历过很多失败的尝试，颇费不少周折。
埃玛把头发冲洗干净，把浴帘拉到一边，心里感到有些奇怪，因为这么豪华的酒店，沐浴隔间竟然没有安装玻璃推门。就在这瞬间，她突然停止了所有的思考。
恐惧，是她此时所感。
逃避，是她看到第一个字母时的第一个想法。
就在浴室的镜子上。
一行整整齐齐的字，出现在被雾气笼罩的镜面上：
快滚。
否则来不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