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便宜十六策(9)

文臣包拯、武将穰苴，对待违犯法令者的态度都同样明确，“执法严、违法究”。包拯不顾妻子的苦苦哀求，对自己残害百姓的亲姪子也依法下了斩令，然后让妻子回家侍候从小抚养自己长大的嫂子。虽然民间流传关于包拯的故事真真假假，但包拯的确是封建社会中难得的一位清官，正是因为身处要职的他对那些违反刑律的人毫不留情、坚决处置，当时朝廷的某些弊政才得以有所改善。

十五思虑

【原文】

思虑之政，谓思近虑远也。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故君子思不出其位。思者，正谋也，虑者，思事之计也。非其位不谋其政，非其事不虑其计。大事起于难，小事起于易。故欲思其利，必虑其害，欲思其成，必虑其败。是以九重之台，虽高必坏。故仰高者不可忽其下，瞻前者不可忽其后。是以秦穆公伐郑，二子知其害；吴王受越女，子胥知其败；虞受晋壁马，宫之奇知其害；宋襄公练兵车，目夷知其负。凡此之智，思虑之至，可谓明矣。夫随覆陈之轨，追陷溺之后，以赴其前，何及之有？故秦承霸业，不及尧、舜之道。夫危生于安，亡生于存，乱生于治。君子视微知著，见始知终，祸无从起，此思虑之政也。

【注释】

不出其位：不超出自己的权力范围。

正谋：正确的谋略。

九重：九层。

二子：指百里奚、蹇叔二人。

覆陈：败军。轨，足迹。

陷溺：覆没危险的军队。

著：大的问题。

【译文】

思虑的原则，在于不仅要想到眼前，还要考虑到将来。一个人如果没有长远的打算，一定会有近期的忧虑，所以君子思考问题，从来不超过他的职权范围。所谓“思”，是寻求正确的策谋，而“虑”，是思考一件事成功的计谋。不在这个职位就不去干预其政事，不是自己份内的事就不去考虑其计策。做大事起初都比较困难，而做小事则比较容易。所以，如果想获得好处，一定要想到它的害处；想获得成功，一定要考虑到失败的可能性。九层的楼台再高，也必定有倒塌的时候。所以仰头看高处时不能不留意脚下，注视前方时不能不留意身后。因此，秦穆公讨伐郑国，百里奚和蹇叔两人早已预知一定会失败；吴王夫差接受越王勾践送来的西施，伍子胥就断言吴王必会因此而灭亡；虞君收下晋王送的玉马，宫之奇即知道这样做的危害；宋襄公训练军队，目夷也预言他的失败。能如此明智，都是慎密思考的结果，也都称得上高明。重蹈败军的覆辙，陷入覆没危险的军队的后尘，而仍向前冲者，怎么来得及避免失败呢？所以，秦朝继承霸业，比不上尧舜的治国之道。危险总是产生于安全之中，死亡起始于生存的时候，而祸乱孕育于和平治理之下。君子如果能从微小的事情中看出大问题，且在事情发生之初就能推测结果，则祸患便无从产生，这就是思虑的道理。

【心得】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某些让人并不在意的事情，往往埋伏着极大的祸患。所以，诸葛亮强调在做任何事情时，要以小见大、见微知著，都应从很细微的地方考虑到大的问题，从事情一开始就要充分预料其结局，不能只单看事物美好的那一方面，应从长远的眼光考虑其是否会带来危害，这样才能尽量避免祸害的产生。

公元前499年，吴王夫差命大将伍子胥率军征伐越国，最后把越王勾践和其5000残兵围困在会稽山。勾践很后悔和吴王交战，于是派文仲去求和，表示愿意献上财宝，并俯首称臣、妻女为奴。但伍子胥对吴王说：“不能这么做！吴、越乃是世仇之国，现在老天把越赐给吴，就必须把越灭掉。”夫差觉得他的话言之有理，便拒绝了勾践的请求。勾践知道吴王拒绝求和后，准备杀妻焚宝，与吴军决一死战。此时文仲又献计，建议让他透过吴国那位贪财好色的权臣伯嚭向吴王说情。于是勾践又让文仲去见伯嚭，并送他很多奇珍异宝和八名美女：“如果能够帮助赦免敝国之罪，一定还会有更丰厚的礼物奉献给你。”伯嚭看见送来这么多礼物，就带文仲去见夫差，并竭力劝说吴王饶恕勾践。这次伍子胥依然一再反对，但夫差终究赦免了勾践，只是要求勾践夫妇必须在吴国住上几年。

勾践夫妇在吴国居住的这段时间里，想尽一切办法取得吴国君臣的信任，他们衣衫褴褛、粗茶淡饭、安分守己、毫无怨言，三年之后，终于使吴王彻底放心了，夫差不顾伍子胥再三提出“放虎归山、后患无穷”的警告，把勾践放回越国去了。

回国后的勾践为了使夫差相信自己的忠心，年年进贡不断。还重金购买了两位绝世美女西施和郑旦，苦心教习她们三年，在她们能歌善舞、善于谄媚之后，就把她们送给吴王夫差，想让吴王沉湎于酒色而不思进取、放松对越国的戒心。伍子胥早就看出了勾践的用心，一再向夫差进言：“夏因妹喜而亡，殷因妲己而亡，周因褒姒而亡。美女乃亡国之物，大王万万不可收下！”但此时的夫差哪里听得进伍子胥的忠言呢？还是留西施和郑旦在宫中，终日声色犬马，不理朝政，完全放松了对日益强大起来之越国的警觉性。

又过了两年，夫差想兴兵伐齐，伍子胥表示反对，他认为勾践卧薪尝胆、图谋报复，这才是吴国的心腹大患。但是吴王根本就不听伍子胥的中肯之言，认为越国对自己已经毫无威胁了。果然，在伍子胥死后不久，勾践率军攻打吴国，最后吴王夫差含恨自尽，他在临死前很后悔不听伍子胥的忠告，感叹自己没有脸去见伍子胥。从当初吴王赦免勾践、放勾践回越国，直到勾践进献美女西施和郑旦，伍子胥都看清楚了其中蕴含的祸根，并且一次次地提醒夫差，可是吴王却只贪图眼前的安逸，终日享乐，却不能从勾践的这些作为中，思虑到将来的危害性，终于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结局。

与吴王夫差“放虎归山”有着相同恶果的另一个悲剧性人物就是楚霸王项羽。公元前206年，因为传言攻取咸阳后的刘邦准备在关中称王，项羽十分恼怒，在谋士范增的建议下，决定在鸿门宴上寻机刺杀刘邦。可是刘邦在酒席中对项羽说：“我和将军合力攻秦，将军你转战于黄河之北，我作战于黄河之南，但没有预料到我先攻进函谷关，打败了秦军。现在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四处散布谣言，使将军和我之间发生了误会，希望将军能三思而后行。”项羽在听罢这番话后心就软了，动摇了杀刘邦的决心。由于看不清将来刘邦可能带给自己的威胁，结果让刘邦从酒席中设法脱身离去。当范增知道刘邦逃脱后，愤怒地说：“将来夺取项王天下的人一定是刘邦，我们今后都会成为他的俘虏！”为将为臣的伍子胥、范增都能够“思近虑远”、“见始知终”，为君为王的夫差、项羽反而做不到，其后失掉天下也就只能埋怨自己了。

十六阴察

【原文】

阴察之政，譬喻物类，以觉悟其意也。外伤则内孤，上惑则下疑；疑则亲者不用，惑则视者失度；失度则乱谋，乱谋则国危，国危则不安。是以思者虑远，远虑者安，无虑者危。富者得志，贫者失时，甚爱太费，多藏厚亡，竭财相买，无功自专，忧事众者烦，烦生于怠。船漏则水入，襄穿则内空，山小无兽，水浅无鱼，树弱无巢，墙坏屋倾，堤决水漾，疾走者仆，安行者迟，乘危者浅，履冰者惧，涉泉者溺，遇水者渡，无楫者不济，失侣者远顾，赏罚者省功，不诚者失信。唇亡齿寒，毛落皮单。阿私乱言，偏听者生患。善谋者胜，恶谋者分，善之劝恶，如春雨泽。麒麟易乘，驽骀难习。不视者盲，不听者聋。根伤则叶枯，叶枯则花落，花落则实亡。柱细则屋倾，本细则末挠，下小则上崩。不辨黑白，弃土取石，虎羊同群。衣破者补，带短者绩。弄刀者伤手，打跳者伤足。洗不必江河，要之却垢；马不必骐骥，要之疾足；贤不必圣人，要之智通。总之，有五德：一曰禁暴止兵，二曰赏贤罚罪，三曰安仁和众，四曰保大定功，五曰丰挠拒谗，此之谓五德。

【注释】

阴察：暗中访察。

甚爱：过分吝惜钱财。

自专：自主支配。

浅：恐惧。

分：失败。

驽骀：劣马，喻才能平庸之辈。

禁暴：禁绝非正义战争。

安仁：施行仁政。

保大定功：确保江山稳固，不受外敌侵扰。

【译文】

所谓暗中察访，就是要透过比较各种事物来悟出一些道理。外表悲戚则内心一定孤苦，上位者迷惑则下位者必然徬徨，心中有疑虑则忠诚之人得不到任用。心中有疑虑就不能明察秋毫，不能明察秋毫就会扰乱谋略，谋略被扰乱了，国家就会出现危险，国家出现危险，社会就不安定。所以思考问题要从长计议，才能使社会安定，如不深思远虑，必会遭致危险。富有的人能实现志向，贫困的人往往容易错失良机；过分吝啬钱财反而会造成更大的浪费，而过分积累财物反而会失去；用尽钱财购得物品反而无力自主支配，担忧的事情太多就会产生烦恼，而烦恼产生就会懈怠。船底有了破洞，水就会涌进船中；口袋有了破洞，里面的物品就会漏空；山太小动物无法生活，水太浅鱼儿无法生存，树枝太细鸟儿无法在上面筑巢，墙壁不结实房屋会倒塌，河堤一决口洪水会泛滥，跑得太快容易摔跤，稳步行走速度会变慢，站在危险的地方或冰面上心中会害怕，涉足深涧的人容易被淹死，遇到江流就会无法渡江。没有船只难以渡江，失去伴侣总会苦苦思念，赏罚必须明察功过，不诚实的人总是不讲信用。失去了嘴唇，牙齿就会寒冷；毛发脱落，皮肤就会单薄。偏听偏信、心存私心的人就会产生祸患。有谋略的人能够成功，不善谋划的人会失败。用善行规劝邪恶，如同春雨滋润大地。良马易于驾驭，劣马难以控制。有眼不能看的是瞎子，有耳却听不到声音的是聋子。树根枯死，树叶就会凋落；树叶凋落，花朵就会凋零；花朵凋零，就结不出果实。梁柱太细，房屋容易垮塌；树干太细，树梢就会扭曲；不能辨别黑白，就会弃沃土留石头，而把老虎和绵羊视为同类。衣服破了要缝补，带短了要接长。玩弄刀子容易伤手，蹦蹦跳跳容易伤脚。洗刷东西不一定要在江河，只要除掉污垢即可；马匹不一定非要骏马，只要跑得快就行了；贤人不一定非和圣人一样，只要有才能就行。总之，要有五种德行：一是禁止不合乎正义的战争；二是奖励贤才、惩治罪恶；三是施行仁政、团结民众；四是确保江山稳固，不受外敌侵扰；五是防止听信谗言，这些都是所说的五种德行。

【心得】

“阴察”所强调的就是要透过事物的表象来考察、分析事物隐藏的本质，居安思危，励精图治，任用人才要用其所长，不要千篇一律。君主、人臣要努力加强自身修养，增进自己的辨别能力，少犯错误。

据《百战奇法·忘战》记载：“凡安不忘危，治不忘乱，圣人之深戒也。天下无事，不可废武，虑有弗庭，无以捍御。必须内修文德，外严武备，怀柔远人，戒不虞也。四时讲武之礼，所以示国不忘战；不忘战者，教民不离乎习兵也。”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有外敌侵略之时，一般都能充分认识武装力量的重要，全力以赴投入抗击侵略者的斗争。而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又往往忘记武备，不思外患，因而导致国家受难甚至灭亡的例子并不鲜见。唐朝柳宗元《敌戒》云：“敌存灭祸，敌去召过”，就是这个道理。安不忘危作为一种谋略，其意义已经超出了关于战争胜负的含义，它关系到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因此，这一谋略，被古往今来的谋略家、政治家所重视，特别被具有战略眼光的国家最高统治者所重视。战争是历史发展中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产生和消亡都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只有居安思危，保持警惕，加强武装力量建设，才能在突然事变面前立于不败之地。

公元前221年，齐国灭亡，齐王田建被俘，秦始皇把他迁徙到共（古国名，今河南辉县），不久就死在那里。齐国灭亡的主观原因，是与齐王长期不修武备，安于现状，苟且偷安分不开的。齐王田建在位40余年，年少时，国事决于君王后（齐襄王后）。对中原的兼并战争置若罔闻，且满足于“事秦谨，与诸侯信”，以为这样就可全国。君王后死后，齐王田建仍浑浑噩噩地过日子。齐国朝中有人劝谏齐王，为了社稷，应抓紧武备，弘扬国威。齐王也不采纳，在秦大军压境之时，束手就擒，作为亡国之君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忘战必危”是齐王田建留给后人的沉痛教训。

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乱，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唐统治者长期忽视武备的结果。玄宗即位初期，任用贤臣，实行利国利民之方略，出现了“开元之治”的和平稳定局面，把唐王朝推向了鼎盛时期。但在他统治后期，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穷奢极欲，“承平日久，毁戈牧马，罢将销兵，国不知备，民不知战”，军备废弛，为安禄山、史思明等人的叛乱造成可乘之隙。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11月，安禄山等在范阳（今北京西南）起兵，不到半年，东京洛阳和西京长安相继失陷，平定叛乱的战争7年之久，唐王朝元气大伤，走向衰落。

商汤所建立的商王朝，经历了由兴到衰的几个阶段，直到商纣王即位，又步入危机四起的深渊。这是因为纣王统治下的殷商王朝政治腐败、刑罚酷虐，接连地对外征战用兵，使民众负担沉重，痛苦不堪，而导致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出现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的混乱局面。

与日薄西山、奄奄一息的商王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商的西方属国——周，其国势如日中天、蒸蒸日上。在公刘、古公掸父、王季等人的治理下，周迅速地强盛起来，其势力渐渐伸入江、汉流域。在文王姬昌即位后，任用熟悉商朝内部情况的贤士吕尚，其“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并积极从事伐纣灭商的宏伟计划。

文王从长远着手，为成就周朝“翦商”大业，文王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在政治上，他积极修德行善，裕民富国，广罗人才，发展生产，形成了“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的清明政治局面。他的“笃信、敬老、慈少、礼下贤”政策，赢得了民众的支援和拥戴，也巩固了内部的团结。在外交上，他请求商纣“去炮烙之刑”，并争取兴国，竭力孤立商纣。同时，文王还曾公平地处理了虞、芮两国的领土纠纷，还颁布“有亡荒阅”（搜索逃亡奴隶）的法令，保护奴隶主仆们的既得利益。通过这些措施，文王扩大了政治影响，瓦解了商朝的附庸。

当时的商纣王已感觉到周人对自己已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决定兴兵伐周。然而这一拟定中的军事行动，却因东夷族的反叛而化为泡影。于是，纣王忽视了周人的咄咄之势，为平息叛乱，调动部队倾尽全力进攻东夷，结果造成西线兵力的极大空虚。与此同时，商朝内部的矛盾呈现白炽化，商纣饰过拒谏，恣意妄为，残杀王族重臣比干，囚禁箕子，逼走微子。武王、吕尚等人遂把握这个有利战机，乘虚蹈隙，大举伐纣，一战而胜，终结了殷商王朝600年的统治。

商纣王之所以迅速败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来对东方进行长期的掠夺战争，削弱了力量，且造成军事部署的失衡；再者对周人的战略意图缺乏警惕，放松戒备，自食恶果；另外还有作战消极被动、无所作为等等，都注定了商纣王覆亡的命运。但究其根本，原因却在于商纣王不思国危、横行暴敛、严刑酷法，导致民心尽失、众叛亲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