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军中的主要将领，前军师、征西大将军魏延的战略战术与诸葛亮一直存在分歧。他每次随同诸葛亮出兵时，总是要求诸葛亮给他兵马万人，他会像韩信当年东征那样，配合诸葛亮拿下关中。对魏延的要求，诸葛亮常制而不许，为此，“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如果诸葛亮去世，魏延可能会自以为申志展才之时已到，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
丞相府长史杨仪能制止得了魏延吗？魏延最不服的人就是杨仪，让杨仪制止魏延简直如同火上浇油。
军司马费祎能制止得了魏延吗？费祎雅性谦素，服人以礼不以威。每当魏延与杨仪的矛盾闹得不可开交时，费祎也只能“人其坐间，谏喻分别”。显然，在诸葛亮身后，一旦魏延坚持自己主张，费祎也不能进行强有力的制止。
姜维能制止得了魏延吗？且不说他人蜀时间不长，资格不如魏延，就说这职务吧，一个是征西将军，一个是征西大将军，仅差一个“大”字，级别却差多了。
谁都管不了魏延，蜀军的前途不外有两个：一个是由着魏延拿着蜀汉与曹魏抗衡的最后本钱去孤注一掷；一个是众人四分五裂，各行其是。无论哪种前途，都是对蜀汉军队的毁灭。
诸葛亮以生命的最后精力，做出了保存蜀汉军队的明智选择：撤军。但诸葛亮却没有料到，在他去世后，蜀军在撤军过程中却出现了一场轩然大波。
据《三国志·蜀书·魏延传》记载，蜀军撤军的过程是这样的：
诸葛亮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便将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召集在自己身边，部署撤军的行动。此次撤军，诸葛亮令魏延断后，姜维次之，如果魏延不从命，就让杨仪、费祎等率军撤退，姜维断后。
诸葛亮去世，蜀军严守秘密，不公开诸葛亮的死讯，而是遵照诸葛亮的布置立刻撤军。杨仪派费祎去见魏延，试探他对撤军的态度。
果然，魏延听见蜀军欲撤的消息，勃然大怒，说：“丞相虽亡，还有我在。丞相府中的亲近官属便可护送丞相灵柩还葬，我仍可留下率大军攻贼，怎能因一人之死而废天下大事呢？况且我魏延是何人，怎能让杨仪调遣，替他断后！”
费祎听了魏延一席话，心中暗暗佩服诸葛亮预料的准确。他刚要对魏延劝解几句，只听魏延又说：“杨仪为丞相府官员，让他回去。君为军中司马，当留下与我一起杀贼。你我二人联名发个文书，将此事布告诸将。”
费祎一听，心中暗暗叫苦：这不是要把我硬留下，和他一起违抗丞相遗令吗？想到这里，他灵机一动，骗魏延说：“将军留我，我无异议。只不过我得回去说服杨长史。杨长史是个文吏，不懂军事，我告诉他后，他一定不会违背将军之命。”
费祎这番话，魏延听着还算舒服，便放他回去了。
费祎走后不久，魏延又觉得不对劲。他觉得费祎此次前来，目的是劝自己与之一起退兵，怎会这么快就改变态度，帮助自己说服杨仪！他急忙派人去追，但已经来不及了。魏延又派人打探杨仪的动静，得知他已经布置诸军拔营而归了。
魏延听说后大怒，杨仪竟敢丢下自己率大军径自撤回，分明不把自己放在眼里。更使魏延生气的是，杨仪已在众军中广为散布说，魏延不愿撤军，欲率大军北降曹魏。当时魏延的前锋部队离诸葛亮大营仅十里，离褒斜谷北口很近，魏延便抢先退人斜谷南归，边走边烧毁栈道。
魏延这个举动，主观上或许是为了阻止蜀军后退，或许是为了难为杨仪，争取自己的主动地位，但在客观上却几乎帮了曹魏的大忙。当杨仪等人整军而还时，司马懿也得到了蜀军撤退的消息，他亲自率兵来追蜀军。多亏诸葛亮事先布置了姜维断后。足智多谋的姜维见司马懿追来，让军队反旗鸣鼓，作出一副要反击的架式。司马懿不知诸葛亮已死，又想起张邰的话：归军勿追。他急忙下令停止追击，全军返回。于是，杨仪结阵而去，从容退进斜谷。事后百姓知道了这件事，都传着一句谚语：“死诸葛走生仲达（司马懿字仲达）。”司马懿听到这个谚语后，自我解嘲说：“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也多亏司马懿不便料死，否则，蜀军撤时，后有追兵不舍，前有断道阻拦，那真是太危险了。
魏延抢先退到斜谷南口，一面布置军队阻击杨仪，一面派人去成都向后主上表，说杨仪率兵反叛。
杨仪一面伐树修道，昼夜兼行，一面也派出信使从小路回成都，向后主告急，说魏延举兵叛变。
魏延、杨仪，各自指责对方，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刘禅闹不清谁是真叛，便问侍中董允和留府长史蒋琬。董允、蒋琬都保杨仪而疑魏延，刘禅下令让蒋琬率宿卫宫省的诸营士兵北上救难。
蒋琬还没到，在南谷口杨、魏二人却已经打起来了。
魏延向杨仪军发动进攻，杨仪命大将王平率军抵御。王平面对魏延怒斥道：“丞相亡故，身尚未寒，你们怎么就干出这种事？”魏延理亏，语塞无话。魏延兵众见此，知道曲在魏延，纷纷离他而去。魏延众叛亲离，只带其子与数人向汉中逃去。杨仪派将军马岱紧追不舍，终于将他追杀。魏延的首级被送到杨仪面前，杨仪将其人头扔在地上，用脚踩着，恶狠狠地说：“奴才，你还能作恶吗？”
这就是被称为“南谷口火拼”的历史事件。
在史书所记载的这个事件中，给人印象最坏的是魏延。小说家说他生有反骨，天生就是一个造反的人，甚至在一些学者眼里，魏延也是一个危险人物。清代王夫之就认为“魏延雄猜难御，权亚于公，先人而挟孱主，实持蜀于掌腕。成者攘臂以夺汉，不成者举三巴以附魏，故亮病困，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这样可以使“大军退延不得孤立于外，杨仪先人而延又不得主于中，足见诸葛亮之计周矣”。
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人将“南谷口火拼”事件的责任，完全推到诸葛亮身上，如《诸葛亮与魏延、杨仪之死》一文，便系统地阐明了上述看法。现将其主要观点部分摘录如下：
诸葛亮在调解臣僚间矛盾时无能和缺乏原则。
处理群僚关系上的无原则和无能，使诸葛亮对魏、杨矛盾听之任之。
由于诸葛亮的这种听之任之的态度，魏、杨矛盾日趋恶化，最后达到拔刀相见的程度。这一文一武，并非同行，由于恃才自傲而相互诋毁，终于成为生冤家、死对头。诸葛亮身为主帅，当然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
诸葛亮在处理群僚关系上缺乏原则和有力措施，用人又求全责备。因此，他在内心深处反感魏延、杨仪；对二人矛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使矛盾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临终时又没有妥当处理，反而加深二人沟壑，造成两员干将相互残杀，不能不说，这是诸葛亮一生中的一个失误。
诸葛亮逝世后出现的这场退兵风波，不仅关系到魏延、杨仪本身的问题，还关系到了人们对诸葛亮的是非功过的评价问题。因此，作为反映诸葛亮一生业绩与过失的着作，不可能避开对退兵风波的认识。
我们认为，首先要辨别“南谷口火拼”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事件？
从表面看，“南谷口火拼”的冲突只有两方，魏延为一方，杨仪、费祎、姜维等为另一方。杨仪等人主张遵照诸葛亮的遗令撤军，魏延反对撤军，并预先撤到南谷口阻击蜀军，颇有造反嫌疑。士兵们不愿随魏延造反，纷纷离他而去，最后魏延被斩杀，又被杨仪诛夷三族。
但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魏延在“南谷口火拼”中的表现，是他由与诸葛亮战略思想的分歧发展到行为上的抗命的结果。魏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由此可见，魏延战略攻击的重点在关中长安，这和诸葛亮先占陇右，再进关中的战略是不同的。诸葛亮认为魏延的战略方针太过冒险，没有同意。魏延虽心里认为诸葛亮过于胆小谨慎，对自己的战略方针不被采纳耿耿于怀，但在行动上还是按照诸葛亮的战略方针行事的。建兴八年（230），魏延奉命西人羌中，于阳溪大破曹魏雍州刺史郭淮、后将军费曜，说明他对自己的战略方针仅作为保留，而在行动上是执行诸葛亮的战略方针的。至于说因为魏延说过诸葛亮胆怯，诸葛亮就对他怀恨在心，这种判断是缺乏根据的。诸葛亮并非心胸狭窄之人，他曾下教让将士勤攻己缺，绝不会因为魏延这句话而怀恨在心，况且魏延只是与诸葛亮意见不同，在行动上还是一致的。诸葛亮也不是专横跋扈，不允许不同意见存在之人。想当初，他和法正在好多方面是那样的不同，在对荆州问题上与庞统、法正也有分歧，但都能与他们以公义相处得很好，有什么理由认为诸葛亮会对魏延怀恨在心呢？在诸葛亮攻打陇右时，曹魏统帅司马懿不敢出战，手下将领说他“畏蜀如虎”。司马懿并未对他们怀恨在心，难道司马懿的胸襟比诸葛亮宽吗？史书上明确记载司马懿”内忌而外宽”，这恰好说明在当时部将批评主帅胆小不是什么令其难堪的事。既然如此，诸葛亮更不会对魏延的批评忌恨在心。
但是，诸葛亮去世后，魏延与诸葛亮北伐战略的分歧就发展为军事行动的分歧了，其具体表现就是执行撤军命令还是反对撤军。
魏延反对撤军，其心态是很复杂的。这种复杂心态至少有三个内容。第一，魏延想继续完成北伐大业。“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这句话就表现这种心态。第二，想表现自己。诸葛亮生前多次北伐都没取得预期的效果，在魏延看来，是他的战略方针不行。诸葛亮的逝世，正是他实施自己的战略方针，施展自己才华的好机会。史书记载“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即是说，许多人平时都不赞同他的战略主张，但魏延想通过继续留在前线实施自己的战略，来证明他比诸葛亮高明，进而使舆论推选他代替诸葛亮。因此，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撤军。第三，不服杨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这句话正充分反映出魏延的这种心态。
魏延的上述三种心态，第一种还可以说有为国的味道，后两种完全是出于个人目的。
不论魏延为公为私，违抗诸葛亮撤军的命令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是一种不顾全大局从而损害蜀汉利益的行为，因此，理所当然地引起杨仪、费祎、姜维等人的共同反对。
然而，当我们深入考察反对魏延这一派的力量时，就会发现他们的动机也是复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