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从离开隆中草庐加入刘备集团以后，诸葛亮的生活始终被繁重的公务和紧张的节奏占据着。
赤壁之战前，他为联吴抗曹而忙碌奔波；
赤壁之战后，他为在荆州立足而日夜操劳；
进入益州后，他为“跨有荆、益”而精心设计；
夷陵战败后，他为摆脱困境而苦苦思索；
刘备去世后，他为新的战略规划的制定和实施百般努力，与孙吴重结旧好，兴农植谷，闭境息民，深人不毛，平定南中……
建兴四年（226），征尘未洗的诸葛亮又投入了准备北伐的忙碌之中。
虽然忙碌，但诸葛亮的心情是轻松的。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修改过的新的战略方针已经初见成效。由于放弃了与孙吴争夺荆州的打算，使孙吴对蜀国战略意图感到放心，对与蜀汉重结旧好抱有诚意和信心。建兴二年（224），当蜀汉使者邓芝再次来到孙吴时，双方已经是开诚布公，坦诚相见了。在解释孙吴为什么要与曹魏结好时，孙权对邓芝说：“吴国因山民作乱，江边守兵撤回去很多去对付山民，边境力量虚弱，因此很担心曹魏乘虚而入。不料曹魏不但没有来攻，反而寻求和好。众臣都认为如今我们内有民乱，答应与魏和好，于我有利。但我又担心蜀汉不明吾心，对我产生猜疑。我吴国土地边外，间隙万端，而长江巨海，皆当防守。曹魏对我虎视眈眈，伺机而动，我怎能忘此主要危险而另有所图呢？”孙权这番话，向蜀汉表明了他对魏国和蜀汉的截然不同的态度。
由于南征的顺利结果，南中地区实现了纲纪粗定，夷夏粗安，郡守县令各司其职，大姓渠帅各尽其守，蜀汉朝廷不用再担心南中大规模叛乱的发生，不用分出很大的军事力量去维持后方的稳定。
虽然忙碌，但诸葛亮的情绪是振奋的。因为一个时期以来，不断听到有利于北伐的好消息。
诸葛亮南征班师凯旋，走到汉阳时，就听说魏新城太守孟达有叛魏降蜀之意。此时的新城，已经没有了当初诸葛亮跨有荆益、打通汉水时的重要地位。那时候，蜀汉跨有荆、益二州，荆州一路军队，担负着北攻襄樊的任务，而占领新城打通汉水，循汉水东下，南可附襄樊之背，有着配合荆州军的意义。那时候，曹魏的首都还设在许昌，从新城沿汉水东下，越过襄樊，再东北行可直指南阳，进围许昌。而现在，荆州已不再归蜀汉所有，进攻襄樊的荆州军已全军覆没，曹魏的政治中心也已经从许昌移到洛阳，不论从哪一方面讲，新城的战略地位已今非昔比。更何况，孟达是个反复无常之人，他最早追随刘璋，后又叛离刘璋归附刘备，以后又背刘备投降曹魏，如今又要背魏归蜀。很多人都认为孟达不足信，劝诸葛亮不要理他。然而，诸葛亮仍对此消息感到振奋不已，这倒不仅仅是因为蜀汉之重得新城和孟达，而是因为诸葛亮通过这个消息看出了曹魏统治者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正是蜀汉北伐曹魏的有利条件。
诸葛亮还听说，如今曹魏的关中守将是大将夏侯悖的儿子夏侯桥。这个夏侯楙与曹氏关系特殊，他娶了曹操的女儿清河公主为妻，是曹操的女婿。不但如此，他还与曹丕关系很好，所以，曹丕一即位，便任命夏侯桥为安西将军，持节，都督关中。但是，夏侯桥性无武略，怯而无谋，军事上没什么本事，但为自己营置家产私财却有一套。不但如此，他还喜好女色，蓄养了很多妓妾，为此，清河公主常常与他闹得不可开交。可以说，曹魏关中守将任非其人，而这正是蜀汉北伐的又一个有利条件。
蜀汉建兴四年五月，曹丕病逝，死前遗命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抚军大将军司马懿四人共同辅佐新即位的明帝曹叡。曹丕生前十分信任曹真，有意提拔他主持朝廷军务，所以因人设职，特意为他设置了中军大将军名号，以向大将军过渡。这种做法引起了曹氏宗族另一个人的不满。这就是曹休。他对曹真地位高于自己很不服气，当然，曹魏最高统治层中的这种矛盾诸葛亮当时不一定了解得很清楚，但经验告诉他，一个新皇旧主交替之际，常是各种积压已久的矛盾爆发的时期，也是对这个政权进行征伐的好机会。
虽然忙碌，诸葛亮的一系列举措仍不失大谋略家的潇洒风度。
为了保证北伐的胜利进行，诸葛亮转任李严为前将军，让他从永安移屯至江州，处理后方事务。
为了更有效地利用曹魏内部的矛盾，他亲自给曹魏新城守将孟达写信，信中说：“我去年南征，年底才返回成都。在当阳遇到李鸿，从他那知道足下仍怀有效命蜀汉之心，不禁慨然长叹。想足下平生之志向，岂是只为名声荣华而背叛蜀汉之人！唉，孟君，这全是刘封欺负您，损害先帝宽厚对待人才所致。此外，李鸿还叙述了您不信王冲挑拨离间之谎言的情形，说明您知吾心。品味您表明心迹之言，追怀我们共辅先主之谊，我真是依依东望，思念不已。仅以此信表吾心迹。”为了进一步争取孟达，诸葛亮又让李严也给他写信。李严给孟达写信说：
吾与孔明俱受寄托，忧深责重，思得良伴。
诸葛亮、李严是蜀汉政权最有权力的两个辅佐大臣，他们分别给孟达写信，使孟达感到了诸葛亮对他的重视，促使他早下决心，背魏归蜀。自从接到诸葛亮和李严等人的信后，孟达便多次与蜀汉秘密通信，图谋叛离曹魏。
为了取得孙吴对蜀汉北伐行动的配合，诸葛亮又给孙权写信，约他从东线出兵，信中说：
汉室不幸，王纲失纪，曹贼篡逆，蔓延及令，皆思巢灭，未遂同盟。亮受昭烈皇帝寄托之重，敢不竭力尽忠。今大兵已会于祁山，狂寇将亡于渭水，伏望执事以同盟之义，命将北征，共靖中原，同匡汉室。书不尽言，万希昭鉴。
有人认为，诸葛亮这封信是写于建兴十二年最后一次出祁山之前。其实，从文中的情调看，应该是写于建兴五年第一次出祁山之前。细细品味这封信的思想感情，与建兴五年所上《前出师表》有许多相似之处。
《前出师表》说：“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这种不负先帝重托，完成兴汉使命的思想感情，与信中“亮受昭烈皇帝寄托之重，敢不竭力尽忠”是一致的。诸葛亮第一次出师，情绪是高涨的，信心是十足的，“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这种战则必胜的情绪，与信中“今大兵已会于祁山，狂寇将亡于渭水”的表达是相同的。
为了使曹魏在自己讨伐前陷入被动，诸葛亮甚至把工作做到了曹魏的后院。
曹魏的北方及东北方，居住着乌丸、鲜卑等少数民族。曹魏政权对他们的政策远不及诸葛亮对南中那样开明，从曹操时就对乌丸进行征伐，在用武力将他们征服后，又对他们实行强制性的统治。曹操时，陈郡柘县人梁习任并州刺史。梁习到任后，对于太原乌丸的上层人物加以笼络，举荐他们到军府中去任职。对于下层群众，则选其强壮为士兵。每当大军出征时，这些少数民族部众不是当兵就是做苦力。为了防止他们逃跑，梁习还把这些士兵的家属送到曹魏当时政治中心邺城（治今河北临漳西南）作为人质。“其不从命者，兴兵致讨，斩首千数，降附者万计。单于恭顺，名王稽颡”。在梁习任并州刺史期间，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建安二十四年（219），曹操从汉中撤军，回到长安。曹操在离开长安时，为了防备卢水胡人，便把太原乌丸王鲁昔留在了池阳（治今陕西泾阳西北）。鲁昔的家乡在晋阳（治今山西太原西南），跟曹操远征汉中已经吃够苦头，如今又被留在池阳，回家的日子变得遥遥无期了。鲁昔有个漂亮的妻子，留在晋阳家中。鲁昔想家，更思念爱妻，他恐怕今生今世再难见到爱妻了，便不顾曹魏森严的军令，带领五百手下骑兵，偷偷溜回晋阳，准备将妻子偷出去，一同逃走。快到晋阳时，鲁昔为了不使目标太大引起曹军的注意，便把五百骑兵藏在山谷中间，自己单骑潜入城中，回到家里，把妻子带了出来。由于时间仓促，来不及寻找马匹，鲁昔夫妇便骑在一匹马上。尽管二人已改了装扮，但两人骑一匹马毕竟容易引起注意，出城时，有的人看出了这一骑上的二人是鲁昔和他的妻子。鲁昔善射箭，他的箭法在晋阳地区是有名的，曹兵畏惧，不敢去阻拦，更不敢去追击，只能眼看着他出城后再向梁习报告。梁习听到这个消息后，便命从事张景带着招募来的鲜卑骑兵随后追赶。鲁昔两人一匹马，骑重行迟，追兵一人一骑，风驰电掣。鲁昔还未来得及与山中五百骑兵会合便被追上，一阵乱箭之后，鲁昔夫妇双双中箭身亡。
鲁昔是太原乌丸王，是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尚且有如此遭遇，下层少数民族群众的境遇更是可想而知。正因为如此，曹操、曹丕父子在位时，鲜卑、乌丸与曹魏的矛盾是很尖锐的。魏文帝黄初六年（225），梁习讨伐鲜卑轲比能，“大破之”，正说明了这种矛盾的尖锐。
诸葛亮已经注意到了这种情况，为了增加曹魏与自己作战时的后顾之忧，他派人绕到曹魏的北方，与鲜卑渠帅轲比能取得联系。据史书载：“会亮（即诸葛亮）时在祁山。果遣使连结比能（即轲比能）。比能至故北地吕城”，与诸葛亮相呼应。
北伐在即，诸葛亮对内调兵遣将，秣马厉兵；对友申之以盟义，以求得另一支钳臂的配合；对敌则利用其矛盾，对其进行分化瓦解。这种统筹全局的谋略是何等深远，这种调动敌我友中的一切积极有利因素的举措是何等高明。
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一声出发的号令了。然而，诸葛亮却忽然觉得号令难下了。尽管他对北伐充满了信心，但他清楚地知道：此次北伐绝不同于南征，他所面临的敌人要比南征时强大得多，难对付得多！要想取得预期的北伐效果，决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也许要用一年两年，或许要用三年五载或者更多的时间。
他忽然有一种将要出远门的父亲，把一群孩子丢在家里的感觉。历史上将领统兵出征的事并不少见，但怀有诸葛亮这种心态的绝无仅有。
楚汉相争时，韩信被汉王刘邦拜为大将，统帅汉军东出陈仓，平定三秦，然后出关东，与项羽争天下。韩信当时的心态很简单，他认为自己就是个统兵的，所带之兵多多益善；而汉王刘邦是个统将的，自己应该受刘邦指挥。他所考虑的，是汉军打出汉中的种种有利条件：刘邦能“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
作为最高首领领兵出征的有周武王。武王伐纣，有绝对获胜的把握。商纣王的暴政，引起了各诸侯国的不满，武王观兵于盟津，诸侯以为武王要伐纣，不期而至者八百余人。商纣王在国内的统治“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在这种情况下，武王伐纣感觉是稳操胜券的。
作为最高首领率众出征的，刘备取益州也是一例。刘备率军人蜀，虽无必胜的把握，但他当时的大本营荆州有诸葛亮亲自坐镇，有关羽、张飞、赵云等猛将率重兵相守，因此临行心中是踏实的。
诸葛亮的率兵出征不同于韩信。他是蜀汉政权最高决策人物，他所考虑的，不仅仅是如何使北伐获胜，如何使预期目标实现，还要考虑整个蜀汉的治国大计，考虑蜀汉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发展。
诸葛亮的率兵出征又不同于周武王。他所面临的敌人并不像纣王统治的商朝那样腐朽透顶，而是一个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都处于发展阶段的政权。无论从国土面积，还是经济、军事力量方面，诸葛亮所在的蜀国都远远比不上他所要征伐的魏国。这就意味着诸葛亮北伐曹魏，若想要像周武王伐纣那样摧枯拉朽，毕其功于一役，是根本不可能的。
诸葛亮的率兵出征也不同于当年的刘备入蜀。新即位的后主刘禅，政治才干平庸，而新培养的一些人才又是第一次独立担当起治国大任，因此诸葛亮不可能像当年的刘备人蜀一样，对后方毫无牵挂。
出征前诸葛亮的心态是特殊的。他没有韩信东进的单一，没有武王伐纣的轻松，没有刘备人蜀的踏实。
出征前诸葛亮的心态是复杂的。这种复杂的心态充分地体现在他的《前出师表》中。让我们细细地品味一下这流传千古的《前出师表》吧：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神、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这令人荡气回肠的千古名篇，反映了诸葛亮当时的复杂心态，这种复杂的心态，既有对蜀汉政治的忧心，又有对后主刘禅的关心；既有周密安排人事的苦心，又有报效先帝知遇之恩的忠心；既有攘除奸凶兴复汉室的壮心，又有谋取胜利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