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等待苏轼兄弟的究竟是一场怎样的政治风暴呢？就是着名的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为什么要变法？这还要从宋王朝的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说起。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以后，他吸取唐王朝因藩镇割据而最终亡国的教训，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把全国的军权、财权、行政权等统统集中到自己手中。这虽然保证了国家秩序的稳定，但也带来许多弊端。比如宋太祖一方面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武将的兵权，交给文臣掌管，一方面又常常调换、换防各地军将、士兵，目的在于“兵不识将，将不识兵”，避免出现军阀拥兵自重的局面，但这样一来却大大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
对于地方政权机构，朝廷也实行分散权力、互相牵制的措施。例如，地方政府设置知州为地方行政首长，又设置通判，是为副首长。然而通判往往由朝廷派遣京官充任，虽然是副职，却有权直接向皇帝上奏。地方事务也由知州与通判共同处置。这种安排当然是为了防止出现地方政权专断独行，但是也会造成行政资源内耗、行政效率低下等弊端。当时官场上流传一个笑话：有个人爱吃螃蟹，他要求去担任知州，有人问他愿意去哪里，他回答道：只要是有螃蟹而没有通判的地方就行（事载宋·欧阳修《归田录》）。由此可见知州与通判的紧张关系。
再比如财政，对内，朝廷要求地方财赋大多数上交中央。而北宋朝廷优待百官，宋朝官员的俸禄在中国封建朝代中是非常高的。当时宰相一个月的俸禄有五十多万文，按照那时的物价，一斗高价米也不过五十文，这五十万文能买一万斗（十二万斤）高价米。随着官僚机构的极度膨胀，用于官员俸禄的财政负担越来越重。对外，北宋一直处在辽、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之中，为了换得暂时的和平，宋朝每年向西夏交纳七万两白银，五千匹绢，三万斤茶叶，向辽国交纳二十万两白银，三十万匹绢，这又是一笔沉重的经济负担。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二十岁的宋神宗即位后，决心锐意变法，富国强兵。王安石就是他相中的主持变法的最佳人选。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二月，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建立负责变法的专门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统筹改革户口、赋税、财政收支、粮食漕运、工商收入、兵器制造等关系国计民生的事宜。在财经、军事等方面推行一系列的新政策，其核心目的在于强国富民，缓和国内矛盾，巩固朝廷统治。
但是变法的大幕刚刚拉开，就遇到了空前巨大的阻力。北宋王朝是个需要求变图新的社会，又是一个习惯成自然的保守社会，新法一出台，就在朝廷上下引起了激烈的论争。总的来看，变法派的代表是王安石，反对派的代表是司马光，两派的观点简单归纳起来就是：
变法派说：要迅速打破烂摊子，尽快重建新规矩；反对派说：还是维持老规矩，慢慢改掉老毛病。变法派说：国库空虚，要用行政权力监管经济，将财富从地主商人的手里赚回来，装到国家的腰包里；反对派说：你这是与老百姓争夺利益，会扰乱经济秩序。
这真是一桩难断的官司。
从原则上来讲，王安石变法是对的，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宏观调控，增加国库收人也是对的。关键在于：如何把握行政权力干涉经济生活的分寸。国家行政过度干预经济生活，肯定会出问题。而变法派一出问题，反对派们就开始提意见、乱拆台，造成变法派越来越刚愎自用甚至专权独裁，于是两派形成剧烈的政治斗争。只要有一方斗争获胜，就立刻打击报复对方。这样一来，不仅变法寸步难行，而且造成了混乱的政治局面。
当时朝廷有五位宰相，曾公亮老迈不吭声，富弼多病总告假，唐介不久即病逝，赵拚连声只叫苦，只有王安石虎虎有生气，当时人称这个宰相班子是“生、老、病、死、苦”（事载宋·朱熹等《宋名臣言行录》）。朝中还有很多社会声望较高的老臣或者称病引退，或者自求外任，以消极抵制的方式表示他们的不满。但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他们一如既往地坚持推行变法革新政策。由于原有官吏的引退、罢免、外迁，王安石不得不大量起用新人，一些投机取巧的小人乘机混入变法者队伍。
当时流传这样一则笑话：一天，一个皇家马戏班子的小丑故意骑着一头驴来到百官朝拜的大殿外，大模大样地要进去。卫士阻拦说：驴子怎么能够进朝廷？这个小丑故作惊讶地说：现在不是凡有脚的都能上朝廷吗？这说明变法派在选拔人才方面的确存在很多的问题，严重损害了变法派的形象。
这就是当时的朝廷：变法派与反对派唇枪舌剑，怒目相向；变法举措纷纷出笼，如火如荼；人事调整大起大落，鱼龙混杂；社会舆论是非难辨，人心惶惶。为父亲守丧期满的苏轼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重返京城，担任殿中丞、直史官，差判官诰院（负责颁发官吏授官凭证机构）。那么，面对这样的局面，苏轼究竟会站在哪一边呢？苏轼不赞同王安石的变法，他是个典型的反对派，原因非常复杂，简单概括主要有三点：
一、苏轼认为，变法的关键主要在用人而不在改革现行体制，他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是要动摇朝廷的根本制度，同时在用人方面存在重大失误，所以坚决反对。
二、苏轼认为，针对当时的朝政局面，变法应循序渐进，不应急躁冒进，他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方式过于激烈，所以坚决反对。
三、苏轼与一大批反对变法的元老重臣、名门贵戚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渊源关系，这些大臣的态度影响着苏轼的政治立场。
总的来说，苏轼希望能够进行和风细雨式的改良，他不能接受疾风暴雨式的革新变法。客观地讲，三十多岁的苏轼当时对北宋王朝的社会弊端、社会问题认识还不够深入，他的从政经历还不很丰富，对于王安石变法的积极方面认识不足，消极方面则估计得过于严重，总的来说，他在政治上是个保守派。苏轼给神宗先后上《议学校贡举状》《谏买浙灯状》《拟进士对御试策》《上皇帝书》《再上皇帝书》等多封奏章，系统阐述自己反对变法的理由和态度。
他告诫皇帝，现在的变法：“譬如乘轻车，驭骏马，冒险夜行，而仆夫又从后鞭之，岂不殆哉！臣愿陛下解辔秣马，以须东方之明，而徐行于九轨之道，甚未晚也。”（《拟进士对御试策》）意思是说，现在的变法，就好比有人在深更半夜坐着马车奔跑在山间小路上，前面是骏马狂奔，后面是马夫拼命地鞭打，随时都有车毁人亡的危险。希望陛下解下马鞍，喂饱骏马，等到天亮后在大路上慢慢行走，也并不晚啊！
他警告皇帝：如今的为政之道、变法举措，就好比医生在患者身上用毒药，以性命的死生来检验药效。大宋百姓，都是陛下的子民，难道可以用他们来试验毒药的药效吗？如今的变法之政，小用就会有小失败，大用就会有大失败，如果一意孤行不加以制止，终究会导致国家大乱败亡。我并不是在危言耸听，自古国家存亡都寄托在百姓、军队、官吏、士人等四类人心之上，朝廷失去了这四类人心，就会发生变乱。如今陛下占有所有这些不利的因素（见苏轼《再上皇帝书》）。
宋神宗一向很欣赏苏轼的才干，他曾经当面询问苏轼对变法的意见，表示即便是当面指出自己的过错也不会怪罪。苏轼的回答果然也不客气，他说：“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苏轼《上皇帝书》）意思是说：陛下英明神武、天纵英才，不可谓不英明、不勤勉、不果断。但是：一、太急于求成；二、提拔官员太快，都是些“直升机”干部；第三、耳朵太软，什么意见都听。请陛下静下心来，细心观察，徐徐图之。神宗对苏轼的这三点意见非常重视，表示一定深思熟虑，认真改过。
当时，王安石为了统一国内的舆论思想，着手重新解释儒家经典着作。他规定，自己的解释是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苏轼对这种做法极为反感，当时流传着许多苏轼嘲弄王安石学术观点的笑话。比如，当时王安石发明了一种标新立异的文字学，它对汉字的结构意义重新解释。一次，苏轼问王安石，波涛的“波”怎么解释，王安石回答：水之皮。苏轼马上说：那滑冰的“滑”不就是水之骨吗？又一次，王安石问苏轼，斑鸠鸟的“鸠”怎么解释？苏轼回答：《诗经》上说，一公一母两只鸬鸠（布谷鸟）停在桑树上，它们的孩子共有七个（鸬鸠在桑，其子七兮）。这一公一母两只鸟加上七只小鸟一共是九只鸟，所以鸠字左边一个九，右边一个鸟啊。王安石深表赞同，过了好一会儿，才醒悟过来，是苏轼在戏弄他（事载宋·曾慥《高斋漫录》）。
苏轼的一系列反对变法的言论以及真真假假的嘲弄之语让王安石非常恼火和气愤，这些言论会助长反对派的嚣张气焰，会给变法造成损害！所以他要想方设法削减苏轼的影响力。
宋神宗先后两次想让苏轼担任重要的官职，王安石均表示坚决反对，他对神宗说：“苏轼确实有才华，但学问的路子不正，像苏轼这样的人，其学问很少能够有用于世，反而会有害于世，陛下不可不明察。”（语载清·黄以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一来二去，神宗皇帝对苏轼也有点儿看不顺眼了，他曾对司马光说：“苏轼并不是一个道德品质好的君子，我觉得你对他并不了解。”（语载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4）而改革派的一些爪牙们已经开始罗织罪名，打算拔掉苏轼这颗眼中钉、肉中刺。苏轼深知，再在朝廷这个是非之地呆下去，肯定会惹火烧身，于是他主动向皇帝申请离开京城到外地去做官，他想，无论怎样，在地方上总能为百姓做点实际的事情。
说实话，神宗很希望才华卓着的苏轼能够留下来参与变法，但这显然不可能，神宗只好批准了苏轼的请求，他在批示中写道，派苏轼去安徽颍州担任知州（相当于今市长）。可宰相办公室却改为担任通判（相当于今副市长）。更有趣的是，神宗笔锋一转，又改为：派苏轼去杭州担任通判。杭州城风景秀丽、物产丰饶，富甲一方，到这里做官可是一个大大的美差，宋神宗对苏轼真可谓用心良苦啊（事载《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4）！
这一年，苏轼三十六岁。
苏轼这次外任杭州担任通判，固然是为了躲开是非之地，但也是第一次担任大城市的行政官员，这对他的政治才干是个巨大的考验。杭州任期满后，按照宋朝官制三年期满一调任的规定，他还先后被调往密州（治所在今山东诸城）、徐州（今属江苏）、湖州（今属浙江）担任知州，前后算起来有八年时间。
那么，在这八年时间当中，苏轼这位科举考场上的成功者，在实际工作岗位上是考“糊”了，还是考成功了呢？苏轼总是抨击新法、抨击王安石，那么他自己到底有没有实际的治国才能呢？他会不会也像李白、杜甫那样，只是个诗文高手，在政治上却施展不开呢？在繁重的行政工作面前，这位大文人还能否做到行文如流水、潇洒任自如呢？
先说说最有代表性的地方行政工作。
苏轼这八年的地方工作，最引人注目的业绩是在徐州担任知州期间。徐州位于黄河下游，最大的问题是黄河水患。苏轼刚到任不久，黄河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徐州地区连续大暴雨，洪水来到徐州城下，水位高达两丈八尺九寸，高出城中平地一丈零九寸，随时有可能冲毁城墙，淹没全城，形势万分危急。在这紧要关头，苏轼沉着果断，表现出高度的组织才能，分步骤展开抗洪抢险。
第一步，稳定民心。洪水来临时，徐州城中的有钱人纷纷要求出城避难。苏轼深知如果民心大乱，徐州不保，他慷慨激昂地表示，城中富户如果弃城逃命，必将使得民心动摇。只要有我苏轼在，洪水决不可能冲毁徐州城！将要走的人劝回城中，稳定了人心。
第二步，迅速调集五千民夫日夜加固城墙。
第三步，他亲自冒雨请求驻防徐州的禁军提供支援。宋朝禁军的调动直接听命于皇帝，地方官不能擅自调配。但眼下情况紧急，在苏轼的再三恳求下，禁军将领集合全体官兵奔赴抗洪第一线。在军民的共同奋战下，终于在最大洪峰到来之前，在徐州东南方向筑起了一道长九百八十四丈、高一丈、宽二丈的大堤，确保了徐州城的安全。
第四步，他召集水利专家商议决定，立刻开凿徐州北部的清冷口，将围困徐州的洪水引入黄河故道，从根本上解除威胁。
第五步，调集人手和粮食，援救城外被洪水围困的百姓。
这些天里，苏轼整天身披蓑衣，脚穿草鞋，拄着木杖，指挥抗洪抢险，累了就打个盹儿，渴了就喝一口凉水，饿了就啃一块饼子。这场洪水围困徐州七十多天，随着洪水回归黄河故道，徐州城终于解围了！百姓们欣喜若狂，载歌载舞。
苏轼也高兴，但他有更长远的计划。为了确保徐州的长治久安，他向朝廷递交了修建徐州防洪大堤的计划与预算报告。第二年，朝廷给徐州拨款两千四百一十万钱，准许徐州动用地方财政六百三十四万钱，粮食十万多斤，用工七千多人，修筑大堤。神宗皇帝还专门下诏表彰苏轼在抗洪中的卓越表现（事载苏轼《奖谕敕记》）。八月中旬，徐州防洪大堤竣工，苏轼特别在大堤旁修建了一座十丈高的楼台，取名黄楼，取黄土克水之意。远在南都（今河南商丘）任职的苏辙还专门撰写《黄楼赋并叙》，为兄长志贺。
徐州的抗洪抢险只不过是苏轼八年地方行政首长工作的一个侧面。地方工作大都非常具体甚至琐碎，需要对实际问题有详尽的调查研究，需要拿出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老百姓才能满意。比如在杭州，苏轼与其他官员精心研究修整方案，历经周折，终于修复了坍塌废置的水井，解决了杭州居民长期吃水难的大问题；比如在密州，严重的蝗虫灾害使得百姓流离失所，苏轼就走向田间地头，与百姓一起研究剿灭蝗虫、预防蝗虫和援救孤儿弃儿的方法，努力将蝗灾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八年的辛勤工作证明，苏轼不是书呆子，是个有较高行政才干的好官。可是八年当中，工作这么忙，这么累，苏轼还能写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吗？还能在文坛上独占鳌头吗？回答是肯定的，事实上，恰恰由于多年地方工作的锻炼，使苏轼的眼界更加开阔，思想更加深刻，从而锻造出许多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
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在苏轼的眼中，杭州西湖简直比美女西施还要美一百倍：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
说得多好啊，我们一想到西湖，脑海里就浮现出这首诗来。“西子湖”也因此成为西湖的别名。苏轼在杭州创作了大量诗歌，后来结为《苏子瞻学士钱塘集》刻印出版，奠定了他在当代诗坛的地位。苏轼在杭州留下许多优美的诗篇，也留下许多浪漫的故事。就说一个女粉丝的故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