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北宋最大的文学家，但他从来不以一代文宗、文坛领袖自居自傲。在他看来，能够与苏门诸学子交游是人生的一大乐事，是造物者对他的厚爱，他说：
每念处世穷困，所向辄值墙谷，无一遂者。独于文人胜士，多获所欲。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之。今足下又不见鄙，欲相从游，岂造物者专欲以此乐见厚也耶？（《答李昭圮书》）
显然，从苏门的形成与发展来看，他们不是以社会政治地位、官爵高下、利禄得失为基础、为前提聚拢在一起的，而是本着大体相近的政治理想、生活态度、文化志趣、文学好尚，本着景仰苏轼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仁者胸怀与卓越才华而汇聚在他的门下。所以，对苏轼而言，他本无意自立门户而门户自然形成，也正因为如此，苏门诸学士在政治倾向与文学创作上，都保持了个人独立的见解与风格。
在苏轼的影响下，苏门文人一方面以群体的力量继承发扬前辈文人的文学事业，同时各自独特的文学个性也得以自由发展，这是元佑时代能够出现文学艺术全面繁荣的重要原因。苏门学子不仅造就了元佑文坛的辉煌，而且由文学而国事，对那个时期的政治生活也产生了诸多积极的影响。
苏轼以“临大节而不可夺”的政治品格、旷达超然的处世态度，体现了儒家君子的卓越风范，这种独特的人格魅力深深吸引着苏门诸学士。在苏轼言传身教的影响下，他们将个人人格的独立与完善作为立身之本，进退出处，大节无亏。也正因为如此，苏门内部真诚而牢固，历久弥坚。他们在剧烈的政治波折中虽屡遭贬谴，却始终能够互相劝勉、互相鼓励、相互扶持、共渡难关，对苏门的政治立场、观点姑置不论，仅就这种始终如一、坚守不变的政治品格、政治道德，就非常值得世人尊敬，也令那些朝三暮四者为之汗颜。
宋神宗元丰三年二月，苏轼贬任黄州团练副使。在黄州的五年，是苏轼人生观的转捩点，“乌台诗案”的牢狱磨炼，让苏轼的人生境界跨向另一个高度；虎口余生，使他的内心慢慢趋向于冷静而闲适；勤读佛书，令他的性格转向旷达而超脱。
苏轼饱尝宦海浮沉，三迁三贬，其间的经历与感悟却让他登上了文学创作高峰。苏辙曾说，在苏轼贬谪黄州之前，当世学者中，能够与自己相“上下”的只有兄长苏轼。但当苏轼“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也。”（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轼自己也颇为自得地说：“近者新阕甚多，篇篇皆奇。”（《与陈季常书》）
从黄州时期开始，苏轼的文学创作呈现出“变”与“新”的特点。他写下了一系列抒发人生感慨和歌咏自然山水的作品，如最为人乐道的“赤壁三咏”（《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此外还有其他的记游作品，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是苏轼被贬至黄州后的第三个春天所写的词作。那天，他与友人走在沙湖道上，突然遇到一阵风雨。同行的人，有的盲目奔跑开去，有的到处找地方躲雨，个个显得狼狈不堪，但苏轼却完全不以为意，拄着竹杖穿着芒鞋，在雨中从容前行。此处由风雨的一角推向整个人生，照应出“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表现出不畏人生坎坷，处变不惊、安之若素的超然情怀。苏轼历经了多年的政治风波，自然界变化中的雨晴既属寻常，那社会人生中的政治起落、荣辱得失又何尝不是如此？既属寻常，那无论是“荣、得”之际或是“辱、失”之时，又何必在意？
元丰七年（1084），苏轼因神宗手诏“人才实难，弗忍终弃”而量移汝州团练副使。正月二十五日，苏轼离开黄州。四月二十四日，在好友刘格与参寥和尚的陪伴下，往游庐山。苏轼本因“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见，殆应接不暇”而“发意不欲作诗”（《东坡志林》）。但是，苏轼游山的消息早已不胫而走，所到之处，山中僧俗纷纷前来致意。苏轼兴之所至，不觉脱口吟道：
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
可怪深山里，人人识故侯。（《初入庐山三首》其一）
青山若无素，偃蹇不相亲。
要识庐山面，他年是故人。（《初入庐山三首》其二）
秀美的庐山高耸人云，缭绕变幻的云雾将它轻轻遮蔽，宛若一位娇羞的美女，总是不肯露出美丽的容颜；如若要看清这庐山的真面目，还得数次来游庐山，方能得到她的信任，方能如老朋友般地与她亲近。
半月之后，在东林寺长老常总和尚的陪同下，苏轼又游览了西林寺。此时的苏轼已不再像刚来庐山时，觉得庐山“不相亲”，但却依然能感觉它“偃蹇”如旧，神秘莫测。同一座山峰，同一种景物，但身处不同的位置，从不同的距离、角度来观察，竟可得到截然不同的印象。下山之前，苏轼在西林寺壁上题诗一首：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
这首诗算是苏轼庐山之行的一个总结。在前面的诗中，苏轼说“要识庐山面，他年是故人”，强调反复体验对认识真相的重要性。这首诗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强调的是跳出局部，通观全局，从整体来认识事物的真相。换言之，身在局中以我观物，往往因困于局中而不能通达全体。正如看庐山，横看与侧看，远看与近看，站在高处与低处看，看到的景致往往不同。身在庐山，往往见林不见山；常在庐山，更是容易将庐山之美失为平常，而丝毫不能觉察出庐山之美了！
五月，苏轼告别庐山，来到鄱阳湖边的石钟山。与庐山相比，石钟山也许丝毫不能激发起大文豪苏东坡的游兴，但它却也是一座非常神奇的山，正因为此，苏轼才不惜绕道深夜前往探访。
关于石钟山名字的由来，有两种解释：郦道元认为是因为山脚下有深潭，水石相击，声如洪钟，因而得名；唐代李渤却认为是因为这里有两块石头，被敲击时发音类似钟声的缘故。苏轼对李渤的结论大不以为然：敲敲天下的石头，大都会发出高亢、浊重的声音，问题是，为什么独独称这座山为钟山呢？钟之为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俗话说，眼见为实，正好，自己眼下也并不急着去汝州报到，于是便借着送儿子苏迈去德兴就任县尉的机会到石钟山实地勘察了一番。
六月九日，苏轼父子俩来到湖口石钟山。暮夜，皓月当空，他与苏迈乘舟至石钟山下，听闻水上似有钟鼓齐鸣，仔细查看，原来山下多有石穴缝隙，波涛涌人，激荡回旋，发出巨大的轰鸣。小舟徐行至上、下钟山之间，发觉有巨石砥柱中流，其石中空，上有洞穴，大风呼啸人内，洪涛起伏其中，风水搏击，往来冲撞，犹如猛兽奇鬼在大钟内兴风作浪，如何能不发出“窾坎镗鞳”的声响？更与先前的“噌眩”之音相和，不叫石钟山叫什么？
看起来，郦道元的解释并没有错，所以苏轼对儿子说“古之人不余欺也”。但郦道元韵解释显然过于简略，以致令人难以置信；李渤虽躬自考察，精神可嘉，但浅尝辄止，自以为得计，殊不知仅得表面之皮毛，其中真相犹不得知！那些高高在上的士大夫，虽然有文化有见识，却绝不肯在森然可怖的月夜乘舟考察什么石钟山的；一般的水工船夫虽然明白其中的原因，但谁也不会意识到这样的事情有什么离奇，既懒得对人家讲，更不会用笔写下来，一段千古悬隔的“石钟山命名之谜”就这样延续了好几百年，最终探明根由并以生花妙笔了却这段悬案的，居然是苏子瞻这样一个被贬偏郡的闲散犯官！
当然，如果不是苏子瞻，《石钟山记》这篇准地质考察报告又如何能够写得如此惊心动魄、异彩纷呈？天下人又有谁能够得知这个小小的石钟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