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
八月间一个闷热黏腻的傍晚，距离临产还有两个星期，阿西玛·甘古利站在中央广场公寓的厨房间，往碗里拌着脆米牌麦片、种植者牌花生仁[1]和红皮洋葱片。她加了些盐、柠檬汁、青辣椒丝，心想要是能有点芥末油就好了。怀孕以来，阿西玛就一直在吃这种杂拌零食，一种味道不够地道的仿品；原汁原味的在加尔各答街边、在全印度的火车站月台上都有卖的，花不了几分钱，就能买到满满一报纸卷筒。她就馋这一种东西，哪怕眼下肚子里已无处可容了。阿西玛撮起手掌盛了一点尝尝，皱了皱眉头；老样子，总是觉得缺了点什么。她若有所失地呆望着橱台后边的插孔板，那上面挂着她的炊具，都有点油腻腻的。她捞起莎丽的摆边，擦了擦脸上的汗。站在灰色带斑点的亚麻地毯上，肿胀的赤脚有点儿刺痛了。骨盆也让胎儿的重量压得生痛。她打开橱柜——里面几层隔板都铺着脏乎乎的黄白格子花纸，她一直在说要换掉——伸手尽力去够另一只洋葱，拉扯那又干又脆的红皮时，她又皱了皱眉。这时一股莫名的暖热在腹部汹涌而起，紧接着一阵剧烈的收缩，疼得她直不起腰来，只能无声地喘气，洋葱也“咚”的一声掉在了地板上。
疼痛稍定，没想到又是一股更为持久的痉挛。在厕所里，她看到内裤上宛然有一道暗红的血迹，便大声呼唤丈夫艾修克。艾修克是麻省理工学院电子工程系的博士生，此时正在卧房里用功。他埋头于一张四方小牌桌上，床沿做了他的椅子，而他们这张床是由两个单人床垫拼接而成，上面盖着红色和紫色花样的蜡染床罩。呼唤艾修克时，阿西玛并不喊他的名字。尽管这名字她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但想到丈夫时，却从来不会联想到名字上去。她跟从了他的姓，却不肯呼唤他的名，仿佛那是她的私产。直呼丈夫的名字，不是孟加拉妻子们做的事情。恰如印度电影里的吻或爱抚一样，丈夫的名字是很私密的东西，因此不能说出来，须巧妙地用别的什么掩盖过去。所以，她从来不喊艾修克的名字，而是用一句问话代替，意思大约是“你在不在听哪？”
黎明时分，他们叫了一辆出租车，载着二人穿过剑桥空无一人的街道，驶上马萨诸塞大道，经过哈佛园，来到奥本山医院。阿西玛登记入院，回答一些有关宫缩的频度和持续时间的问题，艾修克则在一旁填表。护士把她安放在轮椅上，推着她穿过几条洁净明亮的走廊，轻快地进了比她家厨房还要宽大的电梯。在产科层，她分到了楼道尽头病房里一个靠窗的床位。他们要她脱下穆希达巴德[2]丝绸的莎丽，换上一件棉布花袍。袍子短得只到膝盖，让她有一点点害臊。一位护士主动帮忙把莎丽折叠起来，可是长达六码的莎丽滑溜溜的不好收拾，她终于有些气恼，便胡乱塞进了阿西玛的蓝灰色衣箱里。阿西玛的接生大夫阿希列医生，是一位瘦瘦高高、相当精神的男人，长得有点像蒙巴顿勋爵，两鬓漂亮的浅棕色头发整齐地往后梳着。他过来查看一下进展。胎头位置很正，已经开始下降了。他说还在早期产程，只开了三厘米，宫颈刚开始软化。“你说‘开了’，是什么意思啊？”她问道。于是阿希列医生并起两根手指，然后张开，向她解释为了让婴儿娩出，她的身体所必须经历的不可思议的过程。阿希列医生告诉她，这个过程需要一些时间；她又是第一次怀孕，分娩可能需要二十四个小时，说不定更长一些。她找寻艾修克的脸，而他已经退到医生拉起来的帘子外头去了。“我等会儿再来。”艾修克用孟加拉语跟她说了声。接着一个护士插话道：“不用担心，甘古利先生，还早着呢。她就交给我们了。”
现在她孤零零一个人了，产房里另外三位产妇也都各有帘子围起来。其中一位产妇的名字，她从零星的谈话中得知是贝弗莉。另一位叫洛伊丝。她的左边躺着卡洛尔。“该死的，你个该死的！我受不了了！”她听见一个产妇叫喊道。接着是一个男人的声音：“我爱你，宝贝儿。”这些词儿，阿西玛从来没有从自己丈夫口中听到过，也从不指望听到；本来就不会这样说出来的。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独睡，周围还都是陌生人；以前不是睡在父母房里，就是枕边有艾修克陪伴。她希望帘子开着，这样就可以和那几个美国女人聊聊。也许她们当中有谁生过孩子，能给她讲讲还会发生什么事。然而她猜测，美国人尽管在公共场合亲热示爱，尽管喜欢穿迷你裙比基尼，尽管在街上牵手而行，尽管在“剑桥大众”餐馆里挤作一团，他们还是不喜欢别人打扰的。她张开手指，轻轻抚着紧绷的、滚圆如鼓的腹部，心里想着这会儿小东西的手和脚该在哪里呢。孩子已不再躁动，这几天除了偶尔有点不安分之外，她已感觉不到他撞、踢、挤她的肋骨了。她琢磨着自己是不是医院里唯一的印度人，这时宝宝轻柔地抽动了一下，她才意识到，严格说来，自己其实并不孤单。阿西玛觉得怪怪的，孩子将出生在一个人们来此大抵是为了受罪或等死的地方。米色的地板砖，米色的天花板格，白色的紧紧掖进床垫下的床单，没有一样让她感到舒适的。在印度，她暗自想道，女人都回娘家生孩子，远离丈夫、公婆和家务烦扰，短暂地再次回到孩童时代，迎接小生命的到来。
又一阵宫缩开始了，比上一股更加猛烈。她叫喊起来，头使劲儿压着枕头，手指紧紧抓住产床冰凉的护栏。没有人听到她的叫喊，没有护士赶到身边来看看。按医生的指示，她要记一下阵缩的持续时间，于是她看了一下手表。那是父母祝愿她一路平安的礼物；上次在机场离别的时候，她又慌乱又迷惘，哭得满脸是泪，他们是悄悄给她戴上这块表的。那是她平生第一次坐飞机旅行。那架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VC 10型客机，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在观景台上她的二十六位家人的注视下，飞离达姆达姆机场，越过印度那些她从未涉足的地方，飞向印度之外更遥远的天际。直到这时，她才留意到这块手表，藏在戴满双臂的铁的、金的、珊瑚的、贝壳的结婚手镯之中。眼下，除了手表，她还戴着个塑料圈，套着一张打印标签，标明她是这所医院的病人。她翻过手表，让表面贴着手腕的内侧。手表的背面，一圈防水、防磁、防震字样的中心，镌刻着她婚后姓名的起始字母，A.G.[3]。
他乡的分分秒秒在她手腕脉搏跳动处嘀嘀嗒嗒。有半分钟时间，她的腹部为一圈疼痛所包缠；那股疼痛朝背部发散，又迅速传到腿上。然后，与上次一样，缓解下来。她摸着手指计算印度的时间。拇指尖一节一节滑过指背上梯子似的棕色关节皱褶，停在了第三根手指中间：加尔各答比这儿早九个半小时，现在已是晚上八点半了。阿姆赫斯特大街她父母的公寓里，就是这个时候，用人正在厨房倒热气腾腾的饭后茶，安排马利饼干盘。她的母亲，马上就要做外祖母了，这时站在妆台的镜子前，正用手指解开齐腰长的、依然黑多白少的头发。她的父亲伏身于窗下墨迹斑斑的斜桌上，一边画着速写，一边抽烟，听美国之音。她的弟弟拉纳，趴在床上准备物理学考试。她能清楚地想象出起居室里灰色的水泥地面，感觉到即使天再热，脚底下也有的实实在在的凉爽。粉红色灰膏墙的一端赫然挂着她已过世的祖父的巨幅黑白照；另一端则是一个壁龛，装有毛玻璃门，里面塞满了书和纸，还有她父亲的水彩颜料罐。一时间，胎儿的重量仿佛消失了，眼前只有那些想象中的情景；可是这些情景很快又被碧蓝如带的查尔斯河、浓密葱绿的树顶和纪念厅大道上穿梭来往的汽车取代了。
现在是剑桥上午十一点。医院的日程总要提早一些，所以已到了午餐时间。一只盛着热苹果汁、果冻、冰激凌和冷盘烤鸡肉的托盘，送到了她的身边。友善的小护士帕蒂，手上戴着钻石订婚戒指，帽子下边露出一绺微红色头发，她告诉阿西玛不要碰别的，只吃果冻和苹果汁。这倒没关系，就算允许她吃，阿西玛也是不会碰鸡肉的。美国人吃鸡，居然连皮带肉一起吃下去；不过这些天她已经在前景街找到了一位好心的肉店老板，愿意为她把鸡皮扒掉。帕蒂过来把枕头抖抖松，又收拾了一下床铺。阿希列医生时不时探头进来看看。“不用担心。”他把听诊器贴在阿西玛肚子上，拍拍她的手，赞叹那些式样繁多的手镯，嘴里絮絮地说个不停，“看来一切都完全正常。甘古利太太，等着瞧吧，百分之百顺产。”
可是阿西玛却觉得一切都那么不顺。自打她来剑桥那一刻起，十八个月了，从没觉得哪件事是顺利的。生孩子的痛楚倒在其次，她知道，自己总会挺过来的。难的是紧随其后的事情：如何在异国他乡做母亲。如果只是怀孕，只是忍受床上恶心欲吐的清晨、辗转难眠的长夜，忍受背部钝麻的悸动，忍受无休无止上厕所的烦恼，那倒也没什么。整个怀孕期间，尽管日渐一日地感到不适，她却不胜惊讶于自己身体的承受能力了，一如她的母亲、祖母和所有的女性先祖们所同样经历过的。此次她更是远离家门，完全没有亲人看顾，这越发让她觉得是奇迹了。然而，她还是害怕在这样一个没有亲人、知之极少而自己的生活又显得如此漂泊、简朴的国家抚育孩子。
“要走走吗？对你也许有好处。”帕蒂进来收拾餐盘时，问道。
阿西玛从一本破旧的《印度》[4]杂志里抬起头来。这是她来波士顿时，在飞机上买来读的，至今还舍不得扔掉。那些印着孟加拉文的页面，摸起来有一点点粗糙感，是她永远的安慰。她把每一篇小说、诗歌、文章都读了无数遍。第十一页上还有她父亲为杂志所作的一幅钢笔画插图：在一月份雾蒙蒙的早晨，从他们的房顶看到的北加尔各答的风景线。父亲画这幅画时，她就站在他的身后，静静地观看；他肩上包裹着黑色羊绒披肩，唇间半掉不掉地叼着香烟，蹲着马步伏身于画架上。
“嗯，行啊。”阿西玛说。
帕蒂扶阿西玛起床，一只一只脚地给她套上拖鞋，又在她肩上加披了一件睡袍。“想想看，”阿西玛费力站起来时，帕蒂说，“再过一两天，你的块头就会小一半了。”她搀着阿西玛的手臂，一起走出病房，进了过道。阿西玛没走几步就停下了，又一股疼痛像浪潮一般在她身体里席卷而过，她的双腿战栗起来。她摇摇头，眼里充满泪水。“我不行了。”
“你行的。使劲捏我的手。想捏多紧都行。”
过了一分钟，她们才又朝着护士站的方向继续移动。“想要男孩还是女孩？”帕蒂问道。
“只要有十只手指十只脚趾，就好。”阿西玛答道。想象怀里抱着婴儿的时候，她就特别难以想清楚这些解剖学细节、这些生命的具体特征了。
帕蒂笑了，有一点点夸张，于是阿西玛恍然意识到自己的口误，本应该说复数的“手指”和“脚趾”的。这个失误给她的痛楚，几乎跟刚才的阵缩一样厉害。英语曾是她的主修科目。在加尔各答，她没出嫁前是在念大学学位的。她常去邻里学生娃娃们的家里辅导功课，在阳台上、床上，帮助他们记诵丁尼生和华兹华斯的作品，练习像“sign”和“cough”这样的单词的发音，理解亚里士多德和莎士比亚悲剧的区别[5]。不过在孟加拉语里，一只手指其实也可以指很多只，脚趾也是如此。
一天，阿西玛辅导完功课，妈妈来门口接她，叫她直接回卧房收拾打扮一下；一个男人正等着和她相亲。这三个月来，他已是第三个了。第一个是带着四个孩子的鳏夫。第二个是报纸漫画家，认识她父亲，曾在博物馆广场被公共汽车撞了，没了左臂。幸好他们都回绝了她，让她大大松了口气。那时她十九岁，书刚读了一半，并不急着出嫁。所以这次她虽然顺从，却并没有什么期待。她松开头发重新编了辫子，擦去眼睛下面已经模糊的化妆墨，拿起丝绒粉扑扑了点护肤粉。那件折叠好掖在衬裙里的鹦鹉绿薄莎丽，也让母亲铺在了床上等她来穿。进客厅之前，阿西玛在走廊停留了一下，只听里面母亲说：“她很喜欢烹调，毛线也打得特别好。瞧我穿的这件对襟衫，她一个星期就打好了。”
阿西玛微微一笑，被妈妈的推销术逗乐了。那件对襟衫，花去了她大半年的时间，最后还得由妈妈来织袖子。她瞄了一眼客人换拖鞋的地方，那儿除了两双皮凉鞋外，另有一双男人的鞋，这种鞋她从来没有在加尔各答的大街上、公车上见过，甚至也从未在巴塔鞋业公司的展示窗里见过。鞋是棕色的，有着黑色的后跟、米色的系带和米色的针脚。每只鞋的两边都装饰了一排小扁豆大小的孔眼，而尖头处还饰有漂亮的花纹，像是用针刺上去的。她凑近看，见鞋里面印有制鞋公司的烫金名号，不过已模糊不清了，说是什么什么及儿子们。她看了看尺码，八号半的，又看到U.S.A.的缩写字样。妈妈还在继续夸赞她的好处，这时阿西玛突然有股冲动，遏止不住地把脚穿进了那双鞋。鞋的主人留下的湿湿的汗，与她的混合了起来，她的心开始狂跳；她还从来没有如此近地接触到一个男人。皮革已起了褶，沉沉的，尚留有他的余温。她注意到左边那只鞋交错的系带少穿了一个眼，他的这点疏忽使她平静了下来。
她拔出脚，进了客厅。那个男人坐在藤椅上，旁边她弟弟的单人床上坐着他的父母。他微微有点胖，看起来像个学究，却很年轻；他戴一副黑色的宽边眼镜，鼻子尖尖的，十分挺拔。上唇的胡须整齐地修剪过，连接着蓄在下巴上的胡子，赋予他一种优雅而隐约的贵族气息。他穿着棕色袜子、棕色长裤、白底绿纹的衬衫，闷声不响地盯着双膝。
阿西玛刚刚出现时，他并没有抬起头。然而她穿过客厅时，却感觉到了他的注视；而等她找到机会再偷偷瞟他一眼时，他又漠然地盯着膝盖了。他清清喉咙，像是要说什么，却什么也没说。倒是他父亲说话了，讲他上过圣芳济中学，接着进了孟加拉工程学院；在两所学校里，他都是最优等的毕业生。阿西玛坐了下来，用手抚平莎丽上的褶痕。她感觉到了他母亲满意的目光。阿西玛身高五英尺四、体重九十九磅，在孟加拉女子中算是高的了。她的肤色有点偏黑，可是人们不止一次地把她跟电影明星玛多比·穆可吉相比。她的指甲长长的令人羡慕，手指也像她的父亲，修长得很有艺术味。他们问起她的学习，还要她背诵了《水仙》诗篇里的几节。他们一家住在阿利布热，父亲在船运公司的海关部任劳工官员。“我儿子出国两年了，”他父亲说，“在波士顿念博士，专攻光纤光学。”阿西玛从没听说过波士顿和光纤光学。他父亲问她愿不愿意坐飞机去，又问她能否在冬天酷寒多雪的城市过活，一个人。
“他不也在那儿吗？”她问道，手指着他。她刚才穿过一下他的鞋，而他还没对她说过一句话呢。
直到订婚以后她才知道他的名字。一周后印了请帖，又过了两个星期，无数的姑母姨母，无数的堂姊表姊，上上下下全都围在她的身旁，把她修饰打扮起来。这是她变成阿西玛·甘古利之前，还叫阿西玛·帕都梨的最后时刻了。她的双唇上了暗色，眉毛和双颊点了檀香膏，头发绾起来扎上鲜花，用一百颗发针固定形状——等婚礼最后结束，这些发针要花一个小时才能拔得干净。她头上罩了红色纱网。空气潮湿，尽管有发针固定，阿西玛比每个姊妹都要浓密的头发，却并不容易梳平顺。她戴满了项链、颈链和手镯，这些东西将来的命运，注定多数时候要待在新英格兰某家银行地窖里的超大保险箱中。时候到了，她被安放在父亲亲手装饰的矮木凳上，升到离地五英尺高的地方，抬了出去迎接新郎。她一直低着头，一片心形槟榔叶遮住脸庞，要等她绕新郎七圈以后才可以揭开。
在离家八千英里的剑桥，她开始慢慢了解他。晚上，她给他做饭，用的是不限量供应而质量绝好的食糖、面粉、大米和盐，希望能讨他欢喜。她在第一封家信中就给妈妈讲到了这些。到现在，她已知道丈夫口味偏咸，最喜欢吃咖喱羊肉里的土豆，还喜欢在晚饭结束之前再来一点米饭和小扁豆汤。夜里，躺在她身边，他听她讲一天发生的事：在马萨诸塞大道散步啦，逛商店啦，奎师那知觉运动的信众缠着她散发传单啦，在哈佛园买了开心果冰激凌蛋卷犒劳自己啦。尽管做研究生收入微薄，他还是攒下点钱隔几个月一起寄给父亲，帮助家里把房子往外扩上一间。他对衣着特别挑剔；他们第一次拌嘴，就是因洗衣机洗缩了汗衫而起的。他从大学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把衬衫和裤子挂起来，然后穿上系带睡衣裤，天冷的话再套上件套头衫。星期天，他总要花上一个小时埋头于他的一堆鞋油听和三双皮鞋之间。三双皮鞋，两双黑色，一双棕色；那双棕色皮鞋还是他第一次来见她的时候穿的。他盘腿坐在铺着报纸的地板上，神情专注地挥动着鞋刷。这个情景，总是让她回想起当初自己在走廊里的情不自禁。现在想起来那一刻，她还脸红心跳的。尽管在夜里讲到他们共同的生活时，她无话不说，可是这件事还是守住秘密吧。
医院另一层的等候室里，艾修克弓着背在埋头翻看一份《波士顿环球报》；那是一个月前的老报纸，不知是谁扔在旁边的座椅上的。他读到民主党全国大会期间芝加哥发生的骚乱，又读到儿科医师本杰明·斯波克因威胁要给逃兵役者谋划避罪，被判两年监禁。腕上，非凡牌手表[6]比墙上的灰色大钟快了六分。已是凌晨四点半了。一个小时以前，艾修克在家睡得正沉的时候，电话铃响了。他改考卷一直改到夜深，床上阿西玛的那一边放满了试卷。电话那头的人说，阿西玛宫颈已完全扩张，就要进产房了。艾修克赶到医院，护士告诉他阿西玛正在屏气使劲，婴儿随时都可能落地。随时。仿佛没过多少日子似的，那个阴晦的冬晨，冰碴噼噼啪啪打着窗棂，她一口吐出嘴里的茶，责怪他把盐当糖放了。他呷了一口她杯子里的甜液以证明自己无辜，而她非说是苦的，把茶倒掉了。这事以后她便有点疑心，后来给医生证实了。此后每天早晨她起身去刷牙，他都在她的呕吐声中醒来。离家去大学前，他会留杯茶给她，放在床头，她总是倦怠而无声息地躺在那里。常常，他傍晚回来时，见她仍旧躺在床上，茶一点也没动。
他现在特别想要杯茶喝，离家的时候没来得及煮上一杯。可是过道里的机器只能烧咖啡，接在纸杯里，最多只有一点温热。他取下在加尔各答配的宽边眼镜，掏出总是揣在口袋里的棉手帕，擦了擦镜片。手帕上有他母亲用淡蓝色丝线绣的字母“A”，代表艾修克[7]。他的黑发，通常都由前额往后梳得清清爽爽的，这时却变得乱蓬蓬的，好几撮都直立了起来。跟别的准爸爸一样，他站起身，开始来回踱步。到现在，等候室的大门也就开过两次，护士进来宣布他们中有谁得了男孩或女孩。于是大家全都跟那个做了父亲的握手，拥抱拍背，然后才送他出去。这些男人带着雪茄、鲜花、地址簿、香槟，都在等候。他们抽烟，把烟灰弹在地板上。艾修克对这类嗜好并不感兴趣，他非但不抽烟，更是什么酒也不碰。他们的通讯录归阿西玛收管，她都写进了一个小笔记本，带在坤包里。至于给太太买花，艾修克从来就没有想到过。
他回过神来继续读《环球报》，一边仍旧踱着步。艾修克的右脚微微有点跛，每走一步都会让人难以察觉地拖一下。从孩提时代起，他就能够而且习惯了边走路边看书。上学路上一手端着书，在阿利布热父母家的三层楼房子里晃来晃去也端着书，上下红土坯楼梯时还是端着书。没有什么能搅扰他，没有什么能使他分心，他竟也从未绊倒过。他十几岁就读完了狄更斯的全部作品。他也读新近一些作家的作品，如格雷厄姆·格林和萨默赛特·毛姆，都是从学院街他最喜欢的书摊上用普耶节得到的钱买来的。但他最喜欢的还是俄国作家。他的祖父曾是加尔各答大学讲授欧洲文学的教授，在艾修克还是小孩时，就挑选了一些俄国作品的英译本念给他听。每天吃茶点的时候，他的弟弟妹妹们都在外面玩着卡巴迪和板球，他却会来到祖父的房里。有一小时之久，他的祖父仰卧在床上，双脚交叠，打开书竖在胸前，读给他听，那时艾修克就会蜷曲身子偎依在祖父身边。那一小时，艾修克对周围的世界完全失去了知觉。他听不到弟弟妹妹从房顶传来的笑声，也不觉得祖父读书的这间屋子那么小，那么多灰，又那么杂乱。“把所有俄国作家的作品都读了，然后重读，”祖父曾这么说，“他们永远不会让你失望。”等到艾修克的英文足够好，他便开始自己阅读了。在世界上某些最嘈杂、最繁忙的街道，在乔林基和加里亚哈特路，他边走边读，读完《卡拉玛佐夫兄弟》《安娜·卡列尼娜》和《父与子》。一次，一个小表弟想模仿他，结果从艾修克家的红土坯楼梯上摔了下来，断了一只手臂。见他的鼻子深深埋进《战争与和平》里，艾修克的母亲总是相信她的大儿子会给公共汽车或电车撞了的。她甚至还相信他死的时候，一定还在读着书。
有一天，这事还真是差一点就发生了。那是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日的凌晨，当时艾修克二十二岁，已经是孟加拉工程学院的学生。他乘坐豪拉至兰契的83次北去的特快，节日期间前去拜望祖父母。祖父从大学退休以后，他们就从加尔各答搬到了贾姆谢德布尔。以前艾修克总是在家里过节的，可是最近祖父眼睛看不见了，他特地要求艾修克过来陪陪，上午给他读《政治家》，下午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的作品。艾修克热切地接受了邀请。他带了两只箱子，一只装衣服和礼物，另一只空着。祖父曾说过，他一生收藏的书籍锁在玻璃柜里，将来都要留给艾修克。说不定这次就要给他呢。在艾修克孩提时代，祖父就再三许诺要把这些书留给他；从他记事的时候起，他最渴望得到的就是这些书了。这几年，作为生日或其他特别日子的礼物，他已经得到好几本了。可是，现在祖父再也不能自己读书，是他继承所有这些书的时候了，为此艾修克不免伤感。把空箱子塞到座位底下时，只觉得箱子轻飘飘的，他很难受，憾恨着祖父的失明，回来时会让它装得满满的。
路上他只带了一本书，尼古拉·果戈理的精装本短篇小说集。那是他十二年级毕业时，祖父送给他的。扉页上祖父签名的下面，艾修克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因为艾修克特别爱读这本书，近来书脊已裂开，书页就要分成两半了。他最喜欢《外套》，书里的最后一篇小说。那天夜里，当火车吱吱嘎嘎地缓缓离开豪拉车站，离开送行的父母和六个弟弟妹妹时——他们还挤在车窗底下，站在满是灰尘的站台上向他挥手告别——艾修克就开始重读《外套》了。这篇小说他读了不知多少遍，好多句子和词语都已刻进了他的记忆。每一次，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那些可笑的、悲剧性的却奇特地令人感悟的故事，都会强烈地感染他。穷愁困顿的主角一辈子都在逆来顺受地誊抄他人写的文件，忍受着每一个人的奚落和捉弄。艾修克非常同情可怜的阿卡基，一个卑微恭顺的小公务员，自己的父亲刚开始工作时正像这样。每次读到阿卡基受洗取名那一段，阿卡基的母亲把一串串古怪的名字全都拒绝掉时，艾修克都会哈哈大笑。关于裁缝彼得罗维奇大脚趾的描写，让艾修克不寒而栗，“上面长着龟壳似的又厚又硬的怪指甲”。他珍贵的外套被抢走的那个晚上，阿卡基吃的冷盘小牛肉、奶油点心和香槟酒，又使艾修克口水直流，尽管他自己从未尝过这些东西。读到阿卡基在“空荡荡像沙漠一般令人发怵的广场”上被人抢了外套，落得又冷又无助的时候，艾修克总是又震惊又悲哀；而几页之后阿卡基的死，又总是让他眼里溢满泪水。就某种意义上说，他越读它，就越觉得小说情理不合；而那些场景，他曾如此生动地想象过，如此全身心地为其吸引过的场景，则变得更加深刻和难以捉摸了。阿卡基的阴魂时不时出现在小说的结尾部分，也萦绕在艾修克的灵魂深处，把世上一切不合理却无法避免的现象都昭示了出来。
窗外的视野很快暗了下来，豪拉星星点点的灯光都次第隐去了。他在七号车厢有个二等卧铺，就在空调车后头。这个季节，火车满载着一家家外出度假的人们，显得特别拥挤，尤其喧闹不堪。小孩子们穿着最好的衣服，女孩儿头上扎着鲜艳的丝带。虽然他是吃完晚饭才去火车站的，母亲还是给他打包了个四层的餐盒，以防夜里他会饿着，现在就放在脚边呢。同一隔间里还有另外三个人。其中有一对来自比哈尔邦的中年夫妇，他从他们的谈话中无意听到，他们刚把大女儿嫁了出去。另一位是友善而大腹便便的中年孟加拉商人，名叫戈什，一直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戈什告诉艾修克，他由于在英国承接业务而待了两年，近来才回到印度，不过他回来只是因为妻子在国外过得太难受了，实在无法可想。戈什说起英国，一派恭顺的样子。闪亮而安静的街道，擦得锃亮的黑色轿车，一排排不染纤尘的白色住房，他说，就像在梦里一样。火车按运行时刻表到站出站，戈什讲道。街边没有任何人随地吐痰。他的儿子就出生在一家英国医院。
“去过世界上不少地方吧？”戈什问艾修克，一边解下鞋带，在卧铺上盘腿坐了下来。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包登喜路香烟，在隔间散发了一圈，最后给自己点上一支。
“去了一回德里，”艾修克回答道，“最近每年去一次贾姆谢德布尔。”
戈什手臂伸出窗外，烟头便红红地发亮，他把烟灰弹进夜色之中。“不是这个世界。”他说，失望地扫了一眼车内。他朝车窗外偏了偏头。“英国，美国，”他说道，仿佛他们刚经过的无名村庄已变成了那些国家似的，“你想过到那些地方去吗？”
“教授们倒时常提到。不过我有家在这儿哪。”艾修克道。
戈什皱眉。“结婚啦？”
“没有。母亲、父亲，还有六个弟弟妹妹呢。我是老大。”
“那么过几年你就要结婚，然后一直住在父母房子里。”戈什猜测道。
“应该是吧。”
戈什摇摇头。“你还年轻。自由啊。”他说，摊开双手以示强调，“别亏待了自己。趁现在还不晚，别犹犹豫豫想得太多，卷起铺盖卷就走，多游历游历。你不会后悔的。到时候就太晚啦。”
“我爷爷总说，那就是要有书的道理，”艾修克说着，趁这个机会打开手上那本书，“一步不走，也能游遍天下。”
“真是各有各的路数啊，呵呵。”戈什道。他优雅地将头歪向一侧，让最后一支香烟从指间滑落。他够到脚边的提包，取出日记本，翻到十月二十号。这一页还是空的，于是他郑重其事地拧开自来水笔帽，写下了名字和地址。他撕下那一页，递给艾修克。“你什么时候改变了主意，需要门路，不妨随时来找我。我住在托里冈吉，就在电车停车场的后边。”
“谢谢。”艾修克道，把纸片折起来，夹到了书的末尾。
“我们玩牌吧？”戈什提议道。他从西装口袋里摸出一副旧得不成样子的扑克牌，扑克的背面印着大本钟。可是艾修克礼貌地拒绝了，他不会玩，何况他还想看看书。乘客一个接一个去廊间刷了牙，再换上睡衣，拉上隔间周围的帘子，准备睡觉了。戈什自告奋勇去睡上铺，他光着脚爬了上去，把西装仔细叠好放在了一边；这样车窗就是艾修克一个人的了。那对比哈尔来的夫妇从一只盒子里分食了些甜点，又唇不碰杯沿地从同一只杯子里喝了些水，也各自上了卧铺躺下，关了灯，面朝壁板睡了。
只有艾修克还在读书，他仍然端坐着，仍旧穿戴整齐。头顶上一盏小灯昏暗地照着。他时不时从敞开的车窗望出去，外面是孟加拉邦墨色的夜空、影影绰绰的棕榈树和民居简洁的剪影。他小心翼翼翻着发软泛黄的书页，其中几页还被蠹鱼蛀得一碰就要破了。蒸汽机令人安心而强劲地轰轰喷着烟雾和水汽。在他胸口的最深处，他感受到车轮在猛烈地推撞着。窗前飞舞的是烟囱里冒出来的火星。他一侧的脸、眼皮、手臂和脖子，都洒上了薄薄一层黏腻的煤烟灰；想必一到目的地，祖母便非要他用玛戈香皂刮洗一番不可。凌晨两点半了，除了艾修克，车上没有几个乘客还醒着；他还在阅读，沉浸在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没有衣穿的苦境之中，迷失在圣彼得堡宽阔、雪白而多风的大道里，却没意识到自己有朝一日也会寄寓在一个多雪的地方。就在这时，火车头，连同那七节车厢，从标准轨道上脱了出去，那动静就像爆了一颗炸弹似的。前四节车厢翻在了铁道旁的洼地里。五六两节是一等舱和空调车厢，它们像老式望远镜似的叠套在一起，乘客都死在了睡梦里。艾修克所在的第七节车厢，也未能幸免翻覆的命运，被碰撞时的高速度抛进了田野。事故发生在距离加尔各答二百零九公里处，卡德西拉和达尔邦加两站之间。列车员的手提电话没有信号；他只好从出事地点跑了差不多五公里到卡德西拉，才得以发出最初的求救信号。又过了一个多小时，救援人员才赶到，他们带着提灯、铁锹和斧子，准备从车厢里把伤者拖出来。
他们呼唤着，问有谁还活着，艾修克至今仍觉声声在耳。他记得自己试图叫一声回应他们，却什么也喊不出，嘴里只能发出最轻微的沙哑的气流声。他记得身旁一息尚存的人们，呻吟着，拍着车壁，嘶哑无力地喘息着求救，那声音只有一同受伤、一同被困在里面的人才可能听得见。血浸透了他的前胸，浸湿了他右臂的衬衫。他一半被推出了窗外。他记得当时什么也看不见了；最初那几个小时，他不由在想，也许自己已经瞎了，就像要去拜望的祖父一样。他记得火焰刺鼻的焦味、嗡嗡的苍蝇、孩子的哭喊、嘴里尘土和鲜血的味道。他们有的早已断气，有的尚奄奄一息。来挖他们的是村民、警官和几个医生。他记得自己快要死了，或许已经死了。他的下半身失去了知觉，并不知道戈什血肉模糊的肢体就扑在自己腿上。终于，他看到了东方冰冷的一缕惨蓝，天空中仍有月亮和几颗星星徘徊不去。他的书，从他手里抛了出去，扯成了两半，落在车厢外几尺的地方，此时在晨风中哗哗地响。持灯的搜救者眼光在书页上停留了一下，暂时分了心。“这儿没人，”艾修克听见一个人说道，“继续走。”
但是灯并没有马上离去，刚好够艾修克举起手来。他相信这个姿势将耗尽他残存的那一点点生命。他仍然攫着《外套》里的一页，在掌中紧紧揉成了一团，而当他举起手时，那纸团便从指间掉了下来。“等一下！”他听见一个声音喊道，“书边上那个小伙子。我看见他在动。”
他们把他从火车残骸里拉了出来，放在担架上，由另一趟火车转送到塔坦纳加的医院。他的骨盆、右侧股骨和三根肋骨骨折。他仰面平躺了整整一年，因为骨头在愈合，医生令他尽量不要动。他的右腿还有永久麻痹的危险，于是他被转到加尔各答医学院，在那里往臀部打进了两颗螺钉。十二月间，他回到了阿利布热父母家里，像一具尸体似的，由他的四个弟弟肩扛着穿过院子、抬上红土坯楼梯。家人一天三次喂他吃饭。他大小便都出在锡盘里。医生和探访者来来往往。甚至双眼已盲的祖父都从贾姆谢德布尔过来看望他。家人把报纸上的报道都保存了起来。在一张照片中，他看到火车撞成了碎片，乱七八糟地堆得半天高，安全警卫坐在尚待认领的物件上。他读到人们在主轨道几英尺之外的地方发现了鱼尾板和螺栓，怀疑有人蓄意破坏，不过后来却未得到证实。那些尸体支离破碎，根本无法辨认。“假日出游者幽会死亡”，《印度时报》是这样报道的。
起初，他成天盯着卧室的天花板，悬挂中间的吊扇呜呜搅动，三片米色的叶片边缘都积满了污垢。风扇开着时，他能听见身后有挂历在墙上刮擦作响。脖子转向右边就能看到窗户，窗台上是一瓶满是尘灰的滴露消毒水。倘若百叶窗开着，绕房的水泥墙便可看见，浅棕色的壁虎在墙上出没。他听着外面绵绵不尽的声音的流动：脚步声、自行车铃声、此起彼落的乌鸦的聒噪、出租车进不来的窄巷里人力车的喇叭声。他听到角落的管井处有人在往水罐里抽水。每日黄昏，邻家的螺号就会吹响，是晚祷的时候了。他能够闻到却看不见淤积在阳沟里微微发亮的绿色污泥。房子里生活在继续。父亲上班又下班，弟妹们上学又放学。母亲在厨房里忙，定时过来看看他，她的裙摆一块块染着姜黄汁。一天两次，女佣提来水桶，用抹布把地板擦干净。
白日里他被镇痛药弄得脑袋昏沉沉的。到了晚上他不是梦见自己还困在火车里，就是梦见——那可更加糟糕——事故从未发生过，自己在逛街、洗澡、盘腿坐在地上吃饭。接着他就会醒过来，一身是汗，泪水流过脸颊，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一生再也不能做这些事了。终于，为了避开梦魇，他开始在深夜读书；那个时候他一动不能动的身体最为烦躁，而头脑又机敏又清醒。然而他拒绝阅读祖父带到他床边的俄国小说，任何小说都不读。那些书里的事，发生在他从未去过的国度，只让他记起困在火车里的光景。他读的却是工程方面的书籍，打着手电筒解方程，尽最大努力跟上课程。在那安静的几小时里，他常常想起戈什。“卷起铺盖卷就走。”他仿佛听到戈什在说。他还记得戈什把自己的地址写在了日记本的一页纸上，好像是托里冈吉电车停车场后面什么地方。现在那里只有一个寡妇、一个没有父亲的儿子了。每天，为了激励他的情绪，家人总给他讲将来，到那时他不要人帮忙就能站起来，自己走过房间。就为这个，他的父母天天祈祷。为这个，他的母亲每个星期三都吃斋。可是过了几个月，艾修克开始想象起另一种未来了。他想象自己不但能走，还能远行，离开他出生又差一点死掉的地方，离得远远的。第二年，拄着拐杖，他回到了学院，而且毕了业。他没有告诉父母，悄悄联系了海外的大学，继续他的工程学业。等他获得全额奖学金，新办的护照也到手上了，这才告诉他们自己的计划。“可是我们几乎失去过你一次了！”迷惑的父亲不满地说。弟弟妹妹们哭着恳求他留下。他的妈妈，一句话也不说，一连三天不吃不喝。尽管如此，他还是去了。
七年过去了，一些景象仍然历历在目。匆匆穿过麻省理工学院工程系，查看校园邮件的时候，它们悄悄跟在身后；晚餐坐在饭桌前，夜晚偎依在阿西玛身边的时候，它们在头上飘浮不去。在人生的每一个转折点——比如他的婚礼上，他站在阿西玛身后，一起往火里倒着爆米花，他搂着她的腰，眼光越过她的肩头，凝视着火苗；又如刚刚抵达美国时，他看到纷纷扬扬的雪花撒落在灰蒙蒙的小镇上——他都尝试过忘却，但就是没法把这些景象抛开：火车扭曲的、撞烂的、翻覆的车厢，下面有他扭曲的躯体，他听到吱吱嘎嘎恐怖的响声却不知道怎么回事，而他的骨头给一根根挤得粉碎。驱赶不散的不是痛的记忆，他那时根本不知道痛了，而是获救前漫长等待的记忆。那种挥之不去的恐惧，从心底慢慢升腾上来——也许自己根本就不会得救。至今他还害怕闭锁，在电梯里他屏住呼吸，在汽车里他觉得自己被关了起来，除非两边车窗都打开。坐飞机他要靠窗的座位。有时孩子的哭泣声也会让他充满惊恐。他时不时按一下自己的肋骨，不放心它们还结不结实。
此刻在医院里，他又在摁它们了，怀疑，继而又释然地摇了摇头。虽然是阿西玛怀着孩子，他也一样感到沉重。他想到了生活，想到了自己的一生，想到了未来的日子。他从小长大没有用过自来水，二十二岁时还差点丢了性命。这时他嘴里又一次感到了尘灰的味道，眼前看到扭曲的火车、翻覆的巨大铁轮。这一切本来不应该发生的。可是不，他死里逃生了。他在印度出生过两次，然后是这第三次，在美国。三十岁，三次生命。为此，他感谢他的父母，他们的父母，还有他们父母的父母。他并不感谢上帝；他公开敬仰马克思，悄悄地拒绝宗教。然而还有一个死去的灵魂是他必须感谢的。他不能感谢那本书，书已经毁坏，在那个十月间的凌晨，在远离加尔各答二百零九公里的原野上，散成了一片片的，而他自己也差不多。他不感谢上帝，而是感谢果戈理，那个救了他性命的俄国作家。就在这时，帕蒂进了等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