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吕贝卡背上背了四年的旧书包，朝嘴巴里塞了一块牛角面包。经过客厅时，母亲已经摆好画架。明亮的大落地玻璃窗面对着明亮的海平面。和一年前相比，再也没有任何建筑物可以遮挡美丽的阳光眷顾这个家庭。和父亲争吵的那个夜晚，母亲说她不要再坚持了，母亲说到做到。第二天一大早，母亲便从那间叫作“另外一间画廊”的画廊，把她从前画的那些别人看不懂也不愿意花钱买的油画板子抱回来，劈成小木块，放在煤炉边上备用。尽管这些小木块烧起来满屋子都是呛鼻的颜料味儿，但做起饭来的确快多了。吕贝卡以为天然气灶恐怕也不过如此。
接着母亲拿着一些证书到一家叫作“另外一间室内设计公司”的室内设计公司，喝了一杯茶，和老板聊了一会儿。回到家里，母亲在院子里摆好画架说：从今天开始，用我的铅笔，描绘美好生活！母亲用一个下午的时间涂了又改，改了又涂，总算画好了一张设计草图。在惨淡的夕阳里，她斜着脑袋看了看，满意地笑起来。
正因此，三年后他们才有了这个新家。没错，这是新家。吕贝卡站在客厅里发了一会儿癔症。母亲画好画推了他一把，提醒他快要迟到了。现在，母亲画室内设计的草图越来越快了，几乎闭着眼睛就能画出一张来。除此之外，她还画装修设计、包装设计、封面设计和插图……所以我们在新家，所以爸爸不在家，所以……所以啊。吕贝卡想。母亲有时候很忙，会一大早就起来工作。有时候又很清闲，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剧，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她曾对父亲说，一切另类的东西她都要拒绝。她要过主流的生活，拥有主流的思想和情感，她说那样她才不会痛苦。尽管在父亲看来那就叫庸俗。譬如看电视剧，听流行歌曲。或者泡一壶雪青茶坐在窗前的阳光下读余秋雨、余光中、席慕容和汪国真。“她想她的脸，是可以赞美的。她还有一副够风韵的女人的脾气。”不得不承认，母亲越来越像一个女人。但也正因为如此，另外一些曾经她愿意画下来的东西，是再也不会引起她的注意了，吕贝卡想。比如他们。
他们就坐在门前的台阶上。身后就是烧毁的院子。石榴树只剩枯干。断壁上是黑色的烟灰，风吹来时，会往下掉屑。院子里七零八落，黑色的泥土上陈列着黑色的砖块、黑色的木板木条，有的已成木炭，有的只在中间烧出一个黑色的圆洞，但大部分已经分不清形状。
但不知为何总没有人去清理。
门也没有了，只剩门坎还是完好的。门前是一条狭窄的巷子。对面是一排硕大的高楼，牢牢遮挡着初升的太阳。这便是吕贝卡梦中的旧居了。尽管一场大火使他的恐惧升级到极点，但这却是他上学的必经之路。他总是以奔跑的姿态穿越这条巷子。他会把手攥得紧紧的。每次穿越，都像经历一次死亡。当他停在巷子的另一头扶住膝盖大口喘气时，张开的手掌上总是溢满汗水。
他们就坐在门前的台阶上。这已经有一个礼拜了，他们整天坐着，一动不动。
吕贝卡没再奔跑，而是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盯着他们，这时的好奇早已战胜恐惧。吕贝卡的目光停留在他们身上，缓慢地走过巷子，像以目光为焦点，用身影画了一个狭窄的扇形——假如阳光可以穿透高楼的话。
晚自习放学时，他们依然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有一个星期天，吕贝卡蹲在他们对面，直直地盯着他们，这样盯了四个小时，他们依然目不斜视，不言不语，连眼睛都没有眨过。后来吕贝卡觉得很无聊，就走到巷子口，把耳朵贴在木头电线杆子上听了一会儿电流声。接着，他站在一个小铺的窗户前，数了数贴在上面的雪糕牌子，总共二十一种。后来他又蹲到他们面前，再后来，他抱着膝盖睡着了。
这次观察使他确信——他们的确一动不动。
一天清晨，吕贝卡怯生生走过去，把一把塑料尺子拿出来量了量，并在门坎上画上记号。第二天清晨他发现，他们坐的位置与头天的记号分毫不差。
吕贝卡纳闷，他们究竟何时睡觉、何时吃饭、何时上厕所呢？
下雨天他们也坐着。甚至台风来的时候，他们依然保持着那一成不变的坐姿。
更何况，他们竟然浑身赤裸，一丝不挂。
成年人似乎比吕贝卡更具备好奇心。他们不但从家门口走出来，端着饭碗边吃边看，还议论着他们的身体。有个大妈附在另一个大妈的耳边窃窃私语，接着，她把一口饭喷进了自己的碗里，但她似乎毫无察觉，继续吃起来。但她的脸有点红，吕贝卡不知怎的，忽然想起广播里的一个句子：是谁点燃那天边的朝霞，千年的冰雪即将融化……
人越聚越多，开始只是这个巷子里的居民，但后来开始出现一些陌生的面孔，并频繁更替着。这条昔日冷落的空巷，一夜之间成为一个集市。有个背黑色旅行包的小个子在围观的人群中钻来钻去，压低声音不停地问着：朋友，要看好片儿吗？新版《人与动物》《女农场主》……吕贝卡每次上学都要努力挤过攒动的人群，有一次他还被人踩掉了一只鞋子。
有一天，从高楼里走出一个老头，吕贝卡认出，那是他们之前的房东。房子烧掉后，家里曾赔给他很多钱。他挤到人群的最前面，他盯着那对男女，然后要求他们离开。
他们一声不吭。他们坐着。他们目不斜视，无动于衷。
于是，老头叫来了警察。
警察背诵了很多法律条款。警察告诉他们，尽管他们是疯子，但疯子的权利也是有限的。后来，警察叫来了警车，还有一辆精神病院的汽车也随即到来。看到白色车顶那蓝色的警灯，吕贝卡打了个寒噤，并再次有了眩晕感。甚至，他感觉到自己的腿在发抖，尽管他认为自己不应该发抖。但他控制不住自己。警察把他们拖出人群的时候拍了一把吕贝卡，说：小孩儿凑什么热闹。接着，警察在两辆汽车之间犹豫不决，最后还是把他们塞进了警车。精神病院的汽车尾随着警车呼啸而去。它们在黄昏的大街上拉响哀鸣般的警笛声。
第二天早晨，他们又回到了原地。
数学老师在讲台上踅来踅去，不时用粉笔在黑板上敲出一些白点。一堂课下来，总是满天星斗。而且总不知为何，讲着讲着，他的皮带扣便会扭向一边，有时扭到胯部。于是，他总要隔一段时间就顺手把皮带扣拧到中间去，使它刚好和肚脐平行。但数学老师的表情很威严。他似乎从来就没有笑过，包括做这个习惯动作时。这时，吕贝卡忽然想起了父亲的那个贝斯手，他有一个习惯动作，是每隔四小节便摸一下音量旋钮。尽管他并不是要把音量调大或者调小，他只是习惯摸一下而已，似乎那样他才会安心，才会顺利完成演出。而这动作之于数学老师，就好像只有把皮带扣拧到中间，他才能顺利讲课一样。
数学老师说：我们已经认识了直线。接着他转过身在黑板上画了一条像蛇一样有些弯曲的线。接着说：这是一条直线，直线是无限长的。
数学老师说：我们也认识了线段。直线上两点间的一段叫作线段。线段有两个端点，线段是直线的一部分。把线段的一端直线延长，就得到一条射线。射线只有一个端点。例如，手电筒和太阳等射出来（数学老师说到“射”字，竟忍不住扑哧笑出了声。很快他干咳两声，立刻把脸拉长，做回原来威严的表情。）的光线，都可以看成是射线……
吕贝卡这时举起了手。数学老师停了下来。吕贝卡站起来说：老师，一个水管射出来的水，算不算射线呢？
数学老师愣了愣，忽然愤怒地拍响讲桌说：吕贝卡，你小小年纪，怎么那么多乌七八糟的想法？什么水管射出来的水？你们这些孩子现在的思想道德……平常都受的什么乌七八糟的影响啊？
吕贝卡对数学老师突如其来的愤怒感到莫名其妙。但他对愤怒的人早已司空见惯，因此他并不惊慌。他想要辩解，数学老师却示意他闭上嘴巴。并接着说：你不要再说了。班上其他同学思想都还很纯洁，你给我——站到外面去！
于是，吕贝卡就在讲桌上飞腾的粉笔末里走出门，站到了窗户下面。
数学老师挥了挥手说：同学们，我们继续上课。接着他拧了一下皮带扣，说：刚才讲到哪儿呢？
一个小女孩儿说：射线。
数学老师笑得很和蔼，点点头说：郭晓敏，你是最认真听讲的学生。即使所有的同学都像吕贝卡一样，有你在听，老师也很欣慰了。
数学老师接着说：从一点出发，可以画出无数条射线。接着，他转过身，在黑板上很用力地点了一个点，并画出几条弯曲的线。
接着，他看了看，很满意地对自己画的图形点了点头。转过身来，说：我们学过角。下面的图形都是角。说着，他在黑板上画出三个大小不等的角。吕贝卡透过窗户看见，数学老师画角所用的线条也跟射线一样，像蠕动的蛇。吕贝卡觉得用铅笔轻轻一刷，就是一条很直的线，而且两头带尖，很锋利。他喜欢那样的线条，而数学老师——他嘴角轻轻一抖，就是一个母亲式的、轻蔑的笑。
数学老师继续说：从一点引出的两条射线所组成的图形叫作角。这个点叫作角的顶点，这两条射线叫作角的边。想一想，怎样比较两个角的大小？
郭晓敏举手，数学老师微笑着点点头。
郭晓敏站起来说：先把两个角的顶点和一条边重合，然后看另一条边的位置。哪个角的另一条边在外面，说明那个角大。
数学老师笑得更和蔼了，他点点头说：很好。并用一根手指做了一个优雅的动作，示意郭晓敏坐下。
郭晓敏坐下后，又马上站了起来，补述说：如果另一条边也重合，说明两个角相等。
数学老师笑得像一朵灿烂的菊花，他高声说：非常好！郭晓敏同学。你是全班最聪明的学生。
下面有人小声嘀咕。数学老师用威严的眼神横向扫射一遍，嘀咕声消失了。于是，他继续讲道：拿两根木条，把它们的一端钉在一起，旋转其中的一根木条，可以形成大小不同的角。接着他清了清嗓子，说：我们发现，一个角的两边叉开得越大，角就越大。比如舞蹈演员，她们劈叉时，角度是最大的，也就是说，不能张得再开了……
讲到这里，下面忽然传来爆笑。数学老师只盯了一眼，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目标，他一拍桌子，说：洪小洋、张小滨，你们给我滚出去！你们简直比吕贝卡还下流！
坐在他们身边的郭晓敏举了手，并站起来说：老师，他们没有说下流话，他们笑是因为……
数学老师打断郭晓敏，说：郭晓敏你坐下。你是一个纯洁的好孩子。你不知道这些男孩心里的想法有多肮脏。你最好离他们远一些……这样吧，我让你们班主任给你调换一下座位。你可以坐吕贝卡的位子。让吕贝卡和他们坐在一起。反正他们都一样，已经无可救药了。
数学老师说完，洪小洋和张小滨还站在那里，并忍不住笑。数学老师说：看看你们恬不知耻的样子！你们怎么还不滚出去？
洪小洋和张小滨就滚了出去，站在窗户下，挨着吕贝卡。
数学老师接着说：量角的大小，要用量角器……
洪小洋和张小滨还在偷偷地笑。吕贝卡用细碎的、尽量不被教室里的人察觉的步子向他们挪动过来，之后他小声问：你们在笑什么？
洪小洋说：我们在讲笑话。我说出来你肯定要笑死了。哈哈哈哈……尽管他强忍着，但还是笑得说不下去了。
吕贝卡说：你们在讲什么笑话？
洪小洋笑得接不上话。张小滨就抢过来说：他给我讲，有一个人长得像土豆……哈哈哈哈……他走着走着……就跌倒了……哈哈哈哈……说着张小滨也笑得说不下去了。
等他们笑得稍微平静下来，吕贝卡说：后面呢？
他们俩面面相觑，说：后面没了呀。你不觉得好笑吗？
吕贝卡还没说话，洪小洋就接上来说：他讲得更好笑。他对我说……哈哈哈哈……他要养一只青蛙……做宠物……哈哈哈哈……哎哟，笑死我了……然后他要去商店……哈哈……给青蛙买粮食……哈哈哈哈……你说他怎么想出来的……问售货员说……哈哈哈哈……还要问售货员……说……同志……哈哈哈哈……他一小孩还要喊人同志……哈哈哈哈……说……同志……请问有蚊子卖吗……哈哈哈哈……后来他还说……哈哈哈哈……蛾子也可以……哈哈哈哈……不行啦，我笑得要上医院了……
下课铃声陡然响起。洪小洋和张小滨像两只陡然摆脱压制的弹簧一样弹了起来，他们摆脱了正在受惩罚的束缚，放声大笑起来。这一笑却停不下来了，他们不住地被自己的笑声呛到、噎到。但他们快不起来，也停不下来呀。他们笑得两腿抽筋，蜷缩在窗户下，不停捶打自己的肾脏。血涌到他们的脸上，纤细的血管在年轻的皮肤下陡然饱涨，显得那么粗，似乎就要爆出来了。
数学老师经过他们时，鄙夷地瞟了一眼，咕咕哝哝地骂了一句什么，便走到楼梯口嗵嗵嗵地下楼。
吕贝卡冷冷地盯着他们，他们终于笑完了，像爬完一座高山，疲惫地斜靠着被涂鸦过的墙壁。后来，他们抬起头来，几乎异口同声地说：不好笑吗？
吕贝卡想起他第一次到这个学校时，洪小洋和张小滨一起取笑过他。他们叫他吕贝壳，尽管吕贝卡义正严词地告诉他们：我叫吕贝卡，卡带的卡。但他们依然如此取笑了很久。尽管他已经忘记了这件事，或许他们也忘了。但吕贝卡竟突然想起，于是，他准备报复他们。他轻蔑地笑了笑，说：一点都不好笑。
于是他在那两张疲倦的脏兮兮的小脸上，看到了委屈、沮丧，甚至是对自信的丧失和绝望。于是，尽管他面无表情，但心里怀着胜利者的微笑，从容地抛下他们走开了。
来到校门口的一间叫作“另一间书店”的书店里，吕贝卡还未开口说话，一个戴着摩托车头盔的人急匆匆地走进来，把一把西瓜刀狠狠朝柜台上砍了两下，嗡嗡地说：要命的话就把钱通通拿出来。书店老板说：这就拿，这就拿。说着哗啦一声拉开抽屉，抄起一把枪抵在那人的头盔上，说：要命的话就给我滚蛋！那人垂头丧气地离开了。书店老板笑笑，用手枪点燃一支香烟，继续坐在电脑前玩《红色警戒》。吕贝卡说：你这里有铅笔卖吗？书店老板说：我这里只卖书，不卖铅笔。要买铅笔到隔壁文具店。吕贝卡说：我记得你这里有的。书店老板说：我这里从来就没有。年纪轻轻记性就那么差，长大了可怎么得了。吕贝卡像那个抢劫未遂的人一样，垂头丧气地走到门口。忽然，在门口的摊位上看见了那本醒目的杂志。红色封皮，总是血淋淋的。吕贝卡说：原来这里还有《中国摇滚》呀。书店老板头也没抬地说：我这里哪国摇滚都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