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他谈到了纯军事问题。1914至1918年那种阵地战必须避免。他说，进攻须依靠坦克和在波兰发展起来的空中战术，装甲部队将领头突破。他告诫各位将领，必须随机应变；还有声有色地告诉他们，“向防守薄弱的阵地发动集团进攻，便能动摇对方战线。”
这是出色的表演，但几乎所有将领都认为，陆军还未作好与西方战争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却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即使在元首宣布进攻不能开始“过早，最有可能在今年秋季开始”后，还未有人反对。
在伦敦，张伯伦仍在为向希特勒最近的和平建议作出答复而冥思苦想。在元首发布入侵令的当天，张伯伦召开了内阁会议。美国人对“一系列非常引人的建议”首次作出的强烈反响，使他感到不安。他心里明白，希特勒在他的演说中并未为合情合理的和平提出多少实质性的东西。于是，他便对内阁成员说，他们的回答必须“强硬”。大臣们同意了这一建议，但众人又决定迟两天再作答复。
10月11日上午，柏林传出谣言，说张伯伦政府已经倒台，停战协定很快就要签订。据《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助理记者报道，在首都柏林的街道上，卖菜的老太太们，由于高兴过分，把白菜抛向空中，还把菜摊捣毁。全城充满了节日的气氛——直到柏林电台否认这则报道。
次日下午，经过一周的拖延后，张伯伦终于向希特勒作出了答复。他在下院宣布，德国的建议“既含糊其辞又捉摸不定”，英国拒绝接受。如果希特勒想要和平，那么，他“就不要光说空话，要拿出行动来”；他必须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以证明他真诚地倡导和平。下院里发出的掌声并不十分热烈。
在柏林，外交部新闻处立即向各驻外使团用明码发出了电报通知。它谴责了英国首相的答复，说它是无礼的冒犯。对希特勒而言，英国的拒绝是令人失望的，但也在意料之中。他把戈林和负责空军生产的两名官员——埃哈德·米尔契元帅和恩斯特·乌德特将军——召来。“我为谋求与西方和平所作的努力失败了，”他说，“继续战争，现在，我们能够也必须制造炸弹。”
希特勒决定进攻西方的风声传出去后，德国内部各抵制派便制订计划，试图进行政变和谋杀。
陆军头子与元首之间的摊牌定在星期天进行——11月5日，即陆军拟向西线阵地发动进攻的那一天。勃劳希契按时来到总理府。在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后，他详细阐述了反对入侵的主要论点。他说，在秋雨或春雨中，要发动如此巨大的攻势是不可能的。“敌人头上也下雨。”希特勒简洁地回答说。勃劳希契在失望中辩解说，波兰战役表明，德军步兵的战斗精神比大战时期低得多，甚至出现了类似1918年发生过的不服从命令的现象。
希特勒客气地、冷静地听着。这种说法把他弄火了。“在哪一个部队里出现过无纪律的情况？”他问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哪里？”勃劳希契原是有意夸大其词，企图“阻止希特勒”的，见元首如此发怒，只好缩回。“陆军的指挥官采取了什么行动？”元首问道。“判了几个人死刑？”
他把尖酸刻薄的言辞的矛头指向陆军。陆军从未忠诚过他，对他的天才也没有信心，且用故意拖延的办法破坏武装计划。事实上，陆军是害怕作战！希特勒猛然转过身去，大踏步出了房门。勃劳希契回到设在18英里外的佐森的司令部后，仍处在震惊状态中，结结巴巴地叙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几乎与此同时，总理府打来电话，重申11月12日为入侵的日期。具体的时间也定了：清晨7时15分。哈尔德将军要求书面指示。很快，通迅员便把指示送到他手中。
此时，陆军的密谋者万事俱备，只欠一道书面命令便可推翻希特勒了。但是，上边既没有号召起义，又未发令暗杀。相反，他们偷偷地焚毁了可作为罪证的文件。惟一不惊慌失措的是奥斯特上校。通过艾尔布莱希特·冯·伯恩斯多夫伯爵——他父亲是大战期间驻华盛顿的大使——奥斯特上校向比利时和荷兰两租界发出警告，11月12日清晨开始进攻。
星期天发生在总理府的风暴，却又碰上了一件令人泄气的事情。空军需要连续5天好天气才能消灭法国的空军，而星期二（11月7日）的天气预报不好。希特勒无奈，只好将进攻日期往后拖延。
希特勒对军方的阴谋虽然一无所知，但戈林曾警告他要注意勃劳希契和哈尔德两人：“我的元首，把这些丧门星除掉吧！”瑞士占星家卡尔·恩斯特·克拉夫特的忠告更是直截了当。不久前，他曾提交一份文件，说明希特勒在11月7日和10日之间有遭暗杀的危险。但这份文件被匆忙存档，因为给元首占星卜卦是受禁止的。
11月8日上午，希特勒在慕尼黑参加“老战士”团圆年会时，建筑师特鲁斯特太太也发出一项警告。她问他，为何对安全措施如此马虎，上她画室时身边只带一两名警卫？他回答说，一个人对于上苍应该笃信。说完，他拍了拍裤袋。“喏，我手枪随身带，但连这玩意儿也成为废物。若我的末日已决定，只有这个才能救我。”他用手捂心。“人们应该听从内心的声音，相信自己的命运。我深信，是命运挑选我为日耳曼民族效劳的。只要人民还需要我，只要我还为帝国的生命负责，我就会活下去。”他把自己描述成耶稣第二。“当人民不需要我时，在我完成任务后，我便会被调离这个世界。”
即使在谈话内容转向建筑后，特鲁斯特太太发现希特勒仍然不安。“我必须将今天的日程改一改。”他猛然说。接着，他又自言自语，说要与夏勃对一对表。不过，由于忙于其他事务，他什么也没有做。他看了尤妮提·密福特——她朝太阳穴开枪自杀，那时正在慕尼黑一家疗养院疗养。此时，她已恢复了知觉，要求回家。希特勒答应，一旦她适于旅行，他便用专车送她回瑞士。
当天下午，他突然决定当晚在贝格勃劳酒馆发表演讲。所以，他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准备工作上。这篇演讲主要是讲给德国人听的，所以它将再次攻击英国。在贝格勃劳酒馆的主厅里，人们挂起了彩旗；黄昏前，麦克风也已装好，且作了调试。黄昏，一个身材矮小、脸色惨白、额头高高、眼睛明亮的男人，扛着一只箱子进来了。他是个技术高超的工匠，名叫格奥尔格·艾尔塞，从前被当作共产党同情分子被关进达豪集中营。此时，他刚被释放出来，此行的目的是要杀死希特勒，以取得和平。箱里装的是个定时装置，与炸药相连。正当服务员和党的官员为此次演讲会做好最后的准备时，艾尔塞乘人不备，走上阁楼，躲在柱后——该柱从讲台（有鲜花装饰）后竖起。几天前，他用特种锯将柱子的木板锯开——他是个细工木匠，还是个机械师——装上了几副合页，将那块木板改装成了小门。
厅里的灯灭了，各扇门也关上了。艾尔塞又等了半个钟头，将炸弹置于柱子内，把引爆时间定在晚上11时20分左右，元首将于晚10时开讲，炸弹则于演讲中途爆炸。
希特勒将他的年轻的兵工师梅克斯·维恩舍召至其寓所——位于普令斯雷根坦广场。他问，是否能比原计划早些时候离开慕尼黑？维恩舍向他保证说，这是毫无问题的。为了安全，供元首支配的火车随时都有两列。年轻的兵工师立刻安排元首坐早车离开慕尼黑。
在贝格勃劳酒馆，元首受到了盛大欢迎，直到10时10分他才开讲。他对英国破口大骂。听众听得异常开心。事实上，用不着讲什么，听众便会鼓掌。由于元首的演讲被多次打断，坐在前排的维恩舍惟恐元首赶不上较早的一班车。
11时零7分，元首出乎意料地匆匆结束了他的演讲。在几码外，在那根柱子里，艾尔塞安装的炸弹已在滴滴哒哒地作响。再过13分钟，炸弹就要爆炸了。往常，希特勒在演讲完毕后总要花相当多的时间与起义时期的老同志握手、聊天；今晚，他未与人握手，便在赫斯和数名副官的陪同下，匆匆步出大楼，钻进了等候在门外的车子。肯普卡开着车子直接赶赴火车站。他们还未抵达——在希特勒离开大楼后刚好8分钟——维恩舍听见远处传来一声爆炸。他不明白这是何故。如希特勒听见了这一声，他也会认为这是不值一提的。
在爆炸过后出现的嘈杂声中——警车、救护车的警笛大作——谣言又起，说战争已经结束。希特勒若站在讲台上，战争可能会结束——他肯定会被炸死。那颗炸弹炸死7人，炸伤63人，包括爱娃·勃劳恩的父亲在内。元首坐的列车正要开车时，爱娃在她的密友赫尔达·施奈德的陪伴下赶到了车站。上车后，她们见众人高高兴兴的，无忧无虑。谁也不知道爆炸一事；几乎人人都在喝酒。不喝酒的希特勒很活跃，而使交谈生动活泼的还是有讥讽天才的戈培尔。
车抵纽伦堡，宣传部长戈培尔下车发几封电报和收集最新消息。回到车厢后，他声音颤抖，把炸弹一事告诉了众人。希特勒原以为戈培尔在开玩笑，直到看见他苍白的脸孔时才相信。他自己的脸孔也成了阴郁的假面具。末了，他感情冲动、声音沙哑地喊道：“现在，我心满意足了！我比平常离开贝格勃劳酒馆早，这正是上帝的意旨。上帝有意帮助我达到目标。”
他首先询问伤员的情况，然后令夏勃尽力为他们效劳。令毕，他便开始猜测谁是密谋者。他的结论是，炸弹肯定是两名英国特务安放的。斯一潘恩·贝斯特上尉和史蒂文斯少校两人，暗中与海德里希的一名特工人员——他在反**的阴谋团体中假装是最高统帅部的一名上尉——暗中进行谈判。根据希特勒的猜测，希姆莱立刻下了火车，通过电话下令，将两名身在荷兰的英国人绑架回来。
次日下午，史蒂文斯和贝斯特二人于文罗落网，被押进德国受盘问。数小时后，真正的放炸弹者在瑞士边境被捕，旋即被押回慕尼黑。在盖世太保总部的审讯室内，在强烈的弧光灯照射下，艾尔塞承认，炸弹是他放的，没有同谋。他这样做是为了要结束战争。他详细地描述了他怎样先锯开木板，然后给炸弹定时的。
希特勒读了盖世太保的报告后，在报告上生气地批道：“是哪个笨蛋审问的？”他认为，说艾尔塞是个流浪汉是荒唐可笑的。参与这项大阴谋的有他的最凶恶的仇敌：英国人、犹太人、共济会会员，以及奥托。斯特拉塞尔。这难道不是明摆着的吗？
希姆莱亲自动手，想方设法从犯人口中搞到真实情况。据一目击者说，他一边用靴子猛踢戴着手铐的犯人，一边破口大骂。尽管他拳打脚踢，还用“鞭子或类似的工具”猛抽，那位个子矮小的细工木匠仍一口咬定他先前的证词。就是在被催眠后，他的口供仍然未改。这样，海德里希便相信艾尔塞确没有同谋。但元首却严厉斥责希姆莱未把真相的罪犯找到。
对提早离开啤酒馆，他已感谢自己的心声，也感谢上帝。他对霍夫曼说过：“那时，我有一种奇异的感觉，直至现在，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只觉得我必须尽快离开酒馆。”然而，外国观察家们却另有一番说法。“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它有点国会纵火案的味道。”夏伊勒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爆炸事件后12天，希特勒发布了“第八号战令”。陆地上的入侵将如期进行，但“在没有迫不得已的军事需要”时，他禁止轰炸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居民中心。这是比人道主义更为实际，也披露了希特勒的最终目标。他进攻西方的真正意图是为了巩固后方，突袭俄国，而不是征服欧洲的土地或毁灭英国——他日后或许能诱使英国宽恕其东进之举。
数天后，他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这次，他不但邀请总司令前来参加，还请了将领导此次进攻的人们。此次会议于11月23日中午在总理府内举行——开始时调子很低。“此次会议的目的，”他解释说，“是为了让大家对我脑海中的想法有个印象。因为，在未来事件中，引导我的正是这个想法。我不是请你们来听我作决定的。”接着，他便透露了各位听者理应知道的事情：具有值得骄傲自豪传统的军方已蜕变为只服从一人专政的唯唯诺诺的工具。“我一直怀疑，我是否应先打击东方然后才打击西方，”他说，“基本上说，我是为了打仗才组织武装力量的。打的决定历来在我手中。我迟早要把问题解决。”
这是公开宣布要当主人，但与会者却未有吭声不同意者。戈林后来作证说，出席者若作了反驳，这是明知故犯。“最高统帅作出决定后，一个军人再没什么可讨论的了；这既适用于一般军人，也适用于元帅。”
希特勒继而“非常谦虚地”说，他是更换不了的。“帝国的命运只在我一人身上。我将按此处之。”他承认，他的全盘计划是一场赌博，但话却咄咄逼人。“我非胜则亡，”他说，“我选择胜利。”“这是个历史性的决定，可与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前腓特烈大帝的决定相提并论。如我要死，我将死而无恨。我是要这样来度过我的一生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结束讲话时，他对自己的命运作了个阴暗的预言。“在这次斗争中，我非站则倒。我的人民若失败，我决不苟且偷生。”这些都是真心话。对希特勒而言，只有黑白之分；不是完全胜利便是“戈特达马隆”——世界末日。
当日下午，希特勒向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宣读了他的一份讲稿——关于陆军高级将领中的失败主义。勃劳希契大吃一惊，提出辞职。希特勒不予接受，提醒他说，作为一个将军，他应与“其他军人一样”，尽其职责，履行义务。对陆军而言，这是苦难的一天，就像哈尔德在日记中雄辩而言简意赅地说的一样，是“充满危机的一天！”希特勒曾说过，谁要是妨碍他，他就消灭谁。勃劳希契和哈尔德都被希特勒的这一恫吓吓软了腿。他们双双拼命努力，不使自己沾抵抗分子的边。
刚好在一周后，斯大林又使世界大吃一惊。11月30日，他入侵芬兰。芬兰这个国家，早在1918年，在德国军队的帮助下，曾挫败一次共产党叛乱。斯大林入侵芬兰，令希特勒狼狈不堪。这不但是因为德芬关系较好，而且也因为它削弱了与墨索里尼本来已薄弱的联盟。从一开始就反对德苏条约的意大利人，与西方一样，对苏联无故入侵芬兰，也表示巨大的愤慨。教皇的官方喉舌《罗马观察家》，跟着教皇，对***或**的入侵只字不予谴责。现在它却与教皇一起，痛斥苏联的入侵系蓄意侵略。齐亚诺写道，教会与国民都给墨索里尼施加巨大压力，令他“设法，让德国失败”。事实上，12月26日，他授权他的女婿通知比利时和荷兰代表说希特勒即将入侵。
整整一个星期，墨索里尼都坐立不安，既怕元首成功，又希望他成功。元旦前夕，他考虑参战，并与希特勒一起，但是，一看到德国即将入侵西方的迹象越来越多时，他又坐了下来，充当大哥的角色，写信劝解其小伙伴。意大利总理从未如此大胆地直言不讳。但他的直率又令他关切。所以，直到1940年1月5日，他才最终允许将此信拍发。他劝希特勒节制自己，不要入侵西方。打这样一场战争，双方都只有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