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当杰克逊先生告辞，两位女士回到她们挂着印花窗帘的卧室，纽兰·阿切尔若有所思地上楼来到他的书房。已有人仔细地拨旺炉火，调亮油灯；房间里列着一排排书架，壁炉台上摆着青铜与钢制的“剑客”小雕像，墙上挂着许多名画的照片，一切都显得格外温馨舒适。
他在炉边的扶手椅上坐下，目光落在一张梅·韦兰的大照片上，那是他们刚相爱时姑娘送给他的，如今已取代了桌上的所有其他肖像。他怀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敬畏之情望着那坦诚的前额、严肃的双眸和愉快天真的嘴唇，这年轻生命的灵魂即将由他来守护。这个女孩就是他所属于、所信奉的社会制度的可怕产物，对一切都全然无知，对一切都怀有期望。此刻女孩也正望着他，再熟悉不过的梅·韦兰的面孔，却是陌生人一般的神情。他再一次意识到，婚姻并非一个安全的港湾——如他从小被教导的那样，而是一次驶往未知海域的航程。
一成不变的旧习俗被奥兰斯卡伯爵夫人的事搅动起来，开始在他头脑中危险地飘荡。他宣称“女人应当有自由——和我们一样自由”，这击中了问题的要害，但这个问题在他所属的圈子里是不存在的。“好”女人无论受到多大的委屈，都不会要求他所说的那种自由，像他这样慷慨宽宏的男人也就因此——在激烈的辩论中——更加侠肝义胆似的愿意将那自由赋予她们。而那些慷慨宽宏的言辞其实不过是骗人的伪装，伪装下面依然是根深蒂固的习俗，将世事人情束缚在陈旧的模式上。此刻他誓为未婚妻的表姐辩护，然而，她的那些行为若是发生在他妻子身上，他也完全可以要求教会与国家降罪于她。当然这样的左右两难纯粹只是假设；既然他不是无赖的波兰贵族，那么也就没有必要荒唐地假设他是，再推测他妻子的权利。但纽兰·阿切尔实在是想象力丰富，无法不联想到他和梅，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可能受到伤害，即便其中的原因没有那么严重、那么明显。他们之间如何能够真正互相了解，既然他作为一个“体面”的人，有义务隐瞒自己的过去，而她作为一个当嫁的姑娘，有义务坦白自己的过去？如果他们两人因为某种微妙的原因而彼此厌倦、误解或不悦，那又当如何？想一想朋友们的婚姻——那些貌似美满的婚姻，他认为根本没有哪一对能够称得上是深情温柔、志同道合的终生伴侣，符合他想象自己将与梅·韦兰结下的关系。他意识到，若要实现他所想象的这种关系，梅就必须阅历丰富，多才多艺，并具有判断的自由，但这些早已在她的教养中被小心剔除了；不祥的预感令他打了一个寒颤，他发现自己的婚姻将会同身边大多数人一样：以一方的无知与另一方的虚伪为纽带、基于物质利益与社会利益的无聊联盟。他想到，劳伦斯·莱弗茨便是一个完全实现这一令人艳羡的理想的丈夫。作为“得体”方面的权威，他依着自己的便利塑造了一位妻子，当他与别人的妻子频频发生风流韵事并被所有人注意到的时候，他的妻子却总是微笑着浑然不知，说什么“劳伦斯真是循规蹈矩”。当有人在她面前提到裘力斯·波福特（作为一个来历不明的“外国人”）有纽约人所谓的“外室”时，据说她气得脸一红，慌忙把目光移开。
阿切尔试图安慰自己说，他不会像劳伦斯·莱弗茨那样蠢，梅也不会像格特鲁德那样呆；但那区别的毕竟只是才智，而不是准则。事实上，他们生活在一个符号的世界，在这里真实从来不会被说起、做到，甚至都不会被想到，而是仅仅用一套随意的符号来表示；就像韦兰夫人，她非常清楚阿切尔为什么要催促她在波福特家的舞会上宣布女儿订婚（而她也的确希望他如此），但依然认为必须装出不情愿的样子；她那种不得不为之的神态让人想起那些有关原始人的书中所描绘的情景——处于先进文明的人们正开始阅读这一类书——原始部落的新娘尖叫着被拖出父母的帐篷。
结果无疑是处于这神秘化复杂体系中心的年轻女孩因其坦率和自信而变得难以捉摸。她坦率——可怜的宝贝——是因为她无所隐藏，她自信是因为她不知道自己需要戒备什么；就凭着这么一点点准备，她便在一夜之间被抛入人们语焉不详的所谓“人生的真相”之中了。
年轻人的爱真诚而平和。他喜爱未婚妻光彩照人的容貌，喜爱她的健康活力、她的骑术、她在运动中表现出的优雅和敏捷，以及在他指点下刚刚培养起的对书籍与思想的羞涩的兴趣。（她已经能够与他一起嘲笑《国王田园诗》，但还不能感受《尤利西斯》和《食忘忧果者》[1]中的美。）她率真、忠诚、勇敢；她不乏幽默感（主要从她听到他的笑话而大笑可见）；他猜想，在她那颗纯真凝神的灵魂深处藏着一种热情，唤醒它将会带来喜悦。可是再稍一思索，他却又失望地想到她那种坦率和纯真不过是人工的产物。天然的人性不应是坦率和纯真，而应充满出于狡诈本能的种种扭曲与戒心。他感到自己正受到这种人为的虚假纯洁的压迫——这种由母亲、姑姨、祖母以及早已入土的祖先精心策划、巧妙制造的纯真——因为它应当是他想要的，是他有权得到的，为的是让他行使自己高贵的消遣，将它如雪人般击碎。
以上思考并无新意：那是即将举行婚礼的年轻人都会有的想法。但那通常伴随着内疚与自卑，而纽兰·阿切尔却丝毫没有这样的感觉。他没有向自己的新娘奉上空白的过去以换取她将交给他的白璧无瑕，对此他并不感到痛惜（萨克雷笔下的主人公却常常如此，让他愤怒）。他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如果他所接受的教养同她一样，那么他们只能像树林中的弃儿一般无力找到出路；同时他无论如何苦思冥想也找不出任何（与他一时的欢娱和强烈的男性虚荣无关的）正当理由，不让自己的新娘与他一样有自由获得阅历。
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问题必然会飘过他的脑海；但他也意识到，这些令人不安的问题之所以如此长久而清晰盘踞，全因为奥兰斯卡伯爵夫人不合时宜的到来。正当他订婚的时候——本该是迎接纯净的思想和明媚的希望的时刻——却被推入丑闻的漩涡，不得不面对丑闻所引发的种种特殊问题，而这些问题他原本宁可置之不理的。“去他的艾伦·奥兰斯卡！”他咕哝着，一边盖上炉火，开始脱衣服。他看不出为什么她的命运会对他有任何影响；但他隐隐感觉到自己只是刚刚开始估量由于订婚而不得不充当的捍卫者角色的风险。
几天之后，突然发生了一件大事。
罗维尔·明戈特家要举办所谓“正式晚宴”（即增加三名男仆，每道菜两种菜式，中间有一道罗马潘趣果冻），他们发出请柬，上面赫然写着“一晤奥兰斯卡伯爵夫人”——按照美国式的待客方式，来自异国的人往往被视为王族，或至少是大使。
客人的选择大胆而有眼光，明察秋毫者看得出那是出自“凯瑟琳大帝”的铁腕。永远招之即来的塞尔弗里奇·梅里夫妇——哪里都有他们的身影因为哪里都会邀请他们，波福特夫妇——有权要求他们来往，西勒顿·杰克逊及其妹妹索菲（哥哥让她去哪儿她就去哪儿），此外，在最具影响力的“年轻夫妇”中最时髦也最无懈可击的几对也在受邀之列；还有劳伦斯·莱弗茨夫妇，莱弗茨·拉什沃思夫人（那位可爱的寡妇），哈里·索利夫妇，瑞吉·契佛斯夫妇，以及小莫里斯·达格内特和他的妻子（来自范·德尔·吕顿家族）。这群宾客实在是完美的组合，因为其中每一个都属于那个核心小团体，在漫长的纽约社交季，永远热情饱满地日夜在一起寻欢作乐。
四十八小时之后，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除了波福特夫妇和杰克逊兄妹，所有人都拒绝了明戈特的邀请，尤其是瑞吉·契佛斯夫妇作为明戈特宗族成员的拒绝，愈发显出人们是有意冷淡；而且回函的措辞竟也完全一致——“遗憾无法接受邀请”，甚至没有像平常那样出于礼貌而找一个“已另有约”的委婉借口。
当时的纽约社交圈极小，娱乐也极少，所以每个人（包括车行老板、管家和厨师）都应该能确切知道大家哪几天晚上有空；因此，接到罗维尔·明戈特夫人请柬的人很可能就是为了无情地表明自己不愿与奥兰斯卡伯爵夫人会面的决心。
这一打击出人意料；而明戈特家则以一贯的英勇来应对。罗维尔·明戈特夫人将此事悄悄告知韦兰夫人；韦兰夫人悄悄告知纽兰·阿切尔；纽兰·阿切尔义愤填膺，激动地几乎以命令的口吻请母亲相助；母亲痛苦地挣扎了一番，内心虽然抗拒，表面却不得不敷衍，但最后还是屈从于儿子的要求（像平常一样），立即接受了他的主张，并因为先前的犹疑而热情加倍，戴上灰丝绒帽，说：“我去找路易莎·范·德尔·吕顿。”
纽兰·阿切尔时代的纽约仿佛一个溜滑的小金字塔，很难钻出罅隙，也不易站稳脚跟。它的底部是阿切尔夫人所谓的“平民”；有不少体面但并无名望的人家（比如斯派赛家、莱弗茨家或杰克逊家）通过与某个显赫的家族联姻而提升了自身的地位。阿切尔夫人常常说，人们已经不像过去那样苛刻了；既然第五大道的一头由凯瑟琳·斯派赛统治，另一头由裘力斯·波福特统治，那么你也就无法指望那些老传统能够维持多久了。
从富有却不起眼的底部稳步向上缩小便是由明戈特家、纽兰家、契佛斯家和曼森家所代表的那个最具影响力的紧密团体。大多数人想当然地以为，他们便是金字塔的顶端；但他们自己（至少是与阿切尔夫人同一辈的人）心里明白，在系谱学专家眼中，真正高人一等的家族要更少些。
“不要跟我提现在报纸上那些关于纽约贵族的话，”阿切尔夫人对孩子们说，“全是一派胡言。如果真有这么一个贵族阶层，那么不管是明戈特还是曼森，都不在其中；也不是纽兰或者契佛斯。我们的祖父和曾祖父不过是些体面的英国或荷兰商人，到殖民地来挣下家业，因为干得不错就留在了这里。你们的一位曾祖签署过《独立宣言》，还有一位是华盛顿麾下的将军，在萨拉托加战役结束后接受了英国伯戈因将军的投降。这些都是值得骄傲的，但却和等级或阶层无关。纽约向来是一个商业社会，真正意义上的贵族人家不超过三个。”
阿切尔夫人和她的儿子、女儿，以及所有纽约人都知道谁才是这样的特殊人物：华盛顿广场的达格内特家族——祖上是英格兰一个古老世家，同皮特家族和福克斯家族是姻亲；拉宁家族——与法国德·格拉斯伯爵的后代通婚；范·德尔·吕顿家族——曼哈顿首任荷兰总督的嫡系，在独立战争之前便已是几家法国和英国贵族的姻亲。
拉宁家族如今只剩下两位已入耄耋之年却仍十分活跃的拉宁小姐，乐观而怀旧地生活在家族画像和齐彭代尔[2]式家具中间；达格内特家族的地位举足轻重，同巴尔的摩和费城最有头有脸的家族都有联姻；范·德尔·吕顿家族虽然胜过所有其他家族，但已如落日余晖般渐渐淡去，只有两位重要人物：亨利·范·德尔·吕顿先生和他的夫人。
亨利·范·德尔·吕顿夫人出嫁前是路易莎·达格内特。她母亲的祖父杜·拉克上校出身于英国海峡群岛的一个旧世家，独立战争中曾在康沃利斯将军手下作战，战后定居马里兰，娶了康沃尔郡圣奥斯特利伯爵的五小姐安吉莉卡·特雷文纳。达格内特家、马里兰的杜·拉克家以及他们的贵族亲戚特雷文纳家之间一直往来密切。亨利·范·德尔·吕顿先生和夫人曾不止一次造访特雷文纳族长圣奥斯特利公爵，到过公爵在康沃尔郡的庄园以及格洛斯特郡的圣奥斯特利；公爵大人则多次表示有意择日回访（公爵夫人恐无法同行，她害怕大西洋）。
亨利·范·德尔·吕顿先生和夫人有时住在马里兰的特雷文纳宅第，有时住在哈得孙河畔的大庄园斯库特克利夫，那是荷兰政府授予那位著名的首任总督的，现在亨利·范·德尔·吕顿先生依然是“庄园主”。而他们在麦迪逊大道的那栋肃穆的大宅却很少开门，他们在纽约的时候只在那儿接待至交。
“我希望你一起去，纽兰，”他母亲走到布朗马车门前，突然发话道，“路易莎喜欢你；当然我走这一步是为了亲爱的梅——还因为，如果我们不站在一起，所谓上流社会就不存在了。”
注释：
[1]三首均为英国诗人丁尼生（Alfred Tennyson，1809—1892）的诗。
[2]Thomas Chippendale（1718—1779）：英国家具设计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