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知识更重要的，是思想；比思想更重要的，是思维；在思维中，战略思维又是最重要的。“美国病”，是一种综合征，“美国病”的重要症状是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的极端化，特别是美国在战略思维上陷入极端而不能自拔。
“美式战略思维”的危机
建立“新型大国关系”，需要破除“旧型战略思维”。
冷战以后美国的衰落，特别是21世纪美国的霸权困境，使美国成为目前全球最大的“病人”“病国”。“美国病”的病根是什么？美国衰落和困境的根源是什么？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美国战略思维的局限性、滞后性、劣根性。“美国战略思维”中的积极因素，曾经是振兴美国的力量源泉；而美国战略思维中的消极因素，也导致美国的危机和困境。美国的危机，从根本上来说，是美国战略思维的危机；美国的困境，是“美式战略思维”破产的表现；美国的没落，是美国战略思维没落的结果。拨乱反正，改革和更新美国战略思维，是把美国变成“健康国家”的治本之举。
八种思维，毒害美国。创新美国战略思维，需要实现指导思想的八个历史性转变，即：改变“上帝选民”的特权思维，树立“世界公民”的平等思想；改变“讨伐异端”的十字军思维，树立文明共处的包容思想；改变“霸权永恒”的王朝思维，树立能上能下的民主思想；改变“美国利益至上”的霸权思维，树立美国利益与世界利益一致思想；改变“拉帮结伙”的联盟思维，树立团结世界的合作思想；改变“绝对安全”的零和思维，树立共同安全的思想；改变“树敌提神”的传统思维，树立没有敌人，也有动力的思想；改变“暴力出权力”的拳头思维，树立以和平手段解决问题的思想。
“上帝选民”的特权思维
在美利坚民族的身份定位上，必须改变“上帝选民”的“特权思维”，树立“世界公民”的“平等思想”。
美利坚民族是上帝的选民，这是美国人对于自己民族身份的一个定位。这就是说，美国人的出身很好，美国人受到上帝的青睐和关爱，在美利坚民族的身上烙有上帝情感的印记。“上帝保佑美国”，这是每一位美国总统在宣誓就职典礼上的核心语言。
但是，人类进入21世纪，美利坚民族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美国必须正确认识自己。其实，与其说上帝选择了美国，不如说是美国选择了上帝；其实，上帝不只是选择了美国，上帝正在选择中国（虽然中国信仰上帝的人不多）。在这个星球上，也不是只有上帝，还有其他宗教信仰的“上帝级别”的神灵，例如伊斯兰文明中的“真主”、佛教文明中的“菩萨”，他们也有自己的选择，他们的选择与上帝的选择同样神圣。
其实，是地球选择了人类。在这个星球上，每一个人都享有人权，每一个国家都享有主权。要求超越人权的特权，要求超越主权的霸权，只能制造灾难和不幸。美利坚民族可以是一个优秀民族，但是不能成为一个特权民族。美国要做国际社会的优秀公民，但是不能做特权公民。美利坚民族在一个民主世界中要成为和其他民族一样具有“平等一票”的正常民族。
“讨伐异端”的十字军思维
在美国价值观的“历史使命”上，必须改变讨伐异教徒的“十字军思维”，树立与不同文明和谐共处的“包容思想”。
所谓“十字军思维”，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只让自己一家的价值观“一花独放”，不让其他价值观“百花齐放”，是一种文化专制。
美国总统是“十字军思维”的突出代表。例如小布什总统在2005年连任就职演讲中就说：“历史和常识告诉我们一个真理：我们这片土地上的自由能否延续，取决于自由在别的土地上的胜利。世界和平的最大希望在于全世界都实现自由。”
美国对于异己价值观的讨伐，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美国最重视的高科技是“洗脑高科技”。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就出资实施一项“麦克维特拉”计划。这个计划的出发点，是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正在使用“洗脑”技术，美国需要获取这项技术。同时，其中的“弗兰肯斯坦”方案，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由一位加拿大精神病专家进行“洗脑”试验，通过电休克、麻醉剂注射和药物控制等办法，来清除头脑中的“消极信息”，再通过输入“积极信息”，达到“洗脑”的效果。这个项目曾经对一百多名加拿大人进行了试验，给试验者造成了极大的痛苦。美国中央情报局进行的洗脑试验项目不止此一个。其实，美国一直在用各种办法对世界人类进行“洗脑”，包括运用国际互联网等进行舆论引导，让人们用美国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用美国的世界观看世界。所谓的“美国生活方式”，首先是“美国思维方式”。
美国价值观，无疑是世界价值观大花园中一朵美丽的花。美国价值观不应该被别人讨伐，但是美国价值观也不应该讨伐别人、消灭异己。现在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已经放弃了世界革命思维，而美国则强化了自己的世界革命思维。这些年，美国推行“大中东改造计划”“大世界改造计划”等，暴露了美国用自己的价值观讨伐世界、改变世界的狂妄。美国的所谓全球化，就是全球的美国化。所谓文明的冲突，根源就在于美国文明的傲慢和美国文明的专制。自然界不可能一枝独秀，人类世界又怎么会只有美国文明这一种颜色呢！美国文明统一不了世界文明，美国文明要交流和融入世界文明。美利坚要从意识形态的“征伐民族”中解放出来，成为一个与不同意识形态和谐相处的“包容民族”。
“美国利益凌驾世界”的霸权思维
在美国的国家利益上，必须改变把世界霸权视为国家核心利益的“霸权思维”，树立美国利益必须与世界利益相一致的思想。
美国利益与世界利益之间，是什么关系？美国最响亮的一个口号是“国家利益至上”，就是美国一个国家的利益在全世界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美国的国家利益中，最核心的利益是什么？就是美国称霸世界的国家地位。
其实，人类的共同利益，绝对要高于其中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而在21世纪建设民主世界成为国际大潮流的今天，在霸权已经成为人类共同利益最大侵犯者和最大威胁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把世界霸权作为自己一个国家的核心利益，去追求、去保持、去捍卫。
美国所谓“国家利益至上”的思想，实质就是把美国一个国家的利益凌驾于整个世界利益之上的思想，是把一个国家的利益放在人类的共同利益之上。而“霸权利益至上”更是荒唐。美国的国家利益应该是在世界利益之中，而决不能凌驾于世界利益之上，更不能通过霸权手段，损害世界利益、谋求美国利益。
在一个社会中，搞极端个人主义，必然损人利己；在一个世界中，搞极端国家主义，也必然损害别国利益。树立科学的国家利益观，改革美国的国家利益观，要求美国不能把“控制世界”作为自己的国家利益。一个国家对世界的控制，就是对世界其他国家的限制和遏制，这是世界矛盾的重要根源。美国不能把“改造世界”作为自己的国家利益。强制的改造，在本质上必然是一种征服。所以，美国失去世界霸权，并不是失去了国家的核心利益，而是回归正常的国家利益。
“拉帮结伙”的联盟思维
在美国与世界大国的关系上，必须改变拉帮结伙、分裂世界的“联盟思维”，树立团结世界、合作世界的“联合思想”。
英语民族从大英帝国开始，就擅长在大国关系中搞分裂、搞联盟、搞制衡，到美国称霸世界以后，把联盟战略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是冷战的思维不改变，联盟的战略不改变，继续在国际舞台上拉帮结伙。
中国早就提出坚持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政策。中国是近代世界崛起大国中，唯一一个实行“不结盟”政策的国家。中国既不组织以反对美国为目标的“反美联盟”，也坚决抵制任何以遏制中国崛起为目的的“反华联盟”。而美国为遏制中国崛起，不仅在全球酝酿组织所谓政治性“民主国家联盟”，而且与世界60多个国家组织军事同盟，特别是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大力组织对中国的遏制包围圈，同中国周边一些国家组织多边或双边军事同盟。美国的联盟思维，不仅是冷战思维的延续，而且是传统的热战思维的遗产。中国坚持不结盟战略，是一种充满战略自信的表现，是一种坚持国际公平的立场，是一种促进国际团结和世界和平的负责任的态度。
联合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成果，是国际关系上的创新，联合国的精神就是联合。在国际舞台上，在大国关系中，就是要坚持联合，反对分裂。联合国不是联盟国，联合国是世界国家之间的大联合。美国在联合国之外组织联盟，抛开联合国搞团团伙伙，就是分裂世界，就是破坏联合国的精神。
中国敢于实行“不结盟”政策，而且在美国把中国作为一号对手，对中国实行包围遏制政策的情况下，中国依然坚持自立自强，展现了一种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气概。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搞团团伙伙、群起而攻之的联盟战略还要坚持多少年呢？
“绝对安全”的零和思维
在美国的国家安全上，必须改变把自己的绝对安全建立在别人绝对不安全基础上的“绝对安全”思维，树立“共同安全”的思想。
尼克松和基辛格认为，美国所需要的安全利益，是国际力量的均势，而不是力量的过于悬殊；是“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共同安全，而不是只保证自己活，不管别人的死活。
尼克松在《现实的和平》一书中讲：“必须打开通向现实的和平的大门，打开这扇门需要有两把钥匙，一把在美国手上，另一把在苏联手上。除非两个超级大国建立起新的‘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关系，否则本世纪内不可能实现现实的世界和平。我们若不努力朝此目标前进，自杀性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努力而获得成功，那么不仅世界大战可以避免，而且世界和平也是可以实现的。”[28]基辛格说：“如果说历史有任何教育意义的话，那么其教育意义就在于没有平衡，就没有和平；没有节制，就没有公正。”[29]
而今天美国的安全思维，恰恰不是以力量平衡求安全，而是以力量失衡来保证美国的绝对安全，是把美国的绝对安全建立在整个世界绝对不安全的基础上。今天世界军事力量严重失衡，美国一个国家的军费，占世界军费的一半，美国军费与世界所有其他国家军费的总和持平。这就是说，美国一个国家能够战胜一个世界，美国超强的军事力量威胁整个世界。任何影响和改变美国绝对优势的努力，都被看成是对于美国安全利益的威胁，都要被打上“威胁论”的印章。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美国对绝对安全的追求，美国对超级军事力量的建设，美国对于绝对军事优势的保持，实际上正是刺激和导致世界军备竞赛高潮迭起的根源。如果美国实现了“绝对安全”，那么整个世界就是“绝对不安全”。其实，“绝对安全”是一种幻想。一个让全世界都不敢入眠的国家，一个让全世界提心吊胆的国家，他自己难道真的能够睡得安稳吗？所以，美国只有改变“绝对优势、绝对安全”的思维，树立起“共同安全、共同生存”的思想，让世界都获得安全，美国才能够真正安全。
“寻敌提神”的对抗思维
全世界最需要敌人的国家，就是美国。美国在国家凝聚力上，要改变依靠“制造敌人”增强凝聚力的“造敌思维”，树立“没有敌人，也有动力”的新思维。
著名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指出，美国处在滑入“系统性退化”的危险中，这种退化是由于国内的政治僵持以及在国外错误地向有时是“自己强行树立”的敌人——例如伊拉克——发动“单打独斗的费力战争”而引起的。
没有敌人，就没有美国。美国这个国家，有一种特殊的需求，就是一定要有敌人。一个国家有敌人，有时是难免的，也是正常的。但是如果在没有真正的敌人的情况下，硬要搞一个或者搞几个“人造敌人”，或者说，硬要把不是敌人的国家当敌人，硬要逼迫不是敌人的国家成为敌人，那就不正常了。而美国就是这样一个不正常的国家。
综观美国240年的历史，美国的敌人有三种：
第一种敌人，是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敌人。例如，1776—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英国，1812—1815年英美战争时期的英国，就是美国的敌人；1941—1945年太平洋战争时期的日本，就是美国的敌人；2001年“9·11”事件之后的反恐战争，恐怖主义势力是美国的敌人。这种敌人是真正的敌人。
第二种敌人，是与美国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是与美国具有“文明的冲突”的国家，被美国作为“意识形态敌人”“政治制度敌人”“文化敌人”。美国不仅在宗教意识形态上把与自己不同的文明看成“异端”，而且特别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成邪说，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看成他们的颠覆对象，一律要和平演变，要颜色革命，要西化、分化，要颠覆推翻。
第三种敌人，是具有赶超美国能力与潜力的国家。几乎每一个世界第二号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要享受美国给予的“挑战者”称号，要得到“战略对手”的待遇，要背负“战略威胁”的罪名。因为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全球老大，哪个国家距离美国最近，发展和冲刺的速度最快，超越美国的可能性最大，这个二号国家就铁定了是美国的一号敌人，美国就要以热战为后盾、以冷战为常态，在地区和全球组织政治和军事同盟，对这个国家进行舆论攻击，进行政治讨伐，进行军事包围，从而迟滞这个国家的发展，夭折这个国家的崛起，保证美国的霸权利益不受影响、霸权地位不被动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现军事崛起的苏联，创造经济奇迹的日本，今天，科学发展的中国，不论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与美国相同还是不同，都犯了一个追赶美国“罪”，都要被美国作为敌人来击败。美国已经击败了苏联和日本，现在要开始与中国进行“世纪鏖战”。中国这名世界田径赛场上的二号选手，就因为具有超越美国这名一号选手的运动速度和赶超力度，就要被美国痛殴。
在这三种敌人中，只有第一种敌人是美国真正的敌人。而其他两种敌人其实都是“被敌人”，就是被美国当作敌人。
把和平崛起的中国，当作敌人，是美国在21世纪对外关系中最大的一个错误。中美两个国家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美国必须改变一种思维，就是“没有敌人，就没有动力；制造敌人，就是制造凝聚力”的思维，美国必须建设一种能力，就是在没有“人造敌人”的情况下，也能够有足够的凝聚力，能够充满朝气与活力，能够保持足够的前进动力。
“崇尚武力”的拳头思维
在国际争端中，美国必须改变“拳头里面出权力”的“拳头思维”，树立以和平手段解决问题的思想。
杜勒斯曾经在《战争与和平》一书中讲：“西方统治势力的扩充，从来不是主要依靠武力的结果。……西方国家获得政治优势的主要原因是它们供给别人所需要的东西。西方的优势大部分并不是靠军人取得的，而是外交家、商人和传教士工作的结果。”[30]
杜勒斯显然说了假话，西方势力的扩张，是“枪炮加圣经”，是“武力加文化”。在国际关系中，正是美国人发明了“权力政治”“拳头政治”。西方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崇尚血与火的世界，而由西方建立的世界，是通过血与火的征服和屠戮而构建起来的世界。美国人奉行的是“力量逻辑”，崇尚的是“武力政治”，美国人有一种世界上最为强烈的“力量崇拜”，特别是“武力崇拜”。
美国政治家崇拜“武力政治”“拳头政治”。而这种武力政治的灾难和弊端，越来越引起美国一些有识之士的不安。20世纪60年代初，由美国总统肯尼迪任命的以援助不发达国家为使命的美国“和平队”的首任长官施莱弗，就说过这样一段话：“枪炮并不能改变世界，这是这个血腥的世纪所得出的伟大结论之一。美元也不能改变这个世界，单纯的良好愿望同样不能。今天能够改变世界的与过去已经改变世界的是同样一种事物：一种思想，以及对这种思想承担义务的、具有奉献精神的个体的服务。和平队就是奉献这种精神的一个群体。”[31]
近年来，在美国兴起了对于“软实力”的研究和呼吁，约瑟夫·奈写了《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一书。软实力的概念是他在批评美国政府对外政策时，作为与硬实力相应的概念提出来的，是批评小布什政府在对外政策上过于强调硬实力，削弱了美国的软实力。硬实力是指军事力量、经济力量，是能够强迫和强制对方服从自己意志的力量。软实力是指文化的力量、榜样的力量、信念和理想的力量，是能够潜移默化影响和改变对方的力量。他界定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来自三种资源：一是文化（在能够对于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二是政治价值观（当它在海内外都能够真正实践这些价值的时候）；三是外交政策（当政策被认为是具有合法性以及具有道德威信时）。
这个世界，总和的军事力量会越来越大，但是用战争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在解决国际争端中，世界越来越通行的一个普遍原则是：非暴力原则、非武力原则。而美国的主导思维至今仍然是“拳头思维”。冷战后的美国，为这个世界发动和进行了最多的战争。“喜欢打仗”的美国，必须转变为“喜欢和平”的美国。这样的美国才真正能够成为“美丽之国”“魅力之国”。
“霸权永恒”的王朝思维
在美国的国家地位上，必须改变“霸权永恒”的“王朝思维”，树立在世界领导岗位上能上能下的“民主思维”。
民主思维，表现在领导地位上，就是要竞争上岗、能上能下、任期制度、不贪恋权势、不压制新秀、不垄断和世袭。
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在民主国家和民主世界，没有天然的领导者，也没有永恒的领导者。美国原本不是这个世界的领导国家，美国也不可能永远是这个世界的领导国家。
但是，美国今天的战略思维，用奥巴马总统的誓言来说，则是美国决不做世界第二，美国的领导地位决不能动摇，美国的霸权地位决不能丢失，美国要再领导世界100年。谁要冲到美国前面去，谁就是对美国的挑战和威胁，谁就要被遏制和包围。
美国要垄断世界第一这个冠军国家的宝座，美国要垄断世界领导国家的地位，美国要让自己的世界霸权地位可持续保持，这不是一种“王朝思维”，是什么？
在世界领导地位问题上，英国是美国学习的榜样。当大英帝国衰落、不能承担世界领导责任以后，英国总体来说，是“该交棒时就交棒”“该下台时就下台”，比较顺利地实现了与美国的和平交接。这是英国对于国际政治的一个贡献，也可以说是国际民主的一个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