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透视“美国病”——美国为什么是“病国”
认识霸权的黄昏，需要透视霸权国家的衰落和其“霸权病”的危重。当今世界的霸权病，集中体现为“美国病”。
美国病了，病得很重。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病人”，美国是今天全球最大的“病国”。
“美国病”，是一种什么病？“美国病”的症状和病因是什么？治疗“美国病”的药方是什么？“美国病”为什么在中美关系问题上发病突出？
在世界一些地区和国家，人们把美国称为流氓国家、无赖国家，称为“真正的帝国和邪恶轴心”。美国《纽约时报》2004年1月25日刊载的一篇文章把美国称为全球“唯一的超坏大国”。
美国，这个全球“唯一的超坏大国”，它超坏在哪里呢？
“美国病”，不是一种突发病，也不是一种单一病，而是长期形成的综合病。美国病包括政治病、社会病、思维病、情感病和讳疾忌医的保守病等。其中首要的、致命的是“政治病”。
保霸权——美国要做全球永恒“霸主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条基本路线，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为两个基本点。而最近几十年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也有一条基本路线，就是“一个核心目标、三大战略手段”。“一个核心目标”，就是保卫美国的世界霸权；“三大战略手段”，就是在全世界“玩民主、玩美元、玩导弹”。这“一保三玩”的基本路线，就是美国的生存秘诀。
在世界霸权地位上的美国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以捍卫世界霸权为中心，把维护美国世界第一的领导地位，作为美国的国家核心利益，寻找和锁定有潜力追赶和超越自己的世界二号国家，作为新的对手和敌人，进行包围和遏制。冷战结束不久，1995年克林顿政府就制定了美国战略中心东移、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但是在当时没有来得及实施。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美国紧锣密鼓地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围绕保卫世界霸权的核心目标，美国要进行“卫冕战争”。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冷战，是美国走上世界霸主地位之后的第一场“卫冕战争”；20世纪80年代末期对日本经济赶超的遏制，是美国的第二场“卫冕战争”；21世纪遏制中国崛起，是美国的第三场“卫冕战争”。
所谓“三大战略手段”，就是在世界范围内“玩民主”“玩美元”“玩导弹”。
美国通过在世界“玩民主”，让自己头戴全球最先进“民主国家”的花环，在全球推广美式民主。这样一方面可以占领世界政治的制高点，让自己成为裁决其他国家是否为民主国家的“民主裁判”，负责发放“民主国家”牌照；另一方面，可以对那些与美国政治制度不同、与美国战略利益有冲突的国家，以扩展民主的名义，进行颠覆和改变，美国则成为世界民主法庭的“大法官”、成为“审判长”。美国在世界“玩民主”的具体行动，就是发动改变一些国家政治制度的“制度战争”，这种“制度战争”往往是以“人权”为借口，用“霸权”横扫“主权”。这种制度战争，包括各种形式的“颜色革命”，包括支持一些国家的分裂和内战，也包括直接军事进攻。
美国通过在世界“玩美元”，利用经济“全球化”，强化美元的货币霸权地位，通过货币侵略、货币战争、货币遏制，打压对手、掠夺世界。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都是美国“玩美元”玩出来的危机。亚洲金融危机是美国发动的“局部货币战争”，2008年的金融危机，则是美国发动的“货币世界战争”。美国“玩美元”就是要把世界变成美国的货币殖民地，让全球成为美元的殖民地。
美国通过在世界“玩导弹”，支撑和壮大美国的军工产业，充分发挥美国的军事优势，巩固美国世界霸权的军事支柱。美国在冷战之后，大兴热战，先后发动了四次战争：两次进攻伊拉克，一次攻打科索沃，一次攻打阿富汗。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说：“9·11”悲剧改变了美国人的世界观，“唯利是图的大众媒体，利用美国公众的无知，用大肆的宣传加剧了公众的恐惧，从而给善于煽动的小布什政府长达8年的时间，把美国变成了一个‘十字军’国家。从此，‘反恐战争’变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代名词，几乎整个美国都忘记在不断演化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去建立一个争取美国长远未来的大战略，导致美国对21世纪的新挑战毫无心理准备”[3]。
美国从1776年建国至今240年的外交政策，有四个性质不同的阶段：一是孤立主义的美国——从1776年到1945年，美国在美洲韬光养晦，实现崛起；二是冷战主义的美国——从1945年到1991年，美国联合西方国家，控制半个世界，与以苏联为首的另外半个世界竞争全球霸权；三是单边主义的美国——在苏联解体后，美国霸权整个世界又搞乱整个世界；四是极端主义的美国——在中国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后，把中国作为主要对手，以各种极端的手段，遏制中国崛起、打压中国复兴。中国要防止美国为捍卫世界霸权，而在“玩民主”“玩美元”“玩导弹”的过程中出现丧失理智的疯狂。
美国标榜自己是全球的“价值观国家”。美国价值观的主要内容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美国“领导观”——世界必须由美国领导，不能有挑战者。
二是美国“样板观”——美国是全世界的样板，全球都要按照美国的样子实现美国化。
三是美国“标准观”——美国为全世界制定标准，美国标准就是世界标准。
四是美国“裁判观”——美国是全球的最高法官、最高裁判。
五是美国“警察观”——美国是全球的警察和“城管”，在全球维稳、全球执法。
但是，“美国迷信”恰恰被美国打破。冷战后的世界，最多的战争由美国发动；最大的经济危机由美国制造；最大的分裂世界的军事联盟由美国组织。美国给这个世界带来的是战争、危机、分裂、动乱。美国“异化”了，美国变质了。面对变质的美国，人们不禁要问：让美国制裁世界，还是让世界制裁美国？让美国管理世界，还是让世界管理美国？让美国改造世界，还是让世界改造美国？让美国领导世界，还是让世界领导美国？
玩民主——美国是世界最成熟的“金主国”
美国的第一金字招牌，就是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美国是人民第一、选票第一。其实，今天的美国，早已经是“钞票”绑架“选票”、是“金主”领导“民主”。美国不是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而是世界最大的“金主国家”。
美国的民主，不是最好的，更不是万能的。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说：“民主制度，是美国最伟大的优势之一，但也是导致目前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4]
美国患有“民主病”。美国民主的最大问题，是与金钱的关系问题。加利福尼亚州前议长杰西·昂鲁曾经指出：在美国，“金钱是政治的母乳”[5]。为政治竞选掏大钱的多数人不是“捐献者”，而是“投资者”。
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指出：“美国目前这种严重依赖竞选资金的政治制度，越来越容易被那些资金充足、但是只服务于小部分人利益的国内外游说集团利用。这些集团可以利用现有的政治体系，牺牲国家利益，来推行他们的目标。”[6]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2012年2月16日文章《为什么中国的政治模式更优》指出：“在今天的美国，金钱是政治煽动的大推手。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彭斯所说，美国已经从‘有钱人一人一票，变为一位男人一张选票，再到一人（不分男女）一票，现在趋向一美元一票’。”这也就是说，在今天的美国，“钞票”已经绑架“选票”，“民主化美国”已经变成“金主化美国”，世界最先进的“民主国家”已经变成了世界最先进的“金主国家”。
在美国，始终存在着“钞票”和“选票”之间的博弈。选票代表人民主权，钞票代表资本的专制。当钞票不能控制选票的时候，美国是民主的国家；当钞票与选票旗鼓相当的时候，美国是一个正常的国家；而当钞票操控选票甚至压迫选票的时候，美国就成为一个资本专制的国家。美国从开国时代就没有君主，所以美国没有君主专制；但是，美国从立国以后，就存在着“金主”与“民主”的对立和博弈。当资本绑架了民主，当钞票绑架了选票，那么美国的民主就演变为“金主”，美国这个没有君主专制的国家，就变成了一个“金主专制”的国家。而这个美国特色的“金主专制”，比较一些国家的君主专制，在国内对于政权的操控更狡猾，对于财富的掠夺更疯狂，在国际上推行霸权战略更猖狂，对于世界的压迫和剥削更肆无忌惮。所以，美国不是民主国家，而是“金主国家”；美国不是“君主专制”国家，而是“金主专制”国家。
有人说，美国政治是选举政治，是选票政治。其实不然。在今天的美国，选票难以制约钞票，钞票可以绑架选票。今天的美国政治，形式上是选举政治，是选票政治，实际上是美元政治，是钞票政治。美国政治，是“钞票”主导“选票”，是“金主”绑架“民主”，是金钱操纵和控制政治。在现代美国，是金主第一、民主第二，是金主驾驭民主，民主成为金主的奴仆、玩物。民主是外衣和形式，金主是内容和实质。从2008年以来美国金融危机的事实中，全世界都看到，不是美国人民手中的选票说了算，而是华尔街的钞票说了算。
建国以来，美国的资本主义在深度发展。从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的“金融资本主义”，美国的金主、金权绑架了美国。华尔街操纵了美国。那些对造成危机有直接责任的金融大鳄不仅没有受到惩处，而且照样按照合同拿几千万甚至上亿美元的奖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高呼，美国的问题就是1％的问题，1％的人掌握了40％的财富。今天美国的民主政治对资本主义金主们的制约已经失灵，美国成为发达国家中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指出：“自1980年以来，美国的收入失衡现象不断加剧：1980年，最富有的5％的家庭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16.5％，而最底层的40％的家庭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14.4％；到了2008年，这个差距扩大，两个数字分别变为21.5％与12％。除了年收入外，家庭拥有的总财富的对比更加悬殊：2007年，最富有的1％的美国家庭竟然拥有33.8％的社会净财富，而下层50％的美国家庭只拥有2.5％的社会净财富。这一趋势使美国在全世界收入水平和贫富差距的两项排名中，都名列前茅，也让美国成为最不平等的发达国家。”在世界12个主要大国中，“收入不平等问题比美国更严重的国家只有巴西”[7]。
破除对“多党政治”“选举政治”的迷信，是推进世界政治创新的一个重要前提。今天西方政治的主要特征，就是对内一切都纳入“选举政治”的轨道，就是“国家政治选举化”；而对外关系则是按照意识形态选边站队，都纳入意识形态轨道，就是对外关系“意识形态化”。今天，在世界民主政治的发源地希腊，其国家政治整天在选举的旋涡中翻滚，各个政党为竞选政权明争暗斗，政治资源不能集中到处理危机、解决问题上。希腊发明了民主，但是民主救不了希腊。希腊在危机中频繁选举，但是更多的选举解决不了希腊危机。“选举政治”救不了希腊经济。今天，作为现代民主政治标本的美国，其对外政策高度意识形态化，按照民主与专制的两分法分类全球的国家，而民主又被界定为多党制和一人一票。美国用战争制造了一批所谓民主国家，结果这些被“导弹炸出来的民主”、被“无人机空投的民主”，造就的是劣质民主国家，是边乱边选，选完更乱，乱了就打，打了再选，选完再乱，陷入民主和战乱的恶性循环。
美国的选举制度，成为游戏民主的游戏。美国选举总统，实质上是在选择政治演员。把民主等同于竞选，把竞选等同于政治营销，把政治营销等同于拼金钱、拼资源、拼公关、拼谋略、拼形象表演。政客的承诺根本无须兑现，只要能够赢得“选战”就行。这种机制产生的人，善于表演，能说会道，就是不能干。治国理政，仅靠选举选不准方向，仅靠选票也选不出英才。美国民主，“四化”问题严重：一是美国民主的商业化。铺天盖地的广告成灾，形成对选民的政治折磨。二是美国民主的庸俗化。一切为了讨好选民，选举上台后，自己原来的承诺不用兑现。三是美国民主的金钱化。美国的民主制度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民主制度，竞选需要电视媒体和广告，而筹款和弄钱的过程就是产生腐败的过程，执政者必须回报为竞选提供金钱的人。四是美国民主的少数化。在西方国家，除了少数情况，一般大选的投票率仅仅有50％左右。即使是在一些美国专家看来，中国的民主模式也越来越显示出独特的优越性。中国的民主模式一定会影响世界政治的游戏规则，丰富世界民主政治的内容和形式。
这个世界发生危机的根本原因，就是两个失衡：一是美国国内失衡——金主绑架美国，资本绑架美国，“美国民主”管理不了“美国金主”；二是整个世界失衡——霸权绑架世界，美国一个国家绑架全世界。世界管理不了美国。美国的前途取决于“民主”是否能够从“金主”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世界的前途取决于地球是否能够从霸权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玩美元——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寄生国”
现代法国的缔造者戴高乐将军1965年对美元霸权的严厉批评举世闻名。他说：“美国享受着美元所创造的超级特权和不流眼泪的赤字。它用一钱不值的废纸去掠夺其他民族的资源和工厂。”[8]
2011年8月1日，时任俄罗斯总理的普京说，美国是世界经济的寄生虫。美国有14万亿美元甚至更高的巨额债务，美国依靠美元的垄断地位，在世界经济中过着寄生虫的生活。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1971—2013年，全球基础货币或国际储备货币，从480亿美元激增到超过12万亿美元，增加速度接近300倍，而全球实体经济实际增长不过5倍。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他的自传《动荡岁月》中，对过去几十年全球性货币扩张有详尽论述，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如果没有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廉价产品，全球性通货膨胀将要严重得多。[9]格林斯潘承认，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平均通货膨胀超过以往一切时代的总和。
根据两位法国学者的研究，2001—2006年，正是美元相对世界主要货币大幅贬值时期，也是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最激烈的时期。该时期，美国累计对外借债净增加3.209万亿美元，然而净负债竟然还减少了199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同期净赚了3.408万亿美元，其中仅仅汇率贬值一项，就让美国赚了8920亿美元，资产负债收益差距让美国赚了1.694万亿美元，其他手段赚了8220亿美元。3.408万亿美元，是怎样一个巨大利益呢？它相当于美国6年的国防军事开支总和。也就是说，美国通过操纵美元汇率所创造的超级利益，意味着世界各国为美国庞大的军费开支埋单。这就是美元超级霸权创造的超级利益。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最大的风险投资公司、最大的私募基金，而且不需要任何资本金。它具有近乎无限的融资和创造信用的能力。美元长期贬值符合美国根本利益。美国根本不会或没有任何意愿发起和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10]
根据美联储数据，美国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1980年为5倍，2007年达到10倍。美国金融业平均工资大大超过其他行业平均工资。1980年金融业平均工资与其他行业大体相当。2006年，金融业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平均工资的1.7倍。受高工资的吸引，美国优秀大学生竞相进入金融业。2008年，高达28％的哈佛学院毕业生，进入金融业。而1969—1973年只有6％。20世纪90年代，斯坦福MBA（工商管理硕士）毕业生进入金融业的薪水，是进入其他行业同班同学薪水的3倍。[11]
在美国，“玩美元”的金融精英，是一个引起社会公愤的特权集团。据统计，美国前25名对冲基金经理的年均收入从2002年的1.34亿美元，剧增到2012年的5.37亿美元（皆以2010年的美元计算），10年增加了4倍。他们的收入甚至达到美国0.1％精英阶层年均收入的116倍。自2004年开始，排名前25的对冲基金经理，每年的收入总和均大于标准普尔500家最大上市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全部收入总和。2010年，排名前25的对冲基金经理的总收入是标准普尔500家最大上市公司首席执行官总收入的4倍。[12]风险投资和私募基金经理的收入也快速增长。
谁来养活美国？用美元“吸食”世界的美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寄生帝国”。中国等新兴国家作为“世界工厂”大干苦干，美国作为“世界银行”则依靠“玩美元”，进行纸币换实物的游戏，这是“一纸万利”的生意，是一厂（造币厂）抵万厂（制造业工厂）的“艺术”。根据有关方面的研究，自从2006年以来，由于美国操纵美元贬值，到2011年，中国的美元储备缩水达6000亿美元之多。
马克思的《资本论》揭露了自由资本主义的本质，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揭露了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而资本主义的第三形态，是“金融资本主义”。从1971年8月15日美国实行美元与黄金脱钩开始，美国就开始了“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美元就开始了对全球的“金融殖民”，美元霸权导致整个世界都要向美国“进贡”，美元霸权为美国带来滚滚财富。人们只看到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与苏联进行了40年的“冷战”，而没有看到1971年至今，美国与世界进行的一场40年的“钱战”，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金融战争”“货币战争”。美国的原子弹只在日本投放了两颗，而美元作为美国的“金融原子弹”“货币原子弹”，却在全球投掷，而且是反复投掷。
玩导弹——美国精通战争甚于精通和平
今天的世界，有两个点击：一是用“鼠标”点击全球；二是用“导弹”点击全球。美国善于用“鼠标”点击全球；美国更善于用“导弹”点击全球。美国“精通战争”甚于“精通和平”。
美国著名的五星上将布莱德雷1948年11月10日在波士顿商会举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午餐会上的致辞中说：“我们的科学知识明显地超出了我们控制它的能力。我们有无数科学家，却没有什么宗教家。我们掌握了原子的奥秘，却摒弃了耶稣的训谕。人类一边在精神的黑暗中盲目地蹒跚而行，一边却在玩弄着生命和死亡的危险的秘密。这个世界有光辉而无智慧，有强权而无良知。我们的世界是核子巨人、道德侏儒的世界。我们精通战争甚于和平，熟谙杀戮远甚于生存。”
墨西哥《至上报》1999年4月18日刊登贝塞拉·阿科斯塔的文章，题目是“美国在147年中进行了168次入侵，本世纪对60个国家进行过干涉”。
根据美国国防部公布的统计数字，在1946—1989年，美国年均对外使用武力的次数为2.8次，而冷战结束后的20世纪90年代为4.5次。从1990年到1999年期间，美国发动的较大规模的海外军事干涉行动有45次，每年平均使用武力的次数大大超过了冷战时期。[13]
美国是“战争立国”。美国这个国家，本身就是英国移民从北美印第安人手里抢夺来的。是从1622—1890年之间的一场接近300年的战争中抢来的。美国开国，是以一场接近300年的屠杀北美洲本地人的战争来奠基的。“印第安人战争”的概念，是指今天美国所在的地区北美土著居民与欧洲移民之间的战争。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欧洲移民开始移民北美，欧洲移民与北美土著居民的第一次大的战争从1622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890年12月29日最后一次战役，“印第安人战争”才结束，他们的反抗才中断。据估计，有数百万印第安人死亡或被迫迁徙，这实际上是一个种族屠杀的过程。[14]美国的战争，在移民与土著居民之间是“征战”，在到达北美的欧洲移民内部是“争战”，在殖民地与宗主国英国之间是“独立之战”，在美国与周边国家之间是“扩张之战”。
美国总统为战争自豪。1973年1月20日，尼克松在第二次就职演说中说：“我们国家本世纪发动的4场战争，包括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并即将结束的这一战争，都不是出于个人利益，而是帮助他国人民抵抗侵略，让我们为此感到自豪吧。”美国的11年越南战争，是一场灾难。美国出现了20多万青年拒绝应征，50多万青年当兵后变成逃兵，而美国总统居然感到自豪。
冷战后的美国，进一步战争化。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2011年7月25日文章《华盛顿的外交臆想病》指出：“冷战结束后的20年中，美国主动出兵进行军事干预的数量，几乎是冷战时期40多年里的两倍。华盛顿已经在随意动用武力，令人深感不安。我们把部队派往了过多的国家和地区，承担了过重的任务。”新加坡《联合早报》2011年1月3日发表了题为《从历史角度探讨“美国是否衰落”的老课题》的文章，作者是日本一位大学教授。文章指出，在过去的13年里，美国的国防开支持续增长。2006年美国国防支出占世界各国国防支出的51％，美国的军事支出超出了世界其他各国的总和。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基地。不仅没有比冷战时期减少，而且大幅度增加。美国的经济有起伏，而美国的军事力量一直在崛起。美国在与苏联军备竞赛时期，军事力量发展快，在苏联消失后，军事步伐不仅没有放慢，而且加快。更可怕的是，冷战遏制了热战，而冷战结束后，美国的热战出笼了。美国在军事上失去制约，向热战化迅跑。从1989年以来，美国几乎经常性地处于战争状态，几乎每三年两次，而且看不到头——1989年巴拿马、1991年海湾战争、1993年索马里、1994年海地、1995年波斯尼亚、1999年科索沃、2001年阿富汗、2003年伊拉克、2004年海地。美国动武的理由在发展，在理论化，包括人道主义干涉、全球反恐战争、美国特殊论等。就连一些美国学者也担心美国将处于“永久战争”状态。
英国伦敦前副市长约翰·罗思义在2011年11月29日《环球时报》发表文章指出：西方国家最大的问题是经济问题，发达国家本来应该全力改善国内经济环境，但是不幸的是，他们却把过多的经济资源耗费在军事领域。金融危机时期的美国经济数据反映了这些发展。美国的军事开支的增加速度，是居民消费增加速度的10倍。而政府的非军事开支则有所下降。数据显示，2007年第四季度至2011年第三季度期间，美国住宅投资下降37.8％，非住宅投资下降8.1％，政府非军事开支下降1.8％，个人消费增长1.4％，而军事开支则增长了15.3％。根据世界银行数据，美国经济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从1960年的39％下降到2010年的23％。新保守主义者认为，随着美国逐渐丧失经济竞争力，关注点要从经济领域转向美国实力最强的军事领域。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一次演讲中宣布，在过去10年的战争中，总共有500万美国人“穿上了军装”。而这些战争耗费了美国1万亿至2.5万亿美元的预算。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在《外交政策》杂志2011年11月号文章《“美国例外论”的错觉》中指出：“过去30年间，美国的军事行动直接或间接造成了25万穆斯林死亡，其中超过10万人死于2003年攻击伊拉克以后。”
美国发动的每一场战争，都是美国的胜利，又是所在国家人民的灾难。美国用炮舰政策结束了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利比亚战争，却留下了伊拉克问题、阿富汗问题、利比亚问题。“问题”的解决，远比“战争”的解决，要更加麻烦和棘手，更加复杂和困难。
美国的战争化，就连美国的国防部部长都感到难以持续，无法容忍。2011年2月25日，时任美国国防部部长的罗伯特·盖茨在西点军校的演讲中指出：今后的任何一位国防部部长，在建议总统向亚洲、中东或非洲派遣大批美国陆军的时候，“都要像麦克阿瑟将军非常巧妙地表达的那样，应该检查一下他的脑子”。他认为美国向海外派遣陆军是愚蠢举动。美国外交学会会长理查德·哈斯说，美国患上了“干涉疲劳症”。
美国是一部高速运转的战争机器。军工体系绑架美国、俘虏美国，这是公开的秘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1961年1月（在结束总统任期前3天）的卸任演讲中警告说：“一个庞大的军事体系和一个庞大的军需工业体系的复合体，对美国人来说，是一种崭新的经验。它发挥出来的巨大影响力——经济的、政治的，甚至是思想的——是不可估量的。在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州政府的办公室、每一个联邦政府的机关，人们都感受到它的存在。我们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忽视它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必须注意到，我们的生产工具、自然资源以及整个民生都被卷进去了。我们千万不可以让这个复合体的压力来破坏我们自由或民主的程序，我们是不可以淡然处之的。”他又警告：“在促进科学研究和发明的过程中，政府的政策也完全可能成为一个小集团的俘虏，这个集团是由科学技术界的专家学者所构成的。”他在这里明确警告：美国出现了“军事—工业—学者专家的复合体”，他们俘虏了美国政府，也俘虏了美国人民。
世界上最赚钱的美国货物，就是美国武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由所谓“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升级为“全世界的兵工厂”，美国的军火工业红遍全球。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防部部长威尔逊，是通用公司的头子，担任战争生产委员会主席，1944年胜利在望，他为了避免战后经济衰退，主张美国应该创造一种“永久战争经济体”。威尔逊1953年出任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防部部长，开了企业领导人入主五角大楼的先河。后来，福特公司头子麦克纳马拉当了肯尼迪总统的国防部部长，更加发扬光大了“永久战争”的黩武思维。这就是军事阶层与企业阶层的“旋转门”关系。肯尼迪做了3年总统，将国防预算提高超过20％，到小布什总统，第三次海湾战争打了42天，耗资600亿美元，战争总消耗量是朝鲜战争的16倍。
在艾森豪威尔后，军工集团“俘虏美国”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不断被洗脑，说是美国的敌人在发展新的武器，在威胁美国，从“苏联威胁论”到“中国威胁论”，美国必须用不断升级的国防经费来保护自己，甚至先发制人。1956年，美国军事领袖、公司说客、宣传人员、议会议员，一再提醒美国人民注意“轰炸机差距”的危险。结果是空军分配到大量的政府补助，而人民发现这个差距根本不存在，因为苏联只有150—200架远程轰炸机，而美国有680架B52以及B58轰炸机，其中还不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空军。1960年，他们又用同样的伎俩在国内宣传“导弹差距”。军事发言人、政府官员、商业领袖以及与他们连成一气的新闻编辑们都说，美国将很快成为在世界上只具有二等攻击力的国家，直到军事预算决定大幅度增加以后，人们才发现，五角大楼夸大了30倍苏联导弹的威胁。1962年，美国又预测说苏联和美国的导弹比例是4:1，后来也证明是无稽之谈，苏联只建造了50枚洲际导弹，比美国在大量制造前的总数少多了。1967年，那些制造了“轰炸机差距”“导弹差距”的人们，又制造了“反弹道导弹差距”的警告，虽然支持这项危机的证据很少，但是在尼克松总统任上，仍然拨款56亿美元做第一阶段的反导弹系统的建设，以支持以后更精致的反弹道导弹计划。到了1973年，这一计划支出，超出原来预算的250％。更恐怖的是，有90％的合同，是在私下没有竞标的情况下进行的，私人公司与军事官员之间变成了同伙关系，军事官员希望早点退休，以便早日得到高薪的私人公司职位。而这种高薪，往往是因为他们在五角大楼服务的时候，为私人公司卧底服务换来的报答。1960年，在艾森豪威尔总统任上，就有1400多个军事退休官员，大部分是少校以上军衔的，被排名前100名的军火公司雇用。这些大企业是稳定赚钱而不赔钱的，因为他们唯一的客户就是政府，政府是不会倒的。关于美国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共犯结构，在里根总统任上有一例。1985年12月2日，通用公司因为欺诈军方的罪名而被起诉，其中包括了一个仅值12美分的螺旋扳钳，卖给军方要9600美元。一个椅子角的塑料帽，卖给军方要1000美元，这就是通用公司。
世界军备竞赛的源头在美国。美国最大的创新，就是“战争创新”。美国发展速度最快的不是它的“生产力”，而是它的“战争力”。美国在2006年公布了“一小时打遍全球”的战略。这几年又出台了“海空一体战”战略。美国最需要全世界保持军备竞赛。中国可以30年不打仗，美国3年不打仗都难。美国为什么离不开战争？因为战争产业、军备产业，是美国的第一产业、核心产业，军备市场是美国在全球最具有优势的市场。
罗斯福1941年9月1日在《我们要竭尽全力粉碎希特勒及其纳粹势力——劳动节广播演说》中指出：“我们并不是个好战的民族。我们从来没有追求过作为一个武士之国的荣耀。我们无志于侵略。我们同独裁者们不一样，无意于掠夺。我们并不觊觎任何其他国家的一寸土地。”[15]
罗斯福的这段演说，在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这段演说并不符合美国的历史事实。美国历来自我标榜是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其实，美国更是全球最大的“战争国家”。由两位德国人写成的《美国的战争：一个好战国家的编年史》一书，列举了美国从1622—1890年的印第安人战争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第三次海湾战争）期间的38次战争，其中，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有29次。美国走上世界领导岗位以后，在60年的时间里进行的战争是过去320多年进行的战争数量的3.5倍。所谓最民主的美国，其实是最喜欢动武的美国；所谓世界领袖国家的美国，其实是发动和进行战争最多的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冷战之后，美国始终是世界头号战争国家。人们已经领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战争”，人们也领略了冷战后的“美国战争”，而“美国未来的战争”又会如何？
今天的美国，是这个星球上最好战的国家，是这个世界名副其实的“武士之国”。
美国人论“美国为什么打仗成瘾”
如果我们研究这样两个课题——“中国与战争”“美国与战争”，那么就可以发现，中国是世界上最不爱打仗的国家，而美国是这个星球上最爱打仗的国家。美国为什么“爱打仗”？美国为什么“打仗成瘾”？让我们听听美国专家对这个问题的解读。
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2011年4月4日文章《美国是否打仗成瘾？》作者哈佛大学约翰·肯尼迪政治学院教授斯蒂芬·沃尔特指出，由北美东海岸13块弱小的殖民地起家的美国，在之后一个世纪里，四处开疆拓土，对原住民进行征服和灭绝。1900年前后成为世界强国以来，进行了一打真正的战争，以及不计其数的军事干涉行动。冷战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美国进行战争的热情高涨。美国不断发动愚蠢的战争有五个理由：
“一是因为美国有能力打仗。美国具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二是因为美国没有真正的敌人。美国之所以可以发动多场可打可不打的战争，是因为冷战结束后美国非常安全，世界上没有与美国势均力敌的对手。
“三是全志愿兵部队。兵役全部由志愿兵承担，容易控制公众对于战争的反对。如果实行义务兵役制，大多数美国年轻人都得应征入伍，华尔街银行家的儿女们因为在征兵名单中排到倒霉的号码，也要被送到危险的地方，如此一来，美国总统还能够把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打下去吗？
“四是核心集团不承担责任。在华盛顿决策的集团成员，不论是新保守派，还是自由干涉主义者，都喜好战争，都主张向外输出民主，主张用军事力量解决问题。他们经过多年的运作进入权力圈子，如果不能动用手中的权力，按照自己的喜好改变这个世界，那么，在华盛顿当个大人物，又有什么意义呢？对于这个富有财富、享有特权、受教育程度很高的群体来说，他们主张的政策和决策所带来的后果和恶果，并不会影响到自身。海外战争即使失败了，主张出兵干涉的人也没有财产损失，没有职业生涯的损失。核心集团的战争政策与决策能够运行，是因为美国右派暗中进行了成功的控制民众心智的把戏。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保守派发起一场成功的活动，目标是让美国选民相信用税金支持国内各种计划，是浪费，是愚蠢。但是用税金支持一个耗费超过世界所有其他国家军队支出总和的军事集团，却是应尽的义务。
“五是国会出局。现在，美国的军事力量集中在总统手中。虽然宪法把宣战权赋予国会，但是这种权力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就一点点被篡夺。当代总统在下令军队攻击其他国家时，没有任何约束感。动用美国军事力量的权力完全落在总统和一些野心勃勃的顾问手中。这些因素就决定了本来应该爱好和平的美国，却为什么总是陷于那些愚蠢的战争，甚至打仗成瘾。”
作者对美国“打仗成瘾”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但是并不全面。还可以列举若干条。比如，美国的世界霸权，是以军事强权来支撑的，战争是霸权的要求，战争是强权的体现；美国是一个崇尚实力、迷信武力的国家；美国的战争，是一个战略产业，甚至是美国的第一产业；美国发动的每一场战争都是一次特殊的投资，是有高盈利、高回报的。
美国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打仗成瘾”的问题，那么，美国就既不会给这个星球带来安全，也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打仗成瘾”的美国，即使能够在军事上百战百胜，也必将陷入“有胜利而没有安全”的战略困境。
美国推进“世界革命”，加剧全球文明冲突
对比一下中国和美国在世界革命问题上的差别，有助于对“美国病”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在“世界革命”问题上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中国革命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领导下开始的，受“世界革命”观念的影响很深。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开始转变“世界革命”的观念与政策。1974—1975年间，中国与一些东盟国家建交时，经过毛泽东同意，中方作出了不再支持其国内反政府组织和游击队的承诺，以后又严格执行。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就不再提及世界革命。而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却加紧推进世界革命。美国把自己看成世界民主运动的中心和核心，要用美国“化世界”，要把世界“美国化”，要让世界都听美国的话。这就把世界搞得鸡飞狗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美国特色资本主义的一个重大区别，就是美国至今没有放弃美国式的“世界革命”。美国这个“民主帝国”至今没有放弃“输出民主”。1992年2月，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说：“苏联的崩溃产生了一个世纪才有一次的机会在全世界推行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念。”[16]美国专家托马斯·巴尼特说：“按照‘自由之家’2003年对世界各国的统计，在全部被调查的192个国家中，48个国家被评为‘不自由’。其中包括中国。”[1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想改变美国特色资本主义，但是美国特色资本主义却要改变和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全世界有70亿人口，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6000多种语言，有多种宗教。中国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坚持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文明观”，让不同的文明形态平等对话、取长补短、共同繁荣，这有利于世界的进步和发展。1981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客人时指出，有人“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八十年代的观点，也不是七十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六十年代以前的观点”[18]。遗憾的是，今天的美国，仍然抱着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观点不放，在全世界推销美式民主，搞美国意识形态的世界革命，加剧全球文明的对抗和冲突，成为引发世界动乱的策源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