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读硕的那天，我远在大洋彼岸的爸妈炸了锅。
“你反正都已经嫁人了，怎么还不读博？”在我爸爸眼里，读博可以光耀门楣，唯一的不足之处就是学历高了不容易嫁人——而我显然已无需担忧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读博第二个学期就可以拿到奖学金，无需再为付学费的压力发愁。
“鲁西西，还记得你小时候的理想吗？长大要读博士，做科学家？”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我妈最擅长的就是循循善诱，最崇拜的就是居里夫人。甚至她同意我嫁给皮皮鲁，也是因为她觉得皮皮鲁会念书做科研，将来可能拿诺贝尔奖的缘故。但她并不知道读博的才不都是科学家呢。
大人的世界，有时就是那么复杂而又简单。
所谓认知的局限性。
“Dear Ms. Lu:
亲爱的鲁西西同学：
Th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t the Graduate Center has been informed that your request for admission to the Doctoral Program for Economics for fall has been approved.
研究生院的国际学生办公室得悉您的经济学博士入学申请已被批准。祝贺。
Congratulations.”
在爸妈的轮番轰炸中，我将前前后后读了不下十几遍的AD重新叠好放回信封，心中回荡着末尾那句简朴不浮夸却令人心情激荡的“Congratulations”。
Congratulations， for a moment like this.
却又不得不告别，就好像必须告别茫茫人海中好不容易遇见却又真心不适合自己的灵魂伴侣一样。
有种残酷的美好。
但撕开文艺的外衣，真相其实是我研究了师兄师姐的去处，觉得自己对他们去的世界银行IMF什么的毫无兴趣。而一时兴起和未来同学一起去研究生院旁听的数学课则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是个美好的夜晚，风大且凉，同行的北大女生既美且酷，在数学课上与教授侃侃而谈，我却被教室里白花花的白炽灯光催了眠。趴在桌上昏昏然掐腿的时候，我预见选了读博的许多个以后，我也会像此时此刻一样在数学课、统计课、计量经济学课中各种被瞌睡虫附体，痛苦到无法自拔。
“人生苦短，何苦折磨自己。”逃课的喵喵对我说，“做人呐，开心最重要。”
所以，我决定认个怂（follow my heart），去读会计硕士。
“你怎么会想读会计？”锡橙的妈妈是我在纽约相识的唯一一个白人，对我做的决定也感到扼腕，“会计多无聊。”她全然忘了自己是个律师。
“可是，会计是一切商业的基础啊。”我按照PS（个人陈述）里的标准回答说，自己都不觉得信服，“经济学博士不太好找工作。”
会计和律师，是美国两大无聊专业的代名词。
但律师虽然无聊，好歹是高薪职业，会计总让人止不住地联想起出纳，好像他们的工作就是面无表情地核对一张又一张的发票，从抽屉里掏钱出来，一张又一张地数，间或还沾点口水。
“没有不好找工作的专业，只有不好找工作的人。”锡橙的妈妈说。
“那也可能没有无聊的专业，只有无聊的人。”我说，我的逆反心理自青春期以来就未痊愈。
“也是。”她不以为然地表示同意，美国人就是这点好，求同存异。
好在皮皮鲁对我在任何事上都没有任何期待，我做了决定，他便去借钱帮我开财产证明申请签证。我要去的纽约市立大学以高性价比闻名，对于非居民一个学分也只收500美元。相较于纽约大学或Fordham的一千多刀一个学分，可谓是良心价中的良心价。可即便如此，要读完60个学分，光学费也需要三万美元。
而皮皮鲁的账户里，只躺着可怜的八千多刀。
“皮皮鲁，要么我去打工吧。”浏览完皮皮鲁的银行账户，我说。
“打什么工，你又没身份。”皮皮鲁说。
然而我还是在一个天灰灰的日子从张牙在中国超市带回来的世界日报里找后面的小广告——我要是那么听皮皮鲁的话，我可能也就不是鲁西西了。我的朋友金晶比我早半年去的芝加哥，在一家餐馆找到一份收银的工作，中午就可以吃大厨做的菜，她说她都已经胖了五斤重。我的手指停留在一家中餐馆招启台的小广告上——哪怕不为赚钱，就为了每天能吃顿大厨做的回锅肉，我也要得到这份工作——皮皮鲁和我的厨艺实在是太烂了，我已经吃够了他烧的红烧肉和香肠方便面。
“你会托tray吗？”接电话的人中英文混杂的厉害。
“我会端盘子，什么是tray？”我理直气壮地回答，心想我家上菜都归我端，怎么都应该算经验老手。
那边噗哧一声笑了：“不一样的，是那个大的托盘。”
“我一样可以端啊。”我差不多明白了他说的是什么。
电话那边笑的更开心：“要一只手托tray的，两只手端你怎么上菜？”
“我可以把tray搁在桌上啊，”我顿了顿还是改口，“都没关系，我可以学的。”
“哈哈哈哈哈。”对方说，“那你明天上午来法拉盛吧，十点时会有车载你过去，不过晚上下班回来要十一二点了哦。”
出于安全考虑，我终究还是没有去餐馆打工，而是去East Broadway（东百老汇）面试一个翻译的职位。那也是一个雨天——纽约的雨天出奇的多，我以为美国只有西雅图才那么多雨呢。从东百老汇的地铁站出来，我看到被淋湿的店面招牌们在风雨中飘摇，像小时候镇上的街道，那些店破败到不知是开的还是关的。当一只湿漉漉的大老鼠麻利地穿过街道溜进下水道时，我在一排更破的红黑灰砖楼中看到了我的目的地。
我在楼门口收起雨伞，沿着逼仄的楼梯间走上三楼。楼梯上到处是被丢弃的纸张，被水濡湿后又遭人踩踏，黑乎乎黏糊糊，又夹杂着些许白色，愈发令人作呕。一个阿姨刚刚吃完饭，正拿着粉红色的塑料饭盒准备去厕所冲洗，两只眼角耷拉着，仿佛受尽了人间疾苦。
“您好，请问律师楼怎么走？”擦肩而过的时候，我用普通话问她。
她没回答，只面无表情地用右手绕过脖子朝身后指去，赫然便是我要去面试的那家律师楼的牌子，有点像医院的科目招牌。我在房门口捋干伞上的水，敲敲半掩的门，引得门口和屋里一众稀稀拉拉坐着的人朝我看来，叫我感到些许局促不安。神奇的是，这繁忙的景象只让我联想起菜市场或医院门诊处，全无电视剧中律所该有的高冷感。楼道的尽头还隐隐约约传来一股陈年的霉味儿。
“那就这样，你下周一就来上班吧。”在乱糟糟的小房间做完一套莫名其妙的翻译后，被称为胡老板的人告诉我，“上班时间9点到5点，一周五天班，薪水一天60块，做成一个单子的话奖励100块。”
尽管我妈说得来全不费工夫的东西大多是坑，可我毕竟年轻，还是高兴得忘乎所以。
飘飘然走下楼梯来到街道上时，大雨像得了众神号令似地瓢泼而至，将东百老汇整个儿淹没在白花花的雨幕里。
我撑着已经挡不住雨的伞，踮着脚尖，小心地跳过一汪又一汪的积水。
仿佛孤岛求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