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一路颠簸，道路两旁的路灯早已罢工，司机大叔理直气壮地开着大灯照亮前路，但也只是勉强能够看清楚几十米距离内的事物。司机毫不介怀这严酷恶劣的行驶环境，把他几十岁高龄的小巴车开出了法拉利的效果。最靠近车头的那一团空气，在强光的照射下，像密密麻麻的小白絮。它们在车跟前乱飞一通，又急速向车两边散去。小白絮时不时地急转方向，我的身子也同时随惯性向一边靠过去，我这才知道，噢，转弯了。除此之外，窗外的整个世界都是黑黢黢的，再也没啥可看的了。
我随着座椅摇摇晃晃，半梦半醒地望着这个长达两个多小时、毫无辨识度也毫无变化的长镜头，恍惚觉得自己进入了另一个时空，正奔向另一个世界。
车子终于停下来了，新闻官打开车门跳下了车，吼了一嗓子。
“到……咳……到了啊！”
因为长时间没说话，新闻官的嗓子被痰卡住了，他奋力地咳了一下，完整地吐完音节之后，又连贯地把痰咽了下去。他招呼完几个利比亚人帮我们搬行李，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抵达酒店已经是当地时间晚上9点多，我拖着疲惫的身子晃晃悠悠地下了车。四周昏暗的灯光在夜幕里寥寥几笔勾勒出这栋建筑的形状，它看起来并不太高，周围的草木影影绰绰。更唬人的是刚才开车经过的那道大铁门，两边各有一名拿枪士兵像雕像一样直挺挺地立着，庄严肃穆。
“哔！”
穿过大堂入口处的安检门，仪器发出了一记惊天的响声，将我从蒙圈的状态里一下子拉了出来。
正准备退回去重新安检，门口的小哥笑呵呵地示意我直接进去办理入住手续。那几个利比亚人在身后麻溜地帮我把行李和设备抬上了货物安检仪。
“到了呀！”
我循声望去，只见一个高大帅气、戴着圆圆眼镜的亚洲面孔径直朝我走来，旁边还跟着一个胖胖的男生。
“啊，是啊！”
可以想见，这个高大帅气的小伙子就是史可为了，我笑着朝他俩走去。
“这是凤凰卫视的摄像师。”可为操着一口浓重的港式普通话为我介绍。
“噢！你们好，你的设备在这里。”我转身示意搬行李的服务员把其中的一套设备交给他。
可为领着我去前台办理入住手续。
“路上还顺利吧？房间已经帮你订好了，我们都住在一楼，离得不远。”可为侧身靠着前台，台子上摆着一个小鱼缸，三条嫣红的小金鱼在里面不知疲倦地游来游去。
“噢，好，麻烦你啦。”
黄色的灯光柔柔地打在可为的身上，酒店里的一切干净有序，经过了二十几个小时的奔波，眼前的一切显得越发温柔安全。我双手搭在前台，一脸倦意，歪着脑袋腼腆地冲他笑了笑。
“慢慢熟悉情况吧，欧洲站的记者王玉国也在这儿，不过这个点他应该去游泳了，晚点带你去见见他。你今天就先好好休息吧，明天上午媒体局可能会组织出去采访。”
“嗯。”正说着，可为就把护照连同房卡递给了我。
我的身体像松了的弹簧一样软塌塌的，眼皮子也直打架。虽然心里很感谢可为，但实在没有力气多说什么话了。
“我的房间在这里，有什么事就打我房间电话。你早点休息，明天见。”可为礼貌地帮我打开了房门，看到行李都已经搬到房间，道了声晚安便走了。
关上房门，倦意像惊天巨浪一样将我扑倒，我依靠最后一点点意志力拉上了窗帘，便一头栽倒在床上，沉沉地睡去了。
丁零零……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我从睡梦中惊醒，我迷迷糊糊地拿起床边的电话放在耳边。
“小冯，起床没有？”
“呃……嗯……差不多……”
我试图睁开眼睛，却没有成功，只得默默闭着眼睛听电话，假装自己还在睡梦中。
“起床后去自助餐厅找我和王老师吧，我们在自助餐厅等你。”电话另一头给出了一道温柔却不容违抗的指令。
“好……”挂完电话，我便开始在床上奋力挣扎，但身体却像着了魔似的依然被死死地钉在床板上动弹不得。疲惫的身躯完全不听大脑的使唤。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虽然闭着眼睛，但是我却分明听到时间滴滴答答流过的声音。为了让自己良心过得去，我决定先把两只脚放到地上，让自己看上去还在为起床努力着，然后又一点点把身子向床沿挪去，让整个身子的重心到了床外面，靠着地心引力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终于，在强大意志力的支撑下，我闭着眼睛站起了身，梦游一般地摸到窗户跟前，拉开窗帘，让阳光大大方方地洒进房间，眼皮这才被红彤彤的光拉了起来。
睁开眼，映入眼帘的是一整面落地玻璃窗，窗外是一个小花园，绿油油的小草在早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身边的空气仿佛都雀跃起来。眼前如此怡人的景色，一时间竟叫我恍惚不敢相信自己到了战区。
为了弥补刚刚起床消磨掉的时间，我冲进卫生间火速洗了个澡，便去自助餐厅找同伴了。
“可为、王老师早上好！不好意思，我起晚了。”
我蹿到他们的座位跟前，礼貌地打了个招呼。
“来啦，快去拿吃的吧，一会儿我们要出门采访。”可为招呼道。
“哦，好。”
我乖乖地跑去餐台拿吃的，虽然快两天没好好吃东西了，却感觉没一点食欲。我绕着餐台转了一圈，拿了几片面包和黄油，就着冷牛奶，草草地打发了这顿早餐。
“这是新闻官兹纳提，他之前在加拿大生活，英语不错。”
王玉国老师拦住了走过我们桌前的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
我放下手中的牛奶杯，没来得及擦嘴，连忙起身问候。
“您好，我叫伊卜。”
“你会说阿拉伯语？”
兹纳提笑眯眯地看着我，圆嘟嘟的脸颊上贴着的两个小酒窝一下子让他减龄不少。
“是的，我大学的专业是阿拉伯语。”面对阿拉伯人的大惊小怪，我已经开始慢慢习惯。
“说得不错啊！哎呀，回头我给你介绍点阿拉伯朋友，对你们的报道会很有帮助！”兹纳提像兄弟一样拍拍王老师的肩膀，望着我们。
“好的，多谢！”我报以礼节性的微笑。
早晨的自助餐厅人气很旺，几乎每张桌子都坐满了，有不少西方人，还有一些亚洲面孔。可为说，自助餐厅里一半是外国记者，一半是利比亚媒体局的工作人员，再没其他人了。也不知道是因为打仗的关系再没有游客来的黎波里了，还是因为整家酒店被刻意限定成只有外国记者才可以入住的地方。
“10点钟在酒店门口集合，麻烦互相转告一下。”
一个年轻的利比亚小伙子跑进自助餐厅跟大家吼了一嗓子，正要抬腿离开，坐在门口的西方人一把拉住他的胳膊问道：“去哪儿？”
“兹利坦。”
“什么事儿？”
“不知道，不好意思啊。”小伙子面色尴尬地摆摆手就撤退了。
我转头望向可为。“估计又是游行吧。”可为抹了抹嘴，起身准备回房间，“收拾一下，咱们门口见吧，我去准备下机子。”
“好。”
虽然才上午10点，门外的热气已经在大堂门一开一合的间隙大摇大摆地晃荡进来。门外的每块砖头、每棵树都好像装了反光镜一般，将白花花的阳光毫无保留地送进眼底。记者越聚越多，虽然已经到了约定的时间，但却依然没人来招呼记者，他们有的索性将设备放在大堂地上，倚着墙壁开始闲聊。
“又迟到了。”
“是啊，我们迟到就意见很大，他们迟到就没事。”人群里有西方面孔抱怨道。
“也不说去哪儿，拍什么。”
“估计又是游行吧，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简直像遭到了绑架！”
“哎，可不是嘛！”
一种莫名的紧张感似乎一直盘旋在记者和新闻官之间。我回想刚刚在自助餐厅里，似乎也没有外国记者和利比亚人坐在一桌吃饭。
正想着，一辆大巴车在正门口停住了，挡住了直射进来的光线。
“各位记者，可以上车出发了。”
一个熟悉的声音飘过来，原来是那个昨晚开车拉我到酒店的新闻官，后面还跟着兹纳提和几个年纪更轻一些的利比亚小伙子。记者们直起身子，拿起设备跟随他们陆陆续续上了车。我也跟着人群，找了个前排靠窗的座位坐下了。
车里的坐法也很奇怪，利比亚人大约占据了车子前半部分的座位，记者们都找后面的位置坐，处在过渡区的是几个年轻的利比亚小伙子。可为说，他们是媒体局的翻译志愿者，都是大学生。我突然感到了些许不自在，发现好像把自己归错了类。
车子启动了，窗外的景色转移了我的注意力。
虽然是首都，的黎波里却几乎没有高楼，成片成片灰蒙蒙的矮房子一眼望不到头。道路两旁偶尔闪过的几棵高大雄壮的棕榈树，给这座城市增加了一点辨识度。这里的生活像是停顿了，店铺全关了门，街道了无声息。偶尔有一两个胆怯的平民沿着墙边迅速溜过。
我们一路往东颠簸了大约三个小时，到了另一座海滨城市，兹利坦。
兹利坦是利比亚北部沿海重镇，距离卡扎菲政府军和反对派（反抗卡扎菲的势力）反复争夺的米苏拉塔只有60千米。前不久，曾经有媒体报道称米苏拉塔的反对派已经向西逼近，到了距离兹利坦只有三千米的地方。据说卡扎菲部队就要守不住这座城市了，战场形势不容乐观。
“真主，穆阿迈尔（卡扎菲），利比亚！”
隔着车窗玻璃，声音如海浪般后脚踏着前脚朝我们涌来，一声高过一声。
大巴车缓缓开进了集会人群聚集的广场，我们像是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这是一片绿色的海洋：小朋友脸上的涂鸦，游行队伍里人们的衣服，绑在头上的围巾，手中挥舞旳小旗，肩头上扛着的照片，统统都是绿色的。这是卡扎菲时代利比亚的颜色。
人群朝着大巴车涌来，将车子团团围住。他们贴着窗户，向记者们挥舞卡扎菲的画像。抱在手里的小孩子们被大人顶到窗边，大人逗着孩子把手心摊开来贴在车窗玻璃上，手心里用绿色水笔歪歪扭扭地写着这么几个字——“卡扎菲永垂不朽”。细细的笔迹随着小孩子手心的褶皱曲折拐弯，若隐若现。
隔着玻璃窗，记者们像是习惯了一般，默不作声地注视着利比亚老百姓夸张的动作和歇斯底里的表情，各式各样的声音交杂在一起，最终汇成了持续的嗡嗡声。嗡嗡声钻过车窗玻璃跑进了车厢里，却也没能打破车里的集体静默，这叫人产生了一种看默片的错觉。
“向米苏拉塔发起总攻，打倒反对派！”广场的广播里传来卡扎菲沙哑的声音。
他的声音又激起了新一波民众的回应，整个广场的人浪翻滚得更汹涌了。车子终于在一栋较高的建筑旁边停了下来，记者们在推推搡搡中下了车。新闻官们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人群，给记者们开道，这条狭窄得只能容下一个人侧身通过的通道，通向了建筑的最高点。
可为在逼仄的人群中端起了摄像机。
“我们将坚持到底，直到流干最后一滴血！”一个蒙着头巾的壮汉挥舞着拳头疯狂地冲着镜头喊道。
“这是全民公决！体现了全体人民的意志！”卡扎菲激昂地喊话。
“500万，500万人参加了这次集会，你知道吗？卡扎菲是战无不胜的！”我们试图采访几个民众，“我们已经做好流干每滴血的准备！”
镜头前挤满了人，只要有一个人开始面对镜头说话，就会有无数人围上来，争相露脸，争相呐喊。
“我们会坚持到最后，利比亚人民会和卡扎菲并肩作战，卡扎菲必胜！”
“这是一场西方世界的侵略战争，他们不会得逞！”
镜头里的每个画面似乎都印证着卡扎菲有着强大的群众基础，利比亚人民厌恶这场西方介入的战争。如果说眼见为实，那么眼前的现实不能更真切，更让人热血沸腾、热泪盈眶了。
我们爬到了楼顶，放眼望去，整个广场铺满了密密麻麻的人群，他们摇旗呐喊，就像是正在进行一场盛大的狂欢。
只是，一切都显得过于用力了。
整个场面就像是在进行一场狂乱的情绪宣泄，我们筛选不到一丁点理性的声音。整个广场上游走的，好像是一支有组织的脑白金广告团，他们机械地重复着那几句话：卡扎菲必胜。
而我们，就是那个“被绑架了的传声筒”。
我突然开始有些明白，西方记者和新闻官之间形成微妙气氛的原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