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子监的十七岁
康熙十年（1671），北京城国子监来了位新学生，这位年轻人温文尔雅，举止彬彬有礼，只是眉宇间像是笼着一层轻愁般，在苦读的间隙，偶尔会望着窗外的杨花出神。这一年，他年方十七岁。
这位年轻人，就是刚刚挥别了初恋的容若。失恋的阴影还未散去，可这些伤痛只能暗地里消化。父亲明珠刚刚晋升为兵部尚书，他知道，此刻不能让父亲失望，唯有打起精神振作起来。
国子监始于隋朝，是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府，在有些朝代被称为太学。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就曾是一名太学学生。
与以前的朝代相比，清朝尤为重视国子监。顺治九年（1652），清世祖福临亲自视察国子监，以后历代相沿，成为定制，称为“临雍讲学”。康熙年间，清圣祖玄烨为国子监题写“彝伦堂”匾额，并重修国子监。
无论在哪个朝代，能够入国子监就读，对于年轻学子来说都意味着无上的荣耀。清代国子监的学生人数最多时也不过三百人，数量远少于明朝。要入读的话，必须通过考试，才能获得入国子监读书的资格。
国子监为何如此难进？因为它是学子们踏上仕途的一条捷径。清代文人的仕途，一般是通过科举考试，由秀才经乡试而成举人，由举人经会试而成为贡士，再由贡士经殿试而成为进士，授为翰林，然后外放为官。除此之外还有一条出路，就是通过考试或捐纳，进入国子监，成为贡生或监生，然后被授予官职。
当容若第一次走进位于北京安定门内的国子监时，看着入口处那四面金碧辉煌的牌楼，一股敬畏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他从小就是读着儒家经典长大的，对儒家文化有着天然的敬畏；而国子监，这座由朝廷主管的皇家学院，相当于儒家文化的缩影，随处可见到儒家文化的烙印。
在自家院子里散漫惯了的容若，头一次在如此正规森严的学府中就读，可想而知他有多么激动。很多其他人司空见惯的细节，在他看来都新奇无比，比如那十面雕刻着奇特花纹的石鼓，鼓面上还刻着字，字迹古老得谁也辨识不出。他经常徘徊在这十面石鼓之间，认定它是从三代流传下来的神奇法物，还为此写了一篇长长的考证文章。
同学们不仅惊异于容若对这十面石鼓的狂热，还惊异于一个满洲的贵族青年，居然对汉文化有着如此发自肺腑的倾慕。
自古豪门多纨绔，容若却显然不同于那些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他对富贵奢侈的生活并无多大兴趣，而是发自内心地酷爱读书，愿意在学问上苦下功夫。
在那个豪门贵胄的圈子里，容若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有人说他“虽履盛处丰，抑然不自多。于世无所芬华，若戚戚于富贵而以贫贱为可安者。身在高门广厦，常有山泽鱼鸟之思”。平常在家的时候，他总是“闭门扫轨，萧然若寒素”，家中举办宴会，招待客人时，他常常避开这些热闹，一个人“拥书数千卷，弹琴咏诗，自娱悦而已”。
好友顾贞观后来评价他“以风雅为性命”，不同于大多数人的附庸风雅，容若的确是以风雅为性命，对书史的钻研到了酷爱的地步。
用我们现代的眼光来看，容若在文艺的领域堪称全才，徐乾学称他“才舞象勺，已通六艺”，舞勺之年指男孩子十三岁至十五岁，可见他才十几岁时，就已经精通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了。他不仅能写一手锦绣文章，还善书法、通绘事、喜收藏、精鉴赏、懂音律，《八旗文经》中提道：“纳兰容若工书，妙得拨镫法，临摹飞动。”
可这些技艺，在正统的儒家知识分子来看，都是些锦上添花的小玩意儿，用贾政批评宝玉的话来说，只不过是学了些“精致的淘气”，算不了正业。那么正业是什么？是科举、是功名、是八股文的作法。
容若在国子监时，主要就是读四书、五经之类的书，学作八股文章，练习端正严谨的楷体。很明显，对于一个生性向往无拘无束的学生来说，这样的课程未免太过枯燥乏味，也太缺少挑战性了。
从容若少年登科的表现来看，他的应试文章应该写得不赖；但若说作这样的文章能够得到多少乐趣，就只有天晓得了。
他最大的乐趣，还是只能从被人们看成“小道”的诗词中获得。
正是在他入读国子监的那一年，文学界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闻名遐迩的“秋水轩唱和”。
“秋水轩唱和”是词史上的一大盛事。秋水轩，是文人孙承泽在京郊的别墅，康熙十年（1671），词人周在浚前来拜访他，在此小住了一段时期。其他朋友被周在浚的名气吸引，也纷纷来访，秋水轩一时成了文人墨客云集之处，大家在一起饮酒作乐，填词助兴。
有一天，前来造访的曹尔堪看见秋水轩的墙壁上写着不少应酬唱和之作，一时技痒，在旁边写下了一首《贺新凉》（又名《金缕曲》）。在座的文人见了，纷纷响应，周在浚、纪映钟、徐倬等人都写了唱和的词，全用《贺新凉》这个词牌，每处韵脚都和最初填词的曹尔堪所用的一样，每句的最后一个字依序是“卷、遣、泫、茧、浅、展、显、扁、犬、免、典、剪”，这叫作“步韵”。
发展到后来，连当时的文坛盟主龚鼎孳也词兴大发，加入了步韵的队伍。秋水轩唱和的影响力从京城扩散开来，波及全国，一时唱和者如云，京城的词人不断赶往秋水轩，不能亲至的也投书而至。
这场唱和最大的贡献是将“稼轩风”推广到了大江南北，当时的京师名流们，填词多学辛弃疾，《贺新凉》这个词牌，的确也适合稼轩体的雄壮悲凉。
后来，周在浚把这些唱和的词搜集成册，编为《秋水轩唱和词》，一共二十六卷，共收录二十六位词人的一百七十六首词，纳兰容若的词作，赫然列在其中。
我相信，容若亲自去了秋水轩，他本来就住在京城，又躬逢其盛，不大可能错过这样的机会。
那是一个月夜，热闹多时的秋水轩终于恢复了寂静；月色黄昏，暗香浮动，疏朗的花影铺了一地。素来持重的容若忽地词兴大发，拿出笔来一挥而就，就在众多词坛名宿所作的词旁边，写下了属于他的那一阕：
疏影临书卷，带霜华、高高下下，粉脂都遣。别是幽情嫌妩媚，红烛啼痕休泫。趁皓月、光浮冰茧。恰与花神供写照，任泼来、淡墨无深浅。持素障，夜中展。
残缸掩过看逾显。相对处、芙蓉玉绽，鹤翎银扁。但得白衣时慰藉，一任浮云苍犬。尘土隔、软红偷免。帘幕西风人不寐，恁清光、肯惜鹴裘典。休便把，落英翦。
书卷上映着疏朗的花影，花色带着霜华，高高低低，看不到一点鲜艳的颜色。这月下的花枝，别具一种幽情和妩媚，无须持烛高照。月光照在花瓣上，如同照在洁白的冰茧纸上一样。花的影子投照在素色的障布上，其神韵就如一幅泼墨写意画。
“恰与花神供写照”“别是幽情嫌妩媚”，皆是一面写花，一面自喻。容若词中所咏的这一树花枝，就像他本人一样；高洁出尘，没有半点人间烟火气。
这样一首《贺新凉》，放在《秋水轩唱和集》中与其他词坛前辈的词作一对比，也自有特色，别树一帜。王国维说过，“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与前辈们相比，容若还没有经过那么多风雨忧患，这让他的词少了一些沧桑的人生况味，却保留了一颗更加婉转轻灵的词心。
“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这句乔笙巢对秦少游的赞誉，也可以用来评价容若。
词才易得，词心难求。只有天生拥有一颗词心的人，才会对万事万物有着更敏锐的感受，才能够准确地捕捉到并写出那些细密幽微的情绪。
容若的这阕词，随着《秋水轩唱和集》的问世，悄然流行于京城的文人圈子中。待字闺中的京城少女，一遍遍地读着“疏影临书卷”的句子，暗自猜想着能写出这般词句的人，该是怎样的丰神俊朗？
“但得白衣时慰藉，一任浮云苍犬”，在这里，容若用了“白衣送酒”的典故：陶渊明辞官隐居，生活清贫，有一年重阳节，因无钱买酒，只好一个人在篱笆边采摘菊花，忽然有一个白衣人从天而降，说是奉江州刺史王弘之命送酒给他喝的，陶渊明大喜，立即开坛畅饮。
十七岁的容若，家世显赫，才华横溢，他什么都不缺，只是有点寂寞。他希望能如陶渊明一样，有一个像王弘那样未曾谋面已然倾心的知己。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知己，那么也一定只能出现在秋水轩中，而不是国子监内。国子监和秋水轩，构成了少年容若的两个世界，一个现实，一个诗意。他站在现实世界的这端，向往的却是那个流淌着酒与诗的世界。
他那时还无法预料到，不久之后，那个世界的大门将彻底为他打开；他的名字，将如他所敬仰的龚鼎孳、周在浚等人一样被载入词史，甚至比他们的名字还要响亮。
可此时他还是得把更多的时间花在现实世界里，有一件事促使他不得不从诗词中暂时抽离出来，集中精力去应对——即将到来的科举考试。
吾幸得师也：勿欺
康熙十一年（1672）八月，容若施施然地走进了当年顺天府的考场，参加了当年的乡试。身为国子监的学生，父亲又是当朝权臣，他完全可以走一条科举之外的“捷径”入仕，可是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条从隋唐时就开始传承下来的科举之路。
对于科举，清朝统治者和元朝统治者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元朝曾一度废除科举，清朝却大力提倡科举。清朝的皇帝们早就认识到：要治天下，关键在于得民心；士为四民之首，要得民心，首先就要得士人之心，尤其是名士之心；科举，正是收揽士心的一大手段。
民间有个传说，说康熙曾乔装成一个士子，参加了某一年的科举考试，并轻轻松松地拿了个探花。据清史专家阎崇年考证，康熙以天子之尊，不可能有这样的儿戏之举，不过也能从中看出，在民众眼里的康熙，是重视科举、认同汉文化的。
容若对汉文化的热爱，与康熙相比只能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选择参加科举毫不奇怪，如果说其他考生走这条路是为了博取功名，他的目的则是博取认同，包括文化上的认同和才华上的认同。
尽管和宝玉一样，容若也学得了一身“精致的淘气”，但他并不满足于做个像宝玉那样的“无事忙”和“富贵闲人”，而是想要在仕途上大展拳脚。这最佳的第一步，自然是参加科举了。
有备而来的容若，毫无悬念地通过了顺天府的乡试，这一年他才十八岁，几乎是当年最年轻的举人，对比下吴敬梓笔下的范进那么大岁数才中举，就知道容若有多么优秀。
顺天府乡试不仅让容若才名远扬，还让他结识了一个对他影响深远的人，那就是徐乾学。
徐乾学，江苏昆山人，出身于书香门第，舅舅是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昆山徐家兄弟，号称“一门三鼎甲”，三兄弟中出了一个状元，两个探花。身为昆山三徐之首，徐乾学在康熙九年（1670）得中探花，被授翰林院编修。容若参加的那一届顺天府乡试，徐乾学正是主考官之一。
乡试放榜之后，按照规矩，容若和一班新晋举人要前去京兆府堂上拜访徐乾学。徐乾学早就听时任国子监祭酒的三弟徐元文说过，明珠有个儿子在国子监就读，看得出不是寻常之辈。一见之下，果然名不虚传，满座青袍举人之中，唯独容若举止闲雅，进退有度，出身良好的世家公子风采展露无遗。
容若也久慕昆山徐乾学的大名，三天之后，特意单独来到徐府登门拜访，向他请教经史原委及文体正变方面的问题。倾谈之下，彼此都惊异于对方的学识。在徐乾学看来，容若年纪虽轻，但天资过人，学问出众，连饱学宿儒也有所不及。在容若看来，徐乾学也确实是满腹经纶，加之态度和蔼，妙语连珠，令他如沐春风。
随着年龄的增长，容若越来越急切地盼望，能有一位德才兼备的老师，在各方面予以自己指导。直至拜谒了徐乾学之后，他蓦地福至心灵，认为这就是他苦苦寻觅的良师。初次倾谈之后，他按捺不住满腔的激动，提笔给徐乾学写了一封长长的信：
某以诠才末学，年未弱冠，出应科举之试，不意获受知于钜公大人，厕名贤书。榜发之日，随诸生后，端拜堂下，仰瞻风采，心神肃然。既而屡赐延接，引之函丈之侧，温温乎其貌，谆谆乎其训词，又如日坐春风，令人神怿。由是入而告于亲曰：吾幸得师矣！出而告于友曰：吾幸得师矣！即梦寐之间，欣欣私喜曰：吾真得师矣！
夫师，岂易言哉！古人重在三之谊，并之于君亲。言亲生之，师成之，君用而行之，其恩义一也。然某窃谓师道至今日亦稍杂矣。古之患，患人不知有师；今之患，患人知有师而究不知有师。夫师者，以学术为吾师也，以文章为吾师也，以道德为吾师也。今之人谩曰：师耳，师耳，于塾则有师，于郡县长吏则有师，于乡试之举主则有师，于省试之举主则有师，甚而权势禄位之所在，则亦有师。进而问所谓学术也，文章也，道德也，弟子固不以是求之师，师亦不以是求之弟子。然则师之为师，将仅仅在奉羔、贽雁、纳履、执杖之文也哉！
洙泗以上无论已。唐必有昌黎而后李翱、皇甫湜辈肯事之为师。宋必有程朱而后杨时、游酢、黄干辈肯事之为师。夫学术、文章、道德，罕有能兼之者，得其一已可以为师。今先生不止得其一也。文章不逊于昌黎，学术、道德必本于洛闽，固兼举其三矣，而又为某乡试之举主，是为师之道无乎不备，而某能不沾沾自喜乎？
先生每进诸弟子于庭，示之以六经之微旨，润之以诸子百家之芬芳，且勉之以立身行己之谊。一日进诲某曰：为臣贵有勿欺之忠。某退而自思，以为少年新进，未有官守，勿欺在心，何裨于用，先生何乃以责某也？及退而读史，宋寇准年十九，登第时崇尚老成，罢遣年少者。或教之增年。准不肯曰：吾初进取，何敢欺君。又晏殊童年召试，见试题曰：臣曾有作，乞别命题，虽易构文，不敢欺君。然后知所谓勿欺者，随地可以自尽。先生固因某之少年新进而亲切诲之也，某即愚不肖，敢不厚自砥砺奋发，以庶几无负大君子之教育哉！承示宋、元诸家经解，俱时师所未见，某当晓夜穷研，以副明训。其余诸书，尚望次第以授，俾得卒业焉。
——《上座主徐健庵先生书》
从这封“拜师信”中，可以看出容若得遇名师之后，那种欣喜得难以自制的心情。他完全为徐乾学饱学大儒的风采折服了，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跟父母报喜：“我有了一位好老师！”出门就忍不住跟朋友说：“我有幸得到了一位好老师！”就连晚上睡觉，都还在暗暗窃喜：“我真的得到了一位好老师！”
遇到了名师的他，就像小孩子得到了心爱的玩具一样，忍不住向周围所有的人再三炫耀。这样的容若，十分孩子气，也十分可爱。
今天的学子，对老师的感情可能不如古人深刻，也很难理解容若为何如此喜不自胜。在古代，老师的地位尊崇，“天、地、君、亲、师”五者并列，可见对老师的重视。“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不同的学生选择老师的理由各不相同：有的是冲着老师的地位去的；有的只是想借用老师的人脉；容若很看不惯那种出于功利目的攀附权贵为师的风气。他心目中理想的老师，是学术、道德、文章兼备，可惜古风已逝，这样的老师很难再找到了。
所以在见到徐乾学之后，他才会如此惊喜，因为徐乾学完全符合他心目中理想老师的标准：学术、道德、文章三者兼备。徐乾学确实是人中龙凤，昆山三徐中，以他名气最大，地位最高。康熙曾亲题御笔，夸他是博学明辨、光焰万丈的一代名儒。能有幸在这等良师座下受教，容若怎能不沾沾自喜？
有研究者认为，徐乾学之所以将容若纳为门生，是为了攀附日渐飞黄腾达的明珠。的确，正是通过结识了容若，徐乾学才成为明珠集团中的得力干将，在扳倒索额图的斗争中，他口诛笔伐，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除却这份攀附之意，徐乾学确实对容若有一份爱才之心。但凡为人师表的，总会欣赏那些真正有才学的学生。徐乾学一生中虽门生无数，但在他看来，论天资之纯粹、识见之高明、学问之淹通、才力之强敏，没有一名学生能够超过容若。
容若更是对徐乾学充满了景仰之情，正如他拜师信中所说：“夫师，岂易言哉？古人重在三之谊，（师）并之于君亲。言亲生之，师成之，君用而行之，其恩义一也。”古人有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对于容若来说，“老师”这个称呼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叫出来的，一旦拜师门下，就意味着师生有着和父子、君臣一样深重的感情。
在容若眼里，徐乾学不仅是他的授业恩师，更是他的精神导师。徐乾学对他的每一点教诲，他都由衷地记在了心上。初入徐乾学门下，徐就叮嘱他说，“为臣贵有勿欺之忠”。初聆师训，容若还不是很明白什么叫作“勿欺之忠”。直到他后来读史书，读到北宋名相寇准和晏殊的故事，才恍然大悟。
寇准十九岁进士及第，当时的官场风气崇尚老成，轻视年少者，有人便劝寇准将年龄改大点，好增加被重用的机会，寇准却严词拒绝：“吾初进取，何敢欺君！”
晏殊十四岁就以神童应召，一路过关斩将，顺利地到达了殿试这一关。殿试由皇帝亲自出题，晏殊拿到试题一看，见竟是自己以前写过的题目，当即启奏皇帝，说写过同样的题目，请皇上另外命题，理由和寇准一样，也是“不敢欺君”。
“勿欺之忠”也许只是徐乾学教诲门生时信口所说的一句老生常谈，结果却让容若大为震动，并奉之为贯彻终生的座右铭。
“勿欺”，不仅是为人臣子的一大标准，更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是君子的重要标准。
君子是儒家推崇的理想人格，在《论语》中，讨论君子与小人的就有十六句，这给中国人一个不太好的印象，好像儒家对君子的要求很多，很麻烦。其实，用儒家的标准做一个君子，只有一个终极条件——真诚。小人通常表里不一，君子却力求表里如一。
如果一个人能够做到克己、慎独，慎终如始，言行一致，那就差不多能达到君子的标准了。
容若，就是这样一个笃诚君子。父亲明珠和老师徐乾学教会了他许多处世之道，却唯独没有教会他虚伪。其实虚伪是不需要教的，当许多人进入成人世界之后，自然会明白在显性规则之外，还另有一套潜规则。人们嘴里说的是一套，做起来又是另一套。
唯有容若，待人真，作词真，写景真，抒情真，无事不真，无语不挚；在他的世界里，容不下半点矫情和伪饰。他可能很难想象，口口声声说要做国之栋梁的父亲明珠，私底下也会拉帮结派；就连教导他“为臣贵有勿欺之忠”的老师徐乾学，又何尝没干过背着皇帝卖官鬻爵的勾当呢？
只有容若所信奉的，和他所执行的，从来都是一致的。他这一生，真的做到了勿欺于人，勿欺于心；他不仅忠于师友，也忠于自己的心。
一个学不会虚伪的人，注定会在钩心斗角的世间活得艰难。但正因这份至情至性，容若才收获了那么多人由衷的喜爱。当他不幸早逝后，连不认识他的人闻讯后都前来送灵，为之流泪。
人人都爱纳兰公子，因为在他的身上，还保留着一份孩童式的纯真，全无心机，一片赤诚，而这种纯真，早就被大多数人丢弃了，丢弃在长大成人之后。
容若，则是成人世界中唯一的赤子。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他从未长大，这何尝不是一种幸运。
万春园里误春期
在所有的季节里，容若最爱春天，春天万物复苏、草长莺飞，总给人以欣欣向荣的感觉。可康熙十二年（1673）的春天，留给他的却是遗憾。北国春迟，他记得，那一年的春天来得比以往要晚一些，已经是三月了，柳树还没有吐新芽，迎面吹来的风还是有些料峭。
就在这三月的倒春寒里，容若被一场来势汹汹的疾病击倒了。这场病来得好不巧，在此之前的二月，他已经通过了会试，顺利闯到了最后一关殿试的门前。按照他本人的才学和父亲的背景，照说夺取功名应如探囊取物了，可天公不作美，偏偏让他在这个时候生了病。
容若生的病叫“寒疾”，寒疾是中医的说法，指因感受寒邪所致的疾病，症状为畏寒、发热、头痛、呕吐等，照这些症状来看，极有可能是现代所说的伤寒或肺炎。在古代，寒疾是一种棘手的疾病，发病时十分凶猛，医生往往束手无策，而且非常容易复发。这种疾病纠缠了容若一辈子，像一个难以摆脱的恶魔，一点点吞噬了他的生命力。
久治不愈的慢性病容易让人心情抑郁，清朝有位才女叫秋芙，也是身患寒疾，经常复发，饱受病痛折磨的她曾感叹说：“人生百年，梦寐居半，愁病居半，襁褓垂老之日又居半，所仅存者，十一二耳；况我辈蒲柳之质，犹未必百年者乎？”
如果容若听到了秋芙的这番感言，一定会心有戚戚吧，尤其是在他第一次罹患这种疾病的时候。寒疾的人不能受风，也就无法出门应考，卧病在床的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其他人参加殿试，蟾宫折桂，夺取本该属于他的荣耀。
殿试的结果很快出来了，那一年的状元叫作韩菼。他是容若的好友，在此次考试中的经历堪称传奇。清代科举设为三关，分别是乡试、会试、殿试。韩菼参加顺天府乡试时，本来没有考中，是徐乾学在遗卷中选取了他的试卷，这才有了继续攻关的资格。第二关会试时，他一举考取了第一名，称为会元。到第三关殿试时，在时务策策文中，他指斥三藩拥兵自重，图谋不轨，应尽快撤销，得到了康熙的激赏，亲自在他的卷首题上了“第一甲第一名”六个字。
韩菼就这样神奇地成了清代第十四位状元，得知容若因病不能参加殿试后，他写了一组诗给好友，诗中说道：“李广负才气，勇敢莫不闻。弯弓挟大黄，射雕安足云。奈何遭数奇，望气亦虚言。生不逢沛公，不得策高勋……”
李广不封缘数奇。容若知道，韩菼这是将他比作飞将军李广，安慰他这次因病误考，只是时运不济，以他的才学，夺取功名不过是迟早的事。
好友的慰藉让容若有所释怀，但在这个春天，眼看着其他学子进士登科，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自己却因病错失，只能等待三年后的下一次考试，心里难免有几分失意，于是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晓榻茶烟揽鬓丝，万春园里误春期。
谁知江上题名日，虚拟兰成射策时。
紫陌无游非隔面，玉阶有梦镇愁眉。
漳滨强对新红杏，一夜东风感旧知。
——《幸举礼闱以病未与廷试》
一句“万春园里误春期”将容若所有的遗憾和无奈表现得淋漓尽致——命运弄人，这个春天，本该属于他的春天，却因一场疾病，无奈地错过了明媚春光。他设想着，如果他没有病倒，一定也会像韩菼一样，站在太和殿前力陈时弊，挥斥方遒吧。
“紫陌无游非隔面”，说的是新科进士们一起热热闹闹地在北京城的大街上游行。“玉阶有梦镇愁眉”，则是说自己却无缘玉阶面圣，只能躺在病床上愁眉紧锁。“漳滨强对新红杏，一夜东风感旧知”，红杏是功名的象征，古人常以摘取红杏比喻夺取功名，最后这句诗的言外之意是，面对新晋为状元的好友韩菼，他的内心百感交集。
失意的人看什么都不顺眼，红杏让他失落，连窗前的桃花也让他伤感，这首《采桑子》很可能就写于此时：
桃花羞作无情死，感激东风。吹落娇红，飞入闲窗伴懊侬。
谁怜辛苦东阳瘦，也为春慵。不及芙蓉，一片幽情冷处浓。
从表面上来看，这只不过是一首伤春之作，实质上不仅是伤春，也是在伤怀。
又到一年春尽处，桃花已经开始谢了，它是如此多情，不甘心就此凋零。幸好还有那东风，将那片片娇红吹落，飞入窗棂，让它来陪伴窗中这个忧伤的才子。
“谁怜辛苦东阳瘦”，上片是怜花，下片则是自怜，缠绵病榻的容若，见到这飘零于风中的桃花，不禁起了同病相怜之心，他就像这暮春的桃花一样，一天比一天消瘦，也一天比一天憔悴。“东阳”指的是南朝诗人沈约，沈约和潘安一样是著名的美男子，以纤瘦、俊美闻名，后世常以“沈腰潘鬓”代指美男子，沈腰就是说人腰肢纤细。
这翩翩少年为何会如此憔悴？最后一句揭开了谜底，“不及芙蓉，一片幽情冷处浓”，既是在感叹桃花的香味比不上芙蓉花，也是在感叹自己的命运不济，比不上那些新晋进士。“芙蓉”不单指芙蓉花，也令人想起芙蓉镜。芙蓉镜，即形似芙蓉的镜子。相传唐代李固在考试落第之后游览蜀地，遇到一位老妇人，预言说：“郎君明年芙蓉镜下及第。”第二年，李固果然如言及第。“芙蓉镜”从此就成了士子们一举折桂的象征。
容若这是借桃花和芙蓉来吐露自己满怀的失意和懊恼。
功亏一篑的确令人遗憾，但在其他人看来，这并不是件太大的事，毕竟他才十九岁，还有似锦前程。父亲明珠很看得开，对外人说：“我儿子还很年轻，以后再参加考试也不迟。”容若却百般伤怀，深陷于自怜自艾的情绪之中无法自拔。
这只能说明，人和人的感受能力是不一样的。记得以前看豌豆公主的故事，我特别不喜欢这位娇滴滴的公主，觉得她太过挑剔做作，竟然因为二十床垫子之下的一颗豌豆而失眠，简直矫情得可怕。直到多年后重读，我忽然体会到，安徒生写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童话，而是一个寓言，一个关于感受力的寓言。我们可以把那颗豌豆看成人活在世上的各种琐屑的烦恼，大部分人能够平静地躺在烦恼之上安然入睡；少部分人可能会觉得睡得不太舒服；只有极个别感受力最为敏锐的人，才会觉得被硌得非常不舒服，难以入睡。
豌豆公主的故事当然是虚构的，但世上确实存在着极少数感受力相当发达的人。和常人相比，他们的神经格外纤细，感受格外锐敏。这样的人，总是能从一片叶子的坠落中嗅到秋天的气息，从一朵花的凋零中发出人生如梦的感慨。极度敏感的人，就像一个赤身露体行走在丛林中的人，注定要被荆棘刺得伤痕累累。那些早早地给自己披上了盔甲的人，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敏感者的痛苦的。
那个春天，身为世上为数不多的极度敏感者之一，容若陷入了常人无法理解的烦闷之中。他的苦恼，不仅是因为自己的失意，更是因为没有人懂得他的失意。
就在这时，他收到了一份礼物，那是一篮子樱桃，红得娇艳欲滴。容若很喜欢吃樱桃，写过“深巷卖樱桃，雨余红更娇”的词句。这一篮子小小的樱桃，对于病中的他来说意义尤其重大。每年新科放榜的时候，正是樱桃成熟时，从唐朝开始，皇帝就喜欢将樱桃赐给新晋进士们，名叫“樱桃宴”；到了明清时，进士们偶尔也能吃到皇帝赏赐的樱桃。
樱桃虽轻，情意却重。送樱桃的是个有心人呀，像是知道他的心事，所以送给他一篮子鲜红可爱的樱桃，让他享受下和新晋进士一样的待遇。
为了答谢这个有心人，容若写下了一首题为《临江仙·谢饷樱桃》的词：
绿叶成阴春尽也，守宫偏护星星。留将颜色慰多情。分明千点泪，贮作玉壶冰。
独卧文园方病渴，强拈红豆酬卿。感卿珍重报流莺。惜花须自爱，休只为花疼。
词中感谢的这个有心人究竟是谁？有人认为是老师徐乾学送给他的，表明在他的心目中，容若就是当之无愧的新科进士。更多的人则认为这是宫中女子所赠，很有可能就是容若那位表妹。
我更赞成后面这种说法。认为是徐乾学所送的人，大多是依据词名“谢饷樱桃”中的那个饷字，饷也就是馈赠的意思，其实更多见于平辈相赠，未必一定是长辈所赐。唐诗中常见饷鱼、饷酒之类，这里的“饷”，并不是专门用于长辈赐予后辈。还有人论证说这是因为徐乾学熟知樱桃宴之说，故以此来宽慰容若；殊不知，容若表妹本就是饱读诗书之人，怎能不知道这个典故？
仅从词的风格、用语来看，这也更像是一首写给情人的词，其中充满了与情爱有关的意象，如守宫、红豆等，隐含着一种缠绵不尽之意。“强拈红豆酬卿”，以容若对老师的敬重，不大可能以“卿”称之。
所以我更相信，那一篮子樱桃，很可能就是出自宫中。据伺候过慈禧的宫女荣儿回忆，宫中每值樱桃熟时，会分赐一些给宫女，宫女们往往舍不得吃，而是送给家人。
“绿叶成阴春尽也”，和之前分析过的“自惜寻春来较晚”都出自杜牧“寻芳叹晚”的典故。绿叶成阴，春之将尽，树上的樱桃纷纷熟了，它们嫣红的颜色，就像处女臂上所点的守宫砂一样鲜艳。她特意托人送来这娇艳的樱桃，用以慰问他这多情的人。在他看来，这点点樱桃，分明就是她流下的点点红泪。
病中的他有感于这一片盛情，强撑着病体拈起了一颗樱桃。在这黄莺啼遍的时节，他多么想托那流莺带去消息，叮嘱那宫中的人，不要光顾为花心疼，也得善自珍重。
“惜花须自爱，休只为花疼”，我们常常把女人比作花，把男人比作护花使者；容若却反其道而行之，花和惜花人在他的词中是一对特殊的隐语，他常常将自己比作花，而将所爱的女子比作惜花人。
这一篮子凝结着情意的樱桃，恰到好处地抚慰了他的落寞。如果这位送樱桃的有心人真是他的表妹，这很有可能是她最后的馈赠，被那重重宫门锁住的她，其实早已如容若一样病体支离，从此后朱门寂寂，庭院深深，再无消息。
樱桃落尽春归去。花谢了还会再开，春去了还会再来，那么容若呢，还会等到属于他的惜花人吗？
通志堂：才子的另一面
关于人生的福祸得失，老子曾经有句话说“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因病误考，对于容若来说，就是这样一件因祸得福的事。为了三年后一举折桂，他跟随徐乾学发奋苦读，每逢三、六、九日一大早，就骑马到徐府，讲书论史，直到薄暮方归。
一个有心向学，一个倾囊以授，这对师生之间的情谊日渐深厚。有桩逸事可以说明师生间的相得：容若非常倾慕元朝的书画家赵孟，有次读到赵孟在其自画像上题的诗，一读之下大为倾心，便模仿赵孟的衣着打扮，给自己也画了一幅自画像。
此时容若正当年少，画像中的公子，自然是风度出众，神采夺人了。他把这幅画像拿给朋友们，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美。可这些溢美之词，大多言过其实，容若听后不以为然。老师徐乾学见了这幅画像后，评论：“画中的你风采好像王羲之啊（尔何似王逸少）。”容若听了后大喜过望，认为老师的评语一语中的，从此更以老师为知心人。
徐乾学对容若的最大影响是促成了《通志堂经解》的问世。
“通志堂”是容若的书房名，十九岁的他以“通志”二字为自己的书房命名，可见其雄心勃勃之志。纳兰一家，都酷爱藏书，明珠、容若以及他的二弟揆叙，都是当时有名的藏书家。通志堂落成的时候，容若拥书千卷，大为得意，挥笔写下了《通志堂成》一诗：
茂先也住浑河北，车载图书事最佳。
薄有缥缃添邺架，更依衡泌建萧斋。
何时散帙容闲坐，假日消忧未放怀。
有客但能来问字，清尊宁惜酒如淮。
邺架是藏书的别称，唐时白衣宰相李泌之父李承休被封为邺侯，他在家中藏有两三万卷书，勒令子孙每日闭门读书。明珠因藏书丰富，其书斋被人誉为“邺架”。容若在父亲的基础上又广加搜集，书斋的规模已非常人可比，但他仍谦虚地表示，只是“薄有缥缃添邺架”。
如果说容若写下这句诗还只是自谦的话，那么在他参观了老师徐乾学的书房后，就真的领会到什么叫作自愧不如了。
若论藏书之多，书籍之精，容若父子加起来也比不上徐乾学。在江苏昆山，徐乾学拥有一座藏书楼，楼里的书是他经三十年之久，苦心搜罗集聚而成，共装满七个房间，多达数万卷。楼成之日，他召集子孙，郑重其事地说：“我想传一点东西给你们，却不知道传什么好，传土地、房产固然好，但未必代代富有；传珍宝、鼎彝也不错，但后人未必能世世珍藏……”说到这，他庄重地指向了那些书，“想来想去，所传者，唯是矣。”于是，这座楼被命名“传是楼”。
传是楼的美名，容若早就有所耳闻。徐乾学将在昆山的部分藏书携至京城，光是这一小部分孤本、典籍，都足以他让为之目眩神迷。对于这位私淑弟子，徐乾学毫无保留，在容若来访期间，他慷慨地拿出了自家收藏的古籍孤本，告诉容若：“这是我花了三十年心力选择和校定而成的典籍，收入的是宋、元学者们对儒家经典的解释。”
容若见了之后，又惊又喜，喜的是居然可以见到如此珍贵的文献；惊的是当许多人对藏书秘不外宣时，老师竟对自己如此信任。“要是能让更多的读书人看到这些典籍就好了。”容若萌生了一个志向，希望能以此为底本，汇编成一套丛书。
这个想法得到了徐乾学的倾力支持，他不仅提供了自己手头拥有的宋、元典籍抄本，还对整部丛书的编撰进行了指导。
有了老师的鼎力相助，容若再无后顾之忧，以极大的热情和心力投入了编撰工作之中。要编撰丛书，需要有过人的学识和财力，徐乾学的学识加上容若的财力，正好能够保证这项宏伟的工程顺利推进。
《通志堂经解》篇幅宏大、卷帙浩繁，全书共一千七百九十二卷，收集了一百四十多种宋、元以来解释儒家经典的书籍，以规模来论，是绝对的鸿篇巨制。书编成之后，容若之名大噪，年纪轻轻就成了知名学者。
这套书在为他赢得巨大声誉的同时，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争议。容若身故数十年之后，康熙的孙子乾隆在评价《通志堂经解》时，认为以此书的规模之大、篇幅之巨，编撰者只可能是一个饱学宿儒，而当时的容若年未弱冠，还只是个“稚子”，怎么可能独立完成如此浩大的文化工程？乾隆认为，实际工作都是徐乾学做的，容若却以主编自居，未免有沽名钓誉之嫌。
事实上，由于明珠及其子揆叙都反对拥立雍正，作为雍正的儿子，乾隆很不喜欢他们。对容若的批评，很有可能就是源自对明珠一家的偏见。
我们只要仔细阅读容若为《通志堂经解》所写的总序，就能够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在总序里，容若对经解的由来和编撰说得十分清楚：
“明章之世，天子留意经学，宣阐大义……惜手其书流传日久，十不存一二，余向属友人秦对岩、朱竹垞购诸藏书之家，间有所得，雕版既漫漶断阙，不可卒读，钞本讹谬尤多，其间完善无讹者，又十不得一二。”
“间以启于座主徐先生，先生乃尽出其藏本，示余小子曰：‘是吾三十年心力所择取而校定者。’余且喜且愕，求之先生，钞得一百四十种，自子夏《易传》外，唐人之书仅二三种，其余皆宋、元诸儒所撰述，而明人所著间存一二，请捐资经始，与同志雕版行世。先生喜曰：‘是吾志也。’”
读此序即可得知，容若一直留心于宋、元大儒们对儒家经典的解释，曾托他的朋友秦松龄、朱彝尊搜集各家的著作，可惜好的版本不足十分之一二。他曾向徐乾学提起此事，老师毫无保留地拿出了所藏的相关典籍，他在取得了老师的同意后，从中抄录了一百四十种，再加上自己搜集的部分典籍，开始筹备资金，与朋友们共同编撰，雕版印刷。老师知道此事后，欣喜地说：“这正是我的志向。”
由此可知，容若对徐乾学的功劳丝毫不敢掠美。他如实地告诉人们，之所以有《通志堂经解》这部书，实在是有赖于老师的收集、校订和指导，这其中，也有他的朋友秦松龄、朱彝尊等人的功劳。他自己在这之中，担任的是一个资助者和汇编者的角色。
徐乾学这个人，虽容若对其敬若神明，但人品颇受非议。他的舅舅顾炎武，就很不喜欢这个外甥，觉得他太在意功名利禄。徐乾学确实也有过一些品行不端的行为，当时他和高士奇齐名，民间有谚云：“九天供赋归东海，万国金珠献淡人。”“淡人”即高士奇，“东海”即徐乾学，可见他的确有过贪财受贿之举，更有过勒索他人导致命案的丑行。
但人的性格是多面的，徐乾学有贪图利禄的一面，也有博学好文的一面。在容若这个弟子面前，他将在官场的那一面完全掩盖了起来，展现的是身为读书人的那一面。
我们可以把《通志堂经解》的编撰，看成两个读书人共同成就的一项事业。在这方面，他们师生的志向是一致的，所以才一拍即合，通力合作。也许徐乾学此举，也混合着攀附明珠的功利想法，但容若的目的很单纯——他只不过想让这套典籍能够流传下来，被更多的读书人看到。任何一点龌龊的揣测都是对他初心的玷污。
完成这样一项浩大工程，需要投入极大的财力和心力，如果不是出于对儒家经典的热爱和对宋、元先贤们的仰慕，是很难支撑下去的。正是这套书的问世，让世人看到了容若的另一面。一直以来，他都被人们看成才子，殊不知，他还是个学问淹通的学人。清末梁启超读完《通志堂经解》后，就称赞容若是“清初第一学人”，还说他谈史论人，往往别有见地，令人大为佩服。
在古代，著书立说才是正道，诗词文学只不过是雕虫小技罢了。理智上，容若深知，他应该走学问这条正道；情感上，他却完全抵抗不了诗词对他的诱惑，那是一种致命的诱惑，足以让他燃尽生命，至死不休。
一千多卷的《通志堂经解》并没有让他走上学者之路，因为还有另一条路在等着他，一条少有人走却更适合他的路。
理智与情感的对立，学问与诗词的交锋，贯穿了容若的终生，一直到他临终前，他还在病床之上对徐乾学说，有您这样博学的老师，本应好好从事学术，奈何自己生性喜爱填词，到了无法割舍的地步，等到有志投身于学问时，又不幸患病短命，觉得深深辜负了老师的厚爱。
“性喜作诗余，禁之难止”，在学术与诗词之间，容若选择了诗词，并为此负疚终生。如果他能够提前预知，将来让他在青史上留下名字的，并不是《通志堂经解》这样的皇皇巨著，而是被时人看成微末小技的词，他会不会对自己多一些宽容，少一些苛责？
渌水亭的遐想
与《通志堂经解》差不多同时完成的，还有一部叫作《渌水亭杂识》的著作。渌水亭，可以说是容若心灵上的桃花源，他在这里吟风弄月，读一些“无用”的闲书，和朋友们饮酒欢聚。
此地风光绝佳，容若在写给朋友张纯修的信中形容此处“风花乱飞，烟柳如织”；在红楼朱阁之中，别有一番田园风致，他曾写了一首七绝为渌水亭画像：
野色湖光两不分，碧天万顷变黄云。
分明一幅江村画，着个闲庭挂夕曛。
这等江村风味，倒让人想起大观园中那个精心构造的稻香村来，给珠楼绣闼平添了几分自然野趣。
容若病愈之后，最喜欢待的地方就是这里，他常常捧着一卷书，在浓荫掩映的窗下静读，草色透进窗中，映得人窗俱绿。他在这儿读的书，无关功名，纯属爱好，每每有所领悟，就记下心得。或者与朋友通信时，聊到一些奇闻逸事，也会记录下来。此时他已与严绳孙、姜宸英、秦松龄等人来往，这些人也常是渌水亭的座上之宾，朋友之间，不谈科举仕进，只谈诗词风月，交谈间碰撞出的火花也成为他的灵感来源。
两三年下来，便汇成了这部《渌水亭杂识》，它记载的，是一个青年人对于世界的奇思妙想，特点是随意挥发，优点也是随意挥发，内容涉及天文、地理、诗词、歌赋、仙佛、鬼怪、历史等，可以说无所不包。容若一贯给人以严肃老成的感觉，可从这本札记的风格来看，他和同龄的年轻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同样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心，也同样具有丰富的想象力。
少年人最喜欢听人谈神论鬼，对于这些怪谈趣事，容若总是津津乐道，杂识中关于“龙”的记载就有八条之多，比如：
“神龙行雨以利物，毒龙为恶风以害物。”
“龙喜睡，数百年一觉，甚至积沙其身成村落。觉即脱神弃身而去，不伤于物。”
“天龙为贵，海龙次之，江湖之龙又次之，井潭之龙下矣。”
……
古代中国人向往成仙，对于修炼之术，容若信以为真，他提道，野兽之中以狐狸最灵，猿猴次之。狐狸最易修炼成仙，成仙之后在天上服侍地玉皇大帝，就像皇宫里的太监一样。猿猴则容易修炼成地仙。
金华的老百姓忌讳养白猫，因为白猫每夜蹲在屋顶之上，吸取月光精华，容易成精。
兽既然可以修炼，在想象中，人当然也能成仙。在容若的记载中，天上的仙人把山中灵药放在大海之中，波涛日夜冲激，可以炼成仙药。崂山、青城、太白、武当等深山中人迹罕至的地方，有宋、元以来一直活到今天的人，瘦得皮包骨头，见到人就遁入山中，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草仙。
关于传说中的剑仙，容若记载道，人们总是说“剑法不传”，其实剑法是传下来的，有一位姓王的老人介绍说，真正高明的剑术是以人的身体作为剑柄，徽州目连有种獶人，身轻如猿鸟，就是剑术的传人。
如果都是这样的内容，那么《渌水亭杂识》就无异于一部小型的《聊斋志异》了，容若毕竟不是蒲松龄，对于炼药修仙这样的事，他只是觉得有趣，所以顺手记录下来，并不会真的执行，也谈不上迷信。
容若生长的年代，中西方已经开始融合，自鸣钟、自行车、西历、西药等漂洋过海传了进来，对这些新鲜事物，他不仅不排斥，反而十分认可，比如他说：
“西人历法，实出郭守敬之上，中国曾未有也。”
“西人风车借风力以转动，可省人力，此器扬州自有之，而不及彼之便易。”
“中国天官家俱言天河是积气，天主教人于万历年间至，始言气无千古不动者，以望远镜窥之，皆小星也。”
“西人医道与中国异，有黄液、白液等名。其用药，虽人参，亦以烧酒法蒸露而饮之。”
“武侯木牛流马，古有言是小车者。西人有自行车，前轮绝小，后轮绝大，则有以高临下之势，故平地亦得自行，或即木牛流马乎？”
清朝早期，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样闭关自守，贵族对西洋事物大感兴趣的不乏其人，和容若同年出生的康熙，就是一个狂热的西学爱好者。他曾跟随比利时人南怀仁等学习西方的天文、数学，在皇宫中亲自使用仪器测验日蚀，还亲自给皇子、皇孙们讲几何学。康熙曾患疟疾，太医院御医束手无策，耶稣会士张诚、白晋将带来的西药金鸡纳奉上，病愈之后，康熙将金鸡纳视为“圣药”，常赏赐给亲属和部下。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容若被西学吸引自然毫不奇怪了，他盛赞西历比中国传统的历法精确，说西方借风力转的风车比中国自古就有的风车方便，还提到了望远镜、自行车等新鲜事物。这表明，他并不因循守旧，而是与时俱进。
可惜的是，不管是康熙还是容若，贵族圏对西学的这种好奇都仅仅停留在好奇的阶段，西方的科学技术并没有得到普及和推广，直接导致了“康乾盛世”之后的没落。康熙曾有宏愿，想把西欧的全部科学移植到中国来，但并没有实现。归根结底，可能是那时的中国还没有适合科技生根发芽的土壤，民众普遍对科技抱以怀疑和排斥的态度，只有等到被西方的火枪大炮轰开了国门，才幡然醒悟，立誓要“师夷长技以制夷”。
就拿容若来说，有关西学的记载也只不过这寥寥数条，他的大部分兴趣还是在文学艺术上。在《渌水亭杂识》中，他写下了大量对于诗词、文学的看法，这一部分，正是全书的精华所在。
明清文人，最爱步武唐宋，李梦阳等前七子就倡议过“诗必盛唐，文必秦汉”。对于这种复古的风气，容若表示十分不屑，他说：“诗之学古，如孩提不能无乳母也。必自立而后成诗，犹之能自立而后成人也。明之学老杜、学盛唐者，皆一生在乳母胸前过日。”
在这里，他用了一个精巧而尖刻的比喻，将诗人和古人的关系，比喻成孩子和乳母。他认为，诗人向古人的作品学习，是很有必要的，就像小孩子必须得依赖乳母哺育一样，但孩子在长大之后，必须脱离乳母而独立生活，所以学诗的人也必须自立门户，倘若永远都在向古人学习，那就好比“一生在乳母胸前过日”。
有人曾问他，作诗应该是以唐还是以宋为蓝本？他坦诚地回答说：“你不要问师唐还是师宋，要问问你自己的诗风是什么。”对于诗坛一会儿流行学这个，一会儿流行学那个，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人情好新，今日忽尚宋诗。举业欲干禄，人操其柄，不得不随人转步。诗取自适，何以随人？”那些冲着功名利禄而读书的人，一流行宋诗，就不得不跟着风气转，殊不知，写诗贵在自我愉悦，又何必随人俯仰呢？这种亦步亦趋的人，在他看来，“其于诗也，如矮子观场，随人喜怒，而不知自有之面目，宁不悲哉”。
还有些人，喜欢写“步韵”“和韵”诗，容若觉得这样危害极大：“今世之大为诗害者，莫过于作步韵诗。唐人中、晚稍有之，宋乃大盛，故元人作《韵府群玉》。今世非步韵无诗，岂非怪事？诗既不敌前人，而又自缚手臂以临敌，失计极矣。”他自己也写过步韵的诗词，所反对的，是一味地沉迷于步韵，使诗歌创作沦为文字游戏。
那么诗词究竟要怎样写呢？在容若看来：“诗乃心声，性情中事也。发乎情，止乎礼义，故谓之性。亦须有才，乃能挥拓；有学，乃不虚薄杜撰。才、学之用于诗者，如是而已。”
诗歌是心声的流露，是纯任性情之事，这正是容若独特的创作主张。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己的性情来写作。我们可以把这一观点，看作李贽“童心说”的延续，和袁枚“性灵派”的先声。
容若主张，写诗填词要纯任性灵，毫无矫饰，如“流泉呜咽，行止随时；天籁噫嘘，洪纤应节”。他的词，就是这一观点的完美体现，运笔如清水芙蓉，临风自笑，毫无雕琢的痕迹。恰如王国维对他的评价：“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
这样的词作，因不事雕饰、感情真挚而最能打动少年的心。人在年少时，尤其喜欢读这种自然真切的诗词。词学大家叶嘉莹就说过，她在十几岁时，一接触到纳兰词就十分喜欢，觉得和宋词相比，纳兰词更为浅白自然，数百年后读来，仍然毫无隔膜感。巧的是，叶嘉莹和容若都属于叶赫那拉一脉，叶姓是叶赫那拉的简化。词就是具有这种神奇的魔力，可以让两位叶赫那拉氏的词人隔着遥远的时空，灵魂遥遥地相和。
关于词的源流，容若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里摘取几条：
“自五代兵革，中原文献凋落，诗道失传而小词大盛。宋人专意于词，实为精绝；诗其尘饭涂羹，故远不及唐人。”
“宋人歌词，而唐人歌诗之法废。元曲起而词废。南曲起而北曲又废。今世之歌《鹿鸣》，尘饭涂羹也。”
“曲起而词废，词起而诗废，唐体起而古诗废。作诗欲以言情耳。生乎今之世，近体足以言情矣。好古之士本无其情，而强效其体以作古乐府，殊觉无谓。”
容若对于文体兴衰的点评，很有可能启发了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点。王国维曾说：“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又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这些说法，像是脱胎于容若的观点而有所拓展。
王国维对容若极为推崇，认为他是“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由于个性和阅历的不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和容若的《饮水词》风格完全不一样，但王国维的词学思想，极有可能受容若影响不小，《人间词话》中对文体的兴衰，对清新自然词风的追求，看法都和容若类似。
眼高于顶的王国维，为何会对一个数百年前的贵族公子如此心慕神随呢？可能是折服于容若的才华，也可能是因为他从容若早逝的命运中，领悟到了繁华如梦、浮生若斯的真相。更有可能，是因为物伤其类——他和容若，都是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他们之间，有着天然的共鸣。
朱彝尊：滔滔天下，知己是谁
在容若十九岁这年，一代文学家龚鼎孳在京病逝。在此之前，和龚鼎孳并称为江左三大家的吴伟业、钱谦益已相继离世，龚鼎孳俨然已是当时的文坛领袖。他的去世，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也让人们开始展望：当今文坛，不知谁能成为新的盟主？
容若和严绳孙、姜宸英、秦松龄等人在渌水亭把酒论诗时，就不止一次地探讨过这个话题。有人提名宜兴的陈维崧，说他的词骨力绝遒，大有稼秆之风。容若却不大认同，他最近正为一部词集着迷，在他心目中，这部词集的作者，所作清空醇雅，一洗浮华之风，只有这位作者，才当得起文坛盟主的称号。
词集的名字叫作《静志居琴趣》，这是一部特殊的词集，它的特殊就在于，整整一卷八十三首词，都是为这名叫“静志”的女子所著。
从词诞生以来，百分之八十都是为女子所作。这些女子，大多是酒筵歌席上邂逅的歌女，少数是家中婉媚的姬妾。这个叫静志的女子却与众不同，她不是歌女，也不是词人的妻子，而是他的妻妹冯寿常。
一个词人，为着一段不可能的恋情，一个不可能的恋人，写了这么多缠绵悱恻的词，称得上空前绝后了。
这个词人就是浙江秀水的朱彝尊，在清代词史上赫赫有名，与陈维崧并称为“朱陈”。谭献对他们的评价是“锡鬯（朱彝尊字）情深，其年（陈维崧字）笔重，固后人所难到”，朱彝尊的词作，恰恰胜在一往情深。
《静志居琴趣》打动容若的，也正是这一片深情。他捧着那卷词集，深深地陷入了词中，也深深地陷入了填词者和词中人的故事之中。
八十三首词，如同一幅幅连轴画，展开来就连成了一幅凄美绝伦的爱情长卷，汇聚了填词者和词中人相识、相爱、相知、相别的点点滴滴：
初相识时，他是因家贫而入赘冯家的清寒士子，她是天真懵懂的稚龄少女。那个年代赘婿的地位极低，如果不是家中贫寒到了极点，他不会走这条路。为了维持生计，他东奔西走，有时依人远游，有时做做西席，收入仅仅够糊口。贫穷，一点一点地吞噬着他努力维持的尊严，尽管这尊严，在丈人甚至妻子的眼里看来有些可笑。
四十岁以前，他一直穷困潦倒，受尽了白眼、冷遇，那些苦苦挣扎的灰暗日子里，唯一能给他安慰的，就是他的妻妹。她是真心地仰慕他，敬重他，不管他的际遇如何。
她的笑容，曾是他阴暗岁月里的唯一一抹亮色。多年后，他还记得十二三岁的她，穿着薄薄的春衫，垂着一头青丝，蹑手蹑脚地走到蔷薇架下，去捉那花间的蝴蝶。
“走近蔷薇架底，生擒蝴蝶花间”，读到这行词时，容若的心间忽然涌起了奇异的熟悉感。这是朱彝尊记忆中的妻妹，也是他记忆中的表妹啊，一样天真，一样娇憨，他也不止一次地写过她“花径里，戏捉迷藏”的场景。
久违的疼痛又一次袭上心头，为了驱走这种疼痛，他强迫自己收敛心神，继续读词。
时光在词里流逝得格外快，转眼间冯寿常已是妙龄少女，朱彝尊看着她慢慢长大，一天比一天美丽，也一天比一天沉静。好感在两人之间悄然萌生，在钱塘江的船上，他们并舟看水，彼此都感受到了对方的情意，“一面船窗相并倚，看渌水。当时已露千金意”（《渔家傲》）。
一天，他教她练字，临摹的是王献之的《洛神赋》残帖，中间有一句是“收和颜以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说的是曹植虽迷醉于洛水女神的美丽，却终于宁静心志，以礼克情。他给她取字为静志，给自己的书斋取名为静志居，这是在借此约定，要像曹植和洛神一样，发乎情，止乎礼。“洛神赋，小字中央，只有侬知”，他把这个秘密写进了词里，他知道，只有她能读懂这个秘密。
然而，互相爱慕的人却无法相守，潦倒半生的朱彝尊，连妻子、儿女都很难养活，自然也无力纳妻妹为妾。他只能眼看着十九岁的冯寿常匆匆嫁为人妇，把那份情思深深地藏在心里。之后，冯寿常的丈夫早逝，儿子夭折，二十四岁时又回到娘家居住，这一次，任是再森严的礼法，也无法再压抑他们的感情。
他们悄悄地相爱了，背着人，偷偷地咀嚼着这不伦之恋的甜蜜与苦涩。有时候，他们私下幽会：“那年私语小窗前，明月未曾圆。含羞几度，几抛人远，忽近人前。”这一首《眼儿媚》，写的正是他们密会时的缠绵。但更多的时候，他们只能在人前装作疏远，连一丝亲密都不敢流露出来，“共眠一舸听秋雨，小簟轻衾各自寒”。
见不了光的爱情最使人忧愁无助，没过多久，冯寿常就病倒了，年仅三十三岁就离开了这个世间。为生计漂泊在外的朱彝尊没能见到她最后一面，等他赶到家里时，只看到她留下的一纸遗书，上面还留着她的斑斑泪痕。
在失去了最爱的人之后，压抑了大半生的朱彝尊终于决定不再压抑，就在冯寿常去世的翌年，他毅然将为她而写的词编成了一卷词，让他们的爱情大白于日光之下。
除了《静志居琴趣》之外，朱彝尊还为妻妹写了一首《风怀诗》，长达两百韵，详细地记叙了他们的爱情故事。晚年他在汇编全集时，有友人劝他说，《风怀诗》对你的名声有影响，不如删掉这首诗，以你的地位、成就，死后是可以入文庙享万世供奉的。朱彝尊犹豫再三，终究还是不忍删去，他说“宁拼两庑冷猪肉，不删风怀二百韵”，意思是宁愿死后不入孔庙，宁愿成为名教罪人，他也不愿意删去这首凝结着自己少年情事的诗。
这样的朱彝尊，怎能不让容若深深折服？当他读着《静志居琴趣》时，感觉就像有一个人，把他想说的话说了出来，而且说得如此贴切、如此动人。心灵上有根弦被轻轻拨动了，那是一个情种对另一个情种的遥相应和。
当容若沉浸在朱彝尊织就的绮梦之中时，这位爱情梦碎的词人已经悄然来到了京城。人生就是这样残酷，失去了爱人，还是得继续为生活奔波。这一年，他已经四十四岁了，却还只是潞河漕总功佳育幕府的一位小小幕僚。除了薄有文名外，称得上一事无成。“落魄江湖载酒行”是他前半生的真实写照，所以他才自嘲地将最新的词集命名为《江湖载酒集》。
孔子早就说过：“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年过四十仍然默默无闻的人，不仅是旁人对他不再敬畏，连自己也失去了信心。望着画像中白发乱垂的样子，满腔不平之气油然而生，一首《百令字·自题画像》在他笔下一挥而就：
菰芦深处，叹斯人枯槁，岂非穷士？剩有虚名身后策，小技文章而已。四十无闻，一丘欲卧，漂泊今如此。田园何在，白头乱发垂耳。
空自南走羊城，西穷雁塞，更东浮淄水。一刺怀中磨灭尽，回首风尘燕市。草屦捞虾，短衣射虎，足了平生事。滔滔天下，不知知己是谁。
妻妹已逝，唯一欣赏他、尊敬他的人不在了，这世上，还有谁会是他的知己？“滔滔天下，不知知己是谁”，漂泊京城的朱彝尊，是如此寂寞，如此渴盼着知音的出现。
恰在此时，他收到了一封信，一封饱含着诚意和热情的信。写信的人，是他从未谋面的容若，权相明珠府的公子。尽管素昧平生，但这位公子已将他引为知己。
容若的热情和诚意感染了他，他不仅迅速回了信，还在不久后就亲自登门拜访。一个是四十多岁的江湖穷士，一个是年方弱冠的相府公子，年龄、地位悬殊，可只要一开口，他们之间的隔膜就迅速消失了，谈起诗词文学来，他们就像多年老友一样，毫无生分的感觉。
初次见面就相谈甚欢，朱彝尊发现，容若对他的作品如数家珍，评论起来头头是道，什么《江湖载酒集》洒落有致，《茶烟阁体物集》编排甚工，《蕃锦集》别具匠心等。不过他最为推崇的，则是《静志居琴趣》一卷，说此集独出机杼，尽扫陈言，实在当得上古今情词之冠。
“与君初相识，犹似故人归”。年长容若二十几岁的朱彝尊，对这位少年公子，顿生惺惺相惜之感。他注意到，容若形容他的词，不是说“艳词”，而是说“情词”。公子果然是知心人啊，《静志居琴趣》正是他平生心血所在，却被很多人看成上不了台面的艳情词，所以说知音难觅。
“锡鬯兄，这其中有一首当为全集压轴之作。”谈得兴起，容若索性拿出了从朋友那儿手抄的《静志居琴趣》。
“请问是哪一首？”朱彝尊试探着问。
容若翻开书卷，指向了其中的一首：“就是这首。”
这首《桂殿秋》，正是朱彝尊的扛鼎之作，被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列为当朝第一，全词仅有二十七个字：
思往事，渡江干。青蛾低映越山看。共眠一舸听秋雨，小簟轻衾各自寒。
他将他所有的思念、所有的压抑，都写进了这首词里。“共眠一舸听秋雨，小簟轻衾各自寒”，将东方人那种克制的情感刻画得如此细致入微，短短十四个字间，似是有暗涌在流动。他和爱慕的人，共同跻身于一艘窄窄的小船之上，却只能各自躺在各自的席子上，盖着各自的被子，承受着各自的寒冷。
正是从这句词中，容若读懂了朱彝尊的难言之隐。伤心人别有怀抱，除了同样伤心的人，没有人能够读懂，这里面蕴含着怎样的隐痛。这种痛楚无法说出口，也无人可以分担。
好在，现在他已经知道，这种百般求而不得的遗恨并非自己所独有，至少有一个人，和他有着同样的苦楚。尽管他们只能各自承担各自的苦楚，但至少是相互懂得的。有了这份懂得，才不会那么孤单。
共眠一舸听秋雨，小簟轻衾各自寒。
天气再怎么寒冷，只要你知道，有那么一个和你心意相通的人存在着，即使触碰不到，即使咫尺天涯，也足以减轻你的寒意。
容若轻轻念出了这句词，斗室之间，四目相对，这对相隔二十余岁的词人顿时莫逆于心，结下了长达十二年的友谊。
少年意气：横戈跃马今何时
人在年少时，都有豪气干云的一面。晚年时号称“万事不关心”的诗佛王维，年轻时也写过“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这样的诗句。
年轻时，谁不向往饮马江湖，醉卧沙场？谁不希望能够拼将一腔热血，换取万世功名？连容若这样锦衣玉貌的相门公子也不例外。在他的诗集里，有这样一首诗：
平生纵有英雄血，无由一溅荆江水。
荆江日落阵云低，横戈跃马今何时。
诗题名为《送荪友》，是写给他的朋友严绳孙的。容若借这首诗向朋友剖白，他向往着能到荆江一线的前线战场去“横戈跃马”，可惜事与愿违，他上不了战场，一腔热血无处抛洒。
这首诗诗风之雄健，感情之激昂，如果掩去作者名字的话，怎么也想不到是出自纳兰容若的笔下。原来，容若也有过如此昂扬进取的时候，别忘了，他始终是个在马背上长大的少年，文弱的外表下，澎湃着的是一腔八旗子弟的英雄血，他渴望着能像关外的祖辈一样杀敌战场，建功立业。
看到这里可能会有个疑问：天下太平已久，哪里还需要杀敌报国？
其实只要是略微了解史实的人都知道，康熙早年，天下并不太平。云南的吴三桂、广东的尚可喜、福建的耿精忠，划地自治，已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号称“三藩”。他们在自己的独立王国里，设立税卡，私行铸钱，圈占土地，俨然成了“国中之国”。
这是对皇权的极大威胁，作为一代雄主，康熙年纪虽轻，却无法坐视不理。
撤藩还是不撤藩？这个问题困扰了康熙多时，也困扰了臣子们多时。康熙十二年（1673），平南王尚可喜上书请求养老，康熙觉得这是个良好时机，于是顺水推舟地接受了尚可喜的请求，并明令撤藩之后，尚可喜的长子不可袭封。吴三桂、耿精忠得知后，故意提出同样的请求，以试探朝廷的意向。
朝廷上群声鼎沸，乱成了一锅粥，虽然以索额图为首的大部分臣子主张妥协，表示三藩不可撤，但也有少数臣子坚决反对，认为得撤三藩。主张撤藩的臣子中，就有时任兵部尚书的明珠。他早已看出了少年皇帝的心意，康熙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天下大权，当统于一”，既然要建立大一统的王国，这三藩自然是非撤不可。
争议未休时，康熙果然如明珠所料，决意撤藩。他的理由是，吴三桂等人蓄谋已久，撤也要反，不撤也要反，不如先发制人。
撤藩令一下，吴三桂等人不禁愕然，他们没有想到，一个被他们看成乳臭未干的少年皇帝，居然有如此雄心壮志。如今骑虎难下，只好举旗反清。
三藩当时号称有七十万兵力，又打着明朝朱三太子的旗号，清廷仅仅有十五万的兵力，实力有所不及。吴三桂兵力雄厚，仅三个月之内，就攻陷了贵州、湖南、四川诸省。京城中冒充“朱三太子”的杨起隆也趁机聚众起事，闹得鸡飞狗跳。
如此严峻的形势之下，索额图等人主张息兵求和，提出要斩杀明珠等力主撤藩的大臣。最终还是康熙力排众议，严词拒绝：“撤藩的主意是我定的，关明珠等人何事？他们有何罪过？”康熙的坚决态度不仅让朝廷上的纷争得以止息，更让明珠等对他感恩不已，从此君臣一心，合力抗敌。
明珠在对抗三藩的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作为兵部尚书，他协助康熙杀了吴三桂留在京城的儿子吴应熊，又在杨起隆作乱时，派人捉拿其党羽，迅速地平定了京城里的叛乱，稳定了大后方。正因如此，康熙才将明珠看成心腹，不久后就将他擢拔为武英殿大学士。
撤藩是个冒险的决策，尽管后来这场战争以吴三桂病死、清廷大获全胜告终，但在两军对垒之初，吴军步步紧逼，清廷陷入了生死存亡之际，谁都看不清后来的形势，连一心支持康熙撤藩的明珠，有时也难免会质疑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不过，令他备受鼓舞的是，他那刚到弱冠之年的儿子，毫不犹豫地表达了对他的支持。
康熙十三年（1674），吴三桂的军队攻陷广西，广西富川县的知县刘钦邻带着数十名家丁与吴军殊死搏战，终因寡不敌众，被吴军俘虏。吴军希望刘钦邻能投降，刘钦邻却痛斥他们是无君无父的叛军，并毅然自缢身亡，临终前留下了两首绝命诗，诗中写道：“已拼一死完臣节，肠断江南亲白头。”
清军入关不过数十年，就收获了刘钦邻这样赤胆忠心的臣子。吴三桂本人可能也很迷惑，他都打出了“反清复明”的旗号，为何还有那么多汉人将领不肯归顺，反而要支持非我族类的清廷呢？他不知道，像刘钦邻这样的人，忠于的并不是清廷，而是道义。吴三桂一生中多次叛变，反李自成、反明，后来又反清，号称“三反”，如此反复无常，输掉了道义，失去了人心，这才导致了最后的惨败。
刘钦邻殉国的消息传到京城后，康熙感动不已，特追谥其号为“忠节”，并封妻荫子。听了刘钦邻的故事后，容若大为震动：一个汉人，居然如此忠于清廷，他身为一个旗人，岂能如此无动于衷？义愤填膺的他，当即写下了一首题为《挽刘富川》的诗：
人生非金石，胡为年岁忧。
有如我早死，谁复为沉浮。
我生二十年，四海息戈矛。
逆节忽萌生，斩木起炎州。
穷荒苦焚掠，野哭声啾啾。
墟落断炊烟，津梁绝行舟。
片纸入西粤，连营倏相投。
长吏或奔窜，城郭等废丘。
背恩宁有忌，降贼竟无羞。
余闻空太息，嗟彼巾帼俦。
黯澹金台望，苍茫桂林愁。
卓哉刘先生，浩气凌斗牛。
投躯赴清川，喷薄万古流。
谁过汨罗水，作赋从君游。
白云如君心，苍梧远悠悠。
从诗中可得知，作此诗时，容若正好二十岁。二十年来，锦衣玉食，几曾识干戈，没想到吴军作乱，导致百姓流离，生灵涂炭，“墟落断炊烟，津梁绝行舟”。正是在这样的战争中，涌现出了刘钦邻这样的忠臣，他慷慨赴死，浩气凌云。他的牺牲，不仅令人痛惜，更令人备受激励，恨不能像先生一样，奔赴战场，保家卫国。
容若并不只是随口说说，他确实有过以身报国的想法。随着战事的推进，他不止一次地向康熙和父亲上书，请求亲上前线，横戈立马。屡屡被拒之后，才不禁感叹“平生纵有英雄血，无由一溅荆江水”。
明珠虽然不同意让他上战场，但儿子有这样的想法，就足以让他倍感欣慰了。这是一个标志，标志着儿子已经长大成人，更标志着儿子旗帜鲜明地站在他身后，他们是属于同一个战壕，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
父亲，这时候还是容若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偶像，一个顶天立地、叱咤风云的人物，一个他无比敬仰却又无法效仿的人。
父子同心，其利断金。当容若和父亲一起纵论战事、同心同德的时候，可能未曾想到，有朝一日，他和曾经视若天神一般的父亲，也会渐行渐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