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帆
一
“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杜甫《曲江二首》之中的名句。寥寥十四个字，这几只蝴蝶和蜻蜓轻盈地从唐朝飞到了今天。不过，宋朝的某一年间，这些小昆虫的文学生命险遭不测。一个名叫程颐的大思想家——我想象他是一个表情肃然的老者——不屑地嘀咕：“如此闲言语道甚？”
程颐嫌弃的是诗人的琐杂细碎，玩弄辞藻。大丈夫立身于天地之间，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求的是宇宙大道，怎么能仅仅看见三尺之内小玩意儿，专务章句，悦人耳目？花鸟鱼虫，清风明月，这是浪荡文人喜欢的轻佻游戏。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刻意种种雕虫小技，抛出半辈子的精力觅得几个工稳的句子，哪里还有心思执意于宏伟的大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万事万物的表象背后真正的主宰，古希腊哲学家称之为逻各斯，黑格尔形容为绝对理念。大人物要把精神调到这个频道之上，流连于几只蝴蝶和蜻蜓又算什么？
尽管“诗言志”的古训得到了再三重复，但是，许多诗人还是执迷不悟，玩物丧志。石上清泉，古寺钟声，伤春悲秋之后就是卿卿我我。无非是茶余饭后浅吟低唱的小情小趣，不登大雅之堂。即使换到了些许浮名，甚至博得了权贵社会的掌声，多数诗人还是徘徊于官僚体制的外围，漂泊无依。后世曾经赠予杜甫“诗圣”的美誉，他的生前仍然穷困潦倒。功名利禄靠的是济世匡时的策论，几句平平仄仄的诗词曲赋既不能为君王赢下江山社稷，也不能为自己赢下肥马轻裘。
一日三餐，日复一日，所谓的“宇宙大道”又能为我们的日子增添一些什么？人生无常，世事多艰，悟道之言指引我们泅渡纷纷扰扰的尘世，栖息于某一个思想或者信念的高地。怀抱宇宙大道可以修身养性，窥破生死，不惧凡俗的纠缠，每一个普通的日子都与高尚的价值衔接起来了。相形之下，那些绚丽的文采意义何在？“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诗并没有甩下日常的烟火气息；即使是“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这种高蹈终将返回地面：“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文学又有什么用？古往今来，这个问题始终若隐若现地跟随在背后，叫人心神不宁。千方百计地把篮球投入篮板上的铁圈或者猛地一脚将足球踢进长方形的门框，这些运动徒然消耗热量，既不能增添粮食，也不能生产钢材，可是，那些肌肉发达的运动员从来不为“又有什么用”伤神。只有忧心忡忡的文学知识分子长吁短叹地自寻烦恼。
当然，古今的文学家从未停止不懈的辩护。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文以载道。我手写我口。文学是战斗的。大半个世纪之前，我们还逐渐熟悉了一个概念：典型。所谓的典型，本义为“模子”，文学的典型指的是某种类型品质的收集以及提纯。个性显现共性，现象显现本质，如此等等。所以，典型性格的许诺是，从一个马车夫身上察觉千百个马车夫，或者在一个资本家的身世之中认识千百个资本家。一个感性的具象凝聚种种形而上的真谛。至高的“道”终于回响在文学之中。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文学不再心虚或者理亏。虽然仅仅收集若干意象，或者几个人物，但是，文学的内核是普遍的哲理，是宏大历史的模型。这是额手称庆的时刻：典型拯救了文学。
尽管如此，这个散发出黑格尔气息的概念并未如愿以偿。热衷于推敲的人很快察觉一个明显的软肋：当哲学或者社会学直接露面抛出标准答案的时候，文学积存的意象或者人物是不是立即成了臃肿的赘物？如果文学企图提供的仅仅是马车夫或者资本家的典型性格，我们就会察觉种种多余的文学成分。有什么必要栩栩如生地再现街道上一块古老的碑石，或者一阵凛冽的寒风沿着河岸刮过来？小巷里叫卖鱼丸的悠扬吆喝与账房先生鼻子旁边那一颗醒目的痦子又有什么意义？当然，还有杂乱的汽车喇叭声，树梢之间漏下的月光，餐桌上呛人的辣椒，一只蚯蚓正在吃力地从泥土之中拱出地面……这时，那几个单薄的理论命题远远追不上庞杂喧闹的文学。罗兰·巴特说过，艺术无杂音；存留下来的即是必然。文学叙事执行自己的标准——文学的聚焦和分辨率。日常景象以及种种细节发育的文学有机体液汁饱满，无法化约为逻辑组织的某种梗概。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经刮起一场文学飓风。诗、小说、戏剧、电影大面积地主宰社会的精神生活。所谓的“朦胧诗”“先锋文学”或者“第五代导演”形成了一个又一个争论的锋面。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是文学的“内部”争论。不同的流派、风格、艺术传统，种种表现形式的竞争。然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文学“内部”的各种声音逐渐缩小了比例，以至于无关痛痒。现在谁还在乎哪里冒出了一个新的诗派，或者哪一部小说大胆地探索另类的时间叙述？金融、股票、房地产，农民工子弟如何就读，高昂的医疗费用能不能降一些，李嘉诚、比尔·盖茨和马云哪个更有钱，某个足球明星的离奇八卦或者某个电影明星的豪华婚礼……铺天盖地的互联网和微信之中，一波又一波万众瞩目的消息挤占了新型的公共空间。即使乐意享受传奇制造的快感，我们记起的情节多半是八面威风的腐败官员如何一夜之间戏剧性地沦为阶下囚，而不是哪一部情节曲折的小说。文学仍然龟缩在纸张装订的书本之中，犹如史前动物。不思进取，“你out了”。对于许多新生代说来，“文学”仅仅是一个含义模糊的名词。这个玩意有什么用？疑问卷土重来。实利主义的时代已经开始，没有人还会宽容地放过这个疑问。如何就业？如何挣钱？如何赢利？经济学有助于国计民生。医学有助于救死扶伤。法学的前景是法官或者律师。工商管理学培养企业家。哪怕一手好厨艺也能给自己做一顿可口的晚餐。文学呢——如同刚刚发现的引力波吗？
对了，我们的手中还有一个概念：审美。某种感动、激愤、憎恶、忧伤或者愁绪杂乱地漫过内心，据说这种模糊不清的意识波动称为审美。然而，疑问并没有释除。这个世界愈来愈坚硬，审美既不能扩大商店的营业额或者改善与上司的关系，也无法充当婚姻指南。一个刚刚从矿井升到地面的煤矿工人抑扬顿挫地朗诵一首诗，这种场面肯定有些滑稽。不合时宜的“文艺腔”显得矫揉造作。不少人认为，审美是精神奢侈品，只有悠闲的贵族才配得上这种雅好，例如钢琴交响曲，或者博物馆里的现代主义绘画。柏拉图对于审美具有不遏制的厌恶。在他看来，审美带来的感伤和哀怜可能消磨男子汉气概，造就一批神经兮兮的家伙。这肯定不利于国家——危急时刻，这一帮人怎么上得了战场？因此，他坚决主张将诗人驱逐出理想国。幸而后世的众多美学家并未附和柏拉图的主张，他们似乎更乐于援引康德的思想。当然，没有多少人愿意清晰复述康德的“三大批判”，从而将审美视为这个严密逻辑架构内部的一个理论关节。美学家谆谆告诫我们，必须对审美保持宗教般的虔诚，为之热泪盈眶，而不是庸俗地询问可以兑现哪些实用目的。“无用之用”是一些美学家时常使用的短语。如今看来，多数人并没有被这个玄妙的表述吓住。我们受过科学训练，这种表述缺乏必要的严谨。科学知识鄙视那些貌似机智的矛盾话语。一个工程师可以精确地告知铸造技术、电冰箱或者无线通信可以向社会提供什么。但是，墙上的那一幅油画为什么可以售价百万？不就是薄薄的一张画布吗？画布上几个苹果、一颗白菜，花瓶里插了几枝花。然而，苹果、白菜、花瓶不是已经在桌上了吗——为什么还要重新画一遍？
争论早就蔓延到文学的“外部”。
二
关于文学，能不能谈一些简单而有趣的事情？例如体验，身体的经验。
身体是“自我”的首要标志，也是“自我”的边界限制。五官，四肢，百骸，身份，固定的社会关系，母语，文化传统，国界，身体陷入重重叠叠的枷锁。没有人可以甩下自己的身体自由地飘荡。可是，“生活在别处”。声称不在乎“单身狗”这个称呼，声称乐意品尝和享受孤独感——可是，即使锁好居室的大门，甚至栓上链条，我们的无意识仍然期盼一个意外的叩访。当然，没有人敲门，只有一份报纸如期地塞入信箱。我们巨细无遗地读遍新闻版面，哪怕是两个版面之间的夹缝：股市下挫，新款的奥迪汽车降价，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失修多时，城郊的湿地发现某种久违的候鸟，太平洋上的一个台风几天之后可能影响本地……我们没有考虑购买汽车或者带上长焦镜头拍摄候鸟，然而，这些消息表明偌大的世界与我们同在。现在更多的是社交网站和满天飞的微信。据说我们每四分钟就会看一次手机，我们与电脑屏幕相对的时间肯定超过了与亲朋好友聊天。某一个网站曾经直播一个人的一日三餐，居然观者如堵。强烈的窥视欲显示了身体内部的熊熊火焰。我们仿佛安详地倚在一把靠背椅上，漫不经心地摆弄计算机键盘，可是，我们的内心多么渴望踏入别人的日子。
那么，为什么不试试文学呢？我曾经说过，我读过的新闻数量远远超过了文学，我记住的文学数量远远超过了新闻。每一天的生活之中，新闻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十天乃至半年的生活，新闻的分量几乎消失——谁还能想得起半年之前的新闻？可是，我们想得起两百多年前的文学，例如《红楼梦》，甚至想得起一千两百多年前的文学，例如李白的诗。读新闻仅仅是局外人的隔岸观火，文学是一种内心的进入，让我们以关云长或者安娜·卡列尼娜自居。以某某自居即是另类的体验，想象另一个身体接收的信息。互联网正在加速虚拟空间的研制，一套电子装置可以体验某些异常的情景，例如航天飞机驾驶舱，极地冰川，甚至销魂的性爱情节。当然，文学的语言符号提供的是精神遨游的大世界。苍茫大地，万物生长，千姿百态，三教九流，那么，让我们试着做一回孙悟空、林冲或者贾宝玉如何？怜悯，哀怨，残忍，激怒，恋恋不舍，澄明的顿悟，一事能狂便少年，老去诗篇浑漫与，文学持续地制造种种微妙的内心震颤，这一切终于酿成精神的脱胎换骨。
这种观点是不是有些夸张？现在的气氛已经改变，终于可以放肆地公开抵制文学教授了。所谓“精神的脱胎换骨”云云，无非是训诫教诲的另一种形容。抛入观念的戈壁滩，文学的乐趣迅速地蒸发、干涸。福楼拜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沉闷无比，那个表情阴郁的鲁迅为什么拥有那么大的名声？不要相信什么文学经典，《红楼梦》几乎无法卒读。谢天谢地，幸好没有人逼迫我们啃那一本天书一般的《尤利西斯》，真是折磨人。企业或者实验室忙碌了整整一天，文学就不要再增加负担了，拜托。许多人的文学兴趣之所以维持下来，显然是因为金庸的存在。武功盖世，快意恩仇，葵花宝典，独孤求败，一会儿悬念丛生，一会儿血脉偾张，不读到最后一页就是放不下书本。现在，这种文学已经遍布互联网。武侠江湖之外，宫廷戏的魅力长盛不衰。《步步惊心》《羋月传》扣人心弦，《琅琊榜》是江湖与宫廷的再度联手——据说，电视连续剧之中那些俊俏的小哥搅得众多姐妹芳心不宁。教授们，别在课堂上故作渊博了，文学在这儿呢。
文学教授勃然大怒。孽障！这是欲望，而不是文学。的确，精神分析学意义上的“欲望”。按照弗洛伊德的构思，欲望是想象的驱动力，我们在文学白日梦的体验之中获得隐蔽的满足。对于我们这些庸人说来，谁愿意体验一个悲苦的乞丐或者无聊的看门人？当然是君王，富翁，英雄，情场上的得意者。低三下四的小混混也行，只要拥有韦小宝那般运气。手无缚鸡之力的韦小宝安然地闯过刀光剑影，手握黑白两道，最终收获了七个美貌的太太和一大笔横财。洪福齐天，修成正果——这就是金庸讨人喜欢的秘密。如何称得上一个好故事？惊险万状，跌宕起伏，最后平安着陆，“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是故事情节的理想原型，也是我们内心的强大欲望。
欲望并非那么卑鄙，即使是弗洛伊德念念不忘的性欲。文学想象始终拥有这一支血脉。然而，弗洛伊德企图证明的是，跨入社会即是欲望的受挫。现实的“超我”构成了封锁欲望的无数禁忌。体验欲望制造的幻觉仅仅是一个游戏。Game。天真地按照游戏的规则构思生活肯定摔得鼻青脸肿。神秘的江湖在哪里？为什么始终没有在芸芸众生之中发现身着白袍的英武剑客？那个多情而俊俏的师妹何故迟迟还未现身？这时，文学教授叹了口气拍拍年轻人的肩膀：孩子，别等了，没有江湖、剑客和师妹。如果沉溺于幻觉而久久回不过神，这种状态的名称叫作“癔症”。沉吟片刻，文学教授开出的药方是——男的可以读一读《堂·吉诃德》，一个疯子如何把风车当成了巨人；女的可以读一读《包法利夫人》，那种伪浪漫只能乞求致命的砒霜收拾残局。
就算可以穿越到唐朝的大明宫当一个千娇百媚的妃子，还是会被一脚踢回二十一世纪，踢回那一间无聊得透不过气的办公室。听不懂唐朝的长安话。不知道唐朝的礼仪习俗。不会骑马，偶尔坐一回马车屁股颠得生痛。没有卫生间，诸事不便。没有手机，无法在微信上和闺密分享唐明皇的风采。穿越之前特地耗资不菲到韩国整容，可是唐明皇连眼珠子都没转过来——他感兴趣的那些宫女并不漂亮呵。归来吧，一个人只能适应自己那个时代，点点滴滴无不来自历史的塑造。这时，文学教授正在开出的第三帖药方：“历史”。
利用文学认识历史。摆脱弗洛伊德而回到马克思，正如弗·詹姆逊——美国那个著名的左翼理论家——对于第三世界文学的期望。无论是杜甫的蝴蝶、《红楼梦》的钗黛之争、鲁迅的“狂人”和阿Q，还是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之中的各色人等，一切无非历史的寓言。封建社会大厦将倾，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历史巨变的征候可能烙印于几句争辩、一场宴会或者某种奇特的性格之上。咫尺万里，见微知著，必须让个人的曲折命运或者情节的必然结局隐含宏大的历史规律。文学终于掠开了众多烦琐细节和杂碎的欲望，荣幸地领取到一个重大的使命。
三
文学乃“正史之余”，古人之中相似的观念比比皆是。史学家常常抱有特殊的自豪。“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种评语仿佛是授予他们的。史学家拥有渊博的学问和不凡见识，还有秉笔直书的气节。帝王将相通常充当了历史的主人公。因此，史学家时常侍奉于君王左右，大多数时候享受尊敬，偶尔享受厌恶乃至杀身之祸。尽管梁启超讥讽《二十四史》无非二十四姓的家谱，陈陈相因，不堪卒读，但是，史学家想的事情是三皇五帝，三纲五常，以史为鉴，安邦定国。相对地说，许多文学家仅仅热衷于轻浮的恭维之辞。李白号称“天子呼来不上船”，为人桀骜不驯，醉醺醺入宫的时候，居然吆喝唐明皇的宠臣高力士脱靴子。尽管如此，落到纸上的诗句依旧是“云想衣裳花想容”或者“一枝红艳露凝香”。所以，文学家只能发配给史学家打下手，提供一些补充材料。现代史学的关注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宫廷的围墙。制度，革命，贸易，战争，地理大发现与交通，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史学家不断地描述各种巨型景观，一轴绵延的长卷。这些构图的许多局部模糊不清，文学家负责填充和修补。
可是，“以诗证史”只能是一种松散的、间接的呼应，不可古板地刻舟求剑。“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乱石崩云，惊涛裂岸”——把李白的“天姥山”或者苏轼的“赤壁”作为一则具体的史料填入史学论文可能造成巨大的误差。我们会在某些时刻惊讶地发现，史学与文学的递进关系失效了。一首诗或者一部小说无法稳妥地安置在历史长卷指定的方位，美学的锋芒甚至扰乱了各种图景之间预定的秩序。很久以前，文学的不驯就曾经给古人带来了麻烦，以至于不得不请那些引经据典的训诂专家出面灭火。孔子一时不慎，竟然将“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种打情骂俏的言辞收入《诗经》。作为补救和掩饰，日后的汉儒不得不强词夺理地论证这首情歌颂扬的是“后妃之德”。时至如今我们已经明白，文学时常在史学家绘制的长卷内部制造塌方事故。王维的诗、沈从文的《边城》或者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如何衔接制度、革命、战争？令人头痛的难题来了。
也许，我们不得不迂腐地字斟句酌：何谓“历史”？既然愿意为“历史”耗费精力，确认这个名词的若干基本含义并非多余。历史是过往的一切事情，这个观点不至于有多少歧义。那么，历史是一个先验的、固定的存在，还是人工合成的？我们仅仅是发现历史——如同发现一个煤矿吗？历史会不会由于不同的认识扩大或者缩小自己的边缘，或者打开一个前所未有的空间？历史是如何叙述的——一个固定的实体与非他莫属的语言吗？叙述之外的历史如何存在？只有史学家有资格叙述历史吗——文学能否充当另一种方式的历史叙述？这时，提问将遭到断然的阻止：怎么可能？天方夜谭。
现在是指出一个混淆的时候了——因为延续多时因而根深蒂固：史学家的历史著作常常被视为历史本身。我们无法在历史著作之外目睹过往的事情，因此，史学家的叙述行为多半遭到了遗忘。当然，遭到遗忘的还有另一个问题：文学叙述为什么不能分一杯羹？
史学家的叙述不仅注重所谓的“真实”实录，而且注视的是各种大规模的社会事件，主角之外的大众仅仅潦草地填塞于事件轮廓各种缝隙之中，成为一群面目模糊、频率相似的平均数。历史著作的叙述对象是社会，游离于这个主题的无数细节、人物性格、现场氛围遭到了干脆利落的删除。文学的“虚构”为什么不是谎言从而赢得了道德的豁免？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已经开始为之辩解。这个哲学家的结论是，诗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因为前者利用“虚构”显现了存在的深刻“可能”。然而，我关注的是文学的聚焦和分辨率。相对于历史著作所叙述的“社会”，文学叙述的是“人生”，人的命运。许多被“社会”主题抛弃的内容将在文学之中复活。额头上的皱纹形状，抽什么牌子的香烟，火车站的偶遇和情人的笑靥，雨中枯叶带来的几丝伤感，身材矮小潜伏的自卑感如何演变为争强好胜的能量，那一天一件不得体的西装如何摧毁了一场朦胧的恋爱事件……总之，那些从各个方向触动和修改“人生”以及命运的日常细节。相对于历史著作的民族、国家、制度、经济、军事，文学兴趣的焦点是性格，命运，恩怨，情结和情绪，精神创伤或者无意识，等等。
小题大做——总之，文学有些“小”。所谓的“大/小”即是意识形态赋予感觉：以体积比拟不同的重要程度。相对于天道、诸神、族群、国家、社会，个人的“人生”以及命运始终是“小”，犹如一砖一瓦之于巍峨的大厦。没有一砖一瓦的积累，巍峨的大厦从何说起？这种观念的颠倒是现代性来临之后的产物。从人文主义运动到市场经济世俗气氛的推波助澜，众多学科的合力缓缓地转动了方向盘。文学史遗留下这种转变的痕迹。古代的神话传奇没有日常生活，我们见不到那些英雄人物的家庭财务开支、如何换洗衣裳以及在哪儿如厕。现实主义小说开始描写日常环境和普通人：肖像，家居，服装，沙龙里的语言机锋，法庭上犯人的神态，甚至细致到大门上锃亮的铜把手和马车轮子上的螺丝钉。现代主义“意识流”试图扫描内心的微小波纹，还原个人的内在图景。文学按照自己的聚焦和分辨率叙述“过往的事情”，再现了史学家粗大的叙述线条无法勾画的节点。这些普通人以及日常近景之所以不可化约，恰恰因为显现了另一种不同于历史著作的“历史”。这种“历史”可能证实史学家提供的巨型景观，也可能证伪，或者发现某些史学家无暇涉及的故事：那些为正义而献身的人也会嫉妒、耍小心眼或者制造谎言，几个对手令人敬重的程度甚至远远超过自己的队友；埋葬旧时代的壮举不仅凯歌高奏——我们的内心或许还隐隐回响着另一曲低沉的挽歌，众多神圣的、面容黝黑的底层大众可能存在各种陋习——吝啬，懦弱，言而无信，低效率以及缺乏时间观念，粗野或者不卫生，如此等等。历史著作无法简单地收编这些故事，文学叙述的“历史”毋宁说增添了另一些主题，例如人的质量，信义与道德，暴力的意义，手段与目的，入世与超脱，世俗功名与“不知老之将至”的喟叹……我们肯定会在某一时刻冒出一个疑问：如此另类的主题持续积累，哪一天会不会突然倾覆了历史著作？
有一利必有一弊，洞见与盲视始终如影随形。沉溺于斑斓的近景，文学可能再也察觉不到历史的韵律。卢卡契曾经批评左拉的“自然主义”：日常景象的就地扩张，细节肥大症。细节的洪流过于黏稠，以至于凝滞不动。某些现代主义文学推出的是孤立、静止的个人，一切社会关系俱已斩断。内在的运动停顿之后，表象的无限复制仅仅是没有生命的堆砌。这种文学无法与历史著作对话、抗衡。
允许文学从历史著作之中出逃，决非怂恿文学傲慢地自诩为大众独一无二的信仰。另一些学科的知识并未失效。文学家并不能回避经济生活或者法律条款，也不能脱离医学和生物学的庇护。当然，政治学、社会学、物理学、数学、气象学或者地理学也从未离开。林林总总的知识积聚成巨大的话语平台，文学以独立的身份投入多维的对话网络，甚至在激烈的博弈之中抢夺领跑的位置。文学的声音可以洪亮或者微弱，但是，不能没有文学的声音。
四
这一段时间，全世界都在谈论“阿尔法狗”（AlphaGo）与李世石的围棋对垒。李世石意外地4:1落败，震惊的范围正在扩大。棋手、科学家、人文知识分子、军事专家或者金融人士纷纷露面发表感想，人工智能的挑战开始让万物的灵长感到惊慌了。数千年的文明彻底打垮了深山老林的虎豹豺狼，但是，文明内部的某一个部位正在产生不祥的异动。多年之前，我曾经对机器自不量力地问鼎围棋表示不屑：“围棋体现了人类智慧的深邃。不言而喻，人的记忆和计算不可能超过电脑，但是人能够构思、奇想，制造种种意料不到的局面。这使人永远握有一份主动。”然而，现在我愿意开始收回草率的结论。
围棋的变化是一个天文数字。空白的棋盘存在361种可能，落下第一子之后存在360种可能，落下第二子之后存在359种可能，照此类推的计算是361×360×359×358×357……×2×1，总数是10的172次方。据说前三手就有46655640种选择。人类的大脑只能对这种数字望洋兴叹，有限的脑容量不得不遭受机器超强计算优势的碾压。因此，我们预定的策略是，绕开数据较量的方阵制造出其不意的棋盘局势，应变和独创往往是机器之短。然而，“阿尔法狗”的表演令人吃惊。所谓的独创并非突然的心血来潮，数据分析是各种研判的强大依据。李世石祭出各种异常招式的时候，“阿尔法狗”多半可以应付裕如。
如今，“大数据”“云计算”似乎正在成为新型的神话。那些贮存于硬盘之中的枯燥数据具有神一般的魔力，它们时常下凡从各个方面重塑生活，制造一些匪夷所思的情节。从导弹发射轨道、金融数据分析、嫌疑分子的监控到交通导航、基因测序、电子商务，计算机正在众多区域颠覆传统世界。一种如此强大的机器正在全面入侵，我们还能安然入眠吗？所以，许多人将围棋的失守解读为意味深长的历史信号。
接受了“阿尔法狗”的强硬存在之后，我所关注的是一大一小的两个问题：一，人工智能会不会对人类形成致命的威胁？二，人工智能可否代替作家成为文学的生产者？我的心目中，上述两个问题存在特殊的联系。
据媒体报道，斯蒂芬·霍金和伊隆·马克斯等人强烈呼吁人类警惕人工智能将会带来的巨大危害。所罗门的瓶子已经打开。如果研发人工智能是人类的最大错误，那么，这也可能是最后一个错误——此后不再有人类。或许这并非危言耸听。“阿尔法狗”的成功证明，人工智能令人骇异的发育速度是人类缓慢的生物进化无法匹敌的。一种乐观的估计是，人工智能的神速进步可能在某一道无形的门槛面前自动停下来，无法逾越，人类的大脑恰恰在门槛的另一边。当然，必须追问的题目是，谁可以保证这一道门槛的真实存在？由于无法描述人工智能的内部构造，我宁可注视一个重要的外部标志：当人工智能可以独立地生产人工智能的时候，危机即将来临。如同人类的自我繁殖，人工智能将以另一个“类”的面目问世。那一天的世界是：男人，女人，机器人。
当然，拥有制造技术并非拥有同等的制造意愿，正如一个育龄女子不一定乐于生育。制造技术与制造意愿来自不同的编程，后者属于情感范畴——现在轮到了文学发言的时刻。
如同敲开围棋的大门，人工智能肯定不会绕过文学这一片沃土。刚刚传来的消息是，日本诞生了四部人工智能系统制造的小说。两部小说的主要零件——例如出场人物、故事大纲——由人类提供，人工智能负责自动生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清华大学的机器人“薇薇”写出了二十五首古诗，“梅花不可知，何处东风约”之类。尽管专家还没有打出很高的分数，但是，地平线上已经曙光初见。“阿尔法狗”贮存了数十万盘的棋谱，这是机器与李世石一争短长的资本；某一个硬盘如法炮制地贮存全世界的文学经典，文学“阿尔法狗”是否如期降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作家不就是如此炼成的吗？
可以想象人工智能率先突破某些流行文学类型，例如武侠小说、侦探小说或者宫廷戏。分析众多成功之作的节奏和各类读者心理波长的数据，人工智能可以概括精确的叙述公式：多长的距离抛出一个悬念，多长距离安排一场格斗，什么时候插入一段小小的感情戏，什么时候分配几个人物死亡，穿插多少花絮掩盖叙述公式的重复与刻板，大结局由几支线索的曲线交汇为多大跨度的高潮，等等。人工智能可以轻易地运行类似的文学写作软件。然而，如何仿制无章可循的文学经典？所谓的“独创”表明，每一部文学经典的成功理由各不相同。不论“阿尔法狗”与李世石的搏杀如何复杂，“赢棋”是处理所有棋局的唯一意图。文学“阿尔法狗”编程遇到的首要问题是，文学经典的共同追求什么？
种种心理产品可以视为文学的成效，例如曾经提到的感动、激愤、憎恶、忧伤或者愁绪。这些情感范畴与超强的计算几乎没有联系。围棋的对弈之中，“阿尔法狗”可以娴熟地使用“弃子”战术——牺牲局部的若干棋子，换取全局的有利形势；局部与全局之间的利益换算难不住人工智能。然而，一个战役遇到相似的情况时，决策的将军可能愁肠百结。派遣哪些士兵充当牺牲品？血肉之躯与棋子的区别即是计算之余的情感。
文学卷入的情感范畴涉及生命与生命之间的秘密。为什么被一种表情突然打动？为什么挚爱迅速地转换为仇视？为什么点头哈腰的谦逊隐藏了超常的反弹？为什么挥刀相向的瞬间被巨大的怜悯淹没？为什么一张美轮美奂的脸庞——而不是物质利益——居然导致大规模的战争？为什么战争胜利之后还要从坟墓之中挖出仇人的尸体“鞭尸三百”？不可理喻。这些情感症状仅仅是生命之间的呼应而非人与物的关系。多数人厌恶血污，而且被臭烘烘的躯体内脏熏得剧烈呕吐，但是，他们不在乎拆卸一台闹钟或者打开汽车引擎盖观察发动机。至少在目前，人工智能无法加入生命之间的关系，识读各种情感符号。因此，文学仍然是一个巨大的迷宫。人工智能不明白为什么“举头望明月”之后是“低头思故乡”而不能“欣然赴远方”，不明白痴情的林黛玉为什么不时对贾宝玉翻脸和恶语相讥，也不明白哈姆雷特为什么迟迟不愿实施他的复仇计划。有人已经发现，擅长计算的“阿尔法狗”暴露出一个明显的弱点：仅仅遵从正确的计算结果而不会欺诈。兵不厌诈。欺诈时常在情感较量之中获益，例如示弱、哀婉、撒娇、佯狂，等等。情感较量或许是人工智能的陌生领域。例如，甄别凶手与受害者的时候，人工智能会不会迷惑于伪装的痛苦表情或者虚假的愤怒口气？对于老练成熟的表演者，现有的测谎器过于粗陋了。
然而，“阿尔法狗”的发育速度隐藏了一种令人生畏的可能：不远的将来，人工智能会迅速地弥补缺陷，掌握各种情感范畴，继而拥有无与伦比的“情商”。谈论“阿尔法狗”与李世石围棋对垒的时候，一句玩笑之辞曾经让我大吃一惊：“阿尔法狗”会不会佯装失败——当我们威胁要拔掉机器电插头的时候？大臣与君王对弈的时候常常表情灿烂地认输，这是人类社会司空见惯的甜蜜骗局。某一天当“阿尔法狗”精通这种策略的时候，这个世界的另一种深刻变化就将开始。并非没有预警，我想起了电影《机械姬》。亚里克斯·嘉兰编剧兼导演。一个神秘的富翁邀请一个男性公司员工来到深山之中的别墅，测试一个以女性面目出现的智能机器人“艾娃”是否存在“自我意识”——当然包括情感。后续的情节表明，“艾娃”不仅会嫉妒、怨恨、得意，而且，它的哀怨表情成功地解除了观察者的戒心。故事的结局是，“艾娃”设计杀害了富翁逃出了囚牢，自如地步入红尘滚滚的街道。“多么不真实啊！”我记得富翁临死之前的感叹。我想指出的是，继计算和记忆击败人类的大脑之后，如果人工智能进一步清晰地洞悉人类的情感逻辑结构，那么，防范这个对手几乎不可能了。
人工智能攻陷人类情感防线的标志是什么？——文学。当文学“阿尔法狗”赫然现身之时，当人工智能津津有味地阅读《红楼梦》或者写出可以乱真的古典诗词之际，机器将全面控制人类的精神领域。我不知道这一天还有多远，因而建议定期举行测试。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可以向人工智能输入几句诗词，观察机器产生的后续反应。当终端屏幕显现某种令人愉悦的曲线时，我们要立即瞪大眼睛。当然，许多人肯定猜到了，我推荐输入的第一句诗就是——“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
原载《十月》201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