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的国防措施
翻开我国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五百余年的历史画卷，无处不见戈戟狼烟、铁马突奔。“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大国兼并小国，强国吞并弱国。新兴的地主阶级战胜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弱肉强食成为这一时期社会发展的显著特征。相传西周初期，天下有大小诸侯1200余国，经过弱肉强食的激烈兼并战争，到战国后期，就只剩下七个国家。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社会的奴隶剥开始瓦解、封建制度开始形成及确立的历史大变革时期。新旧两种制度的变更，不是通过和平的方式，而是通过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战争的形式来实现的。由于社会制度的变革，先进生产关系的逐步形成，也使得这一时期的国家形态、社会经济都较前有了大的发展，并影响到国防的形态和国防实践。这一时期的国防，因为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和文化形态诸因素的影响，呈现出独有的特色。在弱肉强食的兼并战争中，“国不富”则无称雄之本；“兵不强”则无争霸之力。国贫兵弱，就可能被蚕食兼并。各诸侯国为了在弱肉强食的兼并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都非常崇尚武备，重视国防建设，采取各种办法富国强兵，图强称霸。这一时期主要各诸侯国的国防，呈现出以下几个共同的特点：一是修明政治，变法图强。周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全面衰退，诸侯国力量的日渐增长，必然导致权力和领土的再分配。在春秋战国时期激烈的争雄图霸及兼并战争中，各诸侯国间的国土疆域，随着实力的消长，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呈现出国无定局，疆无定势的纷争局面。各诸侯国为适应丧武必亡的历史发展潮流，避免在弱肉强食兼并的战争中被蚕食或消灭，都在积极改革政治、变法图强，采取重武备、蓄战力、修政治、行变法，对内富国强兵，扩充武力；对外“兼昧攻弱”，扩展疆域。如：齐桓变法，称霸东方；秦孝图强，称雄西域；成王法兴，楚问九鼎；胡服骑射，兵强马壮，等等。二是繁荣经济，裕民固本。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达到自强称霸的目的，无不重视发展经济和增强国力、充实武备。这也是这一时期经济繁荣、昌盛的社会原因。为发展经济，加强武备，各诸侯国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诸如废除井田，推行赋税；销山煮海，繁荣工商；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建立赎刑，聚敛兵器等，从而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加强了国家武备建设。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春秋时期的齐国与战国时期的秦国。经济的繁荣，依赖于国家的政治制度，取决于生产力的解放程度。春秋时期商贾出身的管仲出任齐相后，为使齐国富强，首先从整顿国政入手，推行乡制，发展经济。他分全国为21乡（每两千家为一乡），其中工商乡6，士、农乡15。乡制使工商专心本业，免服兵税，主要从事生产贸易以裕财源。他奖励商人通行于各国之间，广泛开展“国际”贸易，并利用齐国渔盐之利的优势，设盐官煮海为盐，设铁官制家具，销山铸钱，调整物价，以多种渠道发展商业，促进了齐国经济的繁荣。齐国如此，其他诸侯国也很重视工商业的发展，促进经济的繁荣。据史书记载，晋国大商人坐着金玉装饰的车子，穿着刺绣华丽的衣服，结接诸侯卿大夫。在郑国，国君和商人签订盟约，以国君不侵犯商人的利益为条件，使商人保证不迁移到别国去。郑国重视商业和商人，商人也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如郑国商人弦高潞遇秦军偷袭郑国，便假托君命送牛犒师，使秦军疑郑国已有准备，遂撤军而回。发展农业，积蓄粮食，是各诸侯国发展经济，以图争霸的主要内容。战国时期的秦国，以商鞅为相实行变法，就强调鼓励个体家庭经济，发展农业。规定凡是一家有两个以上的成年男子，就必须分家，各立户头。对生产粮食布帛多的人，可以免除劳役和赋税；不务正业、游手好闲而贫困的，把其全家作为官奴。三是改革军制，演武练兵。经济的发展，必然引起军队武器装备的更新和军事技术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加强国防建设，都十分重视发展军事技术和改革国防领导与军队体制。西周时期，军权完全控制在周王手中，只有被周王封为诸侯之首的“元侯”，才允许建立一定数量的常备军，其他诸侯国只能建立常备卫队，有的连建立正式常备卫队的权力也没有。西周末期，诸侯国势力开始崛起，诸侯国纷纷建立自己的军队，但周天子仍用王室建三军，大诸侯国建二军，小诸侯国建一军的制度加以约束。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为适应兼并战争的需要，纷纷扩大军队规模，增加编制员额，加强军事实力的竞争。春秋前期，大国如齐、鲁、晋、秦等，兵力一般为3万左右；到春秋末期，兵力就增加至10万左右。这些军队的编制以晋国为例，晋献公十六年（前661年）时，开始扩编为上、下两军，晋文公四年（前638年）又扩编为上、中、下三军。次年，在三军之外再增编三支独立的步兵部队——三行。晋文公八年（前629年），又将三军和三行改编为上、中、下三军和新上、新下五军。晋景公十二年（前588年），又扩编为上、中、下和新上、中、下六军。这一时期，随着军队建制的扩大，数量的增多，新的作战兵种也开始出现。步兵开始出现在春秋末期，进入战国时期，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骑兵和舟师也相继问世；各国的军队，在兵种上，已由过去单一的车兵发展为车兵、步兵、骑兵、舟师四个兵种的多兵种军队。春秋以前，国家上层统治中官员文武不分，平时管理政事，战时统兵作战。战国时期，各新兴地主阶级执政后，因政治、军事的需要，在国君之下，先后建立了以相和将为首的官僚政治机构，出现了专职的军将和独立的军事系统。四是奖赏军功，激励士气。春秋战国时期最突出的特点是“战”。据鲁史《春秋》的记载，在春秋时期近300年的时间里，军事行动就有483次之多。战国时期，不仅战频繁，战争的规模和激烈程度都有了进一步的扩大和加强。在残酷、频繁的战争环境中，各国为激励士气，提高军队的战斗力，都建立了严格的赏罚制度，以军功受爵、赐田、“食封”。从而，演武为上、从戎为荣成为社会风尚。五是研究方略，繁荣兵学。各国在频繁激烈的兼并战争中，为谋求生存与强国之道，都十分重视对战争方略的研究与探索。这一时期，兵学之花争奇斗艳，名将云涌，形成了我国古代兵学繁荣与鼎盛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造就了一大批杰出名的军事人物，如著名军事家管仲、魏舒、孙武、吴起、孙膑等，著名将领乐毅、蒙恬、白起、廉颇、李牧等；著有流传千古的旷世兵学奇书，至今仍广为流传的《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尉缭子》《孙膑兵法》等等。春秋战国时期兵学理论的发展，特别是谋略和谋略在战争中的运用，普遍受到各国的重视。当时讲求谋略，推崇谋战之风盛行。在军事和政治斗争中，从考虑国防全局出发的战略性谋略，从某一作战行动出发的战役、战术性谋略，以及各种养士；用间、攻心等辅助性谋略得到了广泛运用，对各诸侯国的国防建设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秦朝的国防建设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灭亡六国，结束战国“七雄”争霸的政治局面，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的、一统天下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秦王朝。秦王嬴政将古代的“三皇”、“五帝”之称谓合二为一，自称皇帝，表示自己超过前代的一切最高统治者，并宣布自己为这个国家的“始皇帝”，史称秦始皇。此后，秦朝的国防就担负起了巩固和发展统一政权、抗击外族入侵的双重任务。这时，北方草原上的一个古老民族——匈奴，因为在冒顿单于的统治下，武力达到空前未有的强盛，不时侵扰秦王朝的东北、西北地区。为巩固边防，秦始皇主要采取了以下综合治理措施：
巩固集权促进统一
为了巩固这个前所未有的封建大国，秦始皇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巩固中央集权的措施。在政治上，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的特点主要有三：一是国家最高统治者称皇帝；二是中央机构由三公九卿组成；三是地方行政单位分为郡、县两级。这套制度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的一个新发展，在当时及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巩固统一，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在此后的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各封建王朝基本上都沿用了这一制度。为了维护封建的政治制度，秦王朝建立了与其适应的军事制度，其主要特点是，军权的高度集中和军队的高度统一。在朝廷设太尉，执掌全国军政，为武官之长，只有带兵权，没有用兵权，军队高级军将的任免、军队的调动，均须出自皇帝的命令，并从措施制度上保证了军权始终集中在皇帝的手中。
筑路通邮，置燧报警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就拥有了齐、楚、燕、赵、韩、魏六国的全部领土。其疆域东至大海，西至甘青高原，南至岭南，北至河套、阴山、辽东，与东胡和匈奴接壤。秦在灭亡六国的过程中，由于燕、赵两国均倾全力忙于抗击强秦，无力北顾，北部边防松弛，结果匈奴乘虚南下，兵锋已达阴山、云中、九原等地。秦之上郡、陇西等边境地区也常遭匈奴袭扰。这样就使秦都城咸阳及关中地区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此时，秦虽然统一了六国，但中国的西南、东南部的广大地区还未完全统一。秦征战十年，灭亡六国，其实只是完成了统一的第一步，面对北方的威胁和进一步完成统一大业的要求，秦始皇在内部秩序获得初步安定后，即着手加强武备，做开拓北方、南方疆域的准备工作。秦始皇曾先后五次出巡，进行实地勘察。公元前215年他亲自沿边境地带巡视，以了解边境地区的形势和匈奴入侵袭扰的情况。公元前220年，秦始皇下令征调大批人员，修建工程浩大的驰道。驰道以秦都咸阳为中心，东至今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南至今湖北、湖南，西至今甘肃东部，北至今河北、山西北部。与此同时，又修直道，自甘泉（今陕西淳化县境）直通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在当时，全国之内都有宽大而平坦的道路。秦始皇开辟全国性的交通网，为向边境地区大规模调兵运粮提供了道路条件，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和国防意义。
秦王朝在建立全国交通的同时，还沿这些道路和边防线建立了大量的亭、烽燧和邮驿等设施，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以军事目的为主的通讯制度。秦王朝在科学技术尚不发达的时代，在全国建亭驿、筑烽燧，充分利用视、听信号传报敌情，及时掌握敌情和指挥军队，这在当时应当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措施。这对以后秦军南平百越，北逐匈奴，并取得重大胜利，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北逐匈奴，大修长城
公元前215年，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兵30万北击匈奴。青年蒙恬文武兼备，深得秦始皇信任。此时，匈奴主力在阴山西部与贺兰山北部，一部侵入中国北边，散布于陇西及河套地区。蒙恬根据当时的情况，决定率主力由上郡（今陕西榆林）向河套北部地区进发，另以一部兵力由北郡（今甘肃庆阳县）出萧关，进入河套南部，以扫荡河套地区的匈奴。待河套地区的匈奴扫清以后，再分兵两路，主力由河套西北部渡黄河，攻取五原与狼山山脉，一部兵力由河套西南渡黄河，攻取贺兰山脉高地，与进取狼山之主力会合。公元前215年夏秋时节，蒙恬按照所定方略，挥军向匈奴发起进攻，黄河以南地区很快就为秦军所收复。公元前214年春，秦军主力由五原渡过黄河，迅速进至狼山山脉，一部兵力渡河后攻占贺兰山地区。匈奴在秦军的猛烈攻击下，向北逃走。至此，原秦、赵边境地区全被收复，秦北逐匈奴之战胜利结束。
为了巩固北逐匈奴的重大胜利，保卫北部边境的安全，秦王朝采取了一系列战略性的防御措施。首先是建立地方政权，设立九原郡，郡治所在今内蒙古的五原县；其次便是大修长城，修筑由高朝沿阴山山脉至云中原赵国之长城，并新修由高阙沿狼山至榆关之长城，同时责令云、代、上谷、渔阳、右北平等郡组织人力加修连接燕赵的云中原长城，经过多年修筑，长城成为一条西起临洮（今甘肃临洮北）、东至辽东，绵延一万余公里的防护屏障。秦始皇还下令大规模移民充边，实行戍边与垦殖相结合的办法，发展边境经济，以巩固边防。与此同时，还令蒙恬率大军长期镇守上郡（今陕西榆林）以防匈奴对北部边疆的袭扰。
南征百越，设郡而治
秦始皇于公元前214年，派屠睢率50万大军，对南方的百越展开了大规模的征讨战争。屠睢兵分5路，经过艰苦的战斗，取得了统一江南的重大战果。尔后秦始皇又命屠睢进军西瓯。西瓯越族顽强抗击，屠睢兵败被杀。在秦军遭此严重挫折后，秦始皇又派尉陀（即赵陀）等率大军南下，经过艰苦征战，终于平定了西瓯和南粤，统一了中国南方的广大地区。为了巩固秦王朝对岭南地区的统治；秦始皇设置了闽中郡（郡治在今福建省福州市）、南海郡（郡治在今广东省广州市）、桂林郡（郡治在今广西桂林市）和象郡，选调官吏，迁徙人口，以发展当地的经济。
秦朝后期，由于秦始皇横征暴敛，滥施法度，激发了各种矛盾，引发了秦末农民大起义，于公元前207年，就在农民大起义的风暴雨中轰然而灭。秦朝自秦王政于公元前221年称帝，公元前207年灭亡，仅传二代，历时15年，但秦王朝的国防事业，在中国国防史上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西汉时期的国防战略
在秦末的农民大起义中，农民起义军领袖刘邦于公元前206年夺取政权，建立了西汉王朝，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建都长安，史称西汉。西汉王朝从汉高祖刘邦五年（公元前206年）起，至西汉末代皇帝孺子婴三年（公元8年）止，经12帝，历时210年。
西汉王朝统治的200余年间，其国防建设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自汉高祖刘邦开始，经惠、吕后、文、景共世，62年。西汉政权对内发展生产，整军习武，增强国力，平息内乱；对外则北和匈奴，南霸南越，争取时间，富国强兵，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空前繁荣景象。第二阶段，从汉武帝刘彻起，经昭、宣、元，共4帝108年。在此期间，具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集中全国的力量开始消除边患的大反击，先后对匈奴发动了大规模的“漠南之战”、“河西之战”、“漠北之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为实现最终征服匈奴的战略，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又两次派张骞等出使西域，联合大月氏，断了匈奴右臂，使之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公元前51年，匈奴被迫降汉，成为西汉的属国。第三阶段，西汉末期，从汉成帝经哀、平二帝，共3帝王年，由于成、平二帝昏唐腐败，外戚专权，帝权旁落，西汉王朝日趋衰微，最终为王莽所篡夺。
西汉时期国防建设的特点，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
西汉在开国之初，匈奴军于公元前201年围攻韩王信于马邑（今山西朔州），韩王信投降，并引匈奴军南下攻晋阳（今山西太原西）。翌年，即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亲率大军32万，由晋阳北上迎击匈奴，结果被匈奴冒顿单于率领的40万精骑围困于白登，史称“白登之围”。后用陈平计，才得以逃归。
刘邦在“白登之围”这次兵败之后，对初建之时汉王朝的国力、军力和整个汉匈斗争的形势作了冷静分析，认识到由于长期战乱，国力不足，对北方边地势力强大的匈奴，只有实行“和亲政策”。所谓“和亲政策”就是汉王朝皇帝要向匈奴送嫁公主，每年汉王朝要向匈奴奉送一定数额的絮、缯、金、帛、酒、米等副产品；汉王朝在边境开“关市”，准许汉人同北方民族互相交换货物。由于西汉王朝实行了“和亲政策”，匈奴基本上停止了大规模南侵，边患明显减少，这就为西汉王朝赢得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使朝廷得以集中精力整顿内政，发展经济，休养生息，积蓄力量。同时，由于“关市”的开放，使量牛马得以输入，这对当时西汉政权的巩固和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文武并用”的治国方略
汉高祖刘邦在匈奴基本上停止了大规模的南侵之后，就着手对王朝内部的整顿。刘邦是以征战取得天下的，世有“马上皇帝”之称。当谋士陆贾劝他要重视文治，实行“文武并用”、“文武相配”之策时，刘邦对这一套开始并重视。在他完成了认识上的转变之后，就推行了一系列“文武并用”的安邦治国的政策。诸如：在经济上采取了“重农”的政策，一是“兵皆罢归家”以充实农业生产。二是赐予军吏卒爵位。三是号召逃亡人口回乡，他还下令解放了因生活困难而沦为奴婢的人。四是减轻田租，十五税一。这些政策的实行，使当时的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政治上建立完整的法律制度。刘邦鉴于秦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登基不久，就着手建立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使朝中百官能按照统一的制度治理国家。他令萧何定律令，韩信等定军法，张苍定历法及度量衡程式，很快就建立起了西汉王朝的各项制度，对于巩固西汉政权，恢复和促进社会生产，稳定社会生活秩序，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西汉立国之初，满朝文武，多是跟随刘邦南征北战的功臣，他们擅长于疆场上的厮杀，却不通礼仪，不懂文治。刘邦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威地位，便令叔孙通尽快制定朝中礼仪，并组织群臣学习，贯彻执行，以确保皇帝在统治集团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进而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军事上整军讲武增强军力。刘邦为了迅速恢复生产，增强国防实力，一方面大量裁减军队，充实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又积极整军讲武，修武备，强军力。刘邦采用“文武并用”、“文武相配”的政策治理天下，充分利用“和平时期”与民休息，发展生产，增强国力。与此同时，又积极训练军队，增强军力，这些都为200余年西汉国家的基本安定奠定了基础。
“以农为本”的经济政策
公元前195年，刘邦死后其子刘盈继皇帝位，史称汉惠帝。由于惠帝年幼懦弱，西汉王朝一度曾由吕后专政，并大封吕氏子弟为王。刘氏皇族与吕氏子弟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惠帝、吕后死后，诸吕为乱。西汉王朝平定了诸吕叛乱，立刘邦之子、代王刘恒为帝，即汉文帝。汉文帝时期，西汉王朝进一步巩固，社会生活秩序更加好转，生产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并逐步走向蓬勃发展，出现了历来被视为封建社会“盛世”的“文景之治”。
汉文帝刘恒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他多次发布劝农诏，奖励农耕。汉景帝（刘启）也“朕亲耕，后亲桑，为天下先”。为了鼓励农耕，文、景两帝先后颁发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诸如，减轻田租，减轻徭役，提倡节俭等。汉文帝在位期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均无所增益。他所宠爱的慎夫人，也是衣不曳地，帷帐不施文绣。文帝、汉景兢兢业业地执行了半个多世纪“以农为本”的政策，因而使当时社会经济获得显著的发展。西汉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为强兵创造了条件，也为以后对匈奴的作战，保证北部边境的和平安宁，积蓄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出击匈奴大获全胜
公元前156年，刘彻做了西汉的第5任皇帝，即汉武帝。斯人7岁为太子，16岁即帝位，71岁去世，在位50多年，占了西汉王朝1/4的时间。西汉王朝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到了武帝时，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汉匈双方的力量对比，已发生了有利于汉朝的变化。但是，当时匈奴的力量还很强大，其领地东起嫩江、松花江以西，北起西伯利亚，南至新疆天山南北地区。当时汉军是以步兵为主的步、车、骑联合部队，骑兵虽有一定发展，但同匈奴相比，还处于劣势。而匈奴则是全民皆兵，全军皆骑，驰骋疆场，如风驰电掣。同时，匈奴的作战目的，不在得地，而在掠夺财帛牛羊，行动飘忽，动止无常。因此，以步兵为主汉军，要与匈奴的骑兵作战，很难获胜。汉武帝即位之初，除了继续对匈奴执行“和亲政策”，防御其入侵外，另一方面就利用争取到的时间，富国强兵，做好出击匈奴的一切军事准备。
汉武帝刘彻为夺取出击匈奴的胜利，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和外交上，经过十余年的不懈努力，完成了出击匈奴的一切战争准备。从公元前127年起，一场决定汉、匈双方命运、影响极其深远的战略大反攻开始了。这场战争，持续了47年之久，双方投入了以骑兵为主的近百万大军，其作战正面，东起辽东凌原沿整个万里长城，西至天山车师（今乌鲁木齐东南），纵深从河套越阴山，直达大漠以北，规模之大，空前未有。
西汉王朝在汉武帝时期对匈奴的战略反攻，前后其进行了11次，其中最有决定意义的是反击河南、袭取河西、漠北决战等三次战役。西汉王朝这次规模空前的对匈奴的战略反攻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汉武帝时期反匈奴战争的胜利，在我国古代国防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制止了匈奴对内地文化区域的侵扰破坏，保护了先进的封建经济的发展，而且使北方出现了较长时间的安定局面，促进了北部边境地区的进一步开发，推动了边疆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加速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奠定了中国今天疆域的基石，促进了中国与东亚、西亚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
“实边固边”的边防措施
西汉汉文帝时，匈奴骑兵多次寇犯北部边境。汉朝当局在继续执行开国所制定的“和亲政策”的同时，积极采取了一系列“实边固边”边防的措施。这些措施主要有：一是在边关要地配置边防军；二是输粟实边。这是文帝时的政治家晁错提出来的。为了北防匈奴，他主张奖励人民输粟实边，依输粟多少。赐给一定的爵位，或赦免罪过，并令输者将粟运至长城沿线，待边境一带的粮食足够5年之用后，再运至内地各郡县收藏。这一政策的实行，不仅使国家的粮食大增，而且为巩固边防，特别是为汉武帝时的大规模反击匈奴创造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三是徙民实边。晁错在其《筹边策》中提出，在边境要害之处，建立城邑，高城深堑，以防匈奴袭扰。朝廷接受了晁错的建议，徙民以实边。当时，每一城邑徙民不下千家，城邑中修建房舍，配置农具，设置医巫，以救疾病。对于愿意在边境定居的人，有罪者，免其罪，无功者赐爵位。初徙迁时，由国家供给徙民衣食，直到能自给时为止，并免除一家的征役。在边境的城邑中，还建立了伍、里、连、邑制，选择邑中有才能、习风俗、知民心者充任首领，平时组织徙民操习骑射，战时则率民应战。徙民安居后，各安其业，不令再迁。这样就使每个城邑都成为坚固的军事要塞，从而加强了边境地区的防务；四是“以夷制夷”。汉文帝时期，把与匈奴风俗习惯相同的胡、义渠、等少数民族组织起来，发给坚甲、利矢、絮衣、战马等，并指派通晓匈奴风俗之良将统率，驻守边境险要之处，并与汉军相配合，使两军互相策应，各用其长，与汉朝边民共同保卫边境地区的安全。
汉武帝在取得对匈奴战略反攻的胜利后，为巩固已收复的广大地区，加强北部边防建设，借鉴和发展了自秦王朝以来的固边措施，在河南地区筑朔方城，设朔方、五原两郡，并从内地徙民10万到那里安家落户。公元前119年，再次徙民70余万与边地几十万屯戍部队一起加强北部边防。汉王朝在东起朔方西至令居（今甘肃永登县）的地区内，设立田官，督率戍卒屯田，由官府供给牛犁谷种，把以前的草原牧场，变成了碧绿的牧场；为确保河西地区的安全，又修筑了新的长城，自敦煌郡起连接老长城，沿长城全线每隔5里、10里的地方置亭堠、设烽火台，派戍卒瞭望，一旦发现敌情，白天燃燧，夜间举烽，传递几百里，用以防备匈奴的突然袭扰。
汉武帝刘彻，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一面反击匈奴，一面加强边防建设，巩固胜利。他推行兵民屯戌、军民协同、且耕且守的固边措施，较之“徙民实边”更为扎实有效。他在位54年，对匈奴进行了40余年的大小战争，抗击了匈奴的侵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是我国古代一位很作为的皇帝。但是，他在建树辉煌事业的同时，连年的战争也耗尽了文、景以来库存的余财。到了晚年，他认识到自己的过失，下诏“罪己”，“深陈既往之悔”，申明“当今务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养马者得免徭役）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还命赵过推行代田法，改进农具，鼓励农业生产。由于武帝晚年及时调整大政方针，才使昭、宣二帝继承了他临死前制定的“思富养民”方针，恢复了民力，也增强了国防实力，避免了重蹈秦始皇的覆辙。
公元前86年，武帝死后，昭帝（刘弗陵）即位。昭帝在位13年，继续实行武帝晚年“与民休息”的政策，统治相对稳定，国力也有所恢复，汉、匈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处于僵持状态。公元前74年，汉宣帝（刘询）即位。他继承昭帝的遗法，十分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又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深得百姓的拥护。在国力得到恢复之后，宣帝又开始反击匈奴。公元前72年，宣帝派御史大夫田广明等率大军20万，出塞2000余里，联合乌孙夹击匈奴。这是自武帝以后，对匈奴的一次最大规模的作战。由于匈奴得到消息后，尽驱其牲畜远遁，这次出击未获重大战果。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归附了汉朝。宣帝令熟悉西域的侍郎郑吉出任西域都护，兼护南北两道36国，从此，汉在西域的统治地位完全确立。自武帝通西域起70余年来，西汉王朝联络西域，切断匈奴右臂的计划已完全实现。宣帝不仅在河西地区设立了武都郡，还将屯垦区扩大到乌孙赤谷城。这对于巩固祖国的西北边境安全起到了积极作用。公元前51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汉朝见宣帝，表示归附西朝廷。宜帝给呼韩邪单于以隆重的礼遇，位在诸侯王之上，并举行了有数万少数民族参加的庆祝盛会，从此确立了匈奴呼韩邪单于政权与西汉王朝政治关系。
匈奴呼韩邪单于的归附，结束了自“白登之围”以来，汉匈两族长达100多年的战争状态两族人民从此转入了和平友好的新时期，密切了塞北与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促进了塞北与中原的统一。
西汉王朝对匈奴的百年战争，自然有压迫和侵略的因素，但对于消除汉朝的外患，保卫国家安全，对于中国历史乃至东亚历史的发展，都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因为这些战争，一是奠定了中华民族疆域的基础，使中国的疆域西至葱岭，东至海，南至交趾北部，北至大漠。二是保卫了边境的安全，使边境人民得以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中从事生产，开发、建设边疆。三是打开了中国与中亚的通路，传播了先进的汉族文化，输入了外国的特产和文化，促进了中国的进步和发展。
西汉王朝自汉元帝（刘奭）起便日趋衰落，到成帝（刘骜）时便走上了崩溃的道路。公元8年，王莽夺取了刘氏政权，自立为皇帝，改国号为“新”，至此结束了西汉王朝210年的封建统治。公元18年前后，中国大地爆发了赤眉、铜马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东汉时期的国防政策
在西汉末年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中，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南阳豪强集团的首领刘秀，于公元25年在洛阳建立了政权，做了皇帝，史称东汉王朝。刘秀称帝后，经过12年的征战，最后攻蜀破陇，平定天下，统一全国。
东汉自刘秀称帝（汉光武帝）起，到献帝（刘协）帝位为曹丕所篡，共历12帝，195年。东汉的国防建设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自光武帝刘秀起，经明帝（刘庄）、章帝（刘火旦）到和帝（刘肇）初年，是东汉的发展和兴盛时期，国防日益强大。在此期间，光武帝20年励精图治，明、章二帝及诸功臣嗣裔袭其父祖雄风，奋发向上，有所作为，北破匈奴，西定西域，南通蛮獠，国家如旭日东升，光照寰宇。公元89年至公元91年，东汉王朝派车骑将军窦宪率军出塞千里，彻底消灭北匈奴，“燕然勒石”。但是，从各帝后期开始，外戚专权，宦官祸国，官逼民反，边患四起，东汉王朝日趋衰落，国防也在内忧外患难与共中瓦解。其后便是群雄割据，军阀混战，最后出现了三国“鼎足”而立的局面。
东汉初年，因为经过二三十年的战乱，社会经济凋蔽，人口锐减，到处是一派萧条，边患也相当严重。在北方，有匈奴寇犯上党（今山西长子西）、天水（今甘肃永靖东北）、扶风（今陕西兴平东南）；在东北，有鲜卑寇辽东、乌桓入寇代郡以东之边陲；在西方，有先零寇金城（今甘肃永靖东北），参狼羌寇武都（今甘肃成县西）；在西南，有武陵蛮寇湘西，交趾蛮寇广东。在这些边患中，以匈奴最为强大，又接近于当时东汉王朝的政治中心区域。因此，匈奴的侵扰，对东汉王朝的威胁最大。当时，只要中原一旦发生内乱，周边诸族就会乘隙而入，围攻中原。为此，刘秀对周边诸族暂取守势。同时采取了一系列巩固政权，发展生产的措施。东汉王朝在国防建设方面的主要措施是，一是招举贤良，集权中央。削弱“三公”的权力，加强尚书台的权力，是刘秀在建国后加强中央集权的一项重要措施。他认为他的功臣武将多是戎马出身，既缺乏治国经验，又往往自恃有功而不遵守法纪。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刘秀一方面将其中功劳最大的100多人封为列侯，给予他们很尊贵的地位，以表彰他们的功勋，另一方面却解除了他们的实权，并规定除极少数人之外，其余皆不得参与朝政，只是“以列侯奉朝请”。刘秀十分重视那些隐居山林，不仕王莽政权的人。他认为，这些人既熟悉封建制度，懂得如何治理国家，且情操高尚，不与时沉浮。所以，在他做了皇帝后，派人多方访求，招举贤良；重礼征聘。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刘秀在建国不久，就下诏削弱“三公”，即司徒、司空、太尉的权力，把实际权力集中于尚书台，使其逐渐成为实际上的中央政府和决策机构。由于尚书台直接听命于皇帝，使皇权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和加强。刘秀还下诏撤销了郡国都尉的建制，将其职权归于郡太守。后来，他又解散了地方的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四个兵种，又取消了每年郡国都试制度。这样一来，地方军队便很少了；地方军权随之被大大削弱。与此同时，刘秀还扩大了以南、北军为核心的中央军队的编制，增强了中央的军事实力。二是简役轻徭，省兵裁吏。东汉王朝建立后，刘秀为了尽快地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巩固其统治地位，在经济上采取解放奴婢、省兵裁吏、减轻田赋、厉行节约等措施。刘秀身体力行，认真实行了紧缩开支的节约政策。当时，刘秀自己“身衣大练，色无重采，耳不听郑玉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连宫廷生活也有所节制，“宫房无私爱，左右无偏恩。”据《后汉书·百官志》记载，当时“节约”问题还被定为汉制，即所谓“世祖节约之制，宜为常宪”。因此，光武刘秀一代，“节约之风，行于天下”。刘秀的这些措施，对当时经济的恢复，生产的发展都起了重要作用。光武后期，国家经济状况迅速好转，官吏普遍增加了俸禄。到明帝时，就出现了“百姓殷富，牛羊被野”的繁荣局面，全国的人口也增加到了3400多万以上。三是重击匈奴，再通西域。在王莽之末，匈奴即已叛变，王莽时也曾发大兵击匈奴而无功。东汉初期，盘据在渔阳的彭宠、五原的卢芳的割据势力，都勾结匈奴，借外族势力进行内战。当时，东汉王朝忙于国内的统一战争，无暇北顾，便贿赂匈奴，求通旧好。但匈奴却恃其兵强马壮，有现存的傀儡可以利用，中原也有可乘之机，所以不断地制造边境事端，挥军寇犯。东汉朝廷也曾派兵征讨，但却劳而无功。刘秀鉴于东汉天下初定，百废待举，故对匈奴采取了忍让防守政策，暂取守抛，避免战事，以求自和休养生息。东汉对匈奴的这一政策。持续了近半个世纪。公元46年（建武二十二年）前后，由于蒙古高原发生了大旱灾，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使得游牧于这里的匈奴族“人畜饥疫，死耗大半”。恰在此时，匈奴族内部也发生了内乱和分裂，结果以呼韩邪单于为首的匈奴贵族投降了东汉，是为南匈奴；另一部分分别向西北方向迁徙，是为北匈奴。北匈奴因为据有天山以北的草原与天山以南的沙漠田土，仍不时寇犯中原。同时，北方的鲜卑亦渐次强大成为东汉政权新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东汉政府决定采取新的对策，一方面以巨大的军费供给南匈奴，使之成为西北的屏障，以抵御北匈奴。另一方面，招抚乌桓，构成东北的缓冲地带，以阻止鲜卑的南下。公元65年（明帝永平八年），汉明帝又于五原曼柏（今内蒙古达拉特旗东南）驻屯重兵，名曰“度辽营”，以防止南、北匈奴秘密勾通。但是，北匈奴仍然屡犯边境，抢掠人畜，焚烧城邑，致使河西一带城门昼闭。面对这种情况，汉明帝决定“击匈奴，通西域”，重振汉帝国声威。
经过一番准备，汉明帝于公元73年（永平十六年）2月，命窦固、耿忠等，率精骑1.2万余人，由酒泉敦煌出发，向天山方向进发，攻击北匈奴，割裂了北匈奴与车师诸国（按：指西域三十六国）的联系，斩断了北匈奴的右擘。东汉王朝此次大举出击匈奴，意义极为重大，在军事上，取得了经吐鲁番盆地进入天山南麓北道诸国的咽喉之地，不仅可陷北匈奴于孤立之地，而且可以保卫地处天山南北西域诸国的安全，为此后班超统一西域创造了条件。在经济上，汉军此次所攻占的伊吾庐等地，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取得此地，可为今后继续北击匈奴提供物资保障。并这开通中亚商路、发展对贸易奠定了基础。
东汉王朝为了进一步在西域建立自己的统治，吸取西汉王朝的教训，在对北匈奴实行军事进攻的同时，还采取了政治怀柔的政策。班超是继西汉张骞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大探险家。他通晓军事，很有胆量，又娴习政治策略，富于权谋。公元73年，班超奉朝命赴西域，未带一兵一卒，只有吏士36人。到达鄯善后，迫使动摇不定的鄯善王归汉，并纳于为质。接着，班超又招服了于阗。公元74年，废掉匈奴所立的疏勒王（系龟兹人），改立疏勒人为王。经过很大的努力，驱逐了匈奴的势力，控制了西域南道。公元75年，汉明帝死，匈奴贵族又支持焉耆、龟兹等国攻杀西域都护和校尉，控制了北道。因国内大丧，朝廷诏令班超放弃对南道的经营回朝。但南道诸国苦留班超，班超遂决计留守西域，他团结疏勒，打败匈奴控制的姑墨（今阿克苏）和东莎车，稳定了南道的形势。公元90年（汉和帝永元二年），大月氏贵霜王朝以7万兵力入侵，班超率南道诸国的军队击退了这次入侵，威震了西域。接着，班超又经营北道诸地。公元91年（永元三年），北道的龟兹也投降了班超。这时，汉各帝令班超为西域都护，驻龟兹。永元四年，班超又发龟兹等国兵，讨伐焉耆等国，并重新控制了焉耆；于是，西域诸地重新归于东汉的统辖之下。班超经营西域30年，恢复了东汉中央政权对西域的统治，巩固了内地与西域诸地的联系，再次打通了“丝绸之路”，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与中亚、西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东汉王朝到和帝（刘肇）时，发展到全盛时期的顶点。公元89年（和帝永元元年），东汉王朝兵分3路，再次展开了对北匈奴的征战，汉军又再度出现于天山以北，大败匈奴于稽落山（今蒙古国西南部）。此次战役，汉军由车骑将军窦宪统领，率北军五校、黎阳、雍营、绿道等12骑士；及南匈奴、西羌诸兵，浩浩荡荡，出塞3000余里，降匈奴部落81，人口20余万。窦宪还登上蒸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并令护军班固作铭，刻石勒功，纪录汉王朝的威德。后世所称的“燕然勒石”，即指此事。
公元91年（永元三年），东汉王朝为了彻底消除北域边患，令窦宪率部再次出击，攻伐北匈奴。此次出战，汉军出塞5000余里，大获全胜，生擒北单于母阏氏，斩名王以下5000余级，北单于仅率数人逃脱，从此不知去向。
东汉王朝的全盛时期并不长久，到了汉安帝（刘枯）中期，东汉政权便开始腐烂。尤其是东汉后其，其统治更是“百孔千疮，随乱随失，其危如一发引千钧”。
东汉王朝后期，由于统治集团沉重的经济盘肃剥，残暴的政治统治，激起了广大农民的强烈愤怒。公元184年（汉灵帝中平元年），广大贫苦农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终于在张角等人的领导下，爆发了大起义，敲响了东汉王朝灭亡的丧钟。
公元190年，在农民起义的风暴中，豪强大地主董卓乘乱废少帝刘辩，立陈留王刘协为献帝之后，朝野上下，唯权是尚。于是，地方封建势力，纷纷拥兵自重，互相混战，互相兼并，弱肉强食，把中国推向入了一个军阀混战动乱的政治局面。
三国时期的国防措施
东汉末年，在农民起义失败后，地方的封建势力又相互混战了十多年。公元200年（汉献帝建安五年），曹操在官渡之战中打败袁绍后，逐步统一了北方。公元208年（汉献帝建安十三年），曹操又率军南下进攻荆州。刘备和孙权联军，在赤壁（今湖北蒲圻市，已改称赤壁市）打败曹军。从此，曹操集团占据北方；孙权集团占据长江下游的扬州地区；刘备集团占据荆州的大部，后又进占益州。公元220年，曹操病死，其子曹丕废汉献帝，自立为帝，国号为魏，建都洛阳。公元221年，刘备自称汉帝，建都成都，史称蜀国或蜀汉。公元229年，孙权也在江东称帝，国号吴，建都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从此，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中国进入了“三足鼎立”的三国时期。
魏、蜀、吴三国都有在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国防建设的基本目标都是在鼎立的政治格局中求存争雄，力图一统天下。在这个目标的驱动下，三国统治集团都非常重视军事，致力于国防建设，并采取了带有普遍意义的一些作法：
推行“养民屯田”政策
“民以食为本”，东汉末年的各个割据势力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粮食的充裕与否。当时有些声势浩大的军阀，就是因为军粮不足，结果无敌自破，更谈不上兼并天下了。因此，魏、蜀、吴三国都非常重视发展农业，以求兵民足食。魏国实行“养民屯田，十年然后用之”的方针；蜀相诸葛亮采取“民安食足而后用之”的方针，在内修政理，外复关盟，治戎讲武的同时，务农殖谷，修都江堰，发展蜀锦生产；吴国则采取“施德缓刑，赋息调”、“保江东，观成效”之策。曹操在汉献帝迁都许昌的当年，就决定在许昌附近推行屯田。为了确保屯田的实行，曹操任命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在中央设大司农，地方设风典农校尉、屯田都尉等官员，广泛招募流亡农民来耕种土地。屯田的农民称为“屯田客”，一律按军事组织编制，严格管理，不得随意离开土地，并对“屯田客”实行免除兵役、徭役“政策”。“屯田客”用自己耕牛屯田收获的粮食，一半交公一半归己：用官牛屯田收获的粮食，六成归公四成留己。为了能使广大“屯客”安心生产，曹操在组织管理上，采取自愿的原则，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流民，使屯田制度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当时，除民屯外，还有军屯，二者性质相同，但军屯是以营为单位生产，每营配“佃兵”60人，且战且耕。曹操推行屯田，在当时不仅解决了粮食问题，也使大量流离失所的农民安定下来，争取了民心，保证了兵源。这对于曹操集团势力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蜀汉王朝以租调等收入供应军队。由于军队的主力长期屯于汉中地区，多则10万，少亦5万，所以军粮供应就成了重要问题。诸葛亮五次率军北伐，就有两次因军粮不继而撤军。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把发展生产作为保障北定中原的一项重要措施，视粮食为“军之要最”。诸葛亮为了解决军中的粮食问题，首先组织和发展农业生产，推行“务农殖谷”政策。他不仅在和平年代“务农殖谷，闭关息民”，就是在战争时期，也要利用作战间隙“休士劝农”，分兵屯田，实行“兵农合一”。
孙权在江东也实行了大规模的屯田。在他的倡导下，吴国改变了秦汉时期“火耕水耨”的落后耕作方法，开始推行两牛一犁的耕作法。耕作技术的改进，使粮食产量不断增加，为吴胜利地进行战争提供了条件。
坚持“从严治军”
军队是国防的主要支柱，国防的强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军队的战斗力，而如何治军，又是考察和检验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标志。曹操在十分重视“从严治军”、以法治军。他平时治军严格，因而他的军队都很能打仗，也打了许多胜仗。官渡之战后，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和地盘的扩大，曹操更加重视了对军队的整治，以提高其战斗力。同曹操一样，诸葛亮在治理蜀汉军队时，也十分重视威之以法，赏罚必信。他认为，要使士兵听从将领的指挥，就必须依靠法治。早在刘备夺取益州时，诸葛亮就制定了蜀国法典《蜀科》，提赏以兴功，罚以禁奸”，以激励文臣武将效忠蜀汉政权。诸葛亮所推行的政策对于提高蜀汉军队的战斗力起到了重要作用。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都十分重视“教兵讲武”，加强平时军队的军事训练，其中以诸葛亮尤为突出。他认为，“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以败；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以胜”。他说：“夫军无习练，百不当一；习而用之，一可当百”。因此，他非常注重“救兵讲武”。在训练中，诸葛亮提倡“扬士族之能”，充分发挥士卒的主观能动作用。由于蜀军训练有素，在北伐作战中，“止如山，进如风，调动自如”。后来，诸葛亮因病于五丈原，蜀军撤退后，魏将司马懿见蜀军留下的营地，不禁连声称赞诸葛亮不愧是一位治军的“天下奇才”。
重视研制军队的新兵器和新战法
为实现自己的国防目标，魏、蜀、吴三国都很重视军队新兵器和新战法的研制。在这方面，蜀汉的成就最引人注目。精良的兵器，是提高军队战斗力、巩固国防的重要物质保证。诸葛亮为了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他不仅改制了连弩，使之可“十矢俱发”，成为当时的第一流的兵器，还多次下令，对兵器的质量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魏、蜀、吴的国君，从巩固国防的目的出发，都善于处理与周边国家或民族的关系，制定了极为巧妙和实用的周边战略。三国之间，或合纵连横，或抑此扬彼，或远交近攻，关系错综复杂，为其生存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诸葛亮在治理蜀汉的过程中，极力主张蜀吴联盟，共抗曹魏。当“南中”郡发生武装暴乱时，他主次分明，十分明智地采用“攻心为上”的策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联吴伐魏，是诸葛亮为蜀汉制定的基本外交战略。为此，诸葛亮多次说服孙权与刘备联盟，孤立曹操，因而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这一段历史经验，对于当代国防建设，依然有着借鉴的意义。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国防政策
两晋、南北朝时期长达300年余年。中国的这一段历史，是分而又合，合而又分，就是这样的政治形势，推动着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公元280年，晋武帝司马炎发兵南进灭吴，建立西晋王朝，全国由长期分裂复归统一，到晋王朝推行偃武修文政策，使国防受到毁灭性的破坏，最终酿成“八王之乱”而导致西晋王朝的覆灭，尔后即出现南北朝的长期对峙，最后由隋重新实现全国的统一，前后经历了300余年的分合岁月。这一时期，政治局势分合轮转，几度变迁，形成了长期的战乱局面。从西晋的“八王之乱”开始，到“五胡”进入中原；从十六国的纷争，到南北朝的对峙，长江、黄河两大流域战乱此起彼伏，中华民族分崩离析。统治阶级在政治的腐败和长期的战争，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农民与地主的矛盾，中原汉族人民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错综复杂，异常突出，出现了春秋战国以来上的又一次国家大分裂。这一时期的国防，也因国家的分裂与混乱，出现了历史的大倒退。
两晋时期的国防措施
公元265年，掌握曹魏政权的司马氏家族发动宫廷政变，以相代帝，取代魏元帝曹奂而自立，建立了以司马氏为首的世族联合专政性质的晋王朝，历史上称之为西晋。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晋灭吴，全国由分裂复归统一，结束了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及其以后的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
西晋在灭吴后，国防强盛达到了顶点，晋武帝司马炎挟能征惯战之师达70万之众，军力之强，世无能敌。但此后短短的十余年间，因任用外藩导致外军脱离中央而兵权旁落，加上内部相互攻杀，使国防实力一落千丈，因此出现了“飞檄征天下兵”时竟无一兵一卒来援的情况，以致在匈奴等少数民族的进攻面前束手无策，落得个江山易手、社稷无主的悲剧。纵观西晋王朝的由兴到衰、由强到弱，由统一到分裂的历史过程，其根源在于西晋王朝的国防政策和国防指导方略上的失误。晋武帝在统一中国后撤销地方武装，实行同姓诸王和任用外藩掌握外军兵权的三项军事改革，实际是犯了强固国防、稳定政权之大忌。
公元316年11月，匈奴族的汉国首领刘曜率军攻陷长安，灭了西晋。次年，晋王室被迫东迁，琅琊王司马睿在大族势力的支持下即皇帝位，号元帝，立国江东，定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市），史称东晋。
南迁后的东晋，虽占长江流域中心地带之地利，但其国土实难与西晋相比。东晋元帝时期，其国土只有扬州、江州、荆州、湘州、广州、宁州、徐州等8州和梁、益、豫3州的各一部分，其中徐州还属侨郡。后历代帝王执政时，曾数次北征无功，其疆域均未有大的拓展。整个东晋时期，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接壤之地，终不出今江苏、安徽、湖北等省之境。东晋国土疆域的狭小，造成物资匮乏，无回旋余地，实是东晋国防脆弱的客观原因。
以司马睿为首的东晋王朝，是一个由江南和江北的门阀世家大族组合而成的封建统治集团。在这个统治集团的政权中，王、谢、庾、桓四大族的势力为最大，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中原高级士族出身的政治家王导和其兄王敦。王氏兄弟不仅是东晋王朝的实际创造者，而且是晋元帝朝廷的重要决策者。公元518年晋元帝在建康登基后，王氏兄弟采取联络北、南士族的政治手段，收揽大批北方士族作骨干，招纳南方士族作辅助，自作士族的首领。因此，王氏兄弟在东晋王朝理所当然地成为当时最显赫的人物，当时社会就流传有“王与马（按：指晋元帝司马睿），共天下”之说。东晋王朝政权的这种组合性质，决定了其国防的脆弱性。一是从东晋王朝国防实力来看，王朝的军队除中军外，主要是由江南、江北门阀世族所统领的军队组合而成。他们虽然名义上都是王朝的军队，受中央政府的管辖和节制，但因为由门阀世族统领，自成体系，驻屯一方，各持兵权，并不绝对服从中央政权的指挥，使国防难以形成整体力量。二是南、北门阀世族间争权夺利，互相倾扎、相互制约、各怀异心，使得东晋政权在极不稳定中苟延残喘。三是内乱相寻，篡夺不已，也是工业区晋王朝国防脆弱的一个原因。
东晋立国江东百余年，虽有多次北伐，但均为无功而返，国土也终无大的拓展，究其原因，就是其“苟安江左”的国防政策所致。晋元帝司马睿本是庸人，既无兴国之威，又无治国之才，对恢复中原旧土缺乏兴趣和信心，只想做个偏安皇帝，从来不做北伐的准备。不仅如此，司马睿还深怕臣下在北伐中立功，建立起崇高的威望，以致功高震主，对自己的权位不利，因此权力反对北伐，为北伐设置种种障碍。与此同时，东晋统治集团与民众的矛盾也相当尖锐。东晋王朝推行的政治、经济政策，进一步加重了对民众的压迫和剥削，激起了民众的愤怒和反抗，这也是东晋王朝实行“苟安江左”，无力恢复旧土的一个重要原因。
世兵制形成于三国时期，由西晋延至东晋，已经趋于腐朽衰微之势。西晋灭亡后，军户主要居住的中原地区被少数民族占领，江左司马睿集团完全丧失了对军户的控制，兵源枯竭，不仅无法扩建新军，就连现有军队的兵员补充都有困难，不得不采用调发奴隶，查征隐户，搜捕逃犯和使用罪犯等手段来增补军户。与此同时，由于世兵地位的低下，大批士座逃亡，加剧了军户数量的锐减，造成军队士气不振，战斗力越来越弱，最终形成了世兵制衰竭的不可逆转的趋势。世兵制的衰竭导致兵员不足和军队战斗力的下降，也是东晋国防脆弱的重要原因。
南北朝时期的国防政策
公元420年，低级士族出身的东晋北府兵的著名将领刘裕，废晋恭帝司马德文而自立为帝，创建宋朝，在江左建立起刘宋政权。此后，江左共历宋、齐、梁、陈等4朝，直至公元589年江左的陈朝为隋所灭，南朝统治共达170年。总的来说，江左4朝是国防废弛，政治衰败。
在北方，西晋灭亡后以反晋为名的战乱转为匈奴、鲜卑、羯、氐、羌等等个少数民族豪酋相继混战的阶段，进入了十六国的战乱时期。这一时期，从西晋贾后专权起，至公元439年北魏统一中国北部止，历时150多年，是我国经济文化中心的黄河流域遭受巨大破坏的历史时期，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十六国时期，各国的统治集团通过封建割据的形式，建立起自己的国家政权后，为了获得政权的巩固，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对外无不采取攻战掠夺为主要形式的国防战略方针。他们利用少数民族游牧经济军事性强，部族内部全民皆兵和以骑兵为主便于征战的优势，以积极的军事进攻来增强国家的防御能力。在防务上，除对边境的险关要道和重要军事据点派兵镇守外，主要力量则用于对外扩张。匈奴刘渊的汉国、石勒的后赵国、冉闵的魏国以及占据中原的前魏和统一中国北方的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北魏等国，都是十六国时期以攻占掠夺为主要国防特征的典型代表。
北朝从公元386年北魏建国时算起，至公元581年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王朝止，历经北魏、东西魏、北齐、北周等朝代，共约159年。北朝时期，各国都重视加强武备与国防建设，制定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重大方略，因此，与南朝相比，北朝要强盛得多。
东晋后期，鲜卑拓跋王圭以武力统一了中国北方，结束了十六国割据的分裂局面，建立了北朝时期最强盛的魏国，史称其为北魏。
北魏时期，道武帝拓跋王圭纵横江北，每战必胜，迅速建立封建大国的原因，在于重视加强武备和国防，实行了诸如“务农息民”的富国政策、“班赐群臣”的奖战措施、“增置吏员”与设镇固防的政略、“招纳汉士”的政治制度等。这些政策、政略和制度的有效实施，就为鲜卑统治集团稳定政权，立足中原，建立强国，乃至最后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北魏后期，因六镇兵变之乱，被一分为二，成为东魏、西魏两个国家。公元534年，东魏建都于邺，后因高欢父子拥兵专权，仅历一帝，在位17年，即为高欢子高洋所篡代，建立齐国，史称北齐。北齐经6帝，统治仅28年。东魏、北齐时期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国防建设的重大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这些国防建设的措施有：修城增邑，设镇布防；亲掌军权，练兵双将；以鲜卑为骨干的多种兵制并举。这些措施有利于边境的平静和国家安全，也使东魏对西魏，北齐击柔然、突厥、契丹等国的征战中，大都获得了胜利，成为这一时期的一个军事强国。
公元534年，北魏孝武帝为高欢所逼，从洛阳逃入关中，夏州刺使宇文泰迎孝武帝迁都长安。次年，宇文泰毒死孝武帝，立元宝炬为帝，史称西魏。西魏政权完全被宇文泰控制。公元557年宇文泰家族废恭帝，立宇文泰次子宇文觉为天王；改国号为周，史称北周。同年，北周灭了北齐，使中国的北方再次获得了统一。西魏、北周时期的国防概括起来讲，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改革兵制，实行府兵。西魏、北周创立的府兵制，实行时间虽然不长，但这一制度的建立，对当时和以后的军队建设都有深刻的影响，是我国国防史上的重要一环。二是讲武教战，重视训练。西魏、北周十分重视军队的训练，其讲武教战形成了制度。
因为西魏、北周重视军队与国防建设，国家的武备力量迅速增强，到灭北齐后，军队的总兵力多达50万以上，成为南北朝时期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为后来隋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隋朝的国防建设
公元581年，北周外戚杨坚（北周宣帝的岳父），废宣帝之子周静帝而夺取了皇位，建立隋朝，改元开皇，号隋文帝。
隋王朝从公元581年建立，到618年灭亡，仅历二帝，共37年。同秦代一样，隋王朝也是一朝兴暮衰、昙花一现的皇朝。隋朝虽立国不到40年，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有一些重大的改革和创造，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隋王朝的极盛时期，全国有郡190，县1255，户万余，疆域西到且末（今属新疆），北至五原（今内蒙古自治区杭锦后旗），东南至于海，东西9300里，南北14815里。国势繁荣昌盛，号称大隋帝国。特别是隋文帝杨坚时期，重视国防建设，在其制定政治、经济、军事等制度时，都以富国强兵和社会安定为目标，并努力付诸实施，取得了巨大成就。隋炀帝杨广即位后，荒淫残暴，好战喜功，穷兵黩武，造成生产凋敝，国力衰竭，民怨沸腾，很快就走向灭亡。隋王朝的国防，先强后衰，其经验教训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对兵制进行了重大改革
隋文帝杨坚建立隋王朝后，吸取北周的教训，在强化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同时，对兵制也进行了重大改革。隋朝的兵制改革，集中反映在对府兵制度的完善上。府兵制源于西魏和北周。西魏时期，府兵“不编户籍”，不从事生产，兵农分离，除执勤、作战、训练外，不担负其他赋役徭役。北周武帝时，由于府兵数量激增，大量均田户的农民当了府兵，府兵不从事生产的先例被打破，开始采取平时生产，农闲教战的形式，但由于其军籍专列，不归地方州县管辖，其家属往往隋军居住，不能长居久安，给其生产、生活造成很多困难。为了发展府兵制度，加强府兵建设，隋文帝开皇二年（公元582年）朝廷规定男子成丁的年龄为18岁，每年服役1个月。开皇三年，又把成丁的年龄放宽到21岁，将每年服役的时间缩短成20天。开皇十年（公元590年），隋在统一全国后，朝廷又对府兵制作一些改革，使府兵除继续保留军籍外，与自己的家属一起要在州县落籍。他们同民众一样依据均田法受领田地，不日从事生产，战时出征。府兵均免除赋税和徭役，自备兵甲粮草。这样府兵的家属即可同民户一样安居乐业，不再随从府兵流动了。隋王朝对西魏以来府兵制的这一改革，使府兵制由过去的兵民分离，兵民分治而成为兵民共籍，兵民合治，兵民屯田，“寓兵于农”的军事制度。与此同时，隋文帝立国后，对官制也进行了改革，在朝廷设左右卫等十二府，分别统领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军队。十二卫府的大将军直接由皇帝赐封和指挥，从而进一步将军权集中于皇帝的手中。隋王朝开国后，对地方军也进行了整顿，改变了兵隋将姓的宗法隶属关系，清除了私兵、部族兵的遗痕。此外，在边境及内地的重要州县设置总管，负责这一地域的军事，统一邻近诸州的军事管理和防各建设。
从国防需要出发，修仓储粮，备战备荒
隋朝建立后，隋文帝从国防的需要出发下诏全国，要广筑仓，多积粮。当时，京师有仓廪，州有州仓，社有社仓，以备荒年与战祸。隋代的粮仓分两类，一曰官仓，一曰义仓。官仓是国家的仓库，支配权属政府；义仓是民间自行设置的公共粮仓，第二年收获季节，各家户按贫富等级出粮，储存于义仓，由乡官管理，遇有荒年，就地赈济。隋王朝广建粮仓，大量储备粮食，不仅有效地预防了灾荒之年的民饥之苦，而且对于平时强兵足食和战时兵马食用也具有重要的作用。隋王朝建立后，为掌握全国户口，拓宽兵源，令全国州县查证隐户，并论据朝廷规定的标准和式样，每年初春，逐家依样分户划等入册，按级上报，作为政府当年征发赋税徭役的依据。通过这一措施，隋王朝对全国人口的控制得到了加强。到隋炀帝大业年间，全国人口由开皇初期的40余万户，猛增至90余万户。20年间，人口数字翻了一番，不俟大大挖掘了国家的劳动力，而且也大大拓宽了国家兵员的来源。
筑城修路，开凿运河，加强国防建设
隋朝初年，北部边境地区杂居着众多的游牧民族。这些游牧民族部的强大骑兵，勇猛快捷，飘忽不定，经常分入内地袭扰，其中尤以突厥之患为最。隋王朝开国之初，南方有陈朝为敌，北方有住在阿尔泰山以南的突厥为患难。为此，隋朝廷拟定了先挥师江南扫平陈朝，尔后率兵北征，削平突厥，北守南攻，先南后北的破敌保国方略。
隋统治中原后，突厥对西北地区的侵扰屡加频繁，且规模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隋王朝在对突厥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先后数征发丁壮加固和增筑长城，开修道路，以增强军队机动作战的能力，扼制突厥对边陲的大规模骚扰和寇犯。公元585年，隋王朝已用计将突厥分为东西两部，东突厥降隋，西突厥却对北部边境的骚扰依然如故。开皇六年（公元586年）初冬，朝廷派司农少卿崔仲方发陕西、甘肃、宁夏民夫自朔方（今陕西横山县西）至灵武（今宁夏灵武县）修筑长城，东距黄河、西到绥州（今陕西绥德县），绵亘700余里。第二年初春，再次令崔仲秋方发丁15万于朔方以东沿边险要修筑数十城寨。隋炀帝时，新建东都洛阳，征发丁男数十万人，挖掘防御东、西两京的壕堑，自龙门（今山西河津市）起，东接长平（今山西高平县）、汲县（今河南汲县）抵槛清关（今河南新乡县西北）、襄城（今河南襄城），达到上洛（今陕西商县），置关设防。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初夏，发河北10余郡民众凿太行山，开修了涿郡（今属河北）通往并州（今山西太原）的太道。……我国的主要河流大部分从西而东的流去，南北交通极为不便。隋统一全国后，为解决两京官吏下军队的粮食和“关河悬远，兵为赴急”的问题，加强两京的联系和对边远地区的控制，开始大规模征发民夫开凿运河。隋炀帝开凿的大运河，南起余杭，北至涿郡，以洛阳为中心，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5大水系，全长5000里。这条人工开凿的大运河，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和划时代的意义。其永济渠不当时中原政权控制河北和东北地区的重要交通线，能济渠与江南水系连接起来，实为当时扼制东南部的一条重要的交通命脉，大运河在当时交通条件下，就经济而言，可以运输民食；就军事而言，宜兵赴急，可以输送将士和武器；就政治而言，可以传递政令和文书，是我国国防史上最光辉的业绩之一。
对突厥实施全面反击
隋朝建立后，由于隋文帝杨坚推行了一系列与民休息的正确政策，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蓬勃发展，而手工业的发展又为隋王朝的兵器制造创造了技术条件，这就为军队改善武器装备奠定了基础。隋初，由于国力有限，对于北部边境突厥的侵扰，朝廷只好筑城修路，对突厥暂取守势。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春，突厥沙钵略可汗再次率军南犯。这时，隋文帝杨坚经过两年多的战争准备，军力已有很大增强，决心转守为攻，对突厥实施全面反击。是年初夏，朝廷以卫王杨爽等为行军元帅，兵分八路出击突厥。杨爽在朔州道（今山西朔州）大破沙钵略军，沙钵略兵败北逃；杨弘出灵州歼灭突厥军数千人；阴寿出卢龙寨，窦荣在高越原（今甘肃武威西）都取得了胜利。突厥的阿波可汗，素与沙钵略可汗部不和，沙钵略部在与隋军激战时，未能赴援。沙钵略兵败后，深怕沙钵略怪罪于他，遂遣使来朝归附。沙钵略逃归后，闻阿波已经归降于隋，盛怒之下，率兵攻破阿波王庭，杀其老幼，夺其六畜。阿波可汗愤而投奔达头可汗部，得到达头的援助，回击沙钵略。至此，突厥内乱不已，相互攻伐不休。
隋开皇四年（公元584年），突厥达头可汗向隋朝投降。隋军攻击沙钵略可汗，沙钵略屡遭惨败，是年也遣使入朝求和。阿波可汗因连与沙钵略混战，其势力日渐强大，东与沙钵居地相接，西有龟兹、铁勒、伊吾等广阔的地域，号称西突厥。自此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开皇五年，隋文帝遣使联络阿波可汗，表示对阿波的支持。由此，沙钵略感到西面有达头、阿波，东面又怕契丹的攻击，遂遣使向隋王朝求救，请求率部落到漠南，寄居白道川（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北）。隋文帝同意了沙钵略的请求，并命杨广出兵援助。沙钵勒得隋军的声援，击败阿波可汗部。沙钵勒得到隋军的援助，击败了阿波可汗军。沙钵略遂向隋立约，表示“永为藩属国”，受隋保护。隋文帝对沙钵略、达头及阿波可汗各部均予以安抚。
突厥自公元6世纪中期以来，连续多年寇犯边境，边境居民深受其害。隋文帝在同突厥的斗争中，采纳长孙晟之谋，采用政治离间与军事打击相结合的方略，最终削弱了突厥的势力，使其俯首称臣，从而消除了边患，这隋军挥师南下，统一全国创造了有利条件。
隋炀帝时，凭借文帝积累的巨大人力和财富，“内恃富强，外思广地，以骄取怒，以怒兴师”，贪欲与年俱增。他对内，连年大兴土木，开凿大运河，掘暂开道，修筑长城，使上百万的民众因不堪折磨和劳累过度而死亡。对外，他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他在征伐西域，拓地数千里后，又连续三次用兵高丽。三次旷日持久，出动了庞大的军队，却一败再败，使国力消耗，国防实力削弱，隋王朝终于在农民起义的怒涛下，于公元618年宣告灭亡。
唐朝的国防战略
唐朝是在隋王朝的基础建立的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帝国。它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制度多承袭隋朝。亲眼目睹隋末农民起义风暴的唐太宗李世民“以亡隋为戒”，在隋之旧制上革故鼎新，制定了一系列使国家繁荣进步的方略。尤其是革新政治、发展经济、强化国防军事、抚内睦邻的治国之策，使社会经济、文化、科学得到了迅速发展，成功地实现“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战略防御构想，使唐朝成为当时世界上的头等强国。但到唐玄宗统治的后期，由于朝政的腐败，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趋尖锐，引发了绵延8年之久的“安史之乱”。从此，唐王朝一蹶不振，江河日下，内忧外患并起，大一统的中国又陷于五代十国的混战之中。
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唐王朝的许多国防措施与特点反映了整个封建社会的国防特征，因而更具普遍的意义。
唐朝当局在国防建设的主要措施和建树有：
为消除北方边患，积极做反击突厥寇犯的军事准备
唐朝统一全国后，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北方边境地区的突厥入侵。唐高祖武德初年，突厥处罗可汗深入太原大肆抢掠。处罗死后，其弟颉利可汗即位，协助割据北境的苑君璋进攻雁门。以后侵扰的规模和范围越来越大，对中原人民虏掠和残害也屡演屡烈。武德七年（公元622年），颉利可汗率骑兵10万分路南侵，掠夺财物不可胜计，掳去男女人口5000有余，自此无岁不入。
唐朝在武德四年（公元627年）基本统一全国后，即开始准备对突厥的讨伐。这一年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率军分4路入寇，秦王李世民率军抗击取得了胜利。武德九年（公元626年），颉利可汗再次寇犯武功（今陕西武功县），进逼渭水便桥北，距长安仅40里路程。这时唐太宗李世民刚刚即位，他亲自驾临便桥南，隔渭水与之对阵。颉利可汗见唐军军容齐整，不敢决战，请求讲和而引退。至此，唐太宗李世民决心扫除突厥，并在军事上进行了认真的准备。到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王朝已有了一支训练有素的精锐之师，社会经济也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兵精粮足，具备了反击突厥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条件。这时，突厥内部也发生了分裂，势力大衰。唐太宗见反击突厥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命并州（今山西太原市）都督徐世责力、兵部尚书李靖、大将军柴绍等率10万大军征讨突厥。翌年初，李靖等部大破突厥，突厥突利可汗来降，颉利可汗遁走铁山，遣使伪言请和。李靖指挥大军乘胜出击，出其不意地生擒颉利可汗，俘其众10余万，将东突厥基本消灭。唐把归降的突厥将士安置在东起幽州、西至灵州一带，设置4个都督府加以管理。又在东突厥故地设置了定襄、云中两个都督府。到唐高宗时，再置单于、安北二大都护府加强防务。此后，东突厥势力再起，突厥贵族阿史那骨咄禄起兵反唐，连年挑起战端，但皆为唐军击败，只好在强大的唐王朝面前俯首称臣。
强大一时的东突厥为唐军所灭，周边诸族为之大震，纷纷归附。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周边地区各部落的首领到长安宫门前朝贡，尊请唐太宗称“天可汗”。唐太宗令诸夷从今往后为唐王朝守边境。从此，唐王朝的国力日盛。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李责力等又奉命率军击灭了雄霸大漠以北的薛延陀部，降服了受薛延陀部控制的回纥、拔野古、仆骨、同罗、浑、契芯、多滥葛、思结、阿跌、跌结、斛薛等11个部落和葛罗禄、骨利干等部。唐在漠北设立了坚昆都督府。唐高宗（李治）永徽二年（公元651年），西突厥沙钵罗可汗统治时期，多次侵扰唐朝的边境。显庆二年（公元657年），朝廷派大将军苏定方、萧嗣业等打败沙钵罗，荡平了西突厥。吐谷浑、高昌、焉耆、龟兹、于阗、疏勒、毗沙等数十个汗国都臣服于唐。唐王朝在天山北路设置了北庭都护府，在天山南路分设16个都督府，统领当地的政治和军事。在唐王朝的东北边境，居住着契丹、奚、室韦、革末革曷、勃海等东胡部族。唐威服诸部后，在黑龙江流域设立了黑水都督府，册封乌苏里江流域粟末部建立的勃海政权的首领为渤海郡王。
唐朝极盛时期的疆域，东接海，兼有高丽半岛（今朝鲜半岛），南到日南（今越南广治一带），西至安西（今新疆至中亚巴尔喀什湖一带），北到安加拉河、贝加尔湖一带。
加强军事力量建设，既重视用兵，也注重强兵
唐朝前期的统治者们不仅重视用兵，而且注重强兵，对军队的建设都极为关注。李渊父子太原起兵反隋前就着手发展和扩充自己的军力，并设立了大将军府，用以加强对军队的建设和兵权的控制。在占据长安建立政权后，为了解决战时的兵源和粮食供应的困难，沿用了隋朝耕战结合的府兵制。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居安思危，发奋强兵，首先其父承袭前朝的府兵制度进行了改革和调整，使府兵的组织体制、征调办法、兵员补充、训练教阅等都有了完备的制度，从而使北魏以来创建的府兵制，进入了完善时期。改革后的府兵制，仍然采取以卫统府的办法。唐太宗将唐初设立的军府权限降低，数量增加，并将“军府”改成“折冲府”；把统领军府的骠骑、车骑将军改名为折冲都尉和左、右果毅都尉，全国共设置634个折冲府。这些折冲府分别隶属于中央12卫府。折冲府又分为上、中、下三等。上府领兵1200人，中府领兵1000人，下府领兵800人。折冲府下辖团，每团200人，团设有校尉；团下设旅，每旅100人，旅置旅帅；旅下辖队，每队50人，队设有队正；队又辖火，每火10人，火由火长统领。这种组织编制序列严密，进一步加强了进行朝廷对府兵的控制。
唐朝在加强府兵制建设的同时，对府兵的服役和征调制度也进行了一些改革。这些改革，一方面具有精兵的含义，另一方面府兵卫士多选富裕农民和中小地主子弟充当，使其通过充军而进入仕途，扩大了统治阶级在军队中的力量。唐诗中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就是这种情况的写照。通过改革，使唐王朝全民屯兵屯田，劳武结合，扩大了兵源，增强了民众的国防观念；同时，使兵役比较平均，减轻了民众的负担和国家军费的开支。唐王朝通过对府兵制的改革和加强训练等其他一些措施，很快把诸卫府兵训练成了将强兵勇，能征善战的精锐，极大增强了唐王朝的国防力量。
唐朝的统治者明白，性能优良的兵器和技术装备，是提高和增强军队的战斗力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统一剑形、改革兵器、研制战船，就成为唐王建国后的一项重要任务，并且取得了很明显的成就。唐代的兵器生产规模相当庞大，除各州官府掌管的军器作坊外，朝廷还直辖有京都及扬、洪、宣等州的大规模军器制造作坊。在管理上，唐初即在朝廷置军器监，统管全国军器的研究与制造，在各州、县挑选优秀工匠另立户籍，按番服役，专门从事兵器的研制。军器监还经常召集技术高超的军器匠总结交流制造经验，鼓励他们不断分行发明，并对有贡献者予以奖赏。这些措施和办法的实施，对唐代兵器的改良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唐朝在兵器的发展与创新中，特别值得自豪的是黑色火药的首创成功及首次在军事上的应用。唐高宗（李治）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唐代炼丹家们首创了硫磺“伏火法”；唐宪宗（李纯）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又创“伏火矾法”。经过200余年的艰苦的努力，终于发明了黑色火药。唐哀宗天祐元年（公元904年），郑王番在攻豫章（今南昌）时，“发机飞火”，把龙沙门烧毁。据北宋初年许洞在其《虎钤经》中云：“飞火”就是火炮、火箭之类的兵器。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把火药应用于军事的记载。唐朝火药的发明和军事上的应用，预示着人类兵器发展史上新时代的到来。
唐朝的商业及对外交流比较活跃。由于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唐代造船业的进步和造船技术的改进。当时的造船业规模空前，遍布于长江、淮河、黄河和沿海诸地。官府在这些地区都建有造船基地，仅扬州一地朝廷就置有10个大型造船场，专造巨型船舰。唐朝廷为了发展水师，提高水战能力，对船舰的建造非常重视。唐初，就多次大规模地制造战船，装备水军。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李渊为削平江南割据势力，曾建造了战舰2000余艘。唐太宗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为东征高丽，命“将作大匠阎立德等，诣洪、饶、江三州，造战舰四百余艘”。以后，太宗又再次征发江南12州的式匠，为水军建造大战舰数百艘，大大改善了唐水军的装备，提高了水军的作战能力。唐德宗（李适）时，荆南节度使李皋研究建造了的水战“车船”，军士踏动船舷两侧的轮子，轮翼击水行进快速似马。这种战船航行时省人省力，速度加快，宜兵赴急，在战舰发展史上是个创举。
从国防建设的需要出发，重视养马，加强马政建设
马是古代军事力量构成中的重要因素，车兵、骑兵、乃至军事运输都离不开马。唐朝廷把加强马政建设作为改善军队装备、提高军队战斗力的一项重要措施。唐开国不久就在西部的陇右一带建立了牧马基地，并设置了以太仆卿张万岁为首的牧马机构，下设牧监、副牧监，还有主簿、直司、团官、牧尉、排马、牧长等官吏。将马分编为群，每群皆设一群长，15群置一尉，由牧尉统管。以后，牧马组织与官职几经变革和完善，使马政建设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加强。牧马业的发展和马匹的增多，给唐军骑兵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唐王朝的历代帝王，对骑兵的建设以及对骑兵在战斗中的作用都很重视。特别是唐太宗李世民，不但关心马政的建设与发展，而且尤为精通骑射术，擅长发挥骑兵的机动灵活、长途奔袭的特点，并在历次作战中常以轻骑迂回敌后，攻其无备，以赢得战斗的胜利。
从国防斗争需要的高度出发，加强对交通的开发和利用
唐朝从有利于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国防稳固的高度重视对交通的开发和利用。当时的陆地交通以长安为中心，东经洛阳至汴（今河南开封），到宋（今河南商丘）再通胶东半岛；西由岐州（今陕西凤翔）通往四川，西北经凉州（河西节度使驻地，今甘肃武威）至西域诸国约1.2万里；北路从长安经太原，到范阳（今北京）；南道由荆（今湖北江陵县）至襄（今湖北襄樊市），再南入长沙经广西达于广州（今广州市）。以上道路是长安通往各地的主要交通枢纽，从这些交通枢纽到其他地区皆畅通无阻，且沿路都设有接待过往行人的店肆，在当时条件下大大增强了运输能力，加速了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军事要地的建设。唐代的水路交通，首先有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又有长江、淮河以及南方许多河流湖泊，构成纵横交错的水道交通网，把沿途许多经济和军事戍镇联结起来。
唐朝不仅重视内地的交通建设，而且为了加强对边境诸夷的控制和与海外的联系，大力开发了通往边境的陆路和海上交通。据唐史记载，当时通往海外的水路有两条干线，一是自登州（今山东蓬莱县）通过渤海湾到高丽（今朝鲜）；二是从广州入海，经越南、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等地到印度、锡兰，再西到阿拉伯（大食国）。通往四夷和海外的陆路主要有5条：一是自夏州（今陕西横山）达于大同、云中道；二是由安西进入西域道，将西域诸国连结起来，再向外通往西亚、欧、非各地；三是从营州（今河北昌黎县）至安东道（今朝鲜平壤），把高丽境内42州及9个都府连结起来；四是通往少数民族回纥等地的道路；五是由交州通往天竺道的道路。这些海陆交通的开发，增进了唐王朝与海外诸国及边境少数民族的交往，同时也为御边固防创造了条件。
运用联姻和亲政策来缓和与周边诸族的矛盾，以保卫国家的安全
公元7世纪，正当唐朝的国势蒸蒸日上的时候，在其南隅的冰山雪原上，也出现了一个新兴的藏族王朝——吐蕃，吐蕃王松赞干布统一西藏高原，建立了吐蕃奴隶制王国后，遂与中原的唐王朝建立了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并对汉藏友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松赞干布热爱大唐文化，羡慕大唐的文明发达。他在唐初就几次派人到长安学习，并请求与唐通婚。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松赞干布再次派遣吐蕃大相禄东赞率领一队骑士，携带大批珍宝，到长安请求通婚。唐太宗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同意宗室女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唐高宗时，封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文成公主深受藏族人民的崇敬。唐中宗（李显）时，又把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这两位公主没有辜负唐王朝的期望，为汉藏两族的团结做了许多事情，使吐蕃与唐朝的联系更加密切，双方结成了甥之好。
唐朝尤其是其前期的统治者所采取的和亲睦邻政策，不仅平息了当时周边四邻所发生的动乱，捍卫了大唐帝国的国家安全，使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和平、昌盛的重要历史时期，而且促进了我国各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的大发展、大融合、大团结，为中国这个伟大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唐朝自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的“安史叛乱”后，又经历了150余年的藩镇军阀混战和以王仙芝、黄巢为领袖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战争的风暴。在这纷繁复杂的斗争中，农民起义的叛徒朱全忠见风使舵，乘起义军处境危急的形势，倒戈投向唐王朝。这个农民起义军的叛徒，从此便以镇压农民起义军和削藩为名，开始实现自己的野心。经过几年的征战虏掠，朱全忠扩大了自己的势力和地盘，取得了“挟天了以令诸侯”的地位。唐昭宗（李晔）天祐元年（公元904年），朱全忠毁了长安城，挟持唐昭宗到洛阳，不久将昭宗暗杀，立13岁的李木兄做皇帝，号哀帝。天祐四年（公元907年）三月，朱全忠强迫唐哀帝重演了所谓“禅位”的丑剧，自立为帝，因其曾封为梁王，所以号称后梁。至此，唐王朝遂告结束，中国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的时期。
所谓“五代”，是指当时中原地区相继出现的五个朝代，即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共历14帝，统治了53年（公元907年～公元960年）。所谓“十国”，是指南方和山西地区先后建立的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荆南（即南平）、北汉等政权。此外，与“五代十国”并存的还有新兴于东北的契丹（即后来的辽国），以及先已存在于东北边境的渤海、西南边境的南诏（后称大理）、吐蕃等小国。
“五代十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纷扰割裂的战乱时代，是唐后期藩镇割据的继续和扩大。这个时期，政局极度混乱，政权更迭，朝云暮雨，“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武夫悍将风涌而起，各据一地，呼王称帝，争霸天下。他们朝立为帝夕被人夺，如同昙花一现，过眼烟云。五代后期，郭威所建立的后周出现了兴旺发达的景象，大有收复大江南北，统一中国的趋势。后周的开国之君郭威，史称周太祖，他出身贫寒，取代后汉建立后周后，生活节俭，革除弊政，比较关心民间疾苦。他死后，养子柴荣即位，是一位年轻有为的新皇帝。他不仅有治国治军和驾驭战争的雄才大略，而且还有削平群雄、统一全国的抱负和信念。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和准备，使后周的国力很快得到增强，就在他率军南征北战，不断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不幸病死军中，年仅40岁。
两宋时期的国防政策
公元959年，后周世宗柴荣病死，他7岁的儿子柴宗训即位为帝。公元960年，周禁军统帅——殿前都检点赵匡胤，谎报契丹和北汉联兵入侵，朝廷信以为真，遂命他统兵出征御敌，军至陈桥（今河南开封东北40里）发动兵变。赵匡胤旋即回师开封，废掉后周小皇帝柴宗训，建立宋朝，后被尊为宋太祖。
宋朝建立后，为了消灭内部可能举行叛变的武装势力，抵抗外族的侵扰，实行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军事、财政政策。如：宰执掌兵，受制于帝；强干弱枝，以文制武；兵无常帅，帅无常兵；守内虚外，内外相制等。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虽改变了中唐以来藩镇割据的局面，对于宋王朝的统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政权、军权、财权的过度集中，却导致了军力削弱，国防危机加深，官僚机构臃肿，“冗官”、“冗兵”、“冗费”泛滥成灾，使宋朝成为我国古代史上罕见的积贫积弱的一代王朝。因而，随着金兵大举南下，北宋沦亡，南宋偏隅临安。应当说，宋王朝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实现统一，是历史的一个进步，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宋王朝的统一却是局部的统一，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都不是中国统一的王朝。北宋时，辽、西夏政权与其对峙。南宋时，金朝雄据淮河、秦岭以北，南宋王朝只能偏安于东南一隅。
宋朝的国防，有其成功的一面，但更多的却是教训，诸如，“守内虚外”、“三冗”成灾、省兵置将、执意求和等等。但是，宋朝却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空前繁荣的一个重要时期。宋朝国防其成功之处及历史教训，有以下几个方面：
结束了南北长期分裂、对峙的政治局面
北宋取代后周之际，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尚未结束。当时，在北方有强大的契丹及其卵翼下的北汉，在南面和西边，有南唐、吴越、南汉、后蜀等较大的割据政权；在福建有陈洪进割据漳、泉一带，周行逢割据湖南一带，高保融割据荆南等。这些大小割据势力中，北汉依靠契丹的支持与宋为敌；南唐虽然慑于宋军的兵威，想方设法讨好赵氏，暗中却与宋军严阵以待；后蜀和南汉也极力想保持割据地位，对宋持敌对态度；吴越虽然顺从于宋，但也仍然割据五方。对宋王朝来说，当时的形势是“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
宋太祖赵匡胤建立政权后，在消灭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异己势力、稳定局势的同时，即着手统一全国的战争。他经过认真分析，听取大臣建议，制定了一个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统一全国的战争方略。根据这一方略，公元963年，宋太祖出兵攻荆南（南平），接着又挥师挺进湖南。荆、湖两个割据势力被削平后，就使南汉暴露在宋军的兵锋之下，后蜀、南唐的翼侧也暴露无遗。这就使宋太祖获得了进军钳击后蜀和南唐的有利战略态势。
公元972年2月，宋军进逼广州，南汉刘金长投降。947年9月宋大将曹彬率10万大军进攻南唐，南唐主李煜降。削平南唐是宋太祖领导的统一战争胜利的高峰。南唐亡后，割据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一些势力，基本上为宋所灭。
公元976年（宋开宝九年）10月20日夜，宋太祖赵匡胤突然死去，其弟赵光义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史称宋太宗。宋太宗即位之后，立志把其兄统一全国的未竟事业进行下去。公元978年，迫于宋王朝的军事压力，割据漳州、泉州的陈洪进献土归降；吴越钱亻叔也归宋称臣。至此，南方的割据势力削平，消灭北方割据势力的时机已经成熟。宋太宗遂把北征灭汉的战略目标提到议事日程。
宋太宗从外交和军事两个方面进行了灭亡北汉的准备。他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派遣了6批使臣赴辽，对了作出和平友好的姿态，对辽使来宋也盛情款待，以此来离间辽与北汉的关系，掩盖自己的战略企图，使辽放松了同宋进行军事对抗的准备。与此同时，又加紧精选将士，进行紧张的战前训练，加紧修造兵器和攻城器械。
公元979年正月，宋军在潘美的统率下，兵分4路，围攻北汉的统治中心太原。辽军未能阻止宋军的进攻，派出的援军被宋军在石岭关击溃，几乎全军覆没。宋军对太原围攻日急，北汉被迫投降。北汉被削平后，中原地区和南方基本上实现了统一，分崩离析的五代十局面宣告结束，从此北宋王朝开始了100余年的局部弹琴局面。
“弱干强枝”，以文制武的国防措施
宋朝立国之后，为了巩固统治，防止军权旁落，“陈桥兵变”事件的重演，解除了高级次的政权，削弱了宰相的权力，强化了皇帝对军队的控制。宋王朝在枢密院下设“三衙”，即殿前都指挥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司、持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故又称“三司”，是分掌皇帝三支亲军的最高指挥机关。“三衙”的长官合称三帅，即殿帅、马帅、步帅。“三衙”鼎立，互相制约，最高指挥权属皇帝，虽有掌兵之职，但无用兵之权。宋王朝废除了后周两司统兵体制，代之以品秩较低的“三衙”九员长官分统禁军。这种军事体制，对于强化皇帝对军队的控制，消除兵祸，保持社会稳定，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一切权力归皇帝，事不得专而又相互掣肘，主帅在战场上往往不能根据瞬息万变的情况而贻误战机，与此同时，朝廷又宠用儒臣，乐文轻武，在全国上下形成了重文轻武、以文制武的格局，并得用内臣（宦官）领兵或充任监军，以挟将帅。宋王朝不但把这些措施作为立国之法，而且作为遵循的家法传之后世。这些措施对于巩固和强化统治阶级的中央集权，防止藩镇割据，安定内部，固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过分重文轻武，削弱和抑制军人的地位和作用，其结果必然导致文官的得宠跋扈，武将的悲观怨愤，文武官员之间矛盾加重；吏治愈益败坏，武备日益废弛，军队的战斗力逐步下降。因此，宋王朝在“强干弱枝”以文制武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播下了国防危机的种子。
“三冗”成灾，积贫积弱的国防实力
宋朝的真宗（赵恒）、仁宗（赵祯）统治时期起，行政机构越来越庞大，财政负担急剧增加，“冗官”、“冗兵”、“冗费”，合称“三冗”，泛滥成灾，阶级矛盾也随之尖锐起来。从宋太宗（原名赵光义，后改为赵炅）时期起，就出现了机构重复，官员数额迅速增加的情况，到真宗时，这种现象就更加泛滥，官僚机构叠床架屋，通过科举考试录取的官员越来越多，这就使官僚队伍迅速膨胀，许多无真才实学的纨衤夸子弟。甚至刚出生不久的幼儿都被列入官僚队伍的名单。为了安排这些获得做官资格的人，朝廷对各级政府机构采取“有定官，无限员”的办法，尽量扩大各级政府机构的容量。仁宗时，这种官僚制度的种种弊端更加恶性发展。由于官僚人数恶性膨胀，官僚机构臃肿不堪，因而衙门作风盛行，官员奢侈腐化，办事因循守旧，无所作为，“冗官”之灾日益严重。宋开国之初，禁军、厢军总额约22万，到真宗至道年间（公元995～997年），增至66.6万多人；天禧年间（公元1017～1021年），为91万人。到仁宗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增加到126万人。宋代的兵役制度，始终以募兵为主。立国初期，禁军所招募来的职业兵，都经过严格挑选，素质较好，在统一战争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仁宗以后，由于战争频繁，军队员额猛增，招募兵员的数量逐年扩大，导致了滥募滥招成风，兵员质量急剧下降。宋王朝的募兵制，实际上是终身养兵制。农民一旦招募入伍，便终身为兵，军中老弱士兵比比皆是。由于宋军的素质如此，在与辽、金、西夏等军队作战时，往往不战自败。宋王朝的“冗官”、“冗兵”之灾，给国家财政带来极大影响，又酿成了“冗费”之灾。宋王朝的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享受着优厚的薪俸待遇。两府大臣宰相和枢密使，每月俸钱高达三百千，足够购买上等良田100多亩，还有其他附加的一些费用，在一般情况下，一名禁军年需五十千，一名厢兵年开支三十千。军队数量的激增自然带来了养兵费用的激增。“三冗”泛滥成灾，使宋王朝形成两大弊病，一是生产萎缩，国家财政空虚，“积贫”总是极为严重；二是军事制度败坏，国防力量薄弱，对辽、西夏的侵扰无能为力，“积弱”问题相当突出。于是，社会矛盾激化，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诸如，王伦起义、陕西饥民起义、湖南瑶民起义、河北的王则起义等。宋王朝在内乱不止的同时，边境地区又接连受到外患的困扰：仁宗（赵祯）、神宗（赵顼）时宋与西夏重启战端，辽国又趁机要挟。宋朝养兵百万，使田无可耕之民，国储不足，赤字增加，竭民赋租，但在强敌临境时，国家却无可战之军，不得不岁输金帛，苟且偷安，最后只好用金币去买边境地区暂时的安宁。宋王朝的“冗兵”所造成的积贫积弱的情况，在我国国防史上实属少有。
执意求和，丧权辱国的历史教训
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针对当时“积贫”、“积弱”的严重局面，曾先后提出了一些变法的主张。然而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昏庸和统治集团内部腐朽势力的干扰、反对，使所有变法图强的主张和行动都归于失败。此后，宋朝的统治者更加腐朽，阶级矛盾空前激化。人民无法忍受宋王朝的残暴统治，到宋徽宗（赵佶）宣和初年，终于爆发了东南地区的方腊起义和京东地区的宋江起义。宋王朝虽然镇压了这些起义，度过了一场政治危机，但无法阻挡东北地区女真族的兴起和南进，逃脱不了北宋政权灭亡的命运。
女真族原名黑水革末革曷，很早以来就居住在今黑龙江流域和松花江流域及长白山一带，即所谓白山黑水之间。在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后，黑水革末革曷改称女真，其中直属于契丹国的称熟女真，不属于契丹的称生女真。生女真中的完颜部后来强大起来，其首领完颜阿骨打于公元1115年建国称帝，国号曰“金”。金在灭辽后，控制了东北和华北的广大地区，兵锋直指宋王朝。
辽亡后，金人成为宋王朝的直接威胁，但朝廷对此却毫无戒备。公元1125年，金军南下侵宋。在金军严惩威胁下，宋王朝统治集团分裂成“降走”和“战守”两派，由于统治者执行了投降政策，给人民造成了难以言状的灾难。
宋钦宗（赵桓）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金军在攻宋都城开封后，把宋徽宗（赵佶）和钦宗（赵桓）及后妃、宗室、朝官3000余人一起俘虏北去，开封的金帛、宝物、文物等也被洗劫一空，宋王朝在北方的统治遂告结束，史称“北宋”。
“北宋”沦亡后，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于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五月初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市）即位称帝，改元建炎，号宋高宗，后又将都城迁往江南杭州，史称南宋。
赵构即位后，继续使用其父兄的投降政策，重用投降派人物，并频繁地派遣使臣，携带奇珍异宝赴金求和，表示愿以黄河为界，与金平分疆土，以求得一时的苟安和享乐。但是他也慑于广大爱国军民坚决抗金、反对投降的义愤，被迫起用了当时政权中“战守派”的代表人物李纲、宗泽等人。
李纲出任宰相后，继续坚持反对朝廷求和投降的政策，决心整顿朝政，刷新政治，收复失地，振兴宋室。他力劝高宗还都开封，重兴社稷；他加紧进行抗金战争的部署，在调整两河防务部署的同时，还积极推荐并支持抗金老将宗泽担任京师开封府尹，恢复社会秩序，加强备战和守备，迎接宋高宗还都。但是，宋高宗赵构并不想真心抗金，在一群投降派的围攻、陷害下，他罢免了入相仅75天的李纲，废除了李纲所规划的一切备战措施，使两河郡县很快沦入敌手。
宋高宗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底，金军在毫无抵抗的形势下，兵锋指向扬州。高宗从扬州先逃到镇江，再逃往杭州。高宗逃到那里；金兵就追到那里。金军到达杭州未能擒获高宗，遂兵分两路，一路追捕高宗，一路在杭州一带大肆虏掠抢劫后北返。当金军北返至镇江时，被宋镇江守将韩世忠打得惨败。金军10万大军被围困在黄天荡达48天之久。后因内奸与金军勾结，使金大军得以逃脱，在途中又遭宋将岳飞部的追杀，损失十分惨重。黄天荡一战，沉重地打击了金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南宋军民的抗金斗志。
宋高宗在金军撤走后，回到杭州，依旧花天酒地，不思收复国土，振兴宋室。他与秦桧打得火热，在金人奸细秦桧的诱导下，再次开始了投降苟安的活动。于是，偏安江南的南宋王朝，内部抗战派与投降派之间再次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抗金民族英雄岳飞，就是这一时期的南宋抗战派的杰出代表。
岳飞（1103～1142），字鹏举，相州汤阴（今河南汤阴）人。在南宋军中，他是一位身经百战，年轻有为，战功卓著，威震敌胆的抗金名将。宋金战争以来，他素有收复失地，救民水火，振兴宋室的宏愿，曾数次上书反对投降求和。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金太宗死后，扶植伪齐的粘罕在金朝贵族内部的优势急转直下，而挞懒却在这场内讧中崛起，他废掉伪齐皇帝刘豫，决定将原为伪齐统辖的河南、陕西交还南宋，与宋议和。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在南宋政权内引起了极大反响。“主战派”反对与金议和，主张乘机全面反攻，收复失地。但高宗却认为多年盼望的“和议”有希望了。岳飞坚决反对与金“议和”，坚持抗金的鲜明态度，加深了他与投降派之间的矛盾。在岳飞率部抗击金军，取得重大胜利，并继续扩大战果的关键时刻，高宗、秦桧为了讨好金人，重开和议，解除了岳飞、韩世忠等抗金大将的军权，后又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杀害。
岳飞虽然死于错君权奸之手，但他反对投降，坚持抗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忠烈的民族气节，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敬仰和传颂。
宋代统治阶级的腐朽与黑暗，并不能掩盖这一时期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和科技文化的蓬勃发展。水利的开发，生产工具的兴革，使宋代的生产力大大超过了前代。宋代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发展，造就了沈括、毕昇等一大批科学家与发明家，带来了军事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
中国在世界科技史上的四大发明，活字印刷术就是在宋代发明的，火药和指南针也是在宋代得到了重大的技术突破。尤其是火药的日臻完善和运用于军事，使我国的兵器制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冷兵器的一统天下开始被打破了。宋代在军事技术发明上取得的重大成就，对后来中外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元朝的国防措施
公元1271年，由蒙古贵族统治者忽必烈（按：即元世祖）在南进灭宋的过程中建立了元朝。在中国历史上，元朝是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蒙古族在唐朝时期被称为“蒙兀室韦”，生活在黑龙江上游的额尔古纳河东南一带。约在公元8世纪以后开始西迁，进至斡难河和怯绿连河（今蒙古国鄂嫩河和克鲁伦河）流域游牧，后来先后臣服于辽国和金国。在11～12世纪，蒙古族人还是分散在大草原上以氏族血缘关系聚集的若干大小部落。其牛有蒙古部、克列部、塔塔儿部、蔑儿乞部、斡亦刺部、乃蛮部、翁吉剌部、汪古部等。这些部落也被称为“鞑靼”，这是因为塔塔儿部曾经是一个强大的部落，就取其谐音“鞑靼”，作为蒙古各部的共同称呼。这些部落的人，都过着游牧生活，又兼营狩猎，从小就生长在马鞍马之间，以弓箭骑射见长。后来到了蒙古部统一了这些部落之后，“蒙古”一名就成了统称。
元朝疆域广大，其领土东北至鄂尔库次克海，北至西伯利亚大部，西至新疆，西南至西藏、云南，南至印度河流域，东至于海，横跨欧亚两洲。这就是《元史）记载的“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至辽左，南越海表”的元朝版图，较之汉、唐盛世的疆域还要辽阔。
元朝建立后，在中央设立枢密院掌管全国军务。在地方设行省，并使历来由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统治的一些地区，如云南、西藏等，统归于中央政府，还在澎湖设巡检司，管辖澎湖、台湾；将西沙、南沙群岛隶于湖广行省，重建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
蒙古部孛儿斤氏贵族成吉思汗，原名铁木真，在长期的部落战争中，利用蒙古各部的矛盾，各个击破，逐步壮大了自己的势力。他搜罗将才，严格训练本部兵马，加强武装力量建设。公元1194年，他借金朝进攻塔塔儿部之机，乘机出兵，一举打败塔塔儿部。以后又与克烈部的王罕合军击败札木合。公元1203年，铁木真与王罕决裂，大战于土拉河（今蒙古国布尔根省东边境上），王罕败亡。至此，铁木真战胜了克烈部这个当时蒙古草原上最强大的部落之一，创造了统一蒙古的条件。公元1204年，铁木真又削平了乃蛮部。经过长期征战，1206年，铁木真结束了蒙古长期分裂的局面，实现了统一。在东起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南至大沙漠，北达贝加尔湖的广大地区，建立了蒙古历史上第一个军事奴隶制国家。铁木真作为各部的共主，在斡难河河滩召开的各部首领会议上，被推选大汗，尊称“成吉思汗”（按：“成吉思”是强大、巩固的意思，“汗”就是皇帝的意思）。
蒙古统一以后，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们，开始了一系列的对外战争。公元1209年蒙古军进攻西夏。西夏战败，纳女求和。畏兀儿（今新疆）人慑于蒙古的军威，于公元1201年就遣使归顺，使蒙古的统治扩大到了畏兀儿。公元1218年，蒙古军攻灭了西辽。为了反抗当时占据中原的金朝对蒙古的残暴统治，公元1211年，成吉思汗就把兵锋指向金朝，开始不断发动地对金朝的战争。公元1214年，蒙古军围攻金的中都（今北京），金军大败，金宣宗将公主嫁给成吉思汗，并将国都迁往开封。此时蒙古军已经占有了黄河以北地区，成吉思汗遂于公元1219年亲率20万大军举行了蒙古军的第一次西征。因为蒙古军只有木华黎率偏师经略华北，使金朝苟延残喘了20年之久。
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在西征回师途中，乘胜灭亡了西夏。是年，成吉思汗病死于今甘肃六盘山，其第3子窝阔台继任大汗。从公元1235年到1244年，窝阔台派遣拔都、贵由、蒙哥等率蒙古军进行了第二次西征。在此期间，窝阔台联合金的世仇南宋王朝，于公元1233年南北夹击，大举攻金。公元1234年，金哀宗放弃都城开封，逃往归德（今河南商丘县南），继而又逃往蔡州（今河南汝南县）。至此，金亡。中国由几个政权割据的局面，转为蒙古与南宋的对峙。与此同时，蒙古西征大军在攻占莫斯科等地后，正欲乘胜挥师西进，继续扩张战果的时候，却传来了窝阔台薨毙的噩耗，蒙古军旋即回师。
公元1251年成吉思汗第4子拖雷之子蒙哥继任了大汗位。公元1253年至1258年，蒙哥大汗派遣其弟旭烈兀率军进行了第三次西征。蒙古军先后进行的这三次大规模西征的结果，是出现了一个以蒙古地区的和林（当时蒙古的都城，今蒙古国鄂尔浑河上游东岸的哈尔和林）为中心的、横跨欧亚大陆的大汗国。
公元1234年，蒙古灭金后，1235年，便对南宋王朝展开了全面的军事进攻。蒙哥即大汗后，对南宋采取了迂回战略，亲率大军进攻四川，又在公元1235年派忽必烈率10万大军征服了云南。此后，又招降了吐蕃（今西藏），控制了西南地区，从西南方向对南宋形成了大包围的态势。公元1260年蒙哥大汗死后，忽必烈在开平（今内蒙古多伦附近）即蒙古大扦位。忽必烈是成吉思汗之孙，与蒙哥大汗是同胞兄弟，在战争中屡立战功，声名赫赫。公元1271年，忽必烈废除“蒙古”国号，建立了元朝，公元1272年迁都寺都（今北京），公元1279年，元军对退守崖山（今广东新会县南海中）的宋军发动最后进攻，南宋遂亡，中国复归统一。蒙古统一和整个中国的统一，对于巩固中华民族，推动社会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成吉思汗和忽必烈因此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有伟大贡献的著名帝王；他们巩固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利益的治国治军思想和策略，给后人留下了有益的借鉴。尤其是他们建设强大国防的方略，为历代政治家所推崇。
元朝统一中国后，面对辽阔的疆域和众多的民族，特别是在国家刚刚统一，政局尚不完全稳定的情况下，为了强化中央集权，加强中央对各地的控制避免再度分裂割据，忽必烈采取了招贤纳士，广采众议，改革蒙古旧制，建立了元代大一统的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制度。
元朝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设中书省总理全国行政事务，辅佐皇帝发布政令。设枢密院掌管全国军事。设御使台，负责对官员的监察。在中央政权之下又有各自的派出机构，分别负责各地和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事务。与中央官制相适应的是在各地设置行中书省，简称行省。以行省分治天下的制度是元朝统治者通过中央加强对各地方、各民族统治的创举。创行省制度是中国行政制度的一大改革，这些行省初步奠定了明清两代乃至今天中国省区的规模。省作为地方行政区的名称，一直沿用到今天。
行省作为中书省派出的常设机构，是元朝地方的最高行政机构，同时也是一级军事机构。行省本身是军政一体的。行省之下，设路、府、州、县，军政事务分别由所属的不同机构管理，军民分治。忽必烈统一中国后，非常重视对边远地区的统治，通过各种军政机构对这些区域进行管辖。云南地区自南北朝以来一直处于割据状态。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元朝政府在云南设行省，将其并入版图。公元1253年，蒙古军攻入吐蕃，使西藏正式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元朝政府在西藏设立了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下设若干万户府，征收赋税，屯戍军队，进行军事、行政管理。元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元朝政府在澎湖设巡检司（军事巡察机构），管理澎湖、台湾。另外，还通过军事机构控制了天山南北、蒙古高原等广大的东北、西北地区。这些制度的建立，使历来由少数地方政府统治的边陲重地。归于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加强了中央与地方的联系，强化了中央集权。对于边疆、海防地区的开发与防务建设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13世纪初到元朝建立，强大骠悍的蒙古军队在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的率领下，以飓风般的速度和力量，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欧亚大陆。蒙古统治者在军队的建设上颇下了一番功夫，建立了以维护统一和对外扩张为目的的军事体制。可以说，元代国防是以向外扩张为其基本特征的。
元朝军队按任务的不同，区分为宿卫和镇戍两种。宿卫军包括怯薛军。待侍卫亲军，是皇帝掌握的中央禁军。镇戍军是归枢密院调遣的军队。元朝统一中国和建立国家防卫，正是建立在这两支军队的基础之上。亲军和怯薛军都是中央的卫戍部队，但在职责上怯薛军负责皇帝安全，掌管皇宫的防卫，一般不外出作战。亲军作为皇帝掌握的常备精锐部队，预物屯于京师和周围腹里地区，平时屯田和担任京师与腹里的镇戍任务，战时就集中出征。
元朝政府在全中启蒙军队，担任地方镇戍。这些镇戍军根据士兵的民族成分的不同，区分为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和新附军四类。“蒙古军皆国人”，是元军的主力。在长期的战争中，蒙古军的有生力量消耗很大，军队不断扩编，后来在蒙古军的组织中，也包括了部分色目人。全国统一以后，一部分蒙古军留下来镇戍中原，大部分士兵加到草原休养，仍然保持着战时传檄集合，平时散归各部的战略状态，一旦有事能很快集中出征。在镇压东北、西北的叛乱中，北疆的蒙古军为维护统一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元军的编组沿用成吉思汗的做法。当初，成吉思汗为了使军队成为打不散的钢铁集体，并便于指挥掌握，按10进位的方法把军队编制起来，使蒙古军能够成功地运用各种战术战胜敌人。元朝建立以后，沿袭了蒙古的习惯，对汉军、新附军等也按10进位进行编组。随着军队体制的完善和稳定国防的需要，元朝政府以重兵镇戍要地，探扼边陲。采取“宿卫诸军在内，而镇戍诸军在外，内外相维，以制轻重之势”的战略布局，强固边防，稳定内地，互相制约。在内地，被称作宿卫军的怯薛军和侍卫亲军，布置在京师及周围地区，据幽燕，锁太行，扼燕山，塞山海，制居庸，北连朔漠，南控江淮，将统治中心捍卫其中；在边地，则有镇戍军分驻全国各战略要地。元朝的防御重点主要在北方，东北、西北地区更是重兵把手，形成了一条从西南斜向东北的屏蔽中原的防线。这条防线东以和林为支撑，西以巴尔库山、博格多山为依托，中央以北山和戈壁为天然屏障。在防线之后的中央纵深地带，又配备了15万人的战略预备兵力，并依靠中原雄厚的经济实力，多路对这条防线进行补给，遏止外敌和叛军向南进犯。
公元1272年（至元九年），忽必烈迁都北京，兴建了当时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大汗之城”元大都。这样，以北京为据点，凭借太行、燕山山脉和黄河防线，内可探扼华北平原，雄势中原河山，通过一些天然峡谷形成的交通孔道联系经略东北大平原和蒙古高原；又可凭险据守，防范北方入侵。以此为基地，向南拓展疆土。所以，以北京为统治中心的战略思考，在国防上意义十分重大。忽必烈较之以往蒙古统治者占领北京后大掠一通就撤兵北去的做法，确实要高明得多。
元朝的兵役制度，因地区、民族、贫富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在蒙古地区，实行军民一体的全民皆兵制度，这是蒙古民族的传统做法。元制规定，“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无众寡尽签为兵”。随着战争的发展，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也在被征服的地区征集兵员，补充自己的队伍。蒙古人入主中原后，征服金、宋，开始征发汉族人为兵，于是就开始有了“汉军”和“新附军”。被征服地区的技术人才，一般被编入称为“匠军”的特殊队伍。
元朝建立后，实行征兵基础上的世兵制，一旦被征为军人，这家就成为军户，家口、财产都注明在军籍之中，由官府盖印入册，不再更改，父死子继，兄亡弟承，世代为兵。如果军人病死或阵亡军中，100天或1年后再由家人补入。家中贫困，无力服兵役者，则由数家合并，采取抽丁的办法，10人或29人出一丁为兵。在元朝，当兵是一种封建义务，军户出军，没有假期。出征或远戍的士兵有时可以回家一年或数年，到期归营，否则论罪。元代的军户制度，在当时的条件下保证了军队有比较稳定的兵员，并且由于军费中很大一部分由军户自己承担，因而维持了一支数量庞大的军队，而且国家的负担又不至于过重。据统计，在宋元战争中，元朝仅在其控制的北方150万户中，就动员了20万人的军队，平均7户就出军1人。而在控制的南方，有1100余万户，军队79余万人，约15户到20户出军1人。这说明，军户制与募兵制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
统一中国之前，蒙古军在对外征战时，摧毁对方军事力量的同时。也摧毁对方的经济潜力，最大限度地掠夺财物，供己所需。每攻占一地，总是将对方的牲畜、粮秣、乳酪和其他财物收集起来，作为军需之用，如用不完就运回储备起来，留作备用。后来，蒙元军队每征服一地，工匠免死，将他们召集起来制造武器装备，又集中地吸取其他民族的技术之长，不断地增强了军队的战力。蒙古军队能纵横驰骋欧亚两洲，所向披靡数十年，很大程度上得利于这种取用于敌，以战养战的策略。
蒙古统治者十分重视广泛吸收利用科技成果，制造坚船利器，为战争胜利服务，这是他们高于中国历代统治者的地方。在对外战争中，蒙古统治者很注意掳掠被征服者的器物和工匠，以补充自己，并实行奖励政策，以高官厚禄鼓励发明创造。所以，蒙古族的生产虽然落后，但兵器却有很快的发展，并且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金属管形火器。随着兵器的革新和进步，蒙古军也由单一的骑兵，发展成为具有步军、炮军、弩军，以及工兵、匠兵、水军等多兵种的军队。和历代封建王朝相比较，元朝当局更加注重屯田和马政。在前代屯田的基础上，元朝的屯田有了新的发展，分为军屯、民屯和部分军民合屯。军屯是军事体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民屯是军屯的辅助部分。元朝建国之前，蒙古统治者主要根据战争需要设置军屯，没有形成专门的制度。元朝建立以后，元朝政府制定了具体的屯田制度和政策。当时，屯田遍及全国。军屯的土地，主要是因战争破坏而荒废的土地，军屯归各级军事机构掌管，民屯属于大农司宣徽院和各行省掌管。马政建设，对于“以弓马之利取天下”的蒙古族来说，更为重要。元政府开始设立专门机构群牧所，以后几经变动，成立了隶属于中书省的太仆寺，在全国设立了14处官府的牧场。
元朝，在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上是最为活跃的时期。由于大一统局面的实现，农业和手工业的恢复与发展，陆路、海运、漕运的沟通，使得中国的对外交往更为频繁。元朝政府采取开放政策，与周边的高丽、日本、交趾、缅甸等国家和地区都有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与西方的许多国家也有密切的关系。元朝统治时期，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和最富庶的国家，声威远播欧、亚、非三洲。然而，在元朝的对外关系中，不仅有友好往来，互得互惠，还有政治强权和军事强权的内容。元帝国的国防策略在多数时候不是稳定周边防卫，而是主动四面进攻，以谋求更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大元帝国虽然在当时盛极一时，但深深埋藏着各种危机。尖锐的阶级矛盾支援着这个庞大封建王朝的根基，元朝后期政治、经济、军事的腐败，又为自己的覆灭添加了催化剂。公元1367年（元至正二十七年），在农民起义的风暴中发展壮大的朱元璋集团，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口号，命大将徐达、常遇春率大军20万北伐，攻占大都。元顺帝携后妃、太子和一部分王公大臣仓皇北逃。至此，元朝遂告灭亡。
明朝的国防建设
明朝自公元1368年立国到公元1644年为清所灭，在中国历史上共经历了276年。其国防建设经历了前期、中期、后期三个时期。
自朱元璋开国，经惠帝、成祖、仁宗、宣宗，约67年，是明代国防建设的前期，也是它的兴盛时期，政治修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民富国强。自英宗即位，经代宗、宪宗、孝宗，约70年，是明代国防建设的中期，也是它的衰退期。在这一时期，贵族官吏日益腐败，政局也开始动荡，财政危机加深，武备松弛，边境动乱，国防趋于衰弱。自明孝宗后，经武宗、世宗、穆宗、神宗，约130年，是明朝国防建设的后期，也是它的腐朽时期。在这一时期，皇帝沉溺于声色犬马，矫饰雄武，不理朝政；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国家财政崩溃，农民起义的战争此起彼伏；武备松弛，“南倭”侵扰，“北虏”南犯，边患纷起，国防虚弱不堪。明朝的国防事业，概括起来讲主要有以下几点：
发展生产，富国强兵
朱元璋在建立明朝后，为了巩固政权，消灭元朝的残余势力，统一南方，抗击倭寇，迫切需要壮大自己的军事实力。但是，当时百姓经过战乱，已相当困乏，为了减轻国家和农民的负担，又能达到“强兵足食”的目的，朱元璋在发展社会生产的同时，又下令让军队“屯田自食”，史称“军屯”。由于实行军屯，到永乐时，“东自辽东，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于交趾。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大兴屯矣”。军屯政策不仅解决了军队的自给问题，减轻了国家和人民负担，而且对恢复社会生产，富国强兵，巩固国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把冶铁技术和火药运用于军事，军队普遍装备了火枪、火铳，以及悬挂腰间、举手可放的千里铳等，是明朝国防建设的一大特色。明朝当局还注意对外来技术的汲取和引进武器的仿制与改进。明成祖朱棣时，将从西方引进的神机枪炮，配备给神机营，一边训练，一边仿制。公元1521年，又引进佛朗机炮；万历年间再引进红夷大炮。这些枪炮与中国传统的枪炮相结合，性能有了改进。工部与和地方相继开设枪炮生产场地，生产了数十种上千万件火枪、火铳和部分大炮。火枪、火铳普遍装备给步兵营。火炮装备给神机营，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炮兵营。明代火器的发展，达到了我国古代火器发展史上的高峰，军队中冷兵器和火器的比例，不断发生变化。至明中叶，已是“京军十万，火器手居其六”了。明朝兵器制造业的崛起和发展，使明朝军队的武器装备得到相当程度的改善，编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除了拥有传统的步、骑两个兵种外，出现了战车和炮兵两个新兴的兵种。明朝造船业是当时的一个重要工业部门，明初的造船业，居于世界的先进水平。永乐初年，当局命福建都司造海船137艘，可见当时造船规模之大。郑和“下西洋”的庞大船队，集中反映出当时中国造船业的先进水平。郑和最后一次出海共乘坐大船63艘，其中最大的船只长444丈，宽18丈，可容2000人，其他各船也可容纳四五百人。船上有航海图、罗盘等。郑和“下西洋”，虽非执行作战任务，但反映了明代造船业的发展和明代水军海上作战能力。明朝的水军，较前有了很大的发展，其战斗力也有了相当的提高。
明代北方的边境斗争不断，前中期主要是抵御亡元势力鞑靼、瓦剌的内犯，后期主要是防备和对付新兴起的后金（清）军队的南下。在东南沿海地区，则经常遭受“倭寇”的严重侵扰。这种情况，当时称之为“南倭北虏”。“南倭北虏”是明朝的大患，几乎贯穿了明王朝的始终。明初，全国总兵力约180万左右，后因战事增多，兵力也有增加。永乐中期，全国兵力达到280万左右。为了抵御南倭北虏的进犯，明王朝统筹布局，量敌用兵，重点设防，重点守备，点、线、面有机结合，实边固防，形成了较为严密的国防体系。明王朝的国防措施主要有：
设立卫所，修建长城
为巩固边疆和内地的重要地区，明朝建国初期，即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便下诏实行卫所制。一般以5000人为一卫，长官为指挥使；1120人为一个千户所，长官为千户；下辖10个百户所，长官为百户，百户之下，有总旗2，小旗10。每总旗辖5小旗，每小旗领军士10人。洪武年间，全国陆续设置了17个都司，3个行都司和1个留守司。全国共设内外卫所约329个，守卫千户所65个。为抵御倭寇，洪武年间就开始在沿海设置卫所，建立水军。至明中期，在我国漫长的海岸线上，已分别建立卫所54个，千户所127个，巡检司230个，烽堠墩1338座，有效地防御了倭寇对我国东南沿海的入侵和骚扰。
明王朝军队的精锐，都集中在京师附近。洪武帝朱元璋时，在南京的京军就有约20万左右，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因首都置于国防前线，遂成立了“五军”、“三千”、“神机”三大营，合称京军，设“七十二卫，军士不下百万”、“京营劲旅不减七八十万”。京军由皇帝委派亲信宦官担任各营提督，直至公元1425年（仁宗朱高炽洪熙元年）“始命武臣一人总理营政”。京军主要任务，如发生战争，则以其为主力，再由外地卫所抽调部分军队作为辅助力量。永乐时期成祖朱棣数次率军北征，都是以京军为主力。平时则轮番训练京卫及外卫班军军官，具有训练中心的性质。
雄伟壮观的万里长城，是举世瞩目的古代军事建筑。明朝为了防御鞑靼、瓦剌等北方部族的南犯，先后18次重新加修长城。它东起山海关，西到嘉峪关，全长12700多里，横过千山万水，组成了一道巍峨森严的防御屏障。其工程规模之大，建筑技巧之高，超过了秦始皇以后的任何一个朝代。明代长城不仅集历代长城之大成，而且具有自己的特色。一是工程体系完整。明代长城一般分为镇城、路城、卫城、关城、堡城、城墙、敌台、烟墩等不同等级、不同形式和不同用途的建筑。主要地段的墙上，增筑垛口、守墙、敌台（有空心和实心），与墙外的偏坡、挡马墙、堑壕、烽墩和扼制路口、关口的塞堡连为一体。有的墙段还筑有支墙，便于策应和出击。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墙身为主体的完整的防御工程体系。二是墙身更加巩固。除板筑（土墙）、木墙（少量）外，还有石砌墙和砖墙，用石灰色缝。砖墙为明长城特有，主要在张家口至山海关段，辽东地区也有一些这样的砖墙。明代长城的特点是，战斗设施完善；管理体系严密；情报系统简便适用。就情报而言，敌人来犯时，烽火台（烟墩）白天烧烟，夜间放炮：1烟1炮为100人左右，2烟2炮为500人左右，3烟3炮为500人以上。千里之外，几小时便可以敌人来的情报送到京师。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对于及时采取战斗准备，防御“北虏”的南犯，还是起了积极的作用。
设重镇于边陲，组建精兵集团以利机动作战
明代基本上沿长城一线设防，东起辽东的山海关，西至甘肃的嘉峪关，在如此漫长的边防线上，如“处处设防，则无所不备，无所不寡”，兵少则无用，兵多则费财力，不胜负担。同时，一处溃防则处处紧张，且敌警往来驰报。易误战机。所以，明王朝根据敌骑活动的特点，在敌人必犯的要道、要地设镇驻重兵，将帅可机动用兵。全线设处，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九镇”（又叫“边堡九镇”）。“九镇”分别为：辽东镇，治所在今辽宁辽阳；蓟州镇，治所在今河北省迁西县三屯营；宣府镇，治所在今河北宣化；大同镇，治所在今山西大同市。太原镇，治所在今山西偏关县；绥德镇，治所在今陕西绥德，后移至榆林；宁夏镇，治所在今宁夏银川；固原镇，治所在今甘肃张掖。“九镇”设置始于洪武时期，完成于嘉靖年间。“九镇”作为一个整体，前有外三卫：大宁卫，治宁城；开平卫，治多伦；东胜卫，治托克托。外三卫为九镇中坚部的外围要地。“九镇”后有内外三关：内三关为居庸关、紫荆关、倒马关，屏障京师，防维边塞；外三关为雁门关、宁武关、偏关，固山西而联全陕，以卫京师。“九镇”分地防御，各负责一个防区。“九镇”的重点在蓟州，并重辽东和宣府，所谓“东臂辽东，西肘宣府，使藩垣巩固，门庭无觊觎之隙”。“九镇”的实际兵额约40万。这正是以“九镇”为重点，重点设防，重点守备，点、线、面有机布防的结果。
依托长城，分设要点，划片防守是必要的，但“分兵把口”有被动不足之处。明将谭纶、戚继光等有鉴于此，提出组建一支火器、车营、骑营、步营、辎重营相结合的精兵集团，以便实施机动作战。根据他们的建议，明朝任命戚继光负责组训一支装备火器的、以车营为主并兼有骑营、步营、辎重营的精锐之师，与城守结合，机动作战，巩固边防。万历时，已建成车营12个，有精兵10万，使设防更趋完备，达到了“方为完策”的要求。这样，明代的国防就形成了一个卫所和长城相依托，精兵机动与城守有机结合，第防与陆防兼备，即可抗倭，又能防虏的防御体系。
为了实现国内各民族的统一，发展同世界各国尤其是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创造一个安定团结的内部秩序与和平安宁的外部环境，使人民安居乐业，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明王朝采取了内修战守，睦邻自固，“以德怀之，以威服之，德威并施”的卫国安邦方略，并采取加强经济文化交流的政策，争取周边地区的安定。对国内的各少数和民族，根据各民族地区的不同情况，也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在东北，明政府在黑龙江入海处的特林地方设奴尔于都司，管辖西起鄂嫩河，东至库页岛，北达乌策河，南至日本海的地区。同时派军队戍守，定期轮换。驻军多时达3000人，少时不下500人。在西北畏兀尔族、回族、蒙古族聚居的地方设置卫所，管辖甘肃嘉峪关以西，西至罗布泊，西北至巴尔库山，西南至柴达木盆地地区。畏兀尔族人善于经商，来往内地贸易，与汉族经常往来。畏兀尔居住的地区也有不少汉族人，他们与西域各族人民共同开发着祖国的边疆。在西藏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办法，设置了乌斯藏、朵甘卫等行政机构，管理西藏事务，中央和西藏地方之间的关系比较稳定，西部边防也很少有战事。在苗、彝等少数民族居住院地区，明朝廷以少数民族上层为土官，规定少数和民族交纳的赋税可以折纳水银、朱砂等矿产。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总结元朝对外政策的教训，认为“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故制定了既不“倚中国富强”，“无故兴兵”，也坚决反对外国扰边、侵略的睦邻自固政策。据不完全统计，朱元璋在位的31年间，征兵遣使30次对邻近的12个国家进行友好访问。在此期间，也有17个国家135次访问中国。公元1403年，明成祖朱棣即位不久就派使者访问了安南、朝鲜等9个国家。第二年（公元1404年），又派使者访问了10个国家。同年8月，“令吏部依洪武初制，于浙江、福建、广东设市舶提举”，以加强与各国的贸易往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公元1403年，又命郑和出使西洋、南洋和印度洋各国，进行友好访问，宣扬大明声威，同时开展和平贸易。
明朝不侵略别国，也不允许其他国家侵略中国。早在明朝建立之前，“倭寇”就侵扰高丽，接着又骚扰我沿海各地，从辽东半岛到山东半岛，以至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各地。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就两次遣使日本，希望发展两国间的友好往来，要求日本制止“倭寇”对国国沿海地区的骚扰。由于当时日本幕府控制不了“倭寇”的骚扰活动，明王朝便下令禁海，采取积极防御的海防措施。
明朝后期，由于政治集团的腐朽，国力减弱，海防松弛，倭寇入侵、骚扰加剧。公元1511年，葡萄牙殖民者侵占马剌加（今译为“马六甲”后），控制了海上交通，垄断了南洋贸易后，即到中国沿海活动。公元1553年，葡萄牙殖民者，佯言商船遇险，请求在澳门晾晒货物，遂进入澳门，并在澳门修城筑屋，据为其殖民地。继葡萄牙殖民者入侵澳门后，西班牙殖民者于公元1628年，也侵占了我国台湾北部的基隆和淡水。17世纪初，荷兰殖民者的势力兴起，于公元1607年首次入侵广东沿海。公元1624年，明朝派兵收复澎湖，大败荷兰殖民者。荷兰殖民者败走台湾，但是由于明军未能穷追到底，从此，荷兰殖民者就霸占了我国宝岛台湾，并且复占澎湖。
明朝后期的政治腐败既激起了明末的农民大起义，也为努尔哈赤向明朝的进攻提供了条件。努尔哈赤死后，其第8子皇太极即位，于公元1636年称帝。改国号清，改族名为满族。由于明王朝政治的腐朽和国防实力的削弱，在内忧外患和农民战争的风暴中，于公元1644年宣告灭亡。
清朝的国防政策
公元1644年5月2日，清军在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的引导下大举入关，攻占北京。10月1日，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顺治）从沈阳迁都北京，开始建立全国性的中央政权，成为中国新的统治者。
清朝前期，因为有亡明势力和割据势力的存在，又存在着沙俄的东进和西方殖民者在沿海的侵犯，当局重视武备，注意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先后取得了平定“三藩”，统一台湾，收复雅克萨，征服准噶尔的胜利，制止了分裂，抵御了外敌入侵，捍卫了国家的领土主权的完整，建立起疆土辽阔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到了清朝后期，由于当局重内轻外，“防民甚防寇”，政治昏暗，财政拮据，国防废弛，军队腐败，内乱外患不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就逐步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纵观清朝的国防建设，大体有这样一些作为：
平定“三藩”之乱
清朝在建立之初，是利用明朝的降将镇压农民起义军、消灭明朝的残余势力，巩固和发展自己的统治的。之后，清政府即有功的明朝降将去镇守南方。吴三桂被封为平西王，镇守云南；尚可喜被封为平南王，守广东；耿继茂（耿仲明之子）被封为靖南王，守福建；合称“三藩”。由于“三藩”势力不断发展，日益影响着清政府的统治，严重威胁着国家的统一，成为清王朝的心腹大患。因此，康熙帝于公元1671年（康熙十二年），下令撤藩。平西王吴三桂闻讯，遂于当年11月发动叛乱，并自封“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为欺骗群众，他打出“复明”的旗号，拥立明崇祯帝第3子为帝，年号“周启”。吴三桂发动叛乱后，率部攻陷湖南，兵指湖北夷陵和江西吉安。吴三桂起兵后，耿精忠（耿继茂之子）和尚之信也相继发动叛乱。吴三桂等反叛后，康熙帝力排众议，坚决削藩。“三藩”之乱历时8年，波及10省。削藩战争的胜利，使国家避免了一次大分裂，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也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和抵御外侮。
统一宝岛台湾
公元1624年，荷兰和西班牙殖民主义者乘明王朝政治腐败、边防松弛之机，出兵霸占了我国宝岛台湾。公元1647年，荷兰打败西班牙，独占了台湾。荷兰殖民者对台湾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公元1661年4月，郑成功率军2.5万人，战船数百艘进军台湾，郑军在台湾人民配合和支援下，经过8个月的苦战，打败了荷兰殖民军，结束了荷兰殖民者对台湾38年的统治，使台湾胜利地回到祖国的怀抱。郑成功收复台湾后，立即着手于台湾的整顿和建设，建立地方管理机构，整顿军纪，实行屯田，减轻人民负担。郑成功死后，其子孙继续占据台湾，名为反清，实质上已成为一个封建割据势力。公元1683年，康熙帝以施琅率水师进占彭湖后，台湾的郑氏集团被迫投降，清军遂进占台湾宝岛，完成了祖国的大统一。清朝廷在台湾设一府三县，隶于福建省。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后，经济、文化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收复雅克萨
清初，沙俄侵略者被我国富饶的东北所吸引，在其兼并西伯利亚得手后，即向我国东北地区伸出了侵略的魔爪，公元1643年7月，派遣武装匪徒侵入我黑龙江流域。在遭到我国的达斡尔等少数民族的反击后，于1646年6月从海路逃回雅库克。公元1649年3月，沙俄军队再次沿黑龙江入侵，但在清军的打击下，溯江窜逃，退到呼玛河口筑堡固守。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春，沙俄军队又在我黑龙江和松花江上游窜扰。清政府派兵几次进剿，消灭了入侵者，收复了侵略者所盘据的雅克萨城，拆除了呼玛尔堡。公元1658年，另一批来自叶尼塞斯克的哥萨克殖民者也入侵黑龙江上游的石勒喀河流域。他们在尼布楚强筑涅尔琴斯克堡，实行军事占领。清政府在胜利结束了平定“三藩”叛乱的战争后，经过几年的紧张准备，清军3000人于公元1685年6月23日，兵临雅克萨城下。沙俄侵略者在清军兵临城下的情况下，走投无路，被迫出城乞降，雅克萨遂告光复。清军随后也撤回瑷珲，清军撤军后，沙皇侵略军又卷土重来，于公元1685年8月再犯雅克萨。沙皇侵略军的侵略行动，再次震动清政府。康熙皇帝于公元1686年3月6日再次命令清军收复雅克萨。7月18日，清军进抵雅克萨城下，在劝降未能奏效的情况下，开始攻城。在清军的攻击下，俄军多次冲出城外，企图突围，均被清军赶回。俄军困守孤城，饥寒交迫，加之当时坏血病流行，处境日益困难。在清政府坚决的军事打击下，加上正确的外交斗争，沙皇政府声明请求停战，并派大使前来同中国进行边界谈判。清军在取得了战场上的胜利后，因政府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中俄争端，遂于公元1687年8月全部从雅克萨撤回到瑷珲、嫩江一带。至此，历时两年的中俄雅克萨之战遂告结束。
雅克萨战争是清军在自己的领土上，为保卫国家的领土，打击沙俄侵略者的正义战争，正由于雅克萨战争的胜利，才迫使沙俄政府接受谈判条件。历史证明，国无防不立，没有强大的国防实力，侵略者是不会老老实实地坐在谈判桌前认输签约的。
“康乾”时代，是清王朝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其国防建设和国防实力最为辉煌、最为强盛的时期。但是，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清朝社会的各种矛盾趋于尖锐，社会的发展同西方世界逐步拉开了距离。在这种情况下，清王朝的统治者却盲目乐观，抱残守缺，不思开拓进取，这一时期也就成了清王朝、乃至整个中国的历史处于“落日辉煌”的时期。从这一时期开始，清王朝的国防日渐衰弱，并逐步走上了任人宰割的历史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