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光绪十一年）6月9日4点，法国驻天津领事馆，一面三色旗冉冉升起，大清帝国的钦差全权大臣李鸿章向站立在使馆院内的一队清兵发出命令，清兵一声喊叫，只听得几声大炮的轰鸣，烟雾回旋，使馆院内站立的数十名清朝官员和法国外交官庄严肃穆，这是在向法国国旗致敬。
中国近代史上，又一个屈辱的条约《中法新约》今天在这里签字。
在震耳的礼炮声中，中国的钦差大臣李鸿章和另外两名钦差相继在和约上签字画押，接着，法国公使也相继在和约上签字。
这是一次胜利者饱尝失败耻辱的奇特外交。
在这份和约里，中国承认自己的藩属国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两国派员会同勘定边界；在中国边界指定两处通商，法国商人可以在此居住，法国政府在此设立领事馆；法国货物进出云南、广西边界照现在通商税则减轻；日后，若中国拟建铁路时，应与法国商办；与此同时，法国从基隆和澎湖撤军。
条约签订仪式结束以后，照例是举行盛大的宴会，庆祝条约的胜利签订。应邀出席宴会的有外国各领事及在天津的高级官员。卖国贼、侵略者，伙同法国侵略者、宰割中国的英国外交家，这一伙人在酒宴上相互干杯，祝颂中国皇帝和法兰西总统身体健康，随后，李鸿章和法国公使巴德洛交换酒杯饮酒，以显示中法新关系的诚挚。
这一出丑剧演出结束后，双方开始互致祝酒辞，侵略者虚伪地把自己国家的侵略行为和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不平等条约说成是开辟了各国商务活动的新出路，说什么条约“毫无疑义地将有助于加强和发展中华帝国与外国间的利益关系，此项利益素为巩固各国人民间友好的因素。”
中国的钦差大臣李鸿章通过翻译的祝酒辞竟然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意思异曲同工，“我们中国有一句谚语说：‘情同皎日’。这句谚语使用于连接两大国家的关系上，尤为真切。中国所意愿的也是众人的幸福。
将来我们两国的友谊，将如同拨开了夜间的云雾而出来的清晨的太阳一样鲜明。即偶然遇有几点云障，巴德洛先生及其继任者必不难使其消散。”
3天以后，大清帝国的皇帝以谕旨批准条约，并于同日由赫德爵士电告金登干给法国新任总理佛莱新纳。法国批准条约法案由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格里维签署，于1885年7月22日在《法国公报》上发布。
中法战争结束了，签订的条约看上去十分和平友好，中国没有割地赔款，没有出让现有的明显的主权。但是，潜藏在这个条约背后的对中国主权形成巨大危害的后果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天天逐渐显露出来，接踵而至的数也数不清的要求提给了中国。因为向法国人开放了在西南通商的口子，随后大多数西方国家也开始进入到这一地区，开放云南，给法国人打通了通往整个西南腹地的要冲。
随后，法国人要求势力范围，中国政府就只好将云南、广西、广东划归法国人；法国人要将铁路从越南延伸到中国境内，中国政府就只得赶紧同法国人签订合同，使得整个西南地区的铁路修筑权都旁落到法国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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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是李鸿章所说的和法国人之间“情同皎日”的“友谊”带给中国西南边疆的灾难性后果。
但让今天的读者百般费解的是，这一个后患无穷的条约竟然是中国在战场上接连胜利之后取得的“战利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