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昌：同步卫星的故乡
一踏上西昌的土地，便有一种热乎乎的感觉。
卫星、卫星、卫星。车站上，公路边，饭馆里，小摊旁，人们都神神秘秘地谈论着卫星、卫星、卫星。
一对青年夫妇，领着一个大约五岁的小女孩，急匆匆地朝我走来。
“同志，请问去卫星发射基地咋走？”
“问这干什么？”
“听说要发射美国的卫星，孩子和我们都想来看看。”
“你们从哪儿来？”
“遵义。”
“是国防工厂的吗？”
“不是，我们是个……个体户。”
“叔叔，”小女孩突然拉住了我的手，“发射卫星，能让小孩看吗？”
“能，肯定能。”我忙蹲下去，双手捧起小女孩的脸，在她的额头轻轻留下一吻。
西昌，我的第二故乡。
十六年前，当命运的列车轻轻一颠，便将我抛在了这块荒凉的土地上时，我的心远比严冬的大凉山还要凉。我仿佛一下失去了自由，失去了爱情，甚至失去了生命，失去了一个人应该得到的一切。我做梦也不会想到，在这片被上帝遗弃的土地上，日后还会升起什么“亚洲一号”卫星。
然而今天，当我踏上这片亲切而又陌生的土地时，一下子便深切地感到，有一股无形的冲动和热能，有一种大树的根须抓住了泥土样的恋情，在反复折磨着我的心。眼前沸沸腾腾的情景，似乎在向苍天昭示着什么。我不知道也无法知道，这次发射是幸运还是倒霉，是成功还是失败。但我却分明看见，过去的一切正在逝去。在原始与现代、文明与愚昧、东方与西方美好而残酷的碰撞中，一个红扑扑的如同朝阳般的希望正在悄然跃起。我仿佛不是回来采访，而是回来寻找——寻找我的青春曾经留下的脚印，寻找我的日子曾经苦恋过的梦想，寻找我的热情曾经燃烧过的希冀，寻找我的生命曾经拥有过的月亮和太阳！
西昌位于四川的南部，地处成昆铁路中段，扼成都、昆明两大旅游区之要冲。北上成都五百七十七公里，南下昆明五百四十三公里。从成都搭乘去昆明或金江的列车，十二小时便可到达；若乘坐西南航空公司的飞机，只需四十五分钟。
西昌是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为全州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这里具有亚热带高原气候特征，全年日照时间长达三百二十天。年温差小，日温差大，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最冷的一月，平均气温九点四摄氏度；最热的七月，平均气温二十二点五摄氏度；而年平均气温，则只有十七摄氏度。故“万紫千红花不谢，冬暖夏凉四季春”，享有“小春城”之美称。而且这儿空气透明度特别好，一年四季，绝大部分时间都可见到月亮。尤其是在晴朗的夏夜，当静静地置身于星空之下时，便会看到一轮比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更为硕大明亮、圆润清澈的月亮。故西昌又被称为美丽的“月亮城”。
西昌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除汉族外，这儿还有藏族、回族、蒙古族、苗族、壮族、傣族、傈僳族、布依族、纳西族等十余个民族。彝族历史悠久，民风淳朴，待人热忱，十分好客。假如你有机会走进彝家山寨，主人定会十分高兴地留你做客，并为你奉上颇具彝家风味的“坛坛酒”和“坨坨肉”。
“坛坛酒”是用玉米、高粱和荞麦等杂粮为原料，再配以十余种草药装进瓦罐里酿制而成。这种酒喝起来香甜爽口，却并不醉人。“坨坨肉”一般是用一种叫“仔猪”的肉烹制而成。由于这种猪长年散放于山坡野林之中，活动自由，觅食丰富，能长就一身紧肉，故吃起来细嫩糯软，香而不腻。待你吃饱道别时，主人还会将一条猪腿或半个猪脸送你带走，以示对客人的尊重。
两年前，我曾陪同北京一位老作家钻进深山老林，在一个彝家山寨的草地上美美地吃了一顿“坨坨肉”，喝了一罐“坛坛酒”。尽管“坨坨肉”和“坛坛酒”把我的肚子早已撑了个饱，离去时我却依然恋恋不舍。我听说，这次有几位参加发射“亚洲一号”卫星的美国人刚到不几天，就吵嚷着要去彝家吃“坨坨肉”，喝“坛坛酒”。
彝族的重大节日是火把节。西昌的彝族火把节被称为“彝乡眼睛的节日”，远在汉、唐时代便有文献记载。火把节除了在白天举行斗牛、斗羊、斗鸡、赛马和姑娘舞蹈、小伙摔跤等活动外，晚上村民们还要成群结队，手持火把，遍游于山冈丛林之间。点点灯火，闪烁四野，如天女散花，似繁星落地，其景象奇特而又壮观。更有意思的是，节日期间还要举行传统的姑娘选美活动。男女双双，可以随便谈情说爱。倘若你是一位未婚而又有艳福的男子，躲在伞下的彝家姑娘，也许还会为你张开爱的风帆。
西昌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早在石器时代，人类便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据载，中国历史上许多著名的人物都曾涉足此地，譬如：司马迁“西征巴蜀”，诸葛亮“五月渡泸”，忽必烈南征会理，杨升庵“夜宿泸山”，石达开兵败大渡河，蒋介石坐镇“西康”，等等。
西昌是西方学者和旅行家探险的乐园。1275年，意大利探险家马可·波罗来到西昌，成为到西昌的第一个外国人。此后，从1868年至1909年的四十二年间，法国旅行家安邺、英国旅行家巴伯、法国亲王奥尔良、法国人凡尔赛、法国殖民军一等军医吕真、英国人布洛克，以及法国人多龙率领的考察团，也都先后来过西昌。
西昌是五十五年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途经之地。脍炙人口的刘伯承将军和彝族首领小叶丹“彝海结盟”的故事，便发生于此。
当然，让西昌一举成名的，还是1984年4月8日那个辉煌的夜晚。这个夜晚，中国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在西昌成功发射，于是全世界都知道了中国有个西昌，西昌有个卫星发射场。
西昌卫星发射场位于西昌市以北约六十公里处的一条大山沟里。美国人把这条山沟称为“神秘的峡谷”，而当地彝族老人则说：“什么神秘不神秘，这山沟就是我们过去放羊的地方！”故此，当地人称“赶羊沟”。
这是一条无知的大山沟。宽二三公里，长约十公里。或许是在亿万年前的某一时刻，当两个漂移的大陆板块在这里猛然相撞时，海底就裂开了一道缝；等洪水消失、泥块长大后，便留下了这么一个大山沟。
这是一片蛮荒的土地。荒凉的大山，空寂的野林，潮湿的云雾，发霉的礓土，历史在这里留下的是一片空白。千百年来，它如同一个昏昏沉睡的梦，连上帝似乎也忘了将它唤醒。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一支身穿绿色军装的神秘队伍，才从茫茫大戈壁浩浩荡荡而又小心翼翼地来到了这里。他们头顶云天，脚踏青山，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在这默默无声的大山沟里，用一双长满老茧的大手支起了第一顶绿色的帐篷，点燃了第一团现代科技文明的圣火！于是，古老蛮荒的山谷震颤了，野草丛中的小生物惊呆了，原本无欲无望、平平静静的山民们的日子也开始发生了莫名其妙的变化，渐渐有了生气与活力、企盼与梦想，同时也有了哭泣与悲伤、惊恐与焦虑。
发射场定点于20世纪60年代末，始建于20世纪70年代初。当年，为了选定一个理想中的发射场，国防科委组织了数十名专家，对四个省的三十一个县进行了空中和地面的立体勘测。最后经过分析、比较、论证，认为这儿地处横断山脉南段的西缘，纬度较低，离赤道较近，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发射卫星时，可利用其独特的地理优势，提高火箭的运载能力，有利于把同步通信卫星送入三万六千公里高的赤道上空。此外，火箭从这儿发射起飞后，按设计的航向飞行，整个航程可以避开大中城市，不会危及沿途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加上这里气候宜人，空气洁净，为火箭、卫星的测试工作，提供了非常理想的温度、湿度和空气洁净度，所以是发射地球同步卫星的好地方。
当然了，专家们当年在论证、选定这个靶场时，怎么也不会想到二十年后这个原始的大山沟居然会发射美国的卫星。倘若当初想到了的话，或许这个发射场今天就不在西昌，而在“南昌”或者别的什么“昌”了。
二十年来，这支队伍在这荒山沟里默默地生活着，默默地创造着，也默默地期待着。他们用青春和爱情、热血与生命，铸起了一座举世瞩目的航天港，同时也经历了一个常人无法想象的苦难历程。
一切都是在无声中存在，一切都是在秘密中进行。这支队伍开创着人类最神圣也是最艰难的事业——空间文明，却被置身于一个近似原始的生存环境之中，甚至他们所从事的神圣而伟大的事业，也只用了一个简单得再简单不过的代号：“331工程”。
然而，自1984年1月29日第一颗卫星从这里升起，到1990年3月，已经有六颗卫星从这里飞向太空，其中有五颗都是同步通信卫星，而且发射成功率高达百分之百。这在世界航天发射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所以，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不得不承认，这里拥有一支坚韧不拔而又特点鲜明的发射队伍；大山沟的一草一木，自然也会记得这支发射队伍中的每一个人；而历史更不会忘记那一个个惊天动地的辉煌时刻。
不过，当一颗又一颗的卫星从他们的手中飞向太空时，或许恰恰最容易被忽略甚至埋没的，就是他们这群被“保密”的外衣紧紧包裹着的活生生的人！
1986年，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宣布对外开放，承揽卫星发射业务。此后，西昌发射场开始从封闭型的试验基地，向开放型的发射中心转变。
于是，数以万计的中国公民、海外华侨，纷纷来此观光旅游。他们像是来寻找一种精神寄托，又像是来朝拜一方圣地。
一位六十五岁的华侨老人，远涉重洋来到西昌发射场。望着那十一层楼高的发射架，他激动得久久说不出一句话。临别时，他面对发射架，深深鞠了三个躬，然后才站在发射架下，让摄影师为他留下了一个苍老而满足的笑。
此外，还有二十多个国家、五十多个卫星组织的外宾，也先后来过这里。其中有来自第一世界的美国和苏联，有来自第二世界的法国和英国，也有来自第三世界的朝鲜、赞比亚、尼泊尔和巴基斯坦。
1988年10月，外交部新闻司组织了十八个国家四十八名外国驻京记者和夫人来到这里参观访问，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同样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美联社驻京首席记者艾博伦在报道中说：“世界各国的航天组织再也不能无视中国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和它那十一层高的发射架了，它们标志着中国已进入国际卫星发射市场。”
路透社记者耿必儒在报道中说：“中国乘1986年美国航天飞机发生惨剧和阿里亚娜火箭卫星发射计划连续受挫之机，加快发展其商业卫星发射业务。中国的官员已使华盛顿确信，他们不会使用发射商业卫星的手段来窃取由于政治原因向中国禁运的技术。”
法新社记者莱斯科在报道中说：“征服空间是中国军队和科学家们为之奋斗的事业。西昌是中国为实现其成为仅次于西欧世界的第四个卫星强国的夙愿之希望。中国军人和科学家已把目光盯在2000年上，中国将参加卫星发射的贸易战，因为发射一次卫星，至少使中国获得一亿美元。”
难怪，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外事处的戚处长向我介绍情况时，一开始便非常自豪地说：“‘三个世界’的外宾和记者参观了西昌卫星发射基地之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印象。这个印象概括成一句话，那就是‘中国了不起’！”
我问戚处长，“了不起”这三个字，具体怎么讲。
戚处长说：“第一世界说中国了不起，是想不到中国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如此短的时间内，能把航天事业搞到这个水平；第二世界说中国了不起，是想不到中国一下子竟成了他们的竞争对手；第三世界说中国了不起，是想不到中国的航天事业完全依靠的是自己本国的力量。”
更出乎意料的是，西昌卫星发射基地不仅吸引了一般的外国友人和外国记者，而且还引起了美国高层人物的关注。
1986年10月8日，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访华。两天后，温伯格在北京突然神秘“失踪”。正当外界纷纷猜测温伯格究竟去了哪里时，温伯格乘坐的专机在大凉山温暖的阳光照耀下，悄悄降落在了西昌青山机场。原来，邓小平在会见温伯格时，特意谈到了中国对外发射卫星这件事，并邀请温伯格参观中国西昌卫星发射基地。所以，温伯格专程飞到西昌，一下飞机，便赶往西昌卫星发射基地。
基地副司令员佟连捷在指挥控制大厅接待了温伯格。佟连捷向温伯格介绍完情况后，特意说了一句：“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可以把一点四吨重的卫星，送入离地面三万六千公里的赤道上空。”温伯格听后很高兴，而后坐在大厅最前排中间的椅子上，静静地观看了中国“长征三号”运载火箭从运输、测试、组装到成功发射的全过程的录像。
接着，温伯格一行又来到“长征三号”火箭测试厂房。厂房负责人指着躺在大厅中央的长四十四点五六米的乳白色的“长征三号”火箭，对温伯格说：“我们就是用这枚火箭，把我们的同步通信卫星送入离地面三万六千公里高的赤道上空的。”温伯格立即对眼前这个庞然大物表示出极大的兴趣，他谢绝了中方陪同人员请他坐下来边看边听介绍的好意，而是自己径直走到“长征三号”火箭旁，从头至尾，仔细观看了一番；同时还询问了“长征三号”火箭连接部位的有关情况。
最后，温伯格一行驱车来到面对山谷、背靠青山的卫星发射场。他站在发射场的中央，看了看雄伟的发射架，又望了望清澈的蓝天，这才用一个国防部长的口吻，对随行的记者们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中国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确实已经具备了发射卫星的条件，而且还有很大的潜力，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这个发射中心目前正在进一步改善设施，以便执行中国人自己的太空计划，并且准备发射外国的商业卫星。这个中心的发射能力，显然是可以令人信服的。”
二、发射场：原始与现代同构的神话
或许，这是航天城有史以来最激动、最振奋、最繁忙、最紧张，也是最艰难的日子。
一进山沟，我就发现，这儿所有的人都很忙，所有的人都很累。无论是“城里人”还是“沟里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无论是大专家还是操作手，不管是指挥官还是炊事员；无论是政工干部还是科技人员，不管是高级领导还是普通士兵，个个行色匆匆，满脸疲惫。不管你走到哪里，都有一股热浪在撞击，仿佛每个人的心里，都燃着一团火。
尤其是到了发射场，当你站在通向宇宙的门前，望着那伸向云天的发射塔，望着那一个个匆匆忙忙的身影以及那一双双渴望腾飞的眼睛，一下便能感到一种决战前的气氛，一种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一种勇于开拓的创世纪精神。好像这个神秘的山谷二十年来的全部奋斗与所有等待，都是为了这一天。
西昌卫星发射基地政治部副主任武丰起告诉我说，这儿的每一项工作，都像是在打仗。
西昌卫星发射基地作战试验处参谋何宇光告诉我说，从去秋到今春，大伙一直拼着命在干！
事实的确如此。西昌卫星发射基地自1989年起，便同时面临三大任务：一是要抢建一座新的发射场；二是要发射中国第五颗同步通信卫星；三是要准备“亚洲一号”卫星的发射。这三项重大任务，有人开玩笑说，简直就像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
而且，更为严重的是，正当基地全体将士为着这三大任务拼命苦干时，无情的大自然偏偏又发开了脾气——
1989年9月3日凌晨，当劳累了一天的通信总站的官兵们刚刚进入梦乡时，一场百年不遇的泥石流突然暴发了！霎时间，滔滔滚滚的泥石流沿着山谷海啸般倾泻而下。仅半小时，房屋倒塌了，铁路冲垮了，桥梁摧毁了，公路崩溃了，通往发射场的公路、铁路、小路以及所有有线通信线路，全被切断了！人员伤的伤、残的残、死的死。等发射基地的人们从睡梦中爬起时，往日干涸的山沟已变成了一片汪洋。
泥石流持续了整整一个星期。
在这一个星期里，“亚洲一号”卫星的准备工作被迫中断。
在这一个星期里，通信总站全体官兵的生存处在极大的困难与危险之中。二十立方米的石头横卧路中，大卡车、小汽车浮在水面，铁轨横七竖八躺满一地，两百多间房屋淹于水中；还有成百上千的官兵和家属们，要穿没衣服穿，要吃没东西吃，要睡没地方睡，甚至连想喝一口水都很困难。
面对大自然的挑战，基地全体将士并未退缩半步。在基地领导的得力组织下，从司令、政委，到战士、家属，甚至几岁的小孩，全都行动起来。他们挽起裤腿，卷起袖子，踩着泥水，踏着泥坑，不顾狂风暴雨，不管千辛万苦，白天夜晚，齐心协力，同大自然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大搏斗！
本来，基地官兵们那一双双充满智慧的手，是用来按动电钮的，是用来构筑现代文明大厦的，是用来托举火箭卫星的，是用来开辟通向宇宙道路的。然而，面对大自然的凶猛袭击，他们的双手又不得不去从事最原始的劳作：扒稀泥，拾砖块，推石头，垒锅灶，甚至还不得不忍着干渴、饿着肚子、顶着寒冷、冒着危险，用一种近似原始的生存方式苦度灾日！
比如，泥石流降临后，通信总站的全体官兵从泥水中很快爬起，含泪掩埋了战友的尸体，又火速投入到通信线路的抢修之中。他们重新铺设了七十九公里的地下电缆线、五十二公里的地下光纤电缆线，完成了三十五公里的明线架设和一百零四公里的线路整修，同时还按时完成了新型卫星地面站的抢建工作。结果，本需半年才能完成的任务，他们只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
正是靠着这种顽强不屈的精神，西昌卫星基地全体将士最终顶住了泥石流的巨大压力，渡过难关，迅速恢复了“亚洲一号”卫星发射的准备工作，为“亚洲一号”卫星的发射，按时开了“绿灯”。
先进与落后并存，原始与现代同在，是西昌卫星发射场的又一特色。
当你踏进发射场，你既会被标志着现代文明的七十多米高的“通天塔”所震慑与感动，又会为发射场四周那刀耕火种般的劳作方式和田园牧歌式的美丽风情所困惑与吸引。
站在发射场上，你能看到一条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一端伸向遥远的荒山野岭，一端连着通向宇宙的大门。而盘山公路则像一根坚实的扁担，一头挑着现代文明，一头挑着愚昧贫困。公路上，“解放牌”与老水牛互不让路，“桑塔纳”与毛驴车比肩同行；既有手持钢枪的解放军，又有身披“查尔瓦”的老彝族；既有戴着眼镜的工程师，又有露着屁股的放羊娃；既有坐着“奔驰”的“洋专家”，还有赶着牛车的山里人。
站在发射场上，你还能看到远处彝家山寨里升起的缕缕炊烟，近旁荒坡上一堆堆冒着热气的新鲜牛粪，以及发射架附近一个个农夫扶犁耕地的身影。望着那锈迹斑斑的犁铧，也许你会想到，贫困与愚昧曾经怎样在这片生长着野草和五谷的土地上一页一页地翻动着历史，现代高科技如何在这原始的大山沟里嘲笑着古老的文明。
然而，站在发射场上，当你望着那威武雄壮、高耸云端的“通天塔”，幻想着火箭一声令下、冲天而起那伟大的一瞬间，你绝对想不到，这些即将把“长征三号”火箭和“亚洲一号”卫星托举上天的发射官兵们，竟会屈居在“水帘洞”里。
所谓“水帘洞”，即指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的一栋“协作楼”；而所谓“协作楼”，就是专门为外来协助参加发射任务的专家、技术人员新盖的一栋楼。由于“协作楼”尚未交付使用，正在兴建过程之中，所以楼上楼下，屋里屋外，一片混乱不堪；水泥、污水，满地都是；厕所、水房，一概不通。
但是，发射“亚星”在即，外协科技人员和抢建新发射场的工程人员等数千人一下全都拥进了发射场，造成小小山沟人满为患，住房成了西昌卫星发射基地一个突出的大难题！
怎么办？
西昌卫星基地的头头脑脑们思来想去，别无他法，最后只好被迫决定：把基地发射官兵原来住的房子倒腾出来，让外来的专家、技术人员住进去，而基地官兵们则搬进了“协作楼”。
由于“协作楼”正在抢建之中，从早到晚，拌水泥、和沙子、装窗户、刷墙壁，噼里哐啷，叮叮咚咚，每天响个不停。所以无论是中午还是晚上，都无法睡觉。
更为严重的是，“协作楼”的大梁上、墙角边，一天到晚，总是“滴答”“滴答”不停地滴着污水；加上时值冬季，山沟里本来就冷，新房又很潮湿，所以屋里寒气浸骨，衣服、被子拧上一把，仿佛都能拧出水来；有时遇上某个水管突然爆裂，房里便会一片汪洋，满屋子都是一只只漂浮着的拖鞋。
于是，大伙把“协作楼”戏称为“水帘洞”。
发射“亚洲一号”卫星的基地指挥官们，便住在这样的“水帘洞”里：每人一张单人床，外加一张办公桌。桌上放着一部电话、一台电视机以及一堆文件、资料，剩下的四分之一地盘，便是运筹帷幄、发号施令的地方了。
假若不是我亲眼所见，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中国的火箭发射指挥官们，竟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组织指挥发射“亚洲一号”卫星的。
而且，住在“水帘洞”里的所有工作人员包括发射指挥官们，每晚都要加班至深夜，有时甚至还要干通宵。但他们每晚领到的夜餐，就是两包大多数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方便面。
这就是中国放卫星的人。他们一方面从事着这个世界上最尖端的科学技术，一方面又不得不在偏僻荒凉的环境和很差的物质条件下艰难生存；尽管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在神秘的面纱遮掩下苦熬着一个个春夏秋冬，但他们用心血和智慧播种的却是光芒四射的现代文明！
在西昌卫星发射场，还能见到另一类放卫星的人。
每天傍晚，他们三人一伙，五人一群，或者沿着山道，或者顺着公路，或者围着发射架，一边散步，一边聊天。他们当中，有男士有女士，有老人有青年，有专家有工人。劳累了一天之后，他们借助散步，做一次短暂的喘息。
这群发射架下的散步者，便是航空航天部组织的参加“亚洲一号”卫星发射的工作队。他们来自北京、上海或别的某个城市，都是中国优秀的火箭专家和技术人员。
正是这支队伍，把设计、研制、测试好的“长征三号”火箭，先从北京用专列护送到西昌发射场，而后与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的官兵们一起，再对火箭进行一系列的测试检查，直到负责把火箭卫星安全发射上天。
这支队伍长年奔波在外，走南闯北，风餐露宿。大漠、荒原、高山、峡谷，到处都留有他们艰辛的足迹。每一次发射，短则两月，长则半年，有人甚至是一年。于是他们的家人常常开玩笑说，他们是一群浪迹天涯的“野外人”！
他们来西昌基地，这次已经是第七次了，不少人都成了“老山沟”。西昌基地发射了六颗卫星，其中有五颗都在春节期间——因为这期间是发射通信卫星的最好季节。所以，他们中大多数人已在这穷山沟里熬过了五个春节。
倘若稍加留意，便会发现，在这群散步者的队伍中，一些往日大家熟悉的身影，此刻已不复存在了。仅以上海航天试验队为例，曾在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参加过发射任务的，就有四名航天专家已经先后离开了人世。
还有那位从北京来的姑娘，1984年前，她兴冲冲来到这里参加发射卫星。每天傍晚，她喜欢迎着夕阳、伴着晚风、踏着山路，独自散步。她热爱航天，喜欢发射场，还极富幻想，发射架附近那弯弯的山道上常常洒下她一串串泉水叮咚般的笑；尤其每当山风拂起，她那一头柔美漂亮的披肩发，在晚风中夕阳下轻轻地飘荡着，显得分外动人。
但今天，在这群散步者的队伍中，再也见不到她那一头漂亮的披肩发了。由于发射场一次偶然的事故，她身遭不幸，卫星上天后，她二十二岁的生命永远留在了发射场。
“长征三号”火箭副总设计师龚德泉，已经连续七次来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参加发射卫星了。我与他一起散步时，他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位叫余福良的火箭专家，妻子在苏州，家在上海。他有一个十五岁的女儿，患了一种怪病：脊椎骨猛长，使肺部受到压缩。后来女儿动了手术，脊椎骨取掉一截，再用两块薄体钢拉上。余福良每天一早骑车去上班，中午骑车回家替女儿翻身，下午再骑车去上班。
几年前，余福良要来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参加发射卫星，躺在床上的女儿哭喊着从床上爬起来，紧紧拖住他的双腿，死活不让他走。女儿从小跟着他长大，感情极深。但他是火箭平台系统的主任设计师，而平台是火箭的核心部位，一旦出现问题，火箭便会失去平衡，在空中乱飞。当他向女儿讲明这一切后，女儿的双手慢慢松开了。
去年，为了保证“亚星”的发射成功，余福良白天黑夜连续攻关。他早就感到肚子疼痛，却一直顾不上去医院。等后来实在不行了，到医院一检查，已是直肠癌晚期。
…………
是的，发射场不是战场，却同样有着看不见的牺牲与死亡。从去冬到今春，航空航天部工作队的专家、技术人员已在这荒凉而孤寂的大山沟里闷了近半年。从现代化的大都市到原始般的荒山沟，吃饭、住宿，还有身体等，各个方面都面临着诸多的不便与困难。特别是不少专家已届中年、老年，甚至有的已年过七旬，来到山沟后，水土不服气候不适，加之远离家门无人照顾，度过这段艰难的日子，实在不易。
由于他们长时间离开家里，后顾之忧自然也有不少。比如：有的年迈的父母必须照料；有的幼小的孩子急着入托；有的年轻的恋人等着结婚；有的孤单的妻子就要分娩；有的大白菜需要买好贮存过冬；有的煤气罐等着从一楼扛到六楼……
但，为了“亚洲一号”，这一切的一切，都被他们自己悄悄忽略了。
前不久的一个晚上，还出现了这样一个场面：航空航天部工作队的爸爸、妈妈们，围在电视机前，激动地看着一部录像。这部录像既不是武打片，也不是喜剧片，而是单位的领导把他们家里的孩子召集在一起开了个茶话会，让孩子们给远方的爸爸妈妈讲几句最想说的话——
一个七岁的男孩说：“妈妈，昨天我已把家里的卫生全部打扫了，就是不小心把裤子刮破了个洞，同学们老笑我的屁股。爸爸是个大笨蛋，怎么也补不好，后来还是老师替我补好的。妈妈，发射时你给我打个电话好吗？我好趴在家里的阳台上看卫星！”
一个八岁的女孩说：“爸爸，妈妈的病已经好多了，请爸爸一定放心地打卫星，我保证每天都给妈妈泡方便面！”
看着看着，爸爸们的眼圈红了，妈妈们则忍不住偷偷地抽泣起来。
三、酒吧：一个中国人与三个美国人的对话
时间：1990年4月1日晚。星期日。
地点：西昌腾云楼宾馆小酒吧。
翻译：罗韬先生，袁红灵小姐。
夜。宾馆。
香槟。啤酒。台球。乒乓球。
乐曲。舞步。男人。女人。
这是美国人夜生活的世界。
跨过太平洋。飞越西半球。飞机、火车、汽车。安装、测检、调试。干了一天，忙了一天，累了一天，是该轻松轻松了。
美国人的到来，对西昌这片古老的土地，无疑是一次强烈的震动，有力的冲击。
该怎样认识这些远道而来的美国人呢？
我想到了对话。
1990年4月1日晚7点30分，我准时步入西昌卫星基地腾云楼宾馆大门。之前，袁红灵小姐打电话告诉我，已替我约好了三位美国朋友，都是休斯卫星公司的专家。一位叫维克特，他对中国很有感情，讲究责任感，是一位合格的父亲。另一位叫马克，他虽然交了许多女朋友，却至今尚属“未婚青年”。他的观点是：只要女人，不要结婚。再一位叫弗罗里克，他性格豪放，学识渊博。据他自己说，这个世界他最喜欢两个字：疯狂！
当我走进酒吧时，三位美国朋友已经落座，正仰着脖子在那儿灌着啤酒呢。翻译把我做了介绍，大概说了这是刚从北京赶来的作家之类的话。三位美国朋友马上热情地伸出手来，与我的手握在一起，并在一张纸上记下了我的名字，然后问我来点什么，啤酒还是可乐？我说：NO、NO、NO，我喜欢喝茶。
彼此坐定后，我开门见山，直入主题。
我说：“三位先生，见到你们我很高兴。天下如此之大，我们却在西昌发射场相识。或许，这是上帝的安排。”
马克说：“谢谢！我们有幸接受中国作家的采访，也感到很高兴。”
我说：“你们是第一次来中国吗？”
弗罗里克说：“是的，我们都是第一次来中国。”
我说：“请随便谈一点你们到这儿后的感受好吗？”
维克特说：“好的，我先说。”
维克特，中等个儿，大胡子，四十岁左右。面目慈善，性情温和。说话时，感情特别真挚诚恳，一双淡蓝色的眼里似乎盛着某种淡淡的忧愁。他说：“我从小就向往中国这块土地。这次来之前，有朋友劝告我说，去中国后，要少同那儿的人讲话。可飞机刚一着地，我就对这里有了一种天然的情感。我亲眼见到了这儿的一切，现在我的心里，好像已经深深爱上了这片土地。我要回去告诉我的妻子、儿女和我的朋友们，中国很好，真的很好！我还想来第二次、第三次，我还希望今后有机会把我的妻子和儿女们也都带来，让他们好好看看中国。当然，我也很希望中国人能有更多的机会到美国去，这样好有个比较。”
接着说话的是马克。马克，大高个儿，大胡子，高鼻梁，说话极富幽默感，且显得血气方刚。他说：“西昌这儿的天气特别好。晚上在发射场看月亮很美，星星也很亮，还有这儿的太阳也特别棒！太阳从东方升起，这是你们中国的专利。这儿的人都快乐地说话、爬山、跳舞，还自由地谈情说爱。而且，我觉得他们都安居乐业，生活得比较愉快。”
最后说话的是弗罗里克。弗罗里克，高个子儿，大胡子，长着一双“狡猾”的大眼睛，一举一动，都透射出一股热情的豪放劲儿。他说：“西昌这儿天气不错，但很封闭。这儿的人对我们的到来感到很新鲜，甚至对我们穿的衣服和骑的自行车都很有兴趣。有的人一见面就问我们：‘家有多少辆汽车？几部彩电？每月工资多少？’同时我也发现，这儿的人都很善良，他们都很爱自己的这块土地。我虽然来西昌不久，但已交了许多朋友。今天我又到茶馆去了。”
我说：“你们来这儿后，生活上习惯吗？”
马克说：“习惯。在来之前，我想西昌这地方一定很穷，老百姓肯定填不饱肚子，也担心发射中心的伙食不好。于是，就从美国带来了一大堆食品，什么面包、饼干、罐头、巧克力，等等。结果，到这儿后我都吃这儿的东西，自己带的东西基本没动。”
我说：“你们每人给我讲一个来这儿后最高兴的故事，或者讲一件最不愉快的事情。”
我刚一说完，马克和弗罗里克便用手拍了拍脑门，然后站起来说：“李先生，对不起，我们去趟厕所。”我猜想，这两位“狡猾”的美国人，一定是到厕所编故事去了。
于是，酒吧里只剩下我和维克特。
维克特说：“我来这儿后，有许多令我高兴的事情，但最令我高兴的是，终于踏上了中国这块土地，实现了我几十年来的愿望。并且，还有幸和中国朋友携手并肩，共同参加发射‘亚洲一号’卫星的任务。”
不一会儿，马克和弗罗里克回来了。刚落座，马克便学着中国老人讲故事的样子，风趣地给我讲起了他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大笑）有一天我骑车去发射场，路过一个村子，一个彝族小孩刚一见我，吓得转身就跑，并‘啊啊’地大声叫喊着。我想他一定是在喊：‘妈妈，快来看呀，那边来了一个大妖怪！’不一会儿，村里的人全都围了上来，看我的头发、眼睛和大鼻子，像看一个怪物。后来，我和他们成了朋友。他们领我看了农具、牛羊和缸里的粮食，还做了一顿‘坨坨肉’给我吃。我吃得很开心，很想多吃点，又怕撑坏了肚子。瞧，现在肚子还鼓鼓的。”马克说完，拍着肚子，爽快地大笑起来。
弗罗里克说：“有一天，我去西昌玩，走进了一家茶馆。茶馆里的中国人对我特好，他们为我泡了茶，后来茶馆的主人还给我做了碗面条。可我刚吃了几口，就满头冒汗，哇哇直叫，原来是面条里放了许多辣椒。主人见我不能吃辣椒，又重给我做了一碗鸡蛋面条，味道很美，我吃得开心极了。临走时，还送我一袋茶叶，死活不收钱。我心里非常感动。”
我说：“请你们谈一点对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的看法好吗？”
维克特说；“中方在生活上给我们安排得挺好。这儿的所有工作人员，包括翻译，都尽了最大努力为我们创造条件。技术人员都很勤奋，工作态度也好。该让我们看的地方都看了，我感到满意。”
马克说：“卫星发射基地的技术人员在各自的专业上都是很棒的。这儿男女很平等，有不少女技术人员。在美国，女工程技术人员只占百分之五，男人的地位要比女人高。这一点与我原来想象的不一样。不足的是，中国发射场的设备要比美国落后，但这儿的发射从来没失败过，这一点很了不起。”
弗罗里克说：“从整体上看，这儿的高级专家特别棒，对自己的专业很精通。但发射场的设备比较落后，有时上下信息不通。不过，我认为搞发射，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只要你打上去就好。美国有美国的打法，中国有中国的打法。这次中国只要把我们的卫星打上去，我就承认你的厉害。另外，希望你们在争取人类进步时，不要得到了一个东西就把另一个东西丢掉了。印第安人的文化是非常好的，但美国人赶走了印第安人，把他们的文化废掉了。这儿的彝族文化是非常好的，中国在这儿发展现代科学文明，不要丢掉了彝族文化。在这一点上，你们应该吸取美国人的教训。”
我说：“弗罗里克先生，你的这点意见非常好，谢谢你！另外，在人类空间史上，中国和美国这是第一次合作，请你们就此谈一点看法或感受。”
弗罗里克说：“我们双方工作都很努力，同官方的合作也很好。当然，我们面临很多困难，因为双方都是第一次，许多技术上的问题都是前所未有的。但事情在一天天变好，现在每天都有协调会，大的问题已经没有了。我总的感觉是，中国人是非常愿意合作的。”
我说：“这次合作，我想恐怕不单单是一次空间技术的合作，也是两个民族、两种文化、两种感情的一次交流与沟通；不光是发射一颗卫星，也是中美两国科学家在一起共同创造空间文明。因为开发宇宙，造福人类，是全人类的共同使命，不知你们是否也这样认为？”
马克说：“是的，李先生的话说得很妙。把钱花在开发空间上，这有利于各国人民的利益。虽然我们这是第一次，但我相信，这不是最后一次。”
弗罗里克说：“由于美中双方是第一次合作，在发射场上可能会遇到许多阻力和麻烦，但我坚信美中之间的合作，能够继续进行下去。因为我们都是开拓宇宙的先锋，我们是在共同创造历史！”
我说：“对，我们是在共同创造历史！我的提问到此为止，谢谢三位先生的合作！你们若有什么问题需要问我，我愿意效劳。”
维克特说：“你的作品发表后，能寄一份给我们吗？我们很想读到你写这次发射的作品。”
我说：“当然可以。”
马克说：“最近美国和法国的发射连遭失败，你们中国对此是否暗暗感到幸灾乐祸？”
我说：“航天发射，是人类史上一项颇具风险与悲壮色彩的伟大事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在我看来都是正常的。至于近期美国和法国的几次失败，我个人无所谓是‘幸灾’还是‘乐祸’，有的只是深深的惋惜和遗憾。我相信，我的同胞中绝大多数人也和我的心情一样。”
弗罗里克说：“李先生，你认为你的国家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我没想到美国人会从这个角度提问题，竟一下愣了好几秒钟。我深知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但又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我说：“以我个人的一孔之见，我的国家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提高全体国民的文化素质问题，以及怎样强化、振奋民族精神的问题；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面对当今这个大科学的时代，如何不失时机地举起‘科技兴国’的大旗，去迎接新世纪的到来。我们中华民族曾为这个世界创造过灿烂的文明，可近三四百年来，远远落在了西方先进国家的后面，我们因此而失去了许多宝贵的东西，这是事实。不过我们毕竟还有一样东西没有失去，那就是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及重新选择机会和争取再次腾飞的权利！当然了，我们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腾飞，还有一个艰难而沉重的过程。可喜的是，现在我们已经站在了一条新的起跑线上，并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比如这次发射你们美国的卫星，我想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头。”
弗罗里克说：“好，下周就要发射了，祝你们发射成功！”
马克说：“上帝保佑，阿门！”
我说：“谢谢！再见！”
结束采访，我步出宾馆。
星空下，我久久伫立。
“月亮城”睡了。寂静中，我仿佛听到古老的土地在发出沉重的喘息声。或许，这是东方与西方相互碰撞时发出的声响；或许，这是一个民族腾飞前的急促心跳。
是的，弗罗里克说得好，“我们在共同创造历史”。随着现代科技文明的飞速发展，宇宙变得越来越小。今天，东方的太阳、西方的月亮——中国的火箭、美国的卫星，终于走到了一起。
然而，这一切，是怎样开始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