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英伦生活
1923年，经宝广林的引荐，舒舍予结识了在燕京大学任教的英国籍教授易文思（Robert Kenneth Evans，又译作埃文斯或艾温士），并且利用业余时间到该校旁听英语课。不久，身兼基督教伦敦会传教士的易文思，即对舒舍予的勤奋精神、扎实学识以及笃诚性情获得了很深印象，加之他对这位年轻人积极推进基督教传播活动的好感，便在次年，即1924年的上半年，举荐舒舍予，前往英国伦敦大学的东方学院担任教习中文的老师。7月中旬，东方学院的董事会正式任命这位中国的青年人为中文讲师，任期五年。
恋土恋家恋北京的舒舍予，经过了一番思想矛盾，才踏上远航的轮船。他是一个那样热衷于社会服务的青年，总是希望凭着个人努力，给同胞百姓谋利益，这种有意义的生活刚开头，他不大情愿离开祖国只身西去；可是，西方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为什么咱们的东方古国许多年来竟然处处受制于人？国人是不是能从西方学到一些有利于自己的东西？这一系列的问号，又是当时所有有抱负有知识的东方青年想要弄明白的事情。当时，许多有条件的中国青年，已然捷足先行，前往欧洲各国留学。舒舍予一向没有这个机会，而今机会却不期而遇，当然需要特别珍惜。他的心，感受到一种来自遥远未知国度的强烈吸引力。
他不忍再给年近古稀、相依为命的老母亲以“第二次打击”。母亲因老儿子抗婚而遭受的心底创伤还没彻底愈合，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自己横下心肠漂泊异邦，岂不是又要向母亲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尚在反复犹豫间，还是具有旗人女性坚忍性格的母亲先了解了儿子的心思，她毅然鼓励儿子：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吧，别迟疑！一直到舒舍予六年后回归家中，他才听姐姐们说起，自己远在欧洲的时候，老母亲无时无刻不在挂念着他，以至于“在她七十大寿的那一天……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很早的便睡下。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说出来”[100]。母亲，又一次以果断的作为，给了儿子无法忘却的教育。舍予懂得，生命，感情，都得服从于人生大义。
向朋友们告别，也是一件要务。舒舍予爱动感情，把这种感情传递给朋友们，就须包含着力量。在临行前，他向许多挚友赠送了手书条幅，以表珍视友情、彼此砥砺的心迹。现在我们还能看到的，是他在临别前书赠白涤洲的条幅内容，四个大字是“笃信好学”，所附题文，则是“读书达理则心平识远，富贵名利无所乞求。旦夕警策守之终身，便是真君子大英雄”[101]。
这次出国任教，是由基督教伦敦会资助进行的。西行前夕，他与伦敦会驻北京的代表、伦敦东方学院代表、北京萃贞中学校长林·伍德小姐，签订了赴东方学院任教五年的合同。
这一年的夏末，舒舍予由上海乘上“德万哈号”客轮，经新加坡等地，越洋远航几十天，于9月14日，抵达英国泰晤士河上的蒂尔波里码头。
初到英伦，举目无亲，陌生与忐忑是难免的。凭着既不像英语也不像德语、能把英国人说得直眨眼的一口“华英官话”，以及“大家走，我也走”的信条，他又搭上了转向伦敦的火车。乘上火车，他的不安虽然还在，新奇感却占了上风，窗外的异国景致，看不见庄稼，处处是短草，有时看见一两只摇尾食草的牛，让他马上得出了“这不是个农业国”的结论；三十分钟之后，到了伦敦市区的坎街车站，不管他是否感兴趣，“站台上不少接客的男女，接吻的声音与姿势各有不同”[102]，则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东西方文化乃至世风的迥异，从这一天开始，将随时随处地叩击他的心扉，引发他的思忖。
一个自幼出身于东方古国特异民族当中，受到过本民族传统深度栽培，并且也为国内中原文化所明确熏陶的中国青年，陡然间进入到新奇而陌生的、光怪陆离的西方社会，他的眼他的心，必须急速地开动。
正像事先约定的那样，先期回国的易文思教授，此刻刚好赶到，正在不远处，向他招手表示着迎接。舒舍予心上一块石头落了地：有了他，下地狱也不怕了。同时，对英国人的又一种直感也油然形成：“他们慢，可是有准。易教授早一分钟也不来，车进了站，他也到了。”[103]打离开祖国起，舒舍予再次切实体会了，没个朋友，简直寸步难行。这大概是他作为东方人一种固有的文化心理。
为了庆贺如期相聚，二人到咖啡馆喝了啤酒。日后舒舍予追记道：“车站上，地道里，转运处，咖啡馆，给我这么一个印象：外面都是乌黑不起眼，可是里面非常的清洁有秩序。后来我慢慢看到，英国人也是这样。脸板得要哭似的，心中可是很幽默，很会讲话。”[104]舒舍予对此，颇觉有趣，不无好感。
易文思自己居住在伦敦巴尼特小区，他就近在卡那封路18号，为舒舍予租了一处条件不是太好、租金也不很高的住房。当易文思告诉他，中国学者许地山也住在那所住宅里，他的心里顿时泛起一阵兴奋。几年前在北京，他就认识了许地山，他们一同在基督教会工作过，并且相处得很好。许地山既是作家，也是学者，不仅是“五四”之后“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写过《命命鸟》等作品，还在美国修成了硕士学位，此时正准备在牛津大学研究比较宗教学；许地山比舒舍予大六岁，为人宽厚诚恳，“爱说笑话，村的雅的都有”，现在正所谓“他乡遇故交”，将能够去除许多寂寞，岂非幸事？果然，不出他的期待，老大哥许地山热情地欢迎了他的到来。
他们的房东，是姐妹两个四十多岁的老姑娘。姐姐平时看上去有点儿傻，遇到有活儿要干就更要装傻，妹妹做过教员，处事颇干练。姐妹俩的父亲生前开一所面包房，去世时把生意传给了儿子，而把两处房产给了姐妹二人。二人卖了其中一处房产，而把这剩下的一处留下一部分自己住，再匀出两间租给两个单身客人。她们不需要哥哥的周济，自己维持生活，尤其是妹妹，辛劳操持，连房客的硬领和袜子也揽过去洗涤熨烫，为的是多挣几个钱。这种家庭生计模式，跟中国常见的那种大家族“伙着过”明显地不一样，这让舒舍予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房东姐妹都是虔诚的教徒，她们和许多英国人一样，总把大量的时间消耗在教堂里。舒舍予对英国人普遍信教的状况看得很明晰，可是，令人关切的是，这位原本在国内那么热衷于基督教事业的信徒，此次又是利用伦敦会的资助才得以来到英国工作，在欧洲的几年间，却没有留下一点参与宗教活动的记录！他对宗教的重新审视和反观，显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一点，人们将在作家老舍其后一系列作品的有关描述中，找到一定程度的回答。
在卡那封路18号只度过了一个秋冬，因为离任教的东方学院过远，并且许地山也先期搬到了牛津去住，舒舍予遂决定乔迁。刚好在此之前，他结交了英国朋友克莱门特·艾支顿（Clement Egerton，也译为克莱门特·埃杰顿），这又直接决定了他的搬家去向。
年轻的艾支顿，是一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里当过中校的退役军人，自幼聪明、好读书，在英文之外，掌握了拉丁文、希腊文、德文和法文，眼下已是发表了一两部教育学著作的学者。他待人处世热情洋溢，在前妻为他生过了三四个孩子之后，又同一位美国女硕士发生了恋情，经法院判决离婚之后，须按月供给前妻、子女不少生活费，于是过得既浪漫，又狼狈。跟美国硕士结了婚的同时，他失了业，全仗新婚妻子的收入维持家庭生活，还得支付原配夫人一家的生活费用。正在这时，舒舍予与他相识，令前者多少有些意外的是，他发现，艾支顿夫妇跟艾支顿前妻这两家人，居然相处得很不坏。这可又是一件在中国不可思议的事！
艾支顿乐意与舒舍予“彼此交换知识”，他们随即开始协商互教英文和中文的计划。为了方便起见，二人商定，合租一处住房，由舒舍予掏房租，由艾支顿管两家的饭食，让他的夫人负责烹调。这个计划一经制订，便在伦敦西部圣詹姆斯广场31号的某一层楼里得到了实现，双方合租，从1925年年初起，一住就住了三年时间。这三年，他们生活得不错，相处也愉快，舒舍予不仅在工作之余，写出了长篇小说两本多（即《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两部，以及《二马》的开头），还帮助艾支顿，翻译了中国古典长篇小说《金瓶梅》。艾支顿译著的这部《金瓶梅》（The Golden Lotus），是迄今问世惟一的一部英文足本，它的首次出版是在1939年，那时，舒舍予已回国多年。在英译本的扉页上，译者庄重地写道：“To C. C. Shu My Friend”（献给我的朋友舒庆春）。在“译者说明”里面，艾支顿又说：“在我开始翻译时，舒庆春先生是东方学院的华语讲师，没有他不懈而慷慨的帮助，我永远也不敢进行这项工作。我将永远感谢他。”从英译本《金瓶梅》的出版以及艾支顿的上述表示，可以看出，他们的友情是很深的，舒舍予教艾支顿学中文也很有成效。待译著出版时，舒舍予和艾支顿早已天各一方，译者却仍然满怀激情地将这份友谊的结晶献给他的中国朋友；人们注意到的另一面则是，舒舍予生前从未向任何人提及他在这部译著成书过程中的劳动。这中间体现着的，则是东方人珍爱友谊的行为特征。在后来写成的一篇题为《英国人》的散文中，老舍说过：“据我看，一个人即便承认英国人有许多好处，大概也不会因为这个而乐意和他们交朋友”，“至于一个平常的人，尽管在伦敦或其他的地方住上十年半载，也未必能交上一个朋友”。[105]反观他在这一时期与艾支顿的友谊，他自己想必也会感到尤其的可贵。
与艾支顿夫妇合租一层住房的期限三年已满，房东要求加高租金，无奈，好朋友分了手，搬到了不同的地方。这时离舒舍予任教期满只剩下一年多时间，他却又换了两处住地。先是在托林顿广场14号，后来又到了蒙特利尔路31号。前一处是一所公寓，房客尽是些贫民和穷学生，在那里，舒舍予把西方国家的人际关系看了个透：房东与房客除了交房租时见上一面外，没有任何关系；煤气是投币式的，投多少钱，给你多少温暖；公寓餐厅的饭菜很糟糕，服务员还时常奚落就餐者，晚饭须外出去吃，既费钱又费事。他的胃病从此严重起来。后一处，房东是一位名叫达尔曼的上年纪的先生，家里有夫人和女儿，全是典型的英国小市民：勤俭、爱干净，所有对社会的看法都来自一份《晨报》，没有一点儿独立见解，固执地认为自个儿的工作是最神圣的，认为英国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人。舒舍予瞧不上他们的无知和狭隘，可也免不了得要向他们那天生般强烈的“国家意识”表示叹服。
舒舍予自1924年秋至1929年夏，在伦敦大学的东方学院教书。刚到伦敦的第三天，他就收到了东方学院院长签署的信：
亲爱的舒先生：
我高兴的通知您，董事会在7月17日的会议上，任命您为学院的华语教师，从1924年8月1日开始，任期五年，年薪二百五十镑，将按月支付。
……
我理解您希望用Colin C. Shu代替您两个中文字的名字“庆春”。
您的忠实的 院长
舒舍予任教的东方学院中文系，包括他，只有一位教授、两位讲师，共三位常任教师。他的工资并不高，每周却要安排大约二十个钟点的课时。工作起来没太久，他就知道了，这所学校里原有的中文师资，还没有一位真正有点学问的。中文系收的学生，倒是真正贯彻了“有教无类”的方针，“有的是七十岁的老夫或老太婆，有的是十几岁的小男孩或女孩。只要交上学费，便能入学。于是，一人学一样，很少有两个学生恰巧学一样东西的”，“一个人一班，教授与两个讲师便一天忙到晚了”。[106]虽然累一些，舒舍予还是挺欣赏这种办学的方法，因为可以因人施教，尊重并且体现出学生的个性。
有时也有成班的学生，其中常见的是银行的练习生和军人。舒舍予对银行练习生看法不佳，学点儿中文，混个资格，争取被派到远东的金融单位工作，是他们的目的。“没有比英国中等人家的二十岁上下的少年再讨厌的了，他们有英国人一切的讨厌，而英国人所有的好处他们还没有学到”。对来此学中文的军人，舒舍予却不能不刮目相看，只要考试及格，他们的薪金便会上提，于是既懂规矩，也很用功，其中有一位才二十三岁的年轻军官，已经通过了四门外国语的初级测试。舒舍予每想到这些，就有不尽的感慨：英国“军队中就有这么多，这么好的人才呀：和哪一国交战，他们就有会哪一国言语文字的军官。……想打倒帝国主义么，啊，得先充实自己的学问与知识，否则喊哑了嗓子只有自己难受而已”[107]。
舒舍予在教学上的严肃认真态度，他那远远超出英国教员的业务能力，以及一向持有的东方式的谦和仁爱的交际作风，得到了周围广泛承认。特别是他应院方之约，用英语为师生们所做的题为《唐代爱情小说》的学术演讲，大获成功，令院长和英国同事们在更高的层面上认识了他。1926年6月10日，东方学院秘书克莱格小姐在一封信中证实：“舒先生在这里的工作非常令人满意”，“所有和他接触的人，都非常喜欢他”。[108]
按照院方与舒舍予的事先约定，任教满两年后，根据工作业绩，经过本人申请，可以增加工资。他适时向院长递交了申请，指出：“对于工作，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不管是否属于合同规定的，只要是学生愿意学的课程，我都教了。现在二百五十镑的年薪，不足以维持我在伦敦的生活和赡养我在中国的寡母。如能应允提高工资，本人将不胜感谢。”[109]舒舍予在这封信中的陈述均为实情。他在伦敦任教期间，生活上的清贫拮据很显见，当时的他，“一套哔叽青色洋服冬夏长年不替，屁股上磨得发亮，两袖头发光，胳膊肘上更亮闪闪的，四季无论寒暑只此一套，并无夹带”[110]。二百五十镑的年薪，在当时的伦敦市民来说，只是刚够维持单身汉简单生活水准的数目，比一个普通大学生起码的年开销三百英镑还差不少。而舒舍予每月定时给国内的母亲寄生活费，遇到听说北京又遭战乱，他还得加倍地给母亲寄些钱，让老人多备粮食，以防军阀围城时不至因市面恐慌买不着米，有时为这一项，他就不得不向同在伦敦的中国朋友借款。离开故国愈久，他对老母的惦念也愈甚，母亲这时已迁离小羊圈胡同的老屋，搬到北京城西北角城根下的前桃园25号。老人家在那里住得惯吗？会不会遇上冷暖风寒一时的为难之事呢？儿子每想起这些，就把一颗心悬得老高。
自1926年8月1日新学期开始，舒舍予重新获得了任命，原先的“华语讲师”身份改为“华语和古文讲师”，年薪提高到三百镑。
他在东方学院中文系先后开设过的课程，包括有“说官话”、“古文”、“翻译”、“历史”、“道教和佛经”、“作文”等。其中最受欢迎的，还是“说官话”即人们今天所说的“汉语普通话”这一门，从小打牢的北京话语言根柢，使他把这门课讲得绘声绘色，异彩纷呈。除在本院教授语言之外，他也曾应邀去英国广播电台（BBC），做汉语知识广播讲座；同时，他还和两位同事一起，编写制作了一套既有文字教材又配有录音唱片的《言语声片》，由著名的“灵格风语言中心”出版。教材中的中文部分皆由他编撰，课文、生词由他亲笔抄写，录音唱片也是由他朗诵灌制的。这套《言语声片》曾在世界各地风行畅销，一直保留到今天，已成为对外汉语教学史研究、汉语普通话演变史研究及老舍研究中不可多得的原始资料。
舒舍予在伦敦工作、居住了整整五个年头。尤其注重观察和辨析异邦风习和异民族文化性格的他，所获甚多。对资本主义国度里奉行压倒一切的金钱拜物观念，以及贫苦人们所受到的种种不公正待遇，他特别不满，认为那是一种没有人性、践踏人道的表现；对西方人傲视中国人以及一切东方人的态度，他更是深恶痛绝，愤然于怀。而一旦专注于英国国民与国家关系，他又觉察出，那里的人们往往有着鲜明的现代国家观念，对国家的事情能够本能地恪尽职责，这一样，却是很值得一贯以“敷衍”态度应对国事的中国人借鉴与学习。他甚至于因此产生出“自然使自己想作个好国民，好像一个中国人能像英国人那样作国民便是最高的理想了”[111]的浓重想法。对英国人普遍具备奉公守法的精神和把国民的权利、义务分得很清楚的观念，他相当佩服。而对英国一些人生就的幽默性格，他也颇怀着亲切感，以至为了纠正英国人认为中国人一概缺乏幽默情趣的成见，他有时也在生活中玩出一点儿满人样式的小调侃，来回敬对方。[112]
旅英生活的诸多感触，被舒舍予拿来，一一地跟在本国、在北京时期留下的社会文化记忆，相杂糅，相比拟，进而以自己的眼光，从中检讨出彼此文化间的不同特征和孰优孰劣。——这项不显山不露水而且又饶有兴味的工作，是他在思想深处默默从事的，并且，在回国以后乃至于后来步入美洲大陆生活等等时期，这项工作也一直没有被搁置或放弃。这一带有老舍个性特点的民族文化比较工作，对造就出饱纳文化意蕴的文学大师，具备着根本性的意义。
从一己的满洲京旗文化濡染，到整个互动整合的中华文化修养，再到西方各民族的异质文化领略，作家老舍在登上文坛的前前后后，做了多方面超乎常人、堪称不懈的能动积累，终于在随后，他得以在心底里，铺展开来一幅多重民族文化此伏彼起的坐标图，构筑成支撑自我的创作柱石之一。这是他后来成其为作家、称其为中国文化人的优势所在。
第二节 从“写着玩”起步
写上几部小说，成为一名作家，这本来并不在舒舍予旅居英伦的预期目标之中。
他是来当教员的，可是，东方学院的教学工作对于勤奋肯干和学识准备充分的他来说，远不能满负荷。起初，每逢有空暇，舒舍予总好与许地山闲谈，或者请他做向导，去伦敦各处，看一看建筑、风光以及市井民俗，“借着他的眼睛看到古城的许多宝物，也看到它那阴暗的一方面，而不至胡胡涂涂的断定伦敦的月亮比北平的好了”[113]。
没过多久，来到异乡的新鲜劲儿渐渐消失，寂寞之中，开始想家，想北京，想在国内曾经历过的各种事情。努力地学好英语，是他来英国前就列入计划的重要任务，阅读大量的英文小说原著，是他在伦敦坚持做的一件事。刚上手读英文小说，总免不了有点儿磕磕绊绊，于是就会走神儿，正像他自己所说：那些在故土上发生的事，“既都是过去的，想起来便像一些图画，大概那色彩不甚浓厚的根本就想不起来了。这些图画常在心中来往，每每在读小说的时候使我忘了读的是什么，而呆呆的忆及自己的过去。小说中是些图画，记忆中也是些图画，为什么不可以把自己的图画用文字画下来呢？我想拿笔了”[114]。
朋友许地山原本就是一位作家，在与他同住的时候，总是见他埋头创作，这是对舒舍予的无声诱惑。他注意，许地山常用从油盐店买来的很便宜的账本子当稿纸，不知疲倦地奋笔疾书，每每就有耐读的作品问世。于是，舒舍予也感觉，写作一准儿是件挺有趣也颇有消遣作用的事，便动了如法炮制的念头。他也去买来一些三个便士一本的作文簿，试着往上头写起来……
不想，写来写去，他居然写成了一部长篇！这部后来被称作老舍长篇小说处女作的作品，题目叫作《老张的哲学》。
不足十五万字的《老张的哲学》文稿，从落墨到杀青，用了一年时间。他没有把这种创作活动当成一件要紧的事儿，“闲着就写点，有事便把它放在一旁”[115]。
作者在这部作品发表十年之后的1935年，写下《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一文，坦率地承认了自己当时漫不经心的创作心态：
好吧，随便写吧，管他像样不像样，反正我又不想发表。……我初写小说，只为写着玩玩……钢笔横书，写得不甚整齐。这些小事足以证明我没有大吹大擂的通电全国——我在著作；还是那句话，我只是写着玩。[116]
小说草稿写成，舒舍予还是没当回事儿，他压根儿就没有琢磨过是不是该送回国内发表。结果呢：
许地山兄来到伦敦；一块儿谈得没有什么好题目了，我就掏出小本给他念两段。他没有给我什么批评，只顾了笑。后来，他说寄到国内去吧。我倒没有这个勇气；即使寄去，也得先修改一下。可是他既不告诉我哪点应该改正，我自然闻不见自己的脚臭；于是马马虎虎就寄给了郑西谛兄——并没挂号，就那么卷一卷扔在邮局。两三个月后，《小说月报》居然把它登载出来。我到中国饭馆吃了顿“杂碎”，作为犒赏三军。[117]
我们不能将舒舍予当初写《老张的哲学》的情景，跟时下某些年轻作家所谓“玩文学”相提并论，但是，《老张的哲学》确是出于“写着玩”的，总是一桩不争的事实。旧式旗人戏曲“票友”式的自遣自娱，是这次写作活动的基本出发点，这一点一清二楚。透过这样的出发点，似乎可以认定，老舍最初登上文坛的“打炮”作品，实在不是“正襟危坐”的产物。他不曾给自己的作品，从一开始就赋予沉重的社会责任。这倒不是因为作者对文学要为人生、为社会服务有什么抵触情绪，说得实在点，仅仅是由于他所隶属和服膺的民族文化中，向来就有以娱乐为文学创作基本目的的传统。纵览满洲文学的历史源流，有一个特征，和汉族文学传统不大一样，却与中外其他许多民族文学的特点相类似，即，这个民族既往的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其中的娱人性质异常鲜明，而教化性质反倒相对淡薄。对照汉族悠久绵长的“文以载道”、“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文学习尚，满洲民族的文学风气，别是一路。二十六岁的舒舍予，在异国他乡孤单苦闷之际操笔为文，他的自然涌起的创作直感，假如不是本民族方式的，也许，倒真的会有些令人费解了。
随便被“扔在邮局”而寄走的《老张的哲学》，在国内当时甚有影响的《小说月报》上连载了，从1926年7月10日第17卷第7号起刊登，到同年12月10日第17卷第12号续完。小说第一部分刊出时，尚署名“舒庆春”，从第二部分发表开始，署名即更改为“老舍”。这是“老舍”这一笔名首次亮相于世间。自此，这个名字在20世纪中国及世界文学的领域里，日趋响亮起来，以至本名“庆春”和表字“舍予”，后来都变得不像“老舍”那么为文坛内外所熟悉。
书稿《老张的哲学》在国内的第一批读者，包括罗常培和白涤洲。罗常培曾将该作品转呈给鲁迅征求意见。“鲁迅先生的批评是地方色彩颇浓厚，但技巧尚有可以商量的地方。”[118]
鲁迅的评价，老舍大概还不能马上得知。仅凭长篇处女作的顺利推出，就已然使老舍感到了非常的鼓舞和高兴。第二个长篇“《赵子曰》便是这点高兴的结果。……‘老张’很可笑，很生动；好了，照样再写一本就是了”。这部《赵子曰》的创作过程及创作心态，都与写《老张的哲学》如出一辙，“仍然是用极贱的‘练习簿’写的，也经过差不多一年的工夫”[119]，到1926年的夏天才脱了手。次年3月起，国内的《小说月报》又在略有间隔的八个期号上，连载了它。在接续的两年里，老舍的两部长篇与国内读者见了面，作品在当时的中国文坛上，均为个性特色鲜明的作品，这就不能不让人们更加关注作者的名字。
自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出现，人们看到，先是由短篇小说和新诗等体裁占领了文学前沿阵地，报告了现代文学的破晓，而长篇小说这种体裁，则是迟至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才逐渐显露出新文学的创作实力。《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以及随即由老舍完成的《二马》，一向被新文学的研究界列入“五四”之后首批涌现的优秀长篇小说实绩，这方面的荣耀，老舍是当之无愧的。
不过，客观地来看，长篇小说作家老舍的应运而生，也委实借助了满洲文学传统自身的强大推力。自清中期以降，在中国的长篇白话小说创作领域，连续出现过北京出身的满洲旗人曹雪芹的《红楼梦》、文康的《儿女英雄传》、云槎外史（即顾太清、西林春）的《红楼梦影》、冷佛的《春阿氏》、儒丐的《北京》等作品，都可以看作对现代白话长篇小说的出现有某种示范作用。老舍沿着民族文学的既定道路前行，将新时代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生活辐射到了同一体裁的创作活动中，应当说是一种顺理成章的作为。
老舍在伦敦生活期间，除了许地山之外，还结交了一批来自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作朋友，他们是宁恩承（满族）、郦坤厚、吴定良、邱祖铭、吴南如、祝仲谨、沈刚伯等。当时，老舍曾与其中的宁、郦、吴、邱、吴一同组成了读书会，并且以“六君子读书会”命名。他们每周或隔周总聚会一次，畅谈读书收获，发表对国内及国际形势的看法。
东方学院有一所规模较大、环境幽静的图书馆，每到周末或假期，老舍总喜欢到那里读书，有了阅读的心得，便到读书会的活动中，与友人们共同切磋。这些朋友，还是《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公开发表前后的评论员。
宁恩承是《赵子曰》写罢的第一位读者，读的时候，他“笑得把盐当成了糖，放到茶里”。他与老舍有着同样的民族出身，对老舍创作的看法亦可谓独具只眼。对老舍最初写作长篇小说的动机，他有着这样贴切的记录：“在伦敦时老舍每叹一无所长。‘贩卖大白话’或者是一条出路。他说‘你们各有专业，各有所长，我拿什么呢？’所以立志写小说，贩卖大白话为生。”[120]看来，宁恩承是十分理解满人与“大白话”的关系的。而宁恩承的以下评价，也说明了他是在运用满人传统文化的视角来观察老舍的写作特色：
老舍的文字很像年轻的旗人贵妇，天然的脚不缠足。穿一件旗袍，自然之美，高胸细腰之美，均呈现出来。文言文像从前民装女人，穿了许多褂子、裙子，上边有许多绣花，缠着足扭扭捏捏，失了自然美态。一些半文半白的文字，文白杂错很像放了足的女人，扭扭捏捏，去不掉缠过足的笨拙。这种“改良派”比不上天足落落大方。老舍的小说不用文言，不用诗句，不用典故，不用文白加杂的句子，不受缠足的限制。天然的旗装是他独树一帜的创造。[121]
《赵子曰》出手之后，经许地山介绍，身在伦敦的老舍加入了国内著名的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在这个1921年成立，“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的组织里，老舍的入会号是167号。文学研究会，一贯以“文学为人生服务”为主张，加入这一团体的老舍，必然会对此前“写着玩”的创作状态有所省视。1927年整整一年，他没有写什么作品。这一年的夏天，《小说月报》的主编郑振铎（西谛）来到伦敦，他们二人首次见面，老舍也从中更多地了解了国内文学创作界的整体态势。
他的创作迎候着一次攀升。
写《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时，他所读过的外国文学作品还不太多，在当时有限的阅读范围之内，他本能地选择英国作家狄更斯的Nicholas Nickleby（《尼古拉斯·尼克贝》）和Pickwick Papers（《匹克威克外传》）等，作为自己创作的参照物；而眼下的老舍，已经比较系统地涉猎了狄更斯、沃德豪斯、雅各布斯、莎士比亚、笛福、斯威夫特、威尔斯、康拉德等英国作家的作品，还阅读了包括但丁《神曲》、福楼拜与莫泊桑的小说、古希腊与古罗马文学在内的多种英译作品，世界文学的视野大开。深入到文学名著的璀璨殿堂之中，他对于艺术事业的庄严和神圣，有了崭新的认识，受到极大的激励。对于旷世之作《神曲》，他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一再地说：“在一个不短的时期，我成了一个但丁迷，读了《神曲》，我明白了何为伟大的文艺。”[122]“世界上只有一本无法摹仿大书，就是《神曲》，它的气魄之大，结构之精，永远使文艺学徒自惭自励。”[123]“天才与努力的极峰便是这部《神曲》，它使我明白了肉体与灵魂的关系，也使我明白了文艺的真正的深度。”[124]在反复研读欧洲各民族优秀作品的过程中，老舍还体会了，“心理分析与描写工细是当代文艺的特色”[125]。比照之下，他感到，自己的前两部作品是“粗劣”的“开玩笑的小说”，“而并没有在笑话中闪耀出真理来”。于是他决定，再度提笔时，在“读与写的经验增多”的基础上，必须注意往“细”里写，要表现出作品的“形式之美”。显而易见，有了这番认识之后的老舍，不会再放任自己随性地“写着玩”。
正当此际，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兴起的消息，频频传到英伦。老舍和他的朋友们，“天天用针插在地图上”。他们知道，中华振兴的希望全尽在故土。老舍愿为自己古老的东方民族出一份力的精神又焕发起来，试图通过文学来做一点儿什么。他一边思考，一边再度拿起笔，构思写作一部有别于前两个作品的新长篇——《二马》。这是1928年的事情。
1929年夏季，老舍按照原订计划，结束了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为期五年的教学工作。此前几个月，《二马》完稿，并在国内《小说月报》上，从第20卷第5号起开始连载。
第三节 周游西方，逗留南洋
五年的旅英生活，是在快节奏中度过的。在原本并不算繁重的教学工作之外，老舍主动学习英文、读书、写书，弄得他紧紧张张的。既穷且忙，“穷忙”之间，精神上倒也充实得很。五年里，他很少有机会到伦敦以外的地方旅行，旅行者必备的经费和时间，他都短缺。从现有的记载看，除了伦敦市区和附近的里士满、汉普顿宫、巴斯、朴次茅斯、牛津、剑桥外，在英国，他也就只到过爱尔兰的都柏林和苏格兰的爱丁堡。
老舍一生到过国内外许多地方，我们似乎并没有证据，说他是个热衷于游山玩水的人。1929年《留英学报》上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可能是他在英国期间写出的惟一短篇），题目就是《旅行》。这是一篇以戏谑的笔调写成的作品，讲述了三位来自中国的青年人──老辛、老方和老舍，在英国境内旅行的故事。老辛是做外交的，老方是搞科学的，所以二人每每在旅行日程安排上意见相左。这就轮到由作品中的老舍来裁决，可这位老舍却总是主张哪儿也别去，睡觉为好。他们所到之处，明明是“有屋子出租”的英国房主老太婆，却拒绝把房间租给他们这三个“黄脸鬼”，汽车站“还有几张票，一看是三个中国人成心不卖给他们”[126]。小说情节简约，给读者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作品中的老舍，就是现实中老舍的影子，他爱静不爱动，对四处旅游兴致并不很浓，对旅行中常常碰到的种族歧视现象，倒是感触良多。旅行，对一位像他这样的作家来说，其主要价值在于社会采风和文化考察，而不在于观光游玩或别的什么目的，乃这篇小说的弦外之音。
东方学院的工作结束之前，老舍经过考虑，选择了不直接回国，先去西欧另外几个国家走一遭的计划。这也是他心中文化考察计划的一部分，假如不利用这个时候去亲身感受一番西欧各国的文化艺术氛围，谁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再有这个机会呢。
早在这一年的年初，他在致东方学院院长秘书的信函中提出：“如果方便的话，我想通知校方，到一九二九年七月三十一日我合同期满时，我将返回中国。”“在此之前，我希望有二——三星期去欧洲大陆，然后由那里返回北平。为此，根据校方（您在一九二六年十月九日来信末段所写的）将在我合同期满时付给我返回中国的旅费，尽管当时指的是从伦敦直接返回，但旅费相同。”[127]
凭着东方学院支付的回国路费，加上自己平日里积攒的少许资金，大约在1929年6月，老舍离开英伦，开始在欧洲西部国家的只身旅行。他先后到了法兰西、荷兰、比利时、瑞士、德意志和意大利等六个国家，用去了差不多三个月时间。这远远超出了他原计划两三个星期的时限。
关于这段旅行的见闻和思考，老舍没有写过成形的文章作为记录，目前研究界亦没有得到太多资料，只是从老舍的家中，还能找到他从欧陆带回国内来一直珍藏的画片、画册，以及在那里与朋友的合影。相比之下，老舍在几年后撰写的一篇创作谈文章提供的一点情况，是颇为重要的：“离开伦敦，我到大陆上玩了三个月，多半的时间是在巴黎。在巴黎，我很想把马威（《二马》主人公之一——引者注）调过来，以巴黎为背景续成《二马》的后半。只是想了想，凭着几十天的经验而动笔写像巴黎那样复杂的一个城，我没那个胆气。我希望在那里找点事作，找不到；马威只好老在逃亡吧，我既没法在巴黎久住，他还能在那里立住脚么！”[128]这说明，老舍的法国之行，确乎带有社会文化考察的本意；他很希望在继《二马》小说把中国人放到英国社会里对比过中英民族性格之后，再把中国人放到法国社会里面，对比一下中法民族的性格异同。为了做这件事，他动了居留法国边工作、边考察、边写作的念头，却没能获得兑现的条件。
“在德法意等国跑了一圈，心里很舒服了，因为钱已花光。钱花光就不再计划什么事儿，所以心里很舒服。幸而巴黎的朋友还拿着我几个钱，要不然哪，就离不了法国。这几个钱仅够买三等票到新加坡的。那也无法，到新加坡再讲吧。反正新加坡比马赛离家近些，就是这个主意。”[129]这样，1929年9月，口袋里只剩下十几个法郎的老舍，登上了由马赛到新加坡的轮船。
老舍旅英期间通过读书了解的作家中，波兰裔的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是他十分喜爱的一位。康拉德笔下的大海，无比逼真，又无比神奇。读他的作品，老舍“闭上眼睛就看见那在风暴里的船，与南洋各式各样的人”[130]。这回，也因为有着康拉德的诱导，老舍才想到南洋去。
二十多天的海上航行，海很快就看腻了，同行者中间虽遇上了几个投缘的伙伴，但总是萍水相逢，难有深谈。他把船上的大半时间，都用来继续写作一部上船前即开始动笔的长篇小说。这部作品叫作《大概如此》，写的是一对中国青年男女，在伦敦的恋爱故事。“男的穷而好学，女的富而遭了难。穷男人救了富女的，自然喽跟着就得恋爱。男的是真落于情海中，女的只拿爱作为一种应酬与报答，结果把男的毁了。”[131]据老舍看来，这个作品的“文字写得并不错”，可是对它的题旨，作者不满意。终于，在踏上新加坡土地以后，写得了四万多字的这部作品，被作者丢弃。
10月里，船驶进新加坡海港。囊中枯竭、心里悬虚的老舍上了岸，找辆洋车，直奔当地商务印书馆分馆。在那里，他找到一份《小说月报》，说明自己就是那上头小说《二马》的作者，这样，通过商务印书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和中华书局几家驻当地机构负责人的帮助，他很快就获得了一份到华侨中学当国文教员的工作。
在这所学校，他只任教不到五个月时间，把继续乘船的盘缠攒够，就在第二年即1930年的2月，回国了。虽说在星岛仅住了不到半年，他可是从身体到精神，将那里的生活，着着实实体验了一遍。得了时疫，身上出了不少“痧疹”，自以为“不死才怪”，结果服下校医给的两包金鸡纳霜，也就好了。对热带地区“仙境”般的风光、气候，他样样感到新奇：“路的两旁杂生着椰树槟榔；海蓝的天空；穿白或黑的女郎，赤着脚，趿拉着木板，嗒嗒的走，也许看一眼树丛中那怒红的花。有诗意呀。”[132]那住室里比《辞源》书还长的老鼠、会吱吱唱的壁虎，也都让他挺开眼。
真叫老舍长久难忘的，是新加坡人的精神面貌。他说：“一到新加坡，我的思想猛的前进了好几丈，不能再写爱情小说了！”因为，在那里，他真正看到了中华民族的伟力。以往，在西方作家写南洋生活的作品中，“主角多是白人；东方人是些配角，有时候只在那儿作点缀”；可是，来到星岛后的所见所闻，足以令人消除一切种族偏见，“事实在那儿摆着呢：南洋的开发没有中国人行么？中国人能忍受最大的苦楚，中国人能抵抗一切疾痛：毒蟒猛虎所盘据的荒林被中国人铲平，不毛之地被中国人种满了菜蔬。中国人不怕死，因为他晓得怎样应付环境，怎样活着”[133]。“没有了我们，便没有了南洋，这是事实，自自然然的事实。”这使经过数载欧洲生活、时常被白种人藐视的中国人老舍，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有了这种体验，他真恨不能立刻写出一部以南洋为背景的小说来。“我要写这么一本小说，这不是英雄崇拜，而是民族崇拜。”[134]
然而，要写成这样的作品，又是很难的。他没有钱，也没有时间去各处采访；当地华人所操的广东话、福建话，以及马来话，都不是三两天就能学会的，这也使他的采访面临障碍；再者，写南洋开发，总得写到海，从小生长于北方都市中的他，感到力不从心。
为难，并没有使他全线退缩。“打了个大大的折扣”，他决定靠着教书跟学生们相处的便利，写一本有关当地儿童们的书。在他任教的华侨中学里，肤色黝黑、身体健康的孩子们，在精神上很像一群东西方文化和新旧文化交错的产儿，老舍对他们相当喜欢。“他们都很爱中国，愿意听激烈的主张与言语。他们是资本家（大小不同，反正非有俩钱不能入学读书）的子弟，可是他们愿打倒资本家。对于文学，他们也最爱新的，自己也办文学刊物的，他们对先生们不大有礼貌，可不是故意的；他们爽直。先生们若能和他们以诚相见，他们便很听话。”“学生自然能俭朴。从一个方面说，这个地方没有上海或北平那样的文化；从另一个方面说，它也没有酸味的文化病。”作品要写的，就是这样一些孩子的故事。作者的立意不低，他想要“以儿童为主，表现着弱小民族的联合——这是个理想……这本书没有一个白小孩，故意的落掉”[135]。
这部作品，题为《小坡的生日》。
在至少四个月中间，抗拒着蚊虫、老鼠和壁虎的捣乱，利用晚饭后的工夫写作，只完成了五万来字。这时，学期届满，学校放了年假。是就此回国，还是继续在本校教书，抑或换个职位再在当地工作一段时间？老舍选中了头一条。他没有力争留下，和此时有人从中破坏有关，老舍不情愿为自己的事情与别人争执，加上离家将近六年，他太想念老母亲了。
1930年2月底，去国六载，已进入“而立之年”的游子，搭上返回祖国的航船。离开祖国的时候，他还不过是一名默默无闻的年轻教员，归来之际，却已是在国内文坛上颇有名气的作家了。
更重要的是，经过异国他乡欧风亚雨的涤荡，比起当年那个一门心思真诚苦干的基督徒来，舒舍予，他已经成熟了许多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