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董卓的家族说起。《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英雄记》说：“（董）卓父君雅，由微官为颍川纶氏尉。有三子：长子擢，字孟高，早卒；次即卓；卓弟旻，字叔颖。”董卓的父亲以微官担任过颍川郡的纶氏县尉，是掌管缉捕“盗贼”的武官。董君雅既是武职人员，必然长于骑射，这和他的籍贯是凉州的陇西临洮分不开的。
当时，凉州是一个特殊地区。《后汉书·陈龟传》说：“今西州边鄙，土地瘠埆，鞍马为居，射猎为业，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机杼之饶。守塞候望，悬命锋镝，闻急长驱，去不图反。”所谓“西州”即指凉州。同书《虞诩传》说：“谚曰：‘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观其习兵壮勇，实过余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据三辅，为心腹之害者，以凉州在后故也。”仅从这两条史料来看，在当时与“羌胡”长期战争的情况下，加以“关西出将”的传统，从而形成凉州这个地区的特点。“鞍马为居，射猎为业，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机杼之饶”，内地男耕女织的生活，对这里来说，几乎是很难想象的。当然，“土地瘠埆”的自然条件，是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凉州的地理因素，加上东汉末年的长期战乱，必然孕育长于骑射、以鞍马生活为主的杰出人物，董卓即是其中的典型。
董卓长期生活在这个特殊地区，与“羌胡”杂处，而且被人们视为“羌胡之种”（《后汉书·列女传》），很可能，其母即非汉族。在这种“边鄙”环境中，培育了董卓的才能。“卓有才武，膂力少比，双带两鞬，左右驰射。”这是《三国志·魏志·董卓传》对其才武的描述。《后汉书·董卓传》作“膂力过人，双带两鞬，左右驰射”，李贤注引《方言》说：“所以藏箭谓之‘服’，藏弓谓之‘鞬’。”即是说，身负两弓、骑马奔驰之际，董卓能够左右张弓射箭，说明其力量之强和骑术之精。《三国志·魏志·董卓传》又说：“（董）卓少好侠，尝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后汉书·董卓传》以此为基础，增加了“以健侠知名”“为羌胡所畏”两句。说明董卓不但是一名游侠之士，而且以此著称，在当地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并为“羌胡”所畏惧。又《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献帝起居注》说：“（李）傕边鄙之人，习于夷风。”李傕是此后董卓手下的大将之一。如前所说，凉州被当时人们看作“边鄙”，李傕是凉州北地郡人，因而被称为“边鄙之人”，含有轻蔑之意。至于为什么加以轻蔑，十分明显，即是因为“习于夷风”，长期与“羌胡”杂居，对内地的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属于低文化层人物。李傕如此，董卓也应该如此。
《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吴书》说：“郡召（董）卓为吏，使监领盗贼。胡尝出钞，多虏民人，凉州刺史成就辟卓为从事，使领兵骑讨捕，大破之，斩获千计。”这里的“郡”，所指当然是董卓的家乡陇西郡。从担任郡吏到州吏，不是“监领盗贼”，就是“领兵骑讨捕”，都是武职，这和董卓的“才武”分不开的，郡太守和州刺史所欣赏的，当然也是他的“才武”。
在凉州，董卓担任过“兵马掾”，由于这个职务对此后的军事生涯具有密切关系，这里有必要作较详的考察。《后汉书·董卓传》说：“（董卓）为（凉）州兵马掾，常徼守塞下。”关于东汉时期州一级兵马掾一职，有关史籍没有具体记载，但在《后汉书》中却有三条关于郡的兵马掾的史料。其一见《东夷传》：“（句骊）复与辽东鲜卑八千余人攻辽队，杀略吏人。（辽东太守）蔡讽等追击于新昌，战殁，功曹耿耗、兵曹掾龙端、兵马掾公孙酺以身捍讽，俱没于陈，死者百余人。”其二见《乌桓鲜卑传》：“延平元年，鲜卑复寇渔阳，太守张显率数百人出塞追之，兵马掾严授谏曰：‘前道险阻，贼势难量，宜且结营，先令轻骑侦视之。’显意甚锐，怒欲斩之。因复进兵，遇虏伏发，士卒悉走，唯（严）授力战，身被十创，手杀数人而死。”其三见《刘茂传》：“延平中，鲜卑数百余骑寇渔阳，太守张显率吏士追出塞，遥望虏营烟火，急趣之。兵马掾严授虑有伏兵，苦谏止，不听。（张）显促令进，（严）授不获已，前战，伏兵发，授身被十创，殁于阵。”这三条史料所叙述的，一条在辽东郡，另两条所记是同一事，在渔阳郡，都属于当时的边郡，说明“兵马掾”一职应该专设在与少数民族邻接的地区，任务是作战时参与策划，并身临前线，交锋对阵，这是边郡的重要武职。州一级的“兵马掾”，其职责应该与郡相同。在这个职位上，董卓不但以他的“才武”徼守塞下，投身战斗，而且协助刺史参与谋划。作为此后的将军和统帅，凉州兵马掾任上的这一段经历，对董卓来说，应该是一次重要的锻炼。
在凉州，董卓可以充任州郡吏，按照其时惯例，应该属于当地豪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