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的读书人，谈到古代的散文，必盛称“唐宋八大家”，即唐的韩愈、柳宗元，宋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明初朱右把他们的文章编成《八先生文集》，其书未传世。嘉靖时，唐顺之著《文编》，于唐宋人文章除这八家外，一概不取。茅坤最崇仰唐顺之，便编成《唐宋八大家文钞》，唐、茅也成为唐宋派了。
韩柳的古文运动发生于中唐，但骈文在晚唐仍在流行，五代至宋初，浮靡柔丽的文风还很有势力，至欧阳修时，才使宋代的古文运动掀起了高潮，其中有一点值得注意的：他们不高谈先秦两汉而直接取法韩愈，而又着重于韩文的文从字顺、平易流畅，不学他奇古奥僻这一面，使语言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清代桐城派文章所以取得成功，也因为得力于唐宋的古文。
由于宋初流行杨（亿）刘（筠）的西昆体，古文不受重视，韩愈的文集湮没了二百年。后来古文运动的先驱者柳开、穆修曾刊刻韩柳文集，但影响不大，至欧阳修出，才光复了韩文的天下。
欧阳修中进士在天圣八年（1030），隔了三十余年后，即他晚年时，写了一篇《记旧本韩文后》。文章说，他少年时住在僻陋的汉东，又值家贫，没有藏书。后来在大姓李氏家中，看见敝箧中有旧书，其中有《昌黎先生文集》六卷，却已脱落颠倒，没有次序，便向李家借归，读后“见其言深厚而雄博”，由于年轻，却未能通晓它的精义。到了十七岁，因考试落第，重读韩文，便喟然叹道：“学者当至于是而止尔。”意思说：作文必须达到那样的水平。
到了在洛阳做官时，便拿出昌黎集予以补缀，并求得其他所有旧本而校订，于是韩文大行于世，“学者非韩不学也”。
欧阳修写此文时，家藏图书已有万卷，这部韩集是贫困时向人借来的旧物，因而特别爱惜。文中通过他自身年岁、家境、藏书的变化，反映了韩文由湮没而风行的过程。人到晚年，尤恋旧物，这旧物却是书本。他又指出，那些时髦的媚俗的文章，如杨刘的“时文”，只能作应付科举、猎取声名、夸荣当世的工具，其实还是出于势利之心，他之爱好韩文，却是为了补偿素志。他为官数十年，所以能够进不为喜，退不为惧，韩文对他是起了重大作用的。
欧阳修在散文之外，用诗歌称赞韩愈的也有几首，如读石介《徂徕集》后，称石氏“问胡所专心？仁义丘与轲。扬雄韩愈氏，此外岂知他”。《菱溪大石》的“嗟予有口莫能辩，叹息但以两手扪。卢仝韩愈不在世，弹压百怪无雄文”。《青松赠林子》的“子诚怀美材，但未遭良工。养育既坚好，英华充厥中。于谁以成之？孟韩苟暨雄”（雄指杨雄）。最著名的为《赠王介甫》：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试拂弦。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樽酒盍留连？
此诗作于至和三年（1056）。在这之前，曾巩屡次向欧阳修推荐王安石，到了这一年，安石乃拜访，由此缔交。论辈分，安石是后辈（这一年为三十五岁）。
第一句的“翰林”指李白，第二句的“吏部”，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曼叟诗话》，以为指南朝齐吏部侍郎谢朓。却是错的，也许因为李白很欣赏谢朓诗句而联想到。欧诗中的“风月”指诗歌，“文章”指古文，原是诗文分指，谢朓却不以古文著名。韩愈至欧阳修时约二百余年，谢朓却有五百年光景。欧阳修《唐韩愈罗池庙碑》文中即称“唐尚书吏部侍郎韩愈撰”，梅尧臣也有《拟韩吏部射训狐》诗，皆可证欧诗的“吏部”原指韩愈。五六两句，则指安石不随流俗，爱好古文。
但王安石却不很喜爱韩愈，其《奉酬永叔见赠》有“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次句并非谦逊，实是指不想学韩公的样，在下篇《王文公与韩文公》中将作为专题来谈。
至于欧阳修本人，他是始终尊重韩愈的，诗文创作上也很受韩愈的影响，他谪夷陵令时，至浔阳琵琶亭，有“今日始知予罪大，夷陵此去更三千”句，便是翻韩愈《武关西逢配流吐蕃》中的“我今罪重无归望，直去长安路八千”句意。苏轼就说欧阳修是宋朝的韩愈，邵博《闻见后录》卷十八也有“永叔自要作韩退之”的话，后人因而又将“韩欧”联称，如元好问即有“九原如可作，吾欲起韩欧”语。王世贞《题归震川遗像赞》：“千载唯公，继韩欧阳。”因为归有光是唐宋派古文的名家，所以说他是韩欧的继承者。
不但如此，韩愈的以文为诗的缺点，在欧诗中同样存在。这也是不难理解的：由于在古文上用力深厚，往往不自觉地会在诗歌上出现这种倾向。方回《跋僧如川诗》，又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韩愈、欧阳修都不喜欢佛学，却喜结交僧人，韩门有惠师、灵师、广宣、大颠等，欧门有秘演、惟俨等。到了苏轼、黄庭坚，则既爱佛学，又爱交僧人了。王安石《和平甫招道光法师》所谓“古人诗字耻无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