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贾是位儒生，经常在汉高祖刘邦面前引用《诗经》、《书经》中的话，刘邦十分讨厌，有一次竟破口大骂：“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你老子是骑在马上夺取的天下，要靠《诗经》、《书经》干吗？）陆贾反问道：“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在马上得到的天下，难道可以在马上治理吗？）
生在乱世的知识分子是不幸的，他们不可能有良好的治学条件，不可能安心地从事学术活动。但也是幸运的，因为在改朝换代、革故鼎新之际，知识分子获得了施展才能、实现抱负的机会，比在太平盛世碌碌无为，终老于书斋中要强得多。
秦始皇焚书坑儒，虽然并没有杀掉所有的儒生，也没有能烧掉所有的书籍，但对儒生和儒家经典无疑是一场空前浩劫。幸存的儒生或逆来顺受，甘当顺民；或避居山野，远走他乡。有的人守护着藏匿的书籍，有的人背熟了经典从事口头传播，也有的人投身反秦活动。
陈胜、吴广起义爆发后，群雄并起，儒生们也纷纷响应，连孔子的后代孔鲋也背着祖传的礼器投奔陈胜，被封为博士，不久随陈胜而死。但当时各路反秦首领和诸侯最关心的是如何打败秦军和扩大自己的势力，对纯粹的儒生并无多大兴趣。孔鲋即使不死，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更不用说其他毫无知名度的儒生。
当时最需要的人才是武将，骁勇善战、能指挥军队的将才如鱼得水，平步青云。如韩信由小军官提拔为统帅，三年内就成为大国诸侯。英（黥）布出身群盗，以军功被项羽封为九江王，是楚汉之争中举足轻重的人物，降汉后被封为淮南王。刘邦部下中得到重用，以后被封为秦始皇像王、侯、大臣的人中不少是群盗、小贩、农夫出身，他们的发迹靠的就是冲锋陷阵、攻城略地的军功。好在当时的知识分子还没有像后世那么的纯，依然有“六艺”本色，文武兼资，这类人完全可以优先发挥武的功能，或者以武为主，也不愁没有出路。
知识分子中最吃香的是谋士。他们了解形势，谙熟韬略，能为主子出谋划策，有的还能调度和指挥军队。像张良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又如陈平，原来是个“好读书”的知识分子，但投奔刘邦后主要是起参谋作用，曾经“六出奇计”。项羽的谋士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也是这类人物。
另一类是辩士。他们继承春秋战国以来辩士说客纵横睥睨、翻云覆雨的传统，或充当使者，或担任说客，在刘、项和各诸侯间大显身手。
再一类是行政管理人才。刘邦、项羽与各诸侯国都需要这类知识分子，在秦朝覆灭，各诸侯国处于草创，又互相对抗的情况下，这类人物不可或缺。他们能维持日常行政机构，安定后方，征调戍卒，筹集、输送粮食和物资。刘邦手下要是没有萧何这样的角色，他是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的。但这类人中的绝大部分是默默无闻的，他们既不上前线，又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史籍上连名字也没有留下。
在当时的条件下，纯粹的儒生的确派不上什么用场，如果不想改行，就得老老实实守住自己的学术传统，为保存文化尽力。这样的知识分子也能实现自身的价值，如鲁（今山东曲阜市）的诸生，他们即使在刘邦军队的包围之下，照样“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所以鲁地的儒家文化传统始终没有丧失。又如济南人伏生，曾经担任秦朝的博士，《书经》被禁毁后，他将书藏在墙壁中，战乱中外逃，回家后发现藏着的书缺少了几十篇，但还剩下29篇，他就在齐、鲁一带传授。汉文帝时征召懂《尚书》的人，伏生已九十多岁了，无法再进京，就让晁错去他家学习。儒家文化和《尚书》能够流传下来，离不开鲁诸生和伏生的努力。尽管他们在楚汉之争中没有为哪一方面建功立业，但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永存的。像孔鲋那样，明知自己既无勇力，又无奇计，既当不了说客，又管不了行政，却要背上礼器投奔陈胜，实在是走错了门路。
汉高祖刘邦从小没有读过《诗经》、《书经》一类儒家经典，只是上过识字班。家庭出身和当小亭长的经历使他没有机会结识大知识分子，他的密友萧何是沛县“主吏”，大约相当于现在县政府的秘书长；曹参是县狱掾，相当于县警察局长；樊哙则是卖狗肉的小贩。萧何、曹参在县里虽然称得上“豪吏”，有不小的权势，但他们熟悉的是吏治法规，应对上司，而不是诗书礼仪。所以刘邦养成了轻视儒生的习惯，在他起兵以后更讨厌投奔他的儒生，认为他们只会添麻烦，一概不予理睬。对那些死皮赖脸求见的儒生，刘邦干脆当众摘下他的儒生帽子，当成尿壶解小便。谁向他介绍儒生，就会招来一顿臭骂。正因为如此，投奔他的儒生不得不作一番包装，将自己的信仰、主张以至服装掩盖起来，以避免刘邦的恶感。
就是这样一位主子，还是有知识分子去投奔他，并且也取得了成功。下面就举郦食其、叔孙通、陆贾三人为例。
陈留高阳（今河南杞县西南）人郦食其是个“好读书”的儒生，虽然“家贫落魄，无衣食业”，却志向远大，瞧不起路过高阳的数以十计的反秦将领，因为他们都缺乏“听大度之言”的气魄，相反他对那位傲慢无礼但“有大略”的刘邦却情有独钟，决心追随。起初他不知道刘邦的好恶，让一位在刘邦部下当骑兵的同乡通报：“我有位同乡郦生六十多岁了，身长八尺，别人都称他为狂生，自己却说不狂。”同乡告诉他刘邦不喜欢儒生，他就让同乡将见刘邦时应该注意的事项一件件详细告诉他。
郦食其求见时，刘邦正靠在床边让两个女人给他洗脚。门房通报后，刘邦问：“来的是什么人？”门房说：“样子看起来像个大儒，穿儒服，戴着一顶高山冠。”刘邦马上说：“给我回绝他，就说我正忙着打天下，没有闲功夫见儒生。”郦食其一听，瞪圆了眼睛，手按着剑柄，怒喝道：“滚进去告诉沛公，我是高阳酒徒，不是什么儒生。”门房被吓得没有报告就进了刘邦的房间，把郦食其的话重复了一遍，刘邦这才说：“请客人进来。”郦食其见刘邦后没有下拜，只是作揖施礼，问道：“足下是想帮助秦朝攻诸侯，还是率领诸侯灭秦朝呢？”刘邦骂道：“混账儒生！天下受秦朝的害那么久了，所以诸侯联合起来攻秦，怎么说我帮助秦朝？”郦食其说：“你真要结聚民众组成义军，去消灭无道的秦朝，就不应该在见长者时如此无礼。”刘邦赶快停止洗脚，穿好衣服，请郦食其上坐，并向他道歉。郦食其说了一番六国合纵连横的情况，刘邦大喜，请他吃饭，并虚心求教。郦食其说：“足下不过集合了一些乌合之众，收罗了一些散兵游勇，不满万人，用这些力量直接去进攻强大的秦军，真是所谓探老虎口。陈留（今河南开封县东南）地处冲要，四通八达，城里又有许多储备粮，我与县令关系很好，请派我去与他联络，让他听命于你。如果他不听，你就发兵攻打，我做内应。”攻下陈留后，刘邦封郦食其为广野君，经常派他出使诸侯，充当说客。要是郦食其不知深浅，开口就谈儒生的一套，早就给刘邦骂走了，就是有天大的本领也施展不了。
另一位叔孙通也是饱学的儒生，秦二世时受到征召，充当待诏博士。陈胜起义的消息传到咸阳后，二世召见博士和儒生，问道：“楚地的戍卒在蕲（今安徽宿州市南）起兵，攻占了陈（今河南淮阳县），诸位有何高见？”30位博士和儒生都说：“臣子违背命令就是造反，是不可饶恕的死罪，请陛下赶快发兵消灭他们。”二世听了怒形于色。叔孙通站出来说：“他们所说都不对。如今天下合为一家，郡县城墙已经拆除，武器已经销毁，明确告诉天下百姓不再用兵。何况上面有英明的陛下，下面有完整的法令，使得人人尽自己的职责，四面八方都同心同德。哪里还有人敢造反！这不过是些盗贼和小偷小摸的家伙，哪里值得在这里讨论？让郡里的官吏抓起来法办就行了，何足忧虑！”二世大喜称是，又一一问了儒生，有的说是造反，有的说是一批盗贼。于是二世命令御史将认为是造反的儒生押入监狱审讯，因为他们发表了错误言论；将认为是盗贼的儒生都释放了。二世赐给叔孙通20匹帛、一套衣服，封为博士。出宫回到住处，儒生们指责他：“先生怎么这样当面拍马屁？”叔孙通说：“你们不懂，我差一点脱不了虎口。”他立即逃出咸阳，回到故乡薛（今山东滕州市南），投奔了项梁，以后又在项羽部下。刘邦攻占彭城，叔孙通降汉。但不久刘邦兵败西撤，叔孙通认准刘邦必胜，率领弟子们继续追随。
古代瓷器叔孙通穿的是儒服，刘邦见了就生气。他知道刘邦是楚人，就换上了按照楚地式样裁缝的短衣，刘邦大喜。叔孙通了解刘邦的需要，向刘邦推荐的都是一些当过盗贼的壮士。刘邦非常满意，封他为博士，称为稷嗣君。随他降汉的百余个弟子恨得在私下骂他：“跟了你几年，好不容易降了汉王，可是从来不举荐我们，倒专门介绍那些江洋大盗，不知道安的什么心眼？”叔孙通知道后，对他们说：“汉王正冒着枪林弹雨争夺天下，你们能打仗吗？所以我要先推荐能斩将夺旗的勇士。你们好好等着，我忘不了你们。”
郦食其和叔孙通其实都没有抛弃儒生本色，只是为了适应刘邦的现实需要，暂时改变了自己的角色。所不同的是，郦食其没有等到刘邦最终夺取天下，就给齐王田广扔进油锅“烹”了，所以只留下了说客辩士的形象；而叔孙通却在刘邦巩固汉朝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公元前202年刘邦统一天下，诸侯共同尊他为皇帝。即位大典在定陶（今山东定陶县西北）举行后，叔孙通奉命制定朝廷的仪式制度。但刘邦嫌秦朝留下的礼仪太繁琐，全部删除，只求简易。结果一帮大臣在朝堂上边喝酒边争功，喝醉后有的人大喊大叫，有的竟拔出宝剑在柱子上乱砍，刘邦见实在不成体统，担心没法收拾。机会终于来了，叔孙通知道刘邦心里已经非常讨厌这种现象，就提出建议：“读书人在打天下时起不了什么作用，但可以和他们一起守城。我可以召来鲁地（今山东曲阜一带）的儒生，与我的弟子一起为陛下制定上朝的仪式。”刘邦问：“会不会太难办呢？”叔孙通说：“五帝所用的音乐都有差异，三王不采用同样的礼制。礼制应该根据时代和人情的需要来制定，所以夏、殷（商）、周的礼制都有所增减，并不相同。我可以广泛采纳古礼与秦仪，结合起来制定出一套新的。”刘邦同意试一试，并要求“一定要容易学，按照我能做到的程度来定”。
叔孙通从鲁征召了三十多位儒生，加上自己的弟子和刘邦派来学习的人，一百多人在野外布置的场地上排练了一个多月。叔孙通见练得差不多了，就请刘邦来看。刘邦让他们演习了一遍，觉得自己能掌握，就下令群臣学习排练，到十月一日（当时的元旦）举行大朝会时正式采用。
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长乐宫落成。十月一日，诸侯和文武百官齐集新宫，完全按照新的朝仪举行朝会。天刚亮，警卫宫殿的兵车、骑兵、步兵就在庭院中排列整齐，举着武器和旗帜。负责指挥调度的官员——谒者，在检查合格后，将诸侯百官依次序领进殿门。大殿的台阶两旁排列着数百名郎中，“趋”（快步轻声上前）一声令下，百官鱼贯而入，功臣、列侯、诸将和其他武官排列在西面，东向站定；丞相以下的文官排列在东面，西向而站。一切准备妥当后，在殿上的典礼官接受百官的逐级报告，又接力传声，请皇帝起驾。皇帝坐着轿子离开住所，由仪仗队开道，沿途警戒。皇帝在大殿坐定后，典礼官引导诸侯王至六百石（年俸）以上的官员依次拜贺，诸侯王和百官吓得大气都不敢喘，没有一个不毕恭毕敬。朝见后，皇帝赐酒，有资格坐在殿上的大臣都低着头，俯着身子，依照地位尊卑、官职高低，分九次向皇帝祝酒，然后谒者下令“罢酒”。在饮酒过程中，始终有御史在监督，发现有不遵守仪式的人就立即将他带出，整个朝堂中没有人敢喧哗失礼。
刘邦好不得意，说：“我今天才体会到做皇帝的尊贵。”他龙颜大悦，封叔孙通为太常，赏给他500斤金子。叔孙通说：“我这些儒生弟子跟随我很久了，与我一起排练了朝仪，希望陛下封他们为官。”刘邦全部封为郎。叔孙通将刘邦赏他的金子都分给了弟子们，这批儒生又当了官又有了钱，皆大欢喜：“叔孙先生真是圣人，懂得什么是当今最重要的事务。”
汉高祖死后，即位的惠帝调叔孙通担任“奉常”（主管祭祀的官员），让他制定宗庙的礼仪，并继续制定各种礼仪制度。
如果说叔孙通所制定的还只是表面的礼仪，可以立竿见影地让刘邦见到成效的话，那么陆贾所坚持的就是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信念，通过他的努力，刘邦也接受了他的观点。
陆贾早就投奔刘邦，以宾客的身份随同出征，但他是以口才出众而闻名的辩士，不仅一直在刘邦身边，还经常出使诸侯。西汉初，陆贾奉命出使南越，成功地说服赵佗接受汉朝南越王的封号，向汉朝称臣，回朝后被刘邦封为太中大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