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孙中山与兴中会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是孙中山建立起来的。
十九世纪末期，在清朝封建专制政权的腐朽统治下，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社会经济凋敝，人民生活愈益痛苦。在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产生的基础上，继太平天国之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中下层为挽救中国的危亡，相继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就是孙中山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代表。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德明，号日新，改号逸仙，光绪二十三年（1897）在日本化名中山樵从事革命，后遂以中山名世。广东香山（今中山市）翠亨村人。因家庭穷困六岁开始勃口农业劳动，十岁入塾读书，受太平天国革命影响，辄以洪秀全第二自许。光绪四年至十八年（1878～1892），先后在檀香山、广州、香港读书。由于深入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又痛感帝国主义的欺凌及中国社会的落后和腐败，遂萌发爱国救亡思想。光绪十八年（1892），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以在澳门和广州行医为业；在此期间，他广泛结交爱国志士，酝酿建立团体，并提出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但这时孙中山尚未完全摆脱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二十年（1894），他上天津投书李鸿章，提出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教育的纲领，但未获得任何结果。从此他放弃了对清政府的幻想，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上书失败后，孙中山再度到檀香山，在当地华侨中开展革命组织活动。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七日（1894年11月24日），二十余名侨胞，在火奴鲁鲁埠美商卑涉银行华人经理何宽住宅中集会，正式成立革命组织兴中会。会上孙中山宣读了他起草的章程九条，沉痛地揭示了民族危机的严重性，谴责了清朝的反动统治，规定了“振兴中华，维持国体”的宗旨。在入会的秘密誓词中更明确地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与会者推举永和泰杂货商行司理刘祥、何宽为檀香山兴中会正副主席。随后孙中山让会员填写盟书，各以左手置圣经上，高举右手，向天次第读之。会后兴中会继续向檀香山各埠发展，先后入会的计一百二十六人（一说一百三十余人），其中华侨资产阶级占八十人，其余为工人、会党和知识分子。为了举行反清起义，孙中山一方面组织华侨兵操队，使会员接受一些军事训练，一方面积极在会员中募捐筹饷。
光绪二十年底，孙中山与部分会员回国。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1895年2月21日），在香港，孙中山与杨衢云（1861～1901）领导的爱国组织辅仁文社联合成立兴中会总部，地址设于中环士丹顿路13号，为便于活动对外以“乾亨行”名义作掩护。与檀香山兴中会相比，在总部起主导作用的已是具有爱国思想，并有初步资产阶级政治观念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实力的则是那些有着“反清复汉”思想的会党分子。修订的总部章程删去了檀香山兴中会章程中一些温和词句，对清政府的残暴腐败，从正面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兴中会成立后曾先后发动广州起义、惠州起义。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在香港创办《中国日报》，作为革命宣传机关；相继在横滨、长崎、台湾、河内、旧金山以及南非洲等地建立分会。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有力地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
二、黄兴与华兴会
《辛丑条约》订立后，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的涌现，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资产阶级革命派队伍的扩大等等因素，有力地促进了各地革命组织的建立，以黄兴为首的湖南志士筹建的华兴会就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个组织。
黄兴（1874～1916，）原名轸，字廑午、竞武，号杞园，从事革命后改名兴，字克强，湖南善化（今长沙）龙喜乡凉塘人。少时受儒家传统教育，光绪二十四年（1898）入武昌两湖书院，受到变法维新思想影响。二十八年（1902）春由张之洞选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班学习。在这里黄兴受到民主革命思想影响，坚定地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先后参与创办了《湖南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以及“湖南编译社”等宣传民主革命的刊物。为了团结同志，他在学院内选择一些坚贞可靠的湘籍同学秘密组织“土曜会”，每逢周日，会员即召开秘密会议，黄兴经常“登台演说，痛诋满人之罪状，声泪俱下，成为之动容”①；稞余他又请日本军官讲授军略，参加射击比赛，作好开展武装斗争的准备。二十九年（1903），沙俄违约，拒不从东北撤兵，消息传来，黄兴“焦急万状，咯血斗余”②，积极投入拒俄运动，后被军国民教育会委派为“运动员”，于五月五日（5月31日）离日归国开展革命活动。在上海停留期间，他广泛接触各省旅沪人士；并入圣彼得教堂受洗；该堂牧师吴国光把他介绍给长沙圣公会牧师黄吉亭，以使他利用教堂掩护革命活动。《苏报》案发生后，他与《苏报》主笔章士钊一起离上海回湖南，路经湖北时，结识武昌文普通学堂湘籍进步学生宋教仁，相约一同归湘进行革命。至长沙后，黄兴任教于胡元恢创立的明德学堂，主持师范班，并任中学的历史、体操和小学的地理、博物等稞程。在此期间，他不仅在稞内外向学生灌输革命学说，物色了进步学生胡瑛等人，并与在长沙的革命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十六日（1903年11月4日）是黄兴三十岁生日，这天黄兴与章士钊、宋教仁、刘揆一、长沙高等学堂教务周震霖、民立第一中学监督柳聘农、教员鼓渊恂、柳刚，实业学堂监督福建人翁巩、长沙学堂教员徐佛苏、明德学堂教员江苏人秦毓鎏及胡瑛等十二人，齐集长沙（西区）保甲局巷彭渊恂家，以祝寿为名举行秘密会议，决定成立革命组织“华兴会”，推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为避免清政府的注意，华兴会对外采用“华兴公司”的名义，打着集股“兴办矿业”的旗号，实际以“矿业”二字代“革命”，股票即是会员证。华兴会以“同心扑满，当面算清”为口号，隐寓“扑灭满清”的意思。十二月三十日（1904年2月15日），华兴会在长沙召开正式成立大会。参加者百余人。黄兴讲话建议各方面应联合起来，共同发难；提出了“驱除鞑虏，复兴中华”的革命口号，确定了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响应以推翻清政府的战略方针。鉴于华兴会是一个以归国留学生和在国内新式学堂毕业或肄业的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革命组织，在学界有较好的基础，而当时湖南新军力量较弱，会党的力量却相当雄厚的客观形势，黄兴等人确定除了在省城积极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外，另设“同仇会”大力发动会党。
当时湖南会党中力量最为强大的是以马福益为龙头（即老大，亦即山堂之最高首领）的醴陵、湘潭、浏阳一带的哥老会，会众达二万多人。刘揆一同马福益具有深交，黄兴通过刘的关系与马福益达成共同发动反清起义的协议。他们商定：预埋炸弹于省城玉皇殿下，趁光绪三十年十月十一日（1904年11月17日）西太后七十寿辰，全省文武官吏在玉皇殿行礼时，进行爆炸，宣布起义，省城以武备学堂学生为主，联络新军和巡防营以为策应，会党群众予以协助；在军、学界党人指挥下，以马福益能调动的会党群众为主力，于岳州、常德、浏阳、宝庆、衡州五路响应，然后进攻北京。起义以黄兴为主帅，刘揆一、马福益为正副总指挥。为了促成“各省纷起”，华兴会又派宋教仁、胡瑛联络湖北科学补习所，并且派人同浙江党人、四川会党、江西防营等取得联系，俟长沙枪声一响，各省立即配合起义。但是这个宏大的起义计划却因走漏了风声而夭折。光绪三十年九月十六日（1904年10月24日），长沙清军出动捕人，搜查华兴会机关。黄兴在圣公会黄吉亭牧师的掩护下化装出走，经汉口转赴上海，不久再次东渡日本。马福益先是逃往广西，后返湘准备再次发动起义，不幸被清军截捕，于三十一年三月十六日（1905年4月20日）遇害。就在这一年，华兴会主要成员均集于日本，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联合建立了中国同盟会。
三、科学补习所
科学补习所是湖北爱国志士发起创建的革命组织。湖北地处长江中游，武汉向称九省通衢，是帝国主义侵略较早、较深的地区之一，也是清王朝统治的重心之一，而各种进步思潮与革命力量又常常在这里汇集，因此又成为革命与反革命斗争最激烈的地区。19世纪末期，相继前往日本留学的湖北学生戢元丞、傅慈祥、吴禄贞等人，“看到日本的维新，同时目睹清室政治的腐败，满人当道的昏聩，深深感觉国势的阽危，非改革政治，倾覆清室，不能反危为安，转弱为强”③，从而产生了朦胧的革命意识。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孙中山从欧美来到日本。吴禄贞等人主动求见，得到孙中山的启迪和指导，反清革命思想进一步加强。光绪二十六年（1900）自立军起义的失败，促使湖北的爱国志士与康、梁决裂，不少人走上了革命道路。这些革命志士，一方面在海外从事革命活动，另一方面又把革命思想传入湖北地区，推动湖北革命运动向前发展。光绪二十八年三月（1902年4月），湖北留日学生在原来“励志会的基础上，组织湖北同乡会”，并于年底（1903年1月）发刊《湖北学生界》月刊，“以世界知识及民族主义唤起内地学生觉悟”为宗旨，通过各种渠道寄往本省，在湖北军、学界中散发。在此前后，吴禄贞等留日学生先后回国，与一直在湖北省城活动的革命党人张难先、胡瑛、吕大森、刘静庵等人会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