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四年（1898），在资产阶级维新派推动下，一场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运动在中国蓬勃开展起来。这一年是中国农历戊戌年，故称其为戊戌变法或戊戌维新。这场运动是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初步发展、维新思潮逐渐高涨的基础上产生的。
资产阶级的维新思想，是伴随着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近代工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而逐渐发生和发展起来的。70年代，一部分受资本主义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面对严重的内忧外患，开始酝酿并提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现状的主张。但这时他们还没有同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划清界限。中法战争失败后，随着外国列强侵略日益加深和洋务运动的开始破产，具有维新思想的人显著增多。他们开始公开批评洋务运动，强烈要求抵御外国的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积极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并且认为只有学习西方进行社会改革，改变腐败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度，才能使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抵抗外国的侵略，中国才能有出路。这样，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就在社会中形成了。在七八十年代，代表这种思潮的主要人物有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汤震、陈虬、陈炽、何启、胡礼垣等人。而康有为则进一步发展了这种维新思想，创立了系统的变法维新理论。
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县人。他青少年时代，受过严格的儒家传统教育，博通经史。但是，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社会的动荡不安，他逐渐认识到那种脱离国计民生的封建文化已不能应付社会大变动的局面。光绪五年（1879），他游历香港，初步接触到资本主义文明。后来，他又从中国早期维新派和外国传教士的许多译著中接受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逐渐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的封建制度要优越。不能再用旧时代看待“蛮夷”的眼光去衡量它们了。他认为中国要想摆脱民族危机，走向独立富强，必须向西方国家学习，改变现状，变法维新。中法战争以后，康有为的变法思想日渐成熟。光绪十四年（1888），他利用在北京参加乡试的机会，第一次给光绪皇帝上书，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项主张，劝光绪帝及早变法图强，以挽救国家的危亡。这封上书由于封建守旧势力的阻挠未能送到皇帝手中，康有为也被主考官徐桐斥为“狂生”，被取消录取资格。但通过上书，维新思想得到进一步传播，康有为开始名扬海内。
康有为上书失败后，康有为回到广东。光绪十七年（1891），他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学馆，招生讲学，传播维新思想，培养维新骨干力量，著名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麦孟华等人。同时，他又着手研究理论并从事著述，为变法维新创立理论根据。从光绪十六年至十九年（1890～1893），康有为在梁启超等弟子的协助下，先后完成《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两部重要著作，为变法维新运动的产生提供了理论根据。
《新学伪经考》，共十四卷，初刊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在这部书中，康有为继承今文经学的传统，用历史考证的方法，论定自东汉以来被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奉为神圣经典的古文经，都是王莽的国师刘歆为王莽篡汉建立“新朝”制造理论根据而伪造出来的。因此，古文经典统统是伪经，是“新朝”之学。从学术上看，康有为把古文经一概说成是伪造，并没有真实的历史依据，但他的大胆议论在当时的政治思想领域却产生了犹如“飓风”一般的震动。首先，他公然宣布封建统治者奉为经典，社会上“无一人敢违者，亦无一人敢疑者”的古文经是伪造的，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清朝正统学派的根基，有助于知识分子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探求与接受新思想。第二，在政治上，打击了封建顽固派“述而不作”、“恪守祖训”的守旧思想，为维新派的“因时变革”的政治主张提供了理论依据。
《孔子改制考》，共二十一卷，写于光绪十八年（1892），初刊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这部书详尽论述了“托古改制”思想和历史进化论观点。康有为认为，包括孔子在内的先秦诸子，都是“托古改制”的。他说，“六经”就是孔子为改变当时社会状况，按照自己的政治观点，假托古圣先王尧、舜的言论而制订的。在这里，康有为是在充分利用孔圣人的权威来论证自己的“布衣改制”权利，从而排除顽固派用“非圣无法”的旗号反对变法的阻力。在《孔子改制考》这部书中，康有为还依据今文学派的理论，充分发挥“通三统”、“张三世”的学说。所谓“三统”，是说夏、商、周三代不同，当随时变通因革；所谓“三世”，是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经“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愈变愈进步，绝非人力所能阻止。他利用自己接触到的西方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附会“三世”说，提出“据乱世”就是君主专制时代；“升平世”就是君主立宪时代；“太平世”就是民主共和时代。康有为的这种历史进化论的观点，有力地冲击了封建统治者宣扬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历史不变论和“治乱相循”的历史循环论，论证了变法和变封建专制为君主立宪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总之，康有为在这两部著作中，以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和自由平等学说为武器，系统论述了变法的必然性与必要性，为行将到来的维新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
甲午战争及中国在战争中的惨败，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为“救亡图存”，全国人民都积极行动起来了。光绪二十一年二月（1895年3月），康有为与梁启超到北京参加会试。这时，甲午战争即将结束，李鸿章正在马关与日本议定投降条约。三月二十一日（4月15日），《马关条约》的内容和即将签字的消息传到京师，引起各阶层人士的无比义愤。在京应试的各省举人纷纷上书都察院，要求清政府拒绝签订可耻的卖国条约。全国人民以及士子们的爱国热情，使康有为受到极大鼓舞。他决定联合在京的所有举人，进行一次更大规模的上书，为变法造成声势。经过广泛联络，一千三百多举人在康有为起草的上皇帝书（第二次向皇帝上书）上签了名，并于四月八日（5月2日）递交都察院。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在这次上书中，康有为在痛陈民族危亡的严重局势后，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请求光绪皇帝当机立断，实行“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①四项大计。他认为，前三项都是“权宜应敌之谋”，只有第四项即变法，才是“立国自强之策”。这次上书，虽然因都察院拒绝接受，未能送到皇帝手里，但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通过上书，坚决要求抵抗帝国主义侵略，保持中国的独立和完整，希望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并让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分享一部分政治权力，这无疑是有利于中国社会向前发展，具有爱国主义性质和进步意义的。这次事件，实际上是康有为领导下的知识分子的大请愿运动，它冲破了清政府规定的士人不许干政的禁令，标志着长期酝酿的维新思潮发展成为具有一定群众性的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它成了变法维新运动的起点。康有为的万言书虽未上达，但它的全文已辗转传诵，风行一时。上海、广州等地还特地为此刊印《公车上书记》，广为宣传。这就有力的推动了变法维新运动的发展，而康有为也因此成了全国瞩目的维新派领袖人物。
“公车上书”次日，会试榜发，康有为中进士，授工部主事。同年五月六日（5月29日）和闰五月八日（6月30日），康有为又连续向皇帝上了第三书和第四书，进一步强调必须尽快变法维新的道理。并在第四书中正式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光绪帝读到第三书，阅后“极嘉许”。立即命令抄迭慈禧太后、军机处和各省督抚。接着光绪帝的师傅翁同稣亲自接见康有为，进行了长达五小时谈话，商讨变法事宜。其他帝党官僚如孙家鼐、文廷式、杨深秀等也开始与康、梁密切往还，时相过从。这样，维新派就取得了皇帝的支持，并与帝党结合起来，因而加速了维新运动的发展。
“公车上书”以后，维新派为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一方面继续向皇帝上书，力促光绪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同时加紧对官僚和知识分子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广造舆论，厚集力量。这些宣传组织工作主要是成立学会、出版报刊和兴办学堂。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1895年8月17日），康有为、梁启超首先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十一月一日改名《中外纪闻》），由梁启超等编辑文稿，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鼓吹维新。经康有为的奔走联络，十月初（11月中旬），维新派联合帝党官僚文廷式等组织强学会，定期集会讲演，介绍西学。不久，康有为在上海成立强学分会，十一月二十八日（1896年1月12日），出版《强学报》。虽然由于顽固派的反对，十二月六日（1896年1月20日）北京强学会被劾，遭封禁，上海强学会随之解散，《强学报》也于第三号终刊，但维新派却由此为议论时政的风气，打开了局面，已经兴起的维新运动在全国各地更加蓬勃地开展起来。
梁启超在上海，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一日（1896年8月9日），黄遵宪、汪康年等创办《时务报》，由梁启超任主笔，负责撰稿与编辑。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县人。少年时代即熟读经史，十四岁中秀才，十七岁中举。后来，他在康有为的影响下，广泛阅读中外各种书籍，接受了康有为的变法主张，成为康有为最得力的助手。梁启超在主持《时务报》期间，以充沛的爱国热情，犀利的文笔，写了大量论文，宣传西学，鼓吹变法，对维新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所撰的《变法通议》一文，在《时务报》连续刊载，影响尤为巨大。几个月内，《时务报》销数增到一万七千份，创国内报纸发行数字的最高纪录，成为影响全国的维新派的喉舌。
在湖南，变法维新运动在谭嗣同、唐才常的积极活动下迅速开展起来。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少年时随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学习，钻研王夫之、黄宗羲的著作。后游历南北各省，既饱览大好河山，又目睹人民的灾难和国家的危机，逐渐产生了爱国思想。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使他走上爱国救亡的道路。光绪二十二年二月（1896年3月），他在北京结识梁启超等著名维新派，开始投身于变法维新活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春，谭嗣同写成《仁学》一书，以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阐述国家和阶级的起源，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以及纲常名教进行了比较深刻的批判，号召“冲决”一切封建“网罗”。就在这一年，他与唐才常、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督学江标相结合，先后创办《湘学新报》（后改名《湘学报》）、长沙时务学堂，宣传变法，培养维新人才。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一日（1898年2月21日），谭嗣同与唐才常又在湖南建立南学会，创办《湘报》。在变法维新运动中，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
在天津，光绪二十一年（1895，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就开始了变法维新的宣传鼓动工作。严复（1853～1921），字几道，号又陵，福建侯官人。同治五年（1866）考入福建船政学堂，光绪二年（1876赴英国学习海军，光绪五年（1879回国后，长期担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和总办（校长）。甲午战争后，鉴于形势危迫，严复在天津《直报》上接连发表《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原强》、《辟韩》等重要论文，宣传维新，鼓吹改制。严复对翻译西书极为重视，决心“致力于译述以警世”，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系统介绍西方思想与文化名著，用以救亡图存的翻译家。当时，影响最大的是他翻译的《天演论》一书。《天演论》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论文集《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中的前两篇。在译文中，严复特别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观点，认为国与国、种族与种族之间同样是个生存大竞争的场面，弱国如不奋发图强，就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弱肉强食”、“弱者先绝”的厄运。这种观点用生物进化论代替阶级斗争学说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错误的。但严复是在中国面临被瓜分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站在被压迫民族的立场上，呼吁人们不甘作“劣等民族”，而应学习西方，“与天争胜”、“自强保种”，挽救祖国的危亡。这就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唤起人们变法图强的觉醒。所以，《天演论》出版后，立即风行全国，不仅成为维新派提倡变法的理论基础，而且对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扩大变法思想的传播，光绪二十三年（1897），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并立即连续刊载《天演论》。《国闻报》与上海《时务报》相呼应，成为维新派南北两大喉舌，居于舆论界的领导地位。
除北京、上海、湖南、天津以外，在其他地区也出现了许多报刊、学会和学堂。据不完全的统计，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1895～1897），全国建立的学会33个，新式学堂十七所，报刊十九种。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学会、学堂、报馆合计达三百所以上。所有这些，都有力地冲击了传统的封建思想文化和顽固守旧的社会风气，扩大了变法维新思想的阵地，预示着维新运动高潮的到来。
维新运动的迅猛发展，引起封建顽固势力的仇恨和攻击。洋务派虽然也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但在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纲常名教这一根本问题上和顽固派是一致的，他们结合起来，共同反对维新派。这样，就形成了维新思想同封建顽固思想、洋务思想的尖锐对立，并展开了激烈的思想论战。论战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问题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