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调整好中央机构后，继而调整地方行政机构，他把国君直辖区分为国、鄙两部分。国是指国都及其近郊之地，鄙是指郊外田野之地。再进一步将国分为士、工、商三乡，将鄙分为五属，即所谓“叁其国而伍其鄙”。然后于乡、鄙之下再划出各级组织，分别设官任职以管理之。这就是管仲在地方上推行的行政组织改革措施。
对于“叁国伍鄙”的具体区划，《国语·齐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管仲把国都分作21个乡，其中工商之乡6个，士乡15个。在此基础上安排官吏：市场立有三乡，手工业立有三族，湖泽立有三虞，山村立有三衡，管理众官的叫做三宰。并且确定五家为一轨，轨有轨长；十轨为一里，里设有司；四里为一连，连有连长；十连为一乡，乡有良人。划分田野：三十家为一邑，邑有邑司；十邑为一卒，卒设卒帅；十卒为一乡，乡有乡帅；三乡为一县，县设县帅；十县为一属，属设大夫。五属设五个大夫，并设五正作为辅佐，以治属政。
管仲建立的“叁国伍鄙”制，给传统封建体制以无情的冲击，为以后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开辟了道路。
（五）建立举贤任能的选官制度
行政需要官吏，官吏需要人才。管仲把德、才作为选举和任用官吏的标准。正如《管子·君臣下》中所说：“选贤遂才”，“举德以就列”，“举能以就官”。根据这一选任精神，管仲制定了一套较为合理的选官制度。即基于乡属长官荐贤基础上的“三选之法”。
何谓“三选之法”呢？《管子·小匡》中记述道：“乡属长官把贤士推荐到中央。桓公亲自接见后，就用这些人在官府工作。桓公命令官长年终报告新官成绩，并且命令官长挑选新官中的贤者上报。指示说：‘有人在我官府有功，德行好而又顺从，要老实地待命使用，以使人们严肃而勉励。至于人民的非议言词，则是以补救官吏的不善之政。’桓公还普遍调查乡里意见，对新官加以考察。然后召来与他共坐，仔细观察他的素质，以便了解他的成功成事之处。如可以举拔，就待时任用。凡是考问其国家忧患之事而应对如流的，若没有大过，便提拔为上卿的助手。这叫做‘三选’。”
“三选之法”的推行，冲破了以血统为标准的世卿世禄制的束缚，把官吏的选拔扩展到了平民阶层，从而扩大了统治阶级的政治基础，使当时的政治机构充满了活力。
（六）设立“啧室之议”
一国之事无穷，一人之智有限。以有限之智理无穷之事而不出差错者，极难！为矫此弊，管仲通过设置专门的机构，委派官吏的做法，来完成搜集士、民政见，使之得以议政、参政的任务，并形成一种制度，谓之“啧室之议”。对此，《管子·桓公问》中载，桓公问管仲说：“我想常有天下而不失，常征天下而不亡，能办到么？”管仲回答说：“……黄帝建立明台的咨议制度，就是为了从上面搜集贤士的意见；尧实行衢室的询问制度，也是为了从下面听取人们的呼声；舜有号召进谏的旌旗，君主就不受蒙蔽；禹把谏鼓立在朝堂上，以方便人们上告；汤有总街的厅堂，可以搜集人们的非议；周武王有灵台的报告制度，贤者都得以进用。这就是古代圣帝明王能够常有天下而不失、常得天下而不亡的原因。”桓公说：“我也想效法他们实行这项制度，应当叫什么名字呢？”管仲回答说：“名称可以叫做喷室的咨议制度。就是说，国家法度要简而易行，刑罚要审慎，政事要简而易从，征税要少而容易交足。老百姓有在这些方面提出君主过失的，就称之为正土，其意见都纳入喷室的咨议制度来处理。负责办事的人员，都要把受理此工作作为分内之事，而不许有所遗忘。”
总之，管仲的政治改革既开辟了齐国全新的政体新格局，又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有力的保证。
五富国强兵
管仲认为：国富兵强，对内是稳定社会、巩固政权的基础；对外，是尊王攘夷，一匡天下的保证。因此，管仲在从事政治革新的同时，还致力于富国而强兵。
（一）富国
富国有赖于经济的发展。在我国古代社会，农业生产是最主要的经济部门，理应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对此，管仲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他说：“凡是一个国家的君主，必须致力于四时农事，确保粮食的生产和贮备。国家财力充足，远方的人们就能自动迁来；荒地开发得好，本国的人民就能安心留住。粮食富裕，人们就知道礼节；衣食丰足，人们就懂得荣辱。”（《管子·牧民》）既然农业对国计民生如此重要，怎样才能使其得以发展呢？管仲主要从稳定农民队伍、制定合理的土地和赋税制度，采取不违农时措施等方面入手。
首先要稳定农民队伍。为了保证农业生产的稳步发展，就必须有足够数量的从事农业的专门队伍。为此，管仲在齐国推行“四民分业定居”的改革措施。四民指的是士、农、工、商四个阶层。管仲让这四个阶层分区而居，即处士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从而使每个阶层子承父业，世代相传。由此，“农之子恒为农”，从而为发展农业生产提供了稳定而充足的劳动力。
其次，实行“均田分力”的新土地政策。从事农业生产的先决条件是土地。正如《管子·乘马》中所说的那样：“土地是政事的根本。所以，土地可以端正政事，土地制度不公平合理，政事活动就无法正确。没有正确的政事活动，各种经济活动也就无法进行。”
针对当时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障碍的“井田制”，管仲进行了大胆的土地经营制度的改革——“均田分力”，即土地经过公平折算后租给农民，实行分户耕种。这种新的土地经营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大大地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热情。对此，《管子·乘马》分析说：“把土地分下去，实行分户经营，可以使人民自己抓紧农时。他们会知道季节的早晚，光阴的紧迫和饥寒的威胁。这样，他们就能够晚睡早起，父子兄弟全家关心劳动，不知疲倦并且不辞辛苦地经营……实行了与民分货的制度，人民就切实看到有得有征了；再明确征收的标准，人民就会尽力了。于是，不必督促，父子兄弟就都会来关心生产。”这一分析可谓入木三分。
再次，制定“相地衰征”的新赋税制。管仲在实行“均田分力”的同时，又推行了“相地衰征”的赋税制度改革。“相地”，就是观测评定土地，以区分土地的肥瘠优劣；“衰征”，就是按土地的好坏等级而征收不等的赋税。这种赋税征收制度是从具体情况出发而制定的，具有很大程度的公平性和合理性。
最后，采取“勿夺农时”和“赋役有度”的措施。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强和产出率低的特点。针对这两个特点，管仲以行政手段采取了‘吻夺农时”和“赋役有度”的措施。
管仲清醒地认识到：农作有时，产出有限，繁重无休止的赋役，既会使民力枯竭，也会使农业失去所需的劳动力和宝贵的时光，其危害是很大的。为了保证农事的顺利进行，管仲要求春忙时节，赦免罪轻的人，放出拘押的人，调解纠纷，以致力于耕种；夏忙时节，政令不要干扰农事，免除农民的赋役，以致力于田间管理；秋收季节，不动兵打仗。凡此种种，都大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齐国北、东两面靠海，境内多山。海有鱼、盐之利，山富林木矿藏之饶，而且齐地向有发达的手工业传统。因而手工业在齐国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济部门。姜太公封齐伊始，便制定了“便鱼、盐之利”、“劝女工，极技巧”，即优先发展手工业的基本国策。齐国的这一优良经济传统，在管仲处不仅得以继承，而且得到了发扬和光大。为了保证国家的利益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管仲采取了“官山海”，即盐、铁国家专卖的政策。
盐、铁是人们生活、生产中必不可少的资料，在国民经济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国家若掌握和控制山、海等自然资源，就能牢牢地控制住国家的经济命脉。因而管仲要求国家严格控制盐、铁等的生产与销售，其具体做法是：
对于盐，实行国家全部专卖和部分专卖两种。全部专卖是制、收、销全由国家经营；部分专卖是收、销由国家负责，而制盐由民经营。
对于铁，实行开矿冶铁由民经营，国家根据自然资源属于国有的原则向生产者征收租税，然后再实行统一收购和销售。
对于森林等其他自然资源，国家也要加以控制。山林之地生产木材，也是国家和人民共同需要的，国家谨守山林、川泽等自然资源，既能满足人民对木材等的需要，又能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官山海”的政策是通过交换方式来获取利润，它是“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通过专卖的方式获取税收。这种间接税既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又较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商业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它起着连接生产和消费的重要作用。商业的发展，能促进生产的进步和经济的繁荣，所以，对商贸的发展不可忽视。齐国自姜太公时就逐渐形成了重商传统。管仲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把商品经济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管仲很重视商业队伍的稳定性，他通过四民分业定居的形式，使“商之子恒为商”。不仅如此，管仲还非常关注提高商人的素质，他要求“非诚贾不得食于贾”。
管仲十分重视商品流通的作用，把它提高到“御天下之道”的高度来看。《管子·国畜》中说：“治理国家，若不精通轻重之道，就不可以统御万民，不可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说国家大治。’为了发展商品经济，管仲很重视市场的建设。他认为凡是有村落的地方都应该设置市场，否则人民的用品就会匾乏。
管仲不但注重国内贸易，而且也高度重视对外贸易。因为通过国际间的贸易，可以调节商品的余缺，可以为国家增加税收。
为了发展商品经济，鼓励对外贸易，管仲主持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首先实行对商业贸易的减税或免税政策，或“关市讥而不征”，或“三十税一”，“五十税一”。其次，对外商提供优质服务。为了招待外国的商人，管仲要求建立高档的宾馆以供住宿，并规定：带一辆车来的商人免费供应伙食，带三辆车来的商人，还供给马的饲料，带五辆车来的商人，除上述优待外还有服役人员专门照应。另外，管仲还要求三十里设一驿站，负责接待过往的商人。
由于上述优惠政策的实施，结果出现了“天下之商贾归齐者若流水”的局面。
管仲在发展经济方面，由于采取了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从而使齐国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达到了富国富民的目的，使齐国成为当时的经济大国，为“强兵”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正如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所说的那样：“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
（二）强兵
管仲不仅坚决进行了政治改革，大力发展经济，而且也积极地加强军队建设。这是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在当时天子式微，诸侯纷争的形势下，如果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不消说争霸诸侯，恐怕连自保其身也难以做到。因而管仲把强兵放在一个很突出的位置上。为了强兵，管仲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点措施：
第一，寄军于政。管仲的强兵之策，不是大张旗鼓地“正卒伍，修甲兵”。因为那样一来，就会赤裸裸地暴露在世人面前，其他国家会立即效仿。用《国语·齐语》的话说：“则大国亦将正卒伍，修甲兵，则难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国诸侯有守御之备。”意即：如果公开地加强军备，势必会引起各诸侯国的军备竞争，若这样，就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因此，管仲主张用比较隐蔽的方法，神不知鬼不觉地发展齐国的军事力量，这就是“事可以隐令，可以寄政”，“作内政而寄军令”。具体做法是：“五家为轨，五人为伍，由轨长率领。十轨为里，五十人为一小戎，由有司率领。四里为连，二百人为一卒，由连长率领。十连为乡，二千人为一旅，由乡良人率领。五乡为一帅，一万人为一军，由五乡之帅来率领”（《管子·小匡》）管仲这种以政统兵，寓兵于政，军政合一，连五家之兵足兵之法，是正政经武，张大齐国国威的一个重大创举。
第二，“薄刑罚以厚甲兵”。有了正规而强大的常备军，管仲又采取宽刑、以物赎罪的办法来解决军备供应问题。据《管子·小匡》载，桓公问管仲道：“卒伍已定，事功已成，我想干预诸侯的事务，时机可以了吧？”管仲回答说：“不可以。关于军事，我已寄寓于内政了，但齐国还缺少盔甲兵器，我想用从轻处理重罪的办法把赎金用在盔甲兵器上。”桓公问：“怎么办呢？”管仲回答说：“规定犯重罪者交纳武器、盔甲、犀牛的胁驱和两支戟；犯轻罪者交纳兵器架、盾牌、胸甲皮与两支戟；犯小罪者纳金属一钧半；宽有薄罪，只纳金属半钧。至于没有冤屈而挑起诉讼，官长再三劝解不成而理不直者，则须交纳一束箭，以示惩罚。好的金属拿来铸造戈剑矛戟。”这样一来，齐国甲兵大足，军备丰盈。
第三，改良武器。武器精良与否也是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管子·兵法》说：“能控制敌人，是武器最精的结果；使敌为我用，是教练最好的结果。不能使武器最精的，不能制敌；不能使教练最好的，不能使敌为我用。不能使敌为我用，我将陷于被动；不能使武器最精，我将陷于困境。”
为了保证精良武器的制造，管仲要求选天下之良工，用天下之良材，造盖天下之武器。
总之，管仲通过一系列的措施，组成三万精兵，分作三军，由桓管统帅一军，高氏和国氏各帅一军。以此三军威武之师横扫天下，使齐国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霸业局面。
六取威定霸
管仲任相后，在齐桓公的鼎力支持下，大约用了5年的时间，对齐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并达到了安国、富国、强兵的预期目的。在此基础上，管仲不失时机地开启了争霸的进程。
在争霸战略上，管仲以“尊王攘夷”为旗帜，来号召天下诸侯。所谓“尊王”，就是尊崇周王室。据《国语·齐语》载，管仲明确向桓公提出“以方行于天下，以诛无道，以屏周室”的主张。这是因为，尽管当时的周王室早已式微，但其为“天下宗主”的观念却依然很牢固。管仲审时度势，以“尊王”为旗帜，从而在舆论上增强了号召力，在行动上取得了主动权。“尊王”的短期目标是统一于周室。因当时周室无力，由霸主受王命代掌天下大事。其远程目标则是建立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因而这一方略既具有稳定当前局势的现实意义，又具有启示社会前进的长远意义。
所谓“攘夷”，就是以保卫华夏民族为旗帜，团结和率领诸侯各国抵御夷狄入侵中原地区。当时，生活在周边地区的戎、狄势力很大，经常骚扰周王室，进犯中原地区，给中原地区的文明带来很大的破坏。针对这一状况，管仲打出“攘夷”的大旗，正符合诸侯各国的根本利益，所以有利于取得并巩固霸主地位。
“尊王”与“攘夷”的霸业，是春秋前期的特定形势所决定的。由于周王室的衰微，造成了诸侯坐大，相互攻伐的混乱局面；正因为诸侯之间的争斗，才使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有机可乘。所以“攘夷”就必须“尊王”，只有把“尊王”的旗帜树立起来，中原华夏各诸侯国才能增强团结，才能有效地抵御戎。狄的侵袭。所以“尊王”与“攘夷”是一致的。
管仲争霸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尊王室、宁诸侯、主会盟。
（一）尊王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