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春秋》重点描绘了晏子的形象，此书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有的认为是“晏子自为而后人接焉”；有人认为是“晏子之后为之”。柳宗元认为这两种说法“皆非也”。今人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认为是秦始皇时博士淳于越所作，这种说法也欠妥当。该书作者有可能是稷下先生中的宋、尹之徒；特别是宋鈃。理由是：首先，稷下先生议政靠著书立说。他们不仅发表自己的一家之言，还有责任整理齐国先贤的档案。现有的《管子》、《晏子春秋》都经过他们的整理。其次，他们长期活动在齐，享受着优厚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实惠，即使不是齐国人，也是“齐国通”。他们活动的年代，上距晏子谢世仅二百多年，在档案材料之外，他们还有可能收集到晏子的轶闻轶事。再次，宋鈃、尹文学派是墨家的一个支流，他们编写《晏子春秋》，可以弘扬墨家的思想主张。最后，宋鈃的《宋子》被班固列人小说家，说明他善于以小说故事宣扬自己的思想主张。《晏子春秋》中所收集的正是有关晏子的许多轶事，对宣扬墨家思想很适宜。
尽管有人对《晏子春秋》的可信性持怀疑态度，但我们如对照《左传》、《史记》等有关晏婴的记录，可以发现，《晏子春秋》中所记虽与晏婴本人的思想与行为有些出入，但基本上反映了晏婴的思想：
（一）政治思想
1.社稷是主，民为邦本的政治观念。中国传统政治观念认为君为邦民之本。“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都清楚地表述了这种由来已久的政治观念。与此恰恰相反，晏婴却喊出了“社稷是主”的时代强音，这一非凡思想，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闪烁着夺目的光芒。首先，晏婴在君主与社稷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限。他认为君主与社稷不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君主与社稷的利益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完全一致的。当君主利益与社稷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应以社稷利益为主为重。其次，在社稷与君主相分离的同时，开始了与民的结合。晏婴在其政治实践中，进一步把这一认识升华为民本思想。“啤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为本也。”
既然民为邦本，那么治国理政就必须坚持爱民、乐民而不刻民、害民的原则。“德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德莫下于刻民，行莫贱于害民。”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晏婴提出了薄赋敛、减徭役，省刑罚等爱民的主张。
晏婴“社稷是主”，“民为邦本”的思想，不仅在当时的齐国起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而且对后世的开明统治者和思想家也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这一思想，到了战国中后期，被儒家大思想家孟子发展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崭新高度。
2.社稷是养、“和”而“不同”的君臣关系论。在君臣关系方面，晏婴有独特而深刻的见解。他认为臣是社稷之臣，不是君主之奴。社稷之臣的道德要求不应以忠于君主个人为己任，而应以保养国家，维护国家利益为要务。“臣君者，岂为具口食？社稷是养。”因此，当庄公被崔抒所杀，贾举、州绰等家奴殉主而死后，晏婴却作了一番特殊的表演：入门枕庄公尸股而哭，三跳出门而去，这就算尽了君臣之礼。晏婴没有殉死的理由，用他自己的话解释为：“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呢，谁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焉。”由此，晏婴进而提出了忠臣事君。“有难不死，出亡不送”的惊世骇俗的主张。
既然臣是社稷之臣而非君主一人之私臣的话，那么忠臣与君主的关系应该是：“不掩君过，谏乎前，不华乎外；选贤进能，不私乎内；称身就位，计能受禄；睹贤不居其上，受禄不过其量；不权居以为行，不称位以为忠；不掩贤以隐长，不刻下以谀上；君在不事太子，国危不交诸侯；顺则进，否则退，不为君行邪也。”亦如《史记·管晏列传》所云：“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晏婴这种不以对某个国君唯命是从的愚忠为要求，而以社稷民生为己任的思想无疑是进步的。
晏婴的群臣关系思想还有一个很主要的方面，就是和而不同论。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载：齐景公打猎归来，在遄台休息，晏婴陪同在侧。这时梁丘据驱车赶到。景公说只有梁丘据与他和协无隙。晏婴不以为然，认为梁丘据与景公是“同”，而不是“和”，并以羹汤和符谱的原理说明：君臣作为矛盾的两方，具有差别性和同一性，是对立统一的，而不是单一的，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晏婴“和”而不“同”的君臣关系思想是相当深刻的。虽然并不排除这一思想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带有某种理想成分，然而这一思想的提出开一代仕宦风气之先。
3.廉为政本，公正无私的政治理想。晏婴的廉政思想既是当时齐国社会的产物，又有更深层次的思想基础。晏婴生活在乱世之秋，各诸侯国的君主和贵族大臣们无不醉心于奢侈豪华的糜烂生活。齐国自不例外，齐景公的生活腐化更是登峰造极。在齐景公的影响下，齐国的权贵们无不沉湎于高台深池，撞钟舞女，醉生梦死的生活中。姜齐的统治隐约敲响了丧钟。在这种背景下，深思、高举的晏婴，为挽姜齐大厦于将倾，提出了廉政的主张。
如果说当时的齐国社会是产生晏婴廉政思想外部条件的话，那么足欲必亡的人生哲学和清廉为美的美学思想则是产生这一思想的内部因素。晏婴在总结前人失败的教训中悟出了欲望足，祸患致的人生哲理，然而他并未消极地停留在足欲必亡、节欲无迁的认识水平上，而是更加积极地提出清廉为美的美学思想。他认为自然界中清清的河水是美的，故而长流不绝；政治若像清水那样，国家就能长治久安。因而晏婴明确地提出了“廉者，政之本也”的思想。
廉政思想施之于君，则要求国君公正无邪，薄身厚民；施之于臣，则要求臣上做一个正士，恤下爱民。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晏婴节俭力行，率先垂范，为后世树立了一个廉相的典范。
4.国运靡常，明德修礼尊贤的救世方略。晏婴认为斗转星移、政权更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以齐地来说，初由爽鸠氏治理，代之而起的有季崱氏、逢伯陵氏、薄姑氏，而后太公在这里建立了齐国。这一过程，晏婴是知道得很清楚的。然而他的这一本属合理的历史进化观，一旦被期望姜齐长治久安的良好愿望所障蔽，便产生了深深的“国运靡常”的忧患意识。那么怎样才能使姜齐政权免于夭亡的命运呢？晏婴竭思惮虑，为景公开出了三味救世药方：其一，明德。其二，修礼。其三，尊贤。晏婴以桓公任贤而霸，任不肖而衰的经验教训说明了尊贤的重要性，因而他主张“举贤以临国，官能以敕民”。
（二）哲学思想
1.非天命与无神论思想。齐景公见彗星出现，以为是凶兆，欲设坛祈天消祸。晏婴却不以为然，说：“无益也，只取诬焉。天道不谄，不二其命，若之何攘之！”晏婴谏阻景公祭山神、河伯等均反映了他非天命、轻鬼神的思想。晏婴把彗星、山河等自然物，看作是没有灵性的物体，它们本来是无知，有灵有神是人们主观加于它们的，不足为信。在统治者极力用宗教天命维持其统治，称“周德虽衰，天命未改”的情况下，晏婴大胆申明不信天地鬼神，表现了非凡的胆识和无神论思想。
2.事物发展的规律性思想。晏婴在其一生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事物发展皆具有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夫盛之有衰，生之有死，天之分也。物必有至，事有常然，古之道也。”晏婴认为，不仅自然现象有其自身发展变化的规律，社会也有其盛衰治乱之道，如他在与叔向谈论齐国政权的归属时说：“昔者殷人诛杀不当，僇民无时，文王慈惠殷众，收恤无主，是故天下归之，无私与，维德之授。今公室骄暴，而田氏慈惠，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无获民，将焉避？”晏婴看到了“慈惠”者“获民”的社会发展趋势。
3.对立统一思想。晏婴与齐景公辩“和”、“同”的记载，说明晏婴已经认识到事物是由矛盾着的双方构成的，如清浊、刚柔、大小。长短、上下、出入、疾徐、迟速，以及哀乐、可否等，都是事物矛盾的具体表现。这些矛盾既是对立的，又具有相济相成的同一性，互相依存，互相联系。正因为这样，才构成了事物的统一体。这是晏婴对于事物的对立统一辩证关系的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