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相见，那戎机在身的大元帅对昔日光彩照人的公使夫人记忆犹新。尽管这眼前人自称只是公使小姨子，但是那口流利的德语和她对西方风物掌故的娴熟程度，又蒙骗得了谁呢？索性扯开面具，讲出真情。那威风凛凛的元帅不免为燕落平康的变故而感慨欷献。于是吩咐侍从拿来两套夹衣服和一千块钱(“都是现洋”，却铸的是中国文字)，赠与赛金花，算是压惊，亦是见面礼。此后，瓦德西差不多每天都来接她，在他营里一呆就是多半天。渐渐地，两人仪銮殿里诉恩爱，芙蓉帐暖度春宵。这在瓦德西看来，从前那可以远观而不可亵玩的公使夫人，如今在自己这征服者面前荐枕承欢，亦是不虚此行；而在赛金花看来，以一个烟花女子，在兵乱的恐慌中、在京中诸相识皆死的死逃的逃的情况下，也算找到了一顶保护伞。因而他们怀着不同的心态，各自在共同的结合中寻求不同的心理满足。
不过，赛金花究竟还是个善端未泯的中国人，她既没有发国难财，更没有仗洋大人的势力来欺凌百姓，而是利用自己与瓦德西的特殊关系，尽量为国为民做些好事。
一是直接救助被害百姓。洋兵初进城时，野蛮恣肆，任意奸淫抢掠，一见行迹可疑的人，便指为义和团，男的按倒就杀，女的则放倒便奸。一些刁顽教民也往往乘洋人威风，诬陷良民，以泄私愤。偌大京师，十室九空，所剩不过三分之一。这仅存的老弱病残，性命也朝不保夕。赛金花每逢出行，凡遇上洋兵欺凌国人，她都勇敢上前，或用英语，或操德语，解救说：“他不是义和团，我敢担保，我敢担保！”凭着她能讲外语这点，也常常令洋兵起敬；又倘若那洋兵还知道她与元帅的关系，就更不敢怠慢了。因而凡赛金花出面担保时，往往能逢凶化吉，着实也救下不少的人。还有那未被赛金花遇上而被欺凌的，“而欲诉于瓦德西者，辄挽傅(彩云——赛金花)为介绍，傅甚工辞辩，所言，瓦帅无弗应，由是保全者甚多”(《花史·赛金花》)。当然，这些方式仍然是小范围的救助，对于国人当时面临的灾难无异杯水车薪。于是赛金花又趁瓦德西高兴的时候对他说：“义和团一听你们要来，早逃窜得远远的了，现在京城里剩下的都是些很安分守己的良民。他们已经受了不少义和团的害了，现在又被误指是义和团，岂不太冤枉。”瓦德西一听有理，便下了道命令，不许兵士们随便杀人。
二是协助议和。洋兵入京，慈禧太后留下奕助和李鸿章等人善后，订立“城下之盟”。但是联军代表以战胜者的姿态、强盗的逻辑，要价很高，条件苛刻，一个个瓜分中国的野心毕露，连最善于答应条件的李鸿章也觉难以应允。赛金花虽然够不上直接参予谈判的资格，却能在床第宴私之间，没忘了劝几句瓦德西，要他从两国广大的老百姓计，不要“过于执拗”。清政府在同其他国家议和中，特别难办的是原德国公使克林德的夫人。克林德在义和团初入北京时，无视中国主权与民族尊严，不仅联合外国驻华公使要挟清政府镇压义和团，而且自带兵众出动，屡屡制造绑架义和团众、残杀义和团员数十人的惨案，后来在他乘轿进宫途中，与端王载漪的神虎营士兵遭遇，克林德被击毙。这本是罪有应得，但是，如今德国成了战胜国，而且德国人又是八国联军中的首领，在“强权即是公理”的当时，克林德夫人提出了种种蛮横条件，什么要西太后抵偿啦，要皇上赔罪啦，不依不饶。把个全权和议的大臣李鸿章弄得简直下不了台！于是只好来求助于赛金花。赛金花以女人的身份去见克林德夫人，又通德语，自然就方便得多了。经赛金花一番劝慰，多方比况，最后夫人答应以给克林德建立牌坊的条件了事。自然，这牌坊仍然是中国人民国耻的象征，是压在中国人民心头的耻辱碑。但是在国家已虚弱得别无他法的时候，能尽可能地减少些损失，让侵略者早些撤出北京，以恢复人民正常的生活秩序，难道不是有补于时吗？
三是劝瓦德西保护故宫文物。八国联军入北京后，列强分区设防，其中颐和园、故宫落入俄兵手中。俄军贪婪粗野，除颐和园中宝物尽行掠去外，故宫中“最大部分可以移动之贵重物件皆被抢去，除少数例外。只有难于运输之物始获留存宫中”。(《拳乱笔记》)对那些喜欢却又无法搬走的东西，则粗暴地砸烂，使故宫之中，成了拉圾之场。后为瓦德西建帅府于此，为清除砸烂的东西，动用了九十个士兵，干了十日，才初步腾了块落足的净土。从前清朝等皇帝接见外国公使谒见的壮丽宫殿，里里外外，皆被破物塞满。可见破坏之惨重。对那些劫后余生的古董器物，瓦德西入主后虽然是比较“文明”地取用，但仍有随时丢失的可能，赛金花出入禁宫，对这些本来唾手可得的宝物，不但没有顺手牵羊，而且还劝瓦德西要加以保护，严禁士兵出入(《忆赛金花》)。
诚然，赛金花能在战乱中起这些有利于国和民的作用，是付出了她自己的代价的，而且也使中华民族跟着付出了心理上的代价的；不过，作为一个弱女子，在那个满朝文武束手无策、普天之下惶恐不安的日子里，能减少一点哀哀生民的痛苦，她又能做什么？她不是颐指气使的皇太后，也不是手握千军的元帅，她是一个妓女，她的全套家当只有色相和她那善于应酬的乖巧！她在与瓦德西的交往中，夜宿仪銮殿、颠倒太后床，闹出仪銮殿遭火灾时，与瓦德西双双赤身裸体破窗而出的笑话，还为了求得瓦德西的垂爱，挨家挨户为之购买粮饷，等等。这些在中国人敏感的神经上自然刺激很深。不过，对于一个正做着送往迎来的“神女”生涯的妓女来说，又何必硬要用什么“贞操”去责求她呢？
也许是这个原因吧，当时的好多人，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原谅了她，甚至还感激她。平民们煮了饺子等着她的光临；富家儿争相拜她为干娘，以求得庇护；“一时亲贵”，更趋之若鹜(《清稗类钞》)。自然，赛金花本人也再度得意，很是风光了一阵。她女扮男装，性情豪爽，日跨骏马，走东闯西，偌大个北京城，没有人不知道赛金花大名的了。真个“九城芳誉腾人口，从此争传赛二爷！”
和议成，慈禧太后回銮，还特许赛金花进宫面圣，在举行对外使节及其夫人的盛大招待会时，赛金花还充任过几次女宾翻译(《花史》)。她的声誉以一种扭曲了的形式，再度出现热点。
逼良为娼系天牢倾家荡产返故里
公元1901年7月和约正式签订，10月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回京了；瓦德西也已离京去日本，绕道回国；王公大人们又热热闹闹地回到了京师。在清廷论功行赏、觥筹交错的庆功大典中，赛金花除获得两次淡淡地面圣的恩准外，又静悄悄地回到了她原来的位置上去了。不过，对于她的事业来说，这已经够了。还在公元1889年，樊樊山已根据赛金花的事迹，写成了脍炙人口的长篇叙事诗《彩云典》，在文人上大夫之间广为传颂；现在又经她自己的一番精彩表演，更扩大了知名度。有这文学和实际的宣传，再来干那万人光顾的营生，真是锦上添花！根据一位堪舆先生的指点，赛金花又把班子从李铁拐斜街搬到陕西巷一所带龟形的寓所来。赛金花以那样的资本投放这样的市场，果然“龟孙’云集，宝货滚滚。她自己说：“每天除去开销，能净赚一个大元宝！”一个大元宝，按当时的铸制，为五十两一锭的白银。真是红火！
这样红红火火地过了两年，1903年5月的一场官司，结束了她的好运。1902年秋天，赛金花因弟丧回苏州料理，次年4月返京时，又挑了六个苏州姑娘来京，以便扩大营业。由于生意太好，还是应接不暇，于是又在北京买了两个，其中一个名叫风铃(原名蝶芬)花容月貌，最为杰出。内务府的一位官员对她特别钟情，往来频繁，“缠头”之资，所费无数。按照这清吟小班的规矩，当客人与某姑娘长期相处，钱花得差不多时，就该从献艺佐酒转而献身侍枕了，这叫“度夜”，当然度过夜后会有更多的收入。赛金花既然是过来人，又是本班掌班——鸨母，当然知道这规矩，便要风铃与之度夜。哪知这凤铃已另有所爱，生死不从。气得个赛金花七窍生烟。于是叫伙计来，先给她个开张见红，还不从，上家法动硬的，“数凌虐之，鞭笞无完肤”，可怜这个身陷火坑的烈女子，“不堪其毒，遂仰药死”。内务大臣伤悼不已，向五城公所告发了赛金花，于是巡城御史将她逮捕归案。(《清稗类钞》)赛之相好，纷纷为她说情，五城不敢轻断，遂将赛金花移交刑部，赛氏遂被打入“天牢”。
当时，与赛金花相继押于一室的另有两位大名人，一是名士沈荩。沈原名克诚，字愚溪，是当时进步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东渡日本，1900年春返上海与唐才常共同组织正气会。后以记者身份潜入北京从事反封建反清政府的活动。1903年因揭露丧权辱国的《中俄密约》，有“泄”机密，被清政府逮捕入狱。在狱中，他铁骨铮铮，在严刑面前不屈服，被慈禧太后下令活活杖死狱中。继沈人狱的是一位名将苏元春，字子熙，1884年署广西提督，率军驻守越南谷松一带，多次击退法军。又与冯子材阻击法军，取得镇南关大捷。1903年6月因纵兵殃民，被革职拿问，后充军新疆，死于乌鲁木齐。第三位进来的便是名妓赛金花。时称“三名狱”(即名士、名将、名妓之狱)。当时，沈荩被杖死狱中，血肉模糊，苏元春进来时，目不忍睹，以三百金请改系一室。继而赛金花进来，见状叹曰：“沈公，英雄也。”遂捧其碎肉，和以灰土，埋之窗下(《中国大运动家沈荩》)，人称义举。
在旧社会里，妓院中发生凤铃那样服毒自杀的事，简直屡见不鲜，许多时候司法部门都是睁只眼，闭只眼地敷衍了事。可赛金花的案子，在当时牵动却很大。那些过去与赛金花有间隙者，此时不是幸灾乐祸，就是火上浇油，主张给她点颜色看。还有洪钧的亲家陆润夫，为了苏州人的面子和洪大人的风范，更四处活动，欲处她个“二千里流”的刑法，远远地发配四夷！至于那平，日被这位来自南班咄咄逼人之势侵迫的北妓各班，也未尝不想趁机撵走这位来自南国的竞争对手。不过，赛金花毕竟是个风月场中能征贯战的宿将，这时，诸多宾友纷纷拔刀相助，一时间“为傅(彩云)缓颊(说情)者，积函盈箧”(《花史》)。因而使此案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情形，刑部也不便遽断，于是采取了素来行之有效的平衡各方关系的传统做法——拖！一直拖到次年(1904年)春，这时赛金花的老母已在刑部内外大把地挥撒银洋，于是刑部开堂会审，结果“以误杀定徒刑”，流一千里(冒广生《孽海花闲话》)，将她从京师发配回原籍苏州。
出狱后，赛金花的班子却已糟踏得不成样子了。妓院中的龟奴伙计、老妈使女纷纷趁火打劫，特别是那有情无义的孙三爷，此时竟拿走了赛金花足足有三分之二的金银首饰、珠宝玉器，逃之夭夭(《陈传》)。赛金花真是有苦难言。
6月，一道行文下来，催促磨磨蹭蹭的赛金花快快离京回籍。赛金花不得不起解了。那些曾经爱慕过彩云色笑的知己争来饯行。那旧日相好一想到赛金花这一别京都，何年才能相逢？即便相逢，是在云山烟水的江南，还是在这琼楼玉宇的京中呢？前路茫茫，后会无期，莫不黯然怆然。这个起解饯别，虽然没有当年苏三起解时的凄凉悲壮，但还是有点“君泪盈，妾泪盈”的味道。
赛金花偕老母从北京到天津，再由天津乘海船到上海，然后改乘火车到苏州。到苏州的那天，天色已晚，虑城门已关，便叫了条小船，飘向位于虎丘下的萧家巷故里。这次回乡，自然比不得从前以公使夫人身份荣归故里的排场了，因而赛金花感慨颇多。后来她回忆说：“船在初夏的夜色里，款乃而前，微风犹带着嫩寒，行经仓桥滨的停泊处，只见那里仍有窗明的画舫，仍有青春活跃的少年，仍有豁拳饮酒的文士，仍有悄然无声的‘七板子’，小船停泊在近旁，舷边只有三两个船夫，在那里吸旱烟。我回想到幼小的时候，在河上乘着‘七板子’打转，我回想到十七年前我犹是一个天真的小姑娘时，我要乘‘七板子’，而云仙却拉着我手跳上画舫时的情景，历历如在目前。今事隔境迁，我已被解回籍，此后前途渺茫，何处是归宿？真不可逆料。十七年的色笑生涯，只是一片过眼烟花而已。昔日豪华今已风流云散，世情如纸，淡薄空清。人生原不可以留恋在繁华里。我受着这等感触，觉得风月场中，已是可厌的了！”(《外传》)观此语，似乎有一番鸟儿倦飞、浪子回头的觉悟。
一朝春尽红颜老门庭冷落叹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