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
严嵩(1480-1566年)，字惟中，号介溪，又号勉庵，江西分宜人。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当时被选为庶吉士，授予翰林院编修一职。不久，因为刘瑾专权，称病隐居钤山，读书七年。明世宗嘉靖元年(1522年)，任南京翰林院侍读，掌管翰林院日常事务。四年，升任国子监祭酒。七年，奉命祭告显陵，因为善于揣摩上意，工于心计，博得明世宗朱厚熄的好感，被提升为南京礼部尚书。从此以后，他见风使舵，在“议礼”过程中，极力献媚讨好，进一步得到了赏识；一直伪装得谨慎谦恭，甘守清贫；残酷打击异己，先后害死夏言、沈炼、杨继盛等人；他大肆收受贿赂、巧取豪夺，以至于富可敌国。这样一个罄竹难书其罪的大奸臣；竟然屡屡升迁。先后加封少保、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少傅、太子太师、少师，以至于要加封他为“上柱国”，荣耀程度达到了人臣之极。然而，作恶多端的严嵩最终没有逃脱悲惨的结局。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五月，世宗感到严嵩势力过大，纵容徐阶等人弹劾严嵩，邹应龙上奏严嵩的儿子通敌叛国，严嵩被勒令退休回家，他的儿子被斩。严嵩晚景凄凉，寄宿在坟墓间的破房子里，人人唾骂，贫病而死。
出身寒门少负才名
严嵩出生在江西分宜县的一个贫寒家庭。父亲严淮为了追求功名，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仅仅中了个秀才。后来，由于家庭条件太差，他只好放弃了自己的理想。明宪宗成化十六年(1480年)，严嵩出生了。父亲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三岁就开始教他写字，五岁就开始教他作对子。严嵩生来聪明，没有让他的父亲失望，凡是教过以后的东西，都能过目不忘。父亲看到儿子这么聪明，心中非常欣慰，对他的教育也就更加尽心。在严嵩七岁的时候，父亲把他送到私塾里读书，从此，严嵩的学业更是一天比一天精进。
弘治十七年(1504年)的春节，严淮为了答谢老师对儿子的教育之恩，也是为了让老师更尽心一些，把老师请到了自己的家里，用自己平时节省下来的钱，置办了一桌酒菜，让自己的弟弟作陪。酒席宴前，严淮问起了小严嵩的学习情况，老师捋着胡须轻轻地点着头说：“他聪明过人，在我的这些学生中，无人能比呀。他做的对子，有时候连老朽也不得不佩服啊！”严淮心里高兴，嘴上忙说：“先生太高抬犬子了，他一个小孩子，哪里敢跟您相提并论啊。”老师说：“不是老朽妄自菲薄，实在是后生可畏，不信我们把他叫出来，让他当场作对，你看如何？”严淮赶忙把儿子叫出来。小严嵩出来以后，彬彬有礼，一一见过师傅、父亲、叔父，然后垂手站立在一旁，等待问话。师傅和蔼地说：“小小年纪，不要拘礼，今天我要出一个对联考考你，一来让你父亲看看你的学习结果，再就是助酒兴，你看怎么样？”小严嵩上前一步，一抱拳：“请师傅出题。”师傅略一沉吟，缓缓念道：“手抱屋柱团团转”，小严嵩毫不犹豫地对道：“脚踏云梯步步高。”他的叔叔不知道侄子这样才思敏捷，有些惊诧，想故意难一难小严嵩，沉思良久，对孩子说：“叔叔也有一联，你要对上来，叔叔愿自罚三杯。”小严嵩朗声说：“请出上联。”叔叔故意以开玩笑的口吻说：“七岁儿童未老先称阁老”，小严嵩从小跟叔叔玩，忽然想出了一个坏主意，想嘲笑一下自己的叔叔，于是就对道：“三旬叔父无才却作秀才”，叔叔知道小侄子在嘲笑自己，也没有办法，只好自罚了三杯酒。
严嵩十五岁的时候参加了县试，主持县试的是当时的分宜县令莫立之。严嵩的八股文、试帖诗等考试项目都做得很好，不仅字写得漂亮，文笔也很优美，这引起了县令莫立之的注意。当他看完卷子以后，把他点为第一名，并且召见了他，告诉他说：“我看你是个可以造就的人才，今后可要加倍努力，如果家里有什么困难，尽管对我说，我一定会尽力而为的。”有了县太爷的鼓励和帮助，严嵩学习更加刻苦。后来，他要进京赶考，家里实在没钱了，还真是县令给了他二十两银子，完成了他的心愿。
弘治十八年(1505年)，严嵩不负众望，层层过关斩将，顺利通过了殿试，列二甲第二名，被赐予进士出身。因为才华出众，被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读书。当时他初露锋芒，受到当时文坛巨子的一致称赞，包括内阁大臣李东阳在内的大文学家都说：“如今翰林院诸位名家，吟诗作赋，严嵩是最好的，将来必然领导文坛。”只不过到了后来，他没有把心思用在文章上，奸佞的恶名也掩盖了他这方面的美誉，以至于很少人知道罢了。
读书钤山享誉文坛
严嵩心怀美好的憧憬在翰林院读书，本来想建功立业，有一番作为，谁知道到了这里以后才发现，远远没有想像得那么好。当时执政的明武宗昏庸无道，就知道吃喝玩乐，把朝政大事全交给大太监刘瑾处理。当时的刘瑾，任司礼太监，总管太监的各种事务，同时又担任东厂、西厂的提督，培植党羽，打击异己，派东厂西厂的特务监视朝中大臣，稍有不满，立刻陷害。轻的逐出朝廷，重的抄家灭门。由于历代首辅中江西人比较多，刘瑾特别指出，不能随便起用江西人。对于严嵩来讲，进身无路，弄不好还会招来灭顶之灾。本来也赶上这一段时间体弱多病，就干脆回老家吧。他熟读儒家经典，对妻子说：“天下有道的时候，就应该出来为国效力；天下元道的时候，就应该归隐山林。”就这样，严嵩带着一家老小来到江西分宜老家。人们见严嵩回来了，都过来问个为什么，整天门庭若市。严嵩心里麻烦，只求静下心来读书，于是又搬到附近的钤山，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搭了几间简陋的房子，过起了读书耕种的生活。
在钤山隐居的时候，他过着平静清贫的生活。在他的诗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句子：“一官系籍逢多病，数口携家食旧贫”，“近知理俗事，学种南山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以种田为主的贫病的生活境况。他写了不少诗文，其中大部分是咏物诗，写得典雅清新，文浅意深，受到当时文坛的一致赞誉。钱谦益在《列朝诗集严少师嵩》中说：“少师(严嵩)刚刚步人文坛，就有很大的名声，现在辞官回到家乡，居住在钤山的东堂，读书隐居达七年之久，而又全心全意地结交文学之士，如杨慎等人，他们经常唱和往来，名满天下，而严嵩则领袖群伦，是众望所归。”说明了严嵩在当时文坛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当时的严嵩，在文学和人品上还有一些值得称道的地方。据说李梦阳曾经拜访过他，赠诗说：
问奇颇类扬雄宅，醒酒真轻李相庄。喜即系舟临秀浦，恨犹拄笏背钤岗。
严嵩也有和诗：
地僻柴门堪系马，家贫蕉叶可供书。莺花对酒三春暮，风雅闻音百代余。
在钤山，他的生活有快乐，然而更多的还是壮志未酬的慨叹和建功立业的情怀。每当他烦恼的时候，他总是手持上朝时用的笏板，朝向京师的方向，喃喃自语：“难道这就是我的命吗？为什么我不能一展我的抱负呢？”有的时候，他慷慨激昂，壮怀激烈，豪迈地说道：“定数难移岂信然，但修人事可回天。”还是发奋图强，相信总会有一天，苍天不会辜负有心之人。他也希望当今皇上像古代的帝王舜一样贤德，他曾作诗说：
重华千载后，遗庙在南夷。
弦想熏风奏，庭思凤鸟仪。
断碑苔藓合，幽洞薜萝垂。
彷佛移山驾，乘云度九疑。
表达了对舜帝的崇敬和追思。远望群山的时候，就会想到王事边疆，他有诗道：
孤亭绝嶂倚南天，碧树苍崖共莽然。
八桂云山供作赋，群公尊俎共筹边。
严城鼓角传清曙，落日帆樯出断烟。
王事未能穷胜揽，北风摇楫下西川。
可以说，严嵩在钤山的这几年，时刻没有忘怀东山再起，时刻没有忘怀再返朝廷，建功立业，光宗耀祖，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嘉靖元年，严嵩认为时机已经到了，于是就返回京城。
见风使舵曲意逢迎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世宗即位几个月之后，严嵩升任南京翰林院侍读，管理翰林院中的日常事务。嘉靖四年(1525年)，升任国子监祭酒，由南京调回到北京。到这时候为止，世宗对他还没有特别注意，当时的严嵩，已经耐不住清贫，思想开始发生了微妙的转变。他常说“禄不逮养，学未有成”之类的话，也就是嫌给的俸禄太少，不够养家糊口的。“学未有成”的言外之意，就是官做得不够大，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严嵩在寂寞中等待着大显身手的时机。
嘉靖七年(1528年)，严嵩任礼部右侍郎，奉世宗之命去湖广安陆(今湖北钟祥)监立显陵碑石，同时祭告显陵。还朝以后，严嵩上了两道奏疏。一道奏疏是关于河南灾区的情况，他说：“河南灾区，连年大旱，颗粒无收。人们都吃麻叶树皮，一路上都是面黄肌瘦的饥民。卖食物的常被饥民抢去，即使卖了孩子，所得的钱往往不能吃饱一顿饭，人们常把小孩子丢弃在田野里。听说洛阳、陕州、灵宝等地方更厉害，达到了人吃人的地步，十天之内竟然上报冻死的有二千多人。”另一道奏疏叙述了在祭告显陵途中所见的祥瑞，他说：“在枣阳这个地方，有一块巨大的白石，有一群鹳鸟围绕着它飞翔”，“把雕刻石碑物的剩余的东西，投入大河中，奇怪的是河水明显地涨得很高。”立碑的时候，“祥云朵朵，从四方集来，灵风阵阵，好像要下雨的样子”，最后他奏道：“天降这样的祥瑞，是江山社稷永固的征兆，是万民即将降福的征兆，说明在显陵立碑是上天的旨意，请陛下刻石以表示纪念。”
在这次立碑祭告显陵的事件中，严嵩煞费心机，玩弄了两面派手法。他一面汇报灾情，显得忠心耿耿，关心人民的疾苦；一面汇报祥瑞，对皇上阿谀奉承。这两篇奏疏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关心民生疾苦，历代统治者都会提倡，这一点不会有错。汇报种种灵异的迹象，显然是捏造出来的，但是却迎合了世宗的需要。世宗急于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最佳的途径就是谎称上天的旨意，世宗自己苦于没有办法，也不好意思安排大臣欺世盗名。现在，严嵩上奏祥瑞，对世宗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正中下怀。对于前一道奏疏，世宗批示道：“河南既灾情严重，将这一年需要征收的赋税免去，等到第二年有了收成之后再征收。”对于第二道奏疏，世宗批示道：“现在严嵩的奏疏出自一片忠诚，实在不能泯灭这一片忠心，应该准奏，刻石以记祥瑞。”到这时，严嵩苦心炮制的两道奏疏终于起到了预期的效果，从此以后，他开始被世宗所欣赏，踏上了用尽心机、媚上欺下的仕进之路。
后来的几年里，严嵩连连升迁，先后改任户部、吏部侍郎。嘉靖十一年(1532年)，升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改任南京吏部尚书。又两年，严嵩到北京朝见世宗，被世宗留下，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然而，最终决定严嵩命运、让他成为世宗心腹的还是他在“大礼议”事件中的表现。
“大礼议”事件是由于明朝皇权正统的转移而引发的一系列事件。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十四日，武宗朱厚照病死，留下了大好江山，却没有留下子嗣继承。大臣们商议迎立兴献王的儿子朱厚熄即皇帝位。兴献王跟孝宗是兄弟，新即位的世宗朱厚熄跟武宗朱厚照是兄弟，按照没有太子、兄死弟及的继承原则，他的即位得到了所有大臣们的认可。然而就在世宗即位以后，如何尊称自己的亲生父亲兴献王的问题上引发了轩然大波。世宗坚持要把自己的父亲兴献王尊称为“皇考”，其中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兴献王”称皇帝号，二是世宗继承的是父亲、祖父一系的大统，而不是武宗的帝位，这其实也是变相地不承认前朝。这引起了朝中大部分朝臣的激烈反对，以杨廷和为首的大部分人主张尊奉孝宗为皇考，尊“兴献王”为皇叔。世宗对此强烈地不满，他对群臣说：“明明是朕的父亲，却要朕尊他为皇叔，既是皇叔，就要称臣，天下哪里有父亲对儿子称臣的道理呀？”大臣们说：“陛下称‘兴献王’为皇考，就要称孝宗为皇伯父，这样孝宗岂不是称臣了吗？”世宗刚刚即位，面对朝中大臣的反对，他也没有办法，开始近似于哀求，后来手段逐渐强硬，把反对他的大臣进行处罚。张原当场就被打死，杨慎等人或被削职为民，或发配边疆。嘉靖三年(1524年)九月，正式确定孝宗为“皇伯考”，昭圣太后张氏为“皇伯母”，称“兴献王”为恭穆献皇帝，尊称“皇考”，章圣太后为“圣母”，世宗暂时获得胜利。不过仍有不少大臣持反对意见，此时的严嵩也正在观望，老奸巨猾地不发一言，他在看：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
嘉靖十七年(1538年)，有人上疏请把世宗的亲生父亲献皇帝的庙号称“宗”，也好进入太庙供奉。这时候，朝中大臣，包括严嵩在内，认为绝对不过仍有不少大臣持反对意见，此时的严嵩也正在观望，老奸巨猾地不发一言，他在看：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不合适，就要阻止这件事。世宗大怒，写了一篇《明堂或问》，严厉地质问群臣。群臣吓得噤若寒蝉，不敢再说一句话。严嵩一看，还是皇帝左右了局势，就不再阻止，反而改为支持“献皇帝”称“宗”，享祠太庙。不仅如此，他还用实际行动来取悦世宗。他主动安排人太庙的仪式，制定应该遵守的礼仪，前前后后忙个不停，世宗看在眼里，越发喜欢严嵩。当时在西苑值宿经常被召见的官僚有：武定侯郭勋、成国公朱希忠、驸马都尉崔元、阁臣夏言和顾鼎臣，以及礼部尚书严嵩。至此，严嵩作为世宗亲信的地位被确定下来。等到这件事处理完毕，赏赐给严嵩很多金币，严嵩一看这样能够取得利益，从此以后，更加挖空心思、想方设法取悦皇帝。世宗为先祖加上皇天上帝的尊号、宝册，不久又加上了高皇帝的尊号、谥号、圣号，严嵩就上奏说见到了祥云瑞气，请皇帝接受群臣朝贺。然后又精心制作了《庆云赋》、《大礼告成颂》两篇取悦世宗的赋颂，世宗非常高兴，下旨把这两篇文稿交到史馆，让史官记录下来。加封严嵩为太子太保，经常跟随世宗左右，得到的赏赐和内阁大臣一样。
假意谦恭窃居首辅
严嵩看到这样可以立身朝廷并且步步高升，就变本加厉地献媚讨好，完全丧失了一个读书人的气节。世宗崇信道教，到了迷信的程度，他认为奉道就应该戴香叶冠，于是就制作了五顶沈水香冠，赐给自己最亲信的五位内阁大臣，其中包括首辅夏言。夏言生性耿直，于是就向皇帝上疏说：“陛下信奉道教，本来无可厚非，乃是个人兴趣所在。如今陛下发给朝廷重臣，出入于朝堂内阁，实在是有失体统。大臣应该身着朝服，这是祖宗传下来的礼制，望陛下不要因为个人的好恶而废祖宗的礼制。”世宗听后大怒，面对夏言的奏疏，自己也无话可说。严嵩则不然，他顺承皇帝的意思带头戴上了世宗赏赐的帽子，为表示爱惜、隆重，还特地在帽子外面笼罩上一层轻纱。世宗见了，越发的喜欢严嵩。老奸巨猾的严嵩看到夏言没有戴着沈水香冠，朝上又奏了一本，他说：“夏言身为内阁首辅，重要的是帮助陛下顺利完成陛下交给的任务，现在，他公然反对陛下，望陛下治夏言大不敬之罪。”世宗趁机准奏，罢去了夏言首辅之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