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党上
臣闻朋党者，君子小人所不免也[119]。人主御群臣之术，不务嫉朋党，务辨邪正而已。邪正不辨而朋党是嫉，则君子小人必至于两废，或至于两存。君子小人两废两存，则小人卒得志，而君子终受祸矣。何则？君子信道笃，自知明，不肯偷为一切之计；小人投隙抵巇[120]，无所不至也。
臣请以《易》道与夫尧舜汉唐之事明之。《易》以阳为君子，阴为小人[121]。一阳之生则为复[122]，复者，反本也[123]。三阳用事则为泰[124]，泰者，亨通之时也[125]。而五阳之极则为夬[126]，夬者，刚决柔也[127]。以此见君子之道，必得其类，然后能胜小人也。一阴之生则为姤[128]，姤者，柔遇刚也[129]。三阴用事则为否[130]，否者，闭塞之时也[131]。而五阴之极则为剥[132]，剥者，穷上反下也[133]。以此见小人之道，亦必得其类，然后能胜君子也。阴阳相与消长，而为惨舒，为生杀。君子小人相与胜负，而为盛衰，为治乱。然皆以其类也。臣故曰：朋党者，君子小人所不免也。
尧之时有八元、八凯十六族者，君子之党也[134]。又有浑沌、穷奇、梼杌、饕餮四凶族者[135]，小人之党也。舜之佐尧有大功二十者，举十六相、去四凶而已。不闻以其朋党而两废之，亦不闻以其朋党而两存之也。臣故曰：人主御群臣之术，不务嫉朋党，务辨邪正而已。
东汉钩党之狱[136]，海内涂炭二十余年。盖始于周福、房植，谓之甘陵南北部[137]。至于李膺、陈蕃、王畅、张俭之徒，遂有三君、八顾、八俊、八及、八厨之号[138]。人主不复察其邪正，惟知震怒而已。故曹节、侯览[139]、牢修[140]、朱并[141]得以始终表里，成其奸谋。至于刑章讨捕，锢及五族，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卒不知修、并者乃节、览之党也。
唐室之季，朋党相轧四十馀年，搢绅之祸不解，盖始于李宗闵、李德裕二人而已[142]。嫌怨既结，各有植立，根本牢甚，互相倾挤。牛僧孺、李逢吉之属，则宗闵之党也。李绅、韦处厚之属，则德裕之党也。而逢吉之党，又有八关十六子之名[143]，人主不复察其邪正，惟曰：“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难。”[144]而其徒亦曰：“左右佩剑，彼此相笑。”[145]盖言未知孰是也。其后李训、郑注用事，欲以权市天下，凡不附己者皆指以为二人之党而逐去之，至于人人骇慄，连月雺晦，卒不知训、注者，实逢吉之党也[146]。
臣故曰：邪正不辨而朋党是嫉，则君子小人必至于两废，或至于两存。君子与小人两废两存，则小人卒得志，君子终受祸矣。
【总说】
《朋党上》、《朋党下》两篇，当作于元祐二年（1087）以后，系针对当时朋党之争而发。熙宁新党被放废弃置，怨谤横生，旧党当国，亦各为党比，以相訾议。朝廷派系林立，有洛党、蜀党、朔党等。秦观的老师苏轼被目为蜀党党魁。
北宋庆历党争，欧阳修著《朋党论》，旗帜鲜明地提出“君子有党论”，与“小人党”对垒，为党争的排他性奠定了理论基石。秦观的《朋党上》、《朋党下》论熙宁、元丰期间的新旧党争，其思想仰承欧阳修的《朋党论》。其党派意识有君子小人之辨，党同伐异的特点很明显。秦观对党争中君子党的命运洞若观火，照他看来，君子党的受祸是必然的。为什么呢？“君子信道笃，自知明，不肯偷为一切之计；小人投隙抵巇，无所不至也。”一下子抓住了小人的病态人格，洞彻小人肺腑，小人的可怕恰恰是没有道德负担，无所不为。林纾说得好：“小人得罪君子，君子虽有权，不之较也。君子取怨小人，小人即无权，亦必报复，犹之胡人以残杀为生业，举族皆能战，中华文胜，言战，非其匹也。文决小人卒得志，千古不刊之论。行文尤警醒动人。”秦观对小人的论断，当得起“千古不刊之论”。此文对欧阳修《朋党论》有所突破，就是对小人的洞察堪称燃犀下照。从论证过程来看，此文以《易》道阴阳消长论证“朋党者，君子小人所不免”的观点，确有义理。接着以尧舜汉唐时期的朋党政治来阐明之，颇有说服力。但秦观的朋党意识陷于君子小人之辨，是一种排他性的线性思维，失之简单化。
【辑评】
[近代]林纾《林氏选评名家文集·淮海集》：小人得罪君子，君子虽有权，不之较也。君子取怨小人，小人即无权，亦必报复，犹之胡人以残杀为生业，举族皆能战，中华文胜，言战，非其匹也。文决小人卒得志，千古不刊之论。行文尤警醒动人。
朋党下
臣闻陛下继位以来，虚怀仄席[147]，博采公论，悉引天下名士与之经纶，至有去散地而执钧衡[148]，起谪籍而参侍从者[149]，虽古版筑、饭牛之遇[150]，不过如此而已。君子得时，则其类自至，数年之间，众贤弹冠相继而起[151]，聚于本朝。夫众贤聚于本朝，小人之所深不利也。是以日夜忷忷[152]，作为无当不根[153]、眩惑诬罔之计，而朋党之议起焉。臣闻比日以来，此风尤甚，渐不可长。自执政从官台阁省寺之臣，凡被进用者，辄为小人一切指以为党，又至于三君、八顾、八俊、八及、八厨之名，八关、十六子之号，巧为标榜，公肆诋欺[154]。一人名之于前，万人实之于后。传曰：“下轻其上爵，贱人图柄臣[155]，则国家摇动而人不静也。”然则其可以不察欤？
臣闻庆历中仁祖锐于求治，始用韩琦、富弼、范仲淹以为执政从官，又擢尹洙、欧阳修、余靖、蔡襄之徒列于台阁，小人不胜其愤，遂以朋党之议陷之[156]。琦、弼、仲淹等果皆罢去[157]。是时天下义士，扼腕切齿，发上冲冠，而小人至于举酒相属，以为一网尽矣[158]。赖天子明圣，察见其事，琦、弼、仲淹等旋被召擢，复蒙器使，遂得成其功名[159]。今所谓元老大儒，社稷之臣，想望风采而不可见者，皆当时所谓党人者也。向使仁祖但恶朋党之名，不求邪正之实，赫然震怒，斥而不反，则彼数人者，皆为党人而死耳，尚使后世想望风采而不可见耶？今日之势，盖亦无异于此。
臣愿陛下观《易》道消长之理，稽帝虞废举之事[160]，鉴汉唐审听之失[161]，法仁祖察见之明，杜媒糵之端[162]，窒中伤之隙，求贤益急，用贤益坚，而信贤益笃，使奸邪情沮而无所售其谋，谗佞气索而无所启其口。则今之所谓党人者，后世必为元老大儒社稷之臣矣。
【总说】
此文与《朋党上》同气连枝，上文重在立论，此文则立足于元祐“朋党之议”，强调君主不能“但恶朋党之名，不求邪正之实”。秦观站在旧党的立场上指斥新党为小人，这是派性意识的体现，其是非的标准是模糊的，忽略了士大夫政治人格和道德人格的复杂性。就文章而论，上篇为体，下篇为用。林纾评云：“此非论体，直是一篇辩证之书，明白晓畅极矣！”“辩证之书”四字确能道出此文的特点。此文有三句话振聋发聩，堪称名言：“求贤益急，用贤益坚，信贤益笃。”
【辑评】
[近代]林纾《林氏选评名家文集·淮海集》：此非论体，直是一篇辩证之书，明白晓畅极矣！
人材
臣闻天下之材，有成材者，有奇材者，有散材者，有不材者。器识闳而风节励，问学博而行治纯，通当世之务，明道德之归，此成材者也。经术艺文、吏方将略，有一卓然过人数等，而不能饰小行、矜小廉以自托于闾里，此奇材者也。随群而入，逐队而趋，既无善最之可纪[163]，又无显过之可绳，摄空承乏[164]，取位而已，此散材者也。寡闻见，暗机会[165]，乖物理，昧人情，执百有司之事无一施而可，此不材者也。
古之人主，于成材则付以大任而备责之，于奇材则随所长而器使之，于散材则明赏罚而磨砺之，于不材则弃之而已。四者各有所处，然而奇材者，尤人主所宜深惜者也。盖天下之成材不世出，而散材者又不足以任能事，不材者适足以败事而已。是则任天下之能事者常取乎奇材。有奇材而不深惜焉，则将与不材同弃，而曾散材之不如矣。夫匠氏之于木也，楩楠豫章[166]，易直而十围者，必以为明堂[167]之栋、路寝之楹[168]。七围八围者，虽多节，必以为高明之丽[169]。拱把而上者，虽小桡，必以为狙猿之杙[170]。稍修则以为榱桷[171]，甚短则以为侏儒[172]。至于液满轴解、亟沉而易蠹者[173]，然后以之爨也。今有楩楠豫章于此，七围八围，拱把而上，特以多节小桡之故，遂并弃之，岂不惜哉！
人主用天下之材亦何以异于此。今国家之人材，可谓富矣。养之以学校，而取之以贡举，名在仕版者，无虑数万。然一旦有事，则常若乏人。何哉？以臣观之，未能深惜天下之奇材故也。盖不深惜天下之奇材，则用之或违其长，取之将责其备，虽有嵚嵜历落、颖脱绝伦[174]之士，执事者始以名闻，未及试之，而媒糵[175]其短者，固已圜视而起矣。夫奇材多自重，又不材者之所甚嫉也。以自重之势，而被甚嫉之毁，其求免也，岂不难哉！一旦有事，而常若乏人，其势之使然，无足怪也。
昔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176]。裨谌能谋，于野则获，于邑则否[177]。黄霸为丞相，功名损于治郡时[178]。人固有所长，亦有所短也。皋陶喑而为大理，天下无虚刑[179]。师旷瞽而为太宰，晋国无乱政[180]。贤如萧何，而有市田请地之污[181]。直如汲黯，而有褊心忿骂之鄙[182]。文如长卿，而有临邛涤器之陋[183]。将如韩信，而有胯下蒲伏之辱[184]。吏如张敞，而有便面拊马之事[185]。此数子者，责其备，则彼将老于耒耜之旁，死于大山龛岩之下耳，人主岂得而用之？
陛下即位以来，屡下明诏，举监官御史台阁学校之臣，刺史牧民之吏，与夫可备十科之选者[186]，所得人材，盖不可胜数。臣愿陛下取其名实尤异者，用之而不疑。人情不能无小过。非有显恶犯大义，所当免者，宜一切置而不问，以责异时之功。则彼将输沥肝胆，捐委躯命，求报朝廷而不可得。一旦有天下四夷之事，何足患哉！
【总说】
重用奇材乃此文之大旨。成材过于理想化，可以说百年难遇。在现实中占据官位的通常是散材，这些人资质平庸，不思进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尸位素餐；奇材“卓然过人数等”，一旦被重用，定能建立不世功勋。但是他们往往有着细行不修、孤傲不驯等毛病，容易遭人嫉恨，被妖魔化，统治者若轻信谗言、求全责备，“奇材”将遭冷落摈斥，甚至困顿至死。这样一来，朝廷中“散材”庸碌，“不材”为祸，“一旦有事常若乏人”。宋朝元祐时期最严峻的问题是党争，党争给人才的任用带来较大负面影响，少游的人才论产生于这一历史背景下，具有鲜明的政治针对性。他提出要重视“奇材”，劝谏君主发挥奇材的长处而忽略其瑕疵，不拘一格降人才。此文结构谨严、论点明晰，文中采用譬喻，将不同的人才喻为不同的木材，想象生动，趣味盎然，颇得《庄子》神髓。
少游所列举的四类人，无论在哪类社会都存在，所指出的“奇材”不遇的悲剧，千载之下亦在所难免。他的《人材》篇因而获得了超越时空的认识价值，对我们当今如何选拔人才，任用人才都有着宝贵的借鉴意义。
【辑评】
[明]段斐君本《淮海集》徐渭评语：重奇材是大旨。〇（“昔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人主岂得而用之”）文势迅利，酷似长公（指苏轼）。
[近代]林纾《林氏选评名家文集·淮海集》：文即勿以寸朽弃连抱之材意，推阐而辩明之。读之颇有英爽之气。
论议上
臣窃闻役法之议，不决久矣。有司阅四方之牍，眩蜂起之说，牵制优游，相视而不断者，二年于兹[187]。虽稍复笔削[188]，著为一切之令，取济期月，卒未有确然定论可以厌服人情传万世不弊者也[189]。其所以然者无他焉，士大夫据偏守独，各有私吝[190]，不能以至公为心故耳。
何则？夫所谓役法者，其科条品目虽曲折不同，大抵不过差免二法而已。差役之法，虽曰迭任府史胥徒[191]之士，率数年而一更，然而捕盗者奔命不遑，主藏者备偿无算，囷仓竭于飞挽[192]，资产破于厨传[193]。执事者患其弊也，于是变而为免役之法。虽曰岁使中外之民，悉输僦直[194]以免其身，然而平估[195]至于室庐，检括[196]及于车马，裒多以为宽剩[197]，厚积以为封桩[198]，则其弊又有甚于差役者矣。盖差役之法不弊，则免役之法不作；免役之法不弊，则今日之议不兴。然而士大夫进用于嘉祐之前者[199]，则以差为是而免为非；进用于熙宁之后者[200]，则以免为得而差为失。私意既摇于中，公议遂移于外。呜呼，岂特二年而无定论哉？虽十年而无定论，不足怪也。
昔唐室赋役之法有租庸调[201]者，最为近古。自开元之后，版图既隳，丁口田亩皆失其实，法以大弊，故杨炎变之以为两税之法[202]。已而盗起兵兴，征求无节，法又大弊，故陆贽以七事者力诋其非[203]。然而终唐之世，不复改也。夫唐之诸臣岂不知两税为非古、租庸调为近古哉？盖以晚节末路，俱为弊法，以此易彼，实无益也。今差役免役之法，盖类于此。
然则何为而可耶？臣闻楚人有第二区者，其甲则长子之所构也，其乙则少子之所构也。规摹不同，而岁久皆弊。其父谋所止，二子各请止其所构之庐，至数日不决。有邻人告之曰：“昔少君以甲第坏甚，于是营乙以舍族人。今乙第又坏，而长君复欲徙之于甲。是以坏易坏，非计之得也，何不合二第可用之材，别营一区而弃其腐桡者乎？”父以为然，其论遂定。今陛下以役法之议付于嘉祐、熙宁之臣，何异楚人之谋于二子也，盖亦质诸邻人之论哉？陛下若以臣言为然，愿诏有司无牵于故新之论，毋必于差免之名，悉取二法之可用于今者，别为一书，谓之“元祐役法”，则嘉祐、熙宁之臣皆黯然而心服矣。若夫酌民情之利病，因五方之所宜，条去取之科，列轻重之目，此则有司之事，臣所不能知之；亦犹楚人之第，某材可弃，某材可留，皆当付之匠氏，不可问诸邻人也。
《传》曰：“虽有丝麻，无弃菅蒯。虽有姬姜，无弃蕉萃。”[204]唯陛下择焉。
【总说】
《论议上》以讨论赋役之法为中心，关于差、免二法的优劣问题，直到元祐初年依然在新旧两党间纷争不休。秦观敏锐地指出，之所以讨论两年而无定论是因为“士大夫据偏守独，各有私吝”，深中党争之弊。少游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评议王安石的新法，褒贬取舍之间，颇能秉公而发，唯理是论。在他眼中，差、免二法各有利弊，差役法使“捕盗者奔命不遑，主藏者备偿无算，囷仓竭于飞挽，资产破于厨传”，让百姓常常不得自由，使民心无定、社稷不安。可是免役法“虽曰岁使中外之民，悉输僦直以免其身，然而平估至于室庐，检括及于车马，裒多以为宽剩，厚积以为封桩”，也同样弊端颇多。虽然免役法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对农民的人身束缚，但扩大了征敛面，朝廷得到巨额收益，底层人民却苦不堪言。元丰以后，皇帝的内藏库（即封桩库）逐渐增多，以便储存金帛。少游指责免役法剥夺百姓财富，是有现实根据的。他提出折中的意见，于差免二法之外别立“元祐役法”，亦可见出他为天下计的良苦用心。然而这只是一个过于理念化的建议，少游本人并没有考虑付诸实施的具体立法的细节。
此策论艺术上一个显著的特色是善于运用寓言，作者讲述了一个楚人择屋的小故事，朝廷徘徊于差、免二法之间而莫衷一是的状态便昭然若揭了，既娓娓动听，又蕴涵哲理。
论议下
臣闻世之议贡举者，大率有三焉：务华藻者以穷经为迂阔，尚义理者以缀文为轻浮，好为高世之论者则又以经术文辞皆言而已矣，未尝以为德行[205]。德行者，道也。是三者，各有所见而不能相通。臣请原其本末而备论之，则贡举之议决矣。
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动，当周旋进退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206]。其后聘问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于布衣，于是贤人失志之赋兴，屈原《离骚》之词作矣。此文词之习所由起也。及其衰也，雕篆相夸，组绘相侈[207]，苟以哗世取宠而不适于用，故孝武好神仙，相如作《大人赋》以风其上，乃飘飘然有凌云之志[208]。此文辞之弊也。昔孔子患《易》道之不明，乃作《彖》、《象》、《系辞》、《文言》、《说》、《序》、《杂卦》十篇，以发天人之奥[209]。而左氏亦以《春秋》之法弟子传失其真，于是论本事作传，以记善恶之实[210]，此经术之学所由起也。及其衰也，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故汉儒之陋，有曰秦近君能记说《尧典》二字至十馀万言，但说“若稽古”犹三万言也[211]。此经术之弊也。
古者民有恭敏任恤者，则闾胥书之；孝悌睦姻有学者，则族师书之；有德行道艺者，则党正书之[212]。而又考之于州长，兴之于乡老大夫，而论之于司徒、乐正、司马[213]。所谓秀选进造之士者是也。然后官而爵禄之，此德行之选所由起也。及其衰也，乡举里选之法亡，郡国孝廉之科设，而山林遗逸之聘兴。于是矫言伪行之人，弊车羸马，窜伏岩穴，以幸上之爵禄。故东汉之士有庐墓而生子[214]，唐室之季或号嵩少为仕途捷径[215]。此德行之弊也。是三者莫不有弊，而晚节末路文辞特甚焉。盖学屈宋而不至者，为贾马班扬[216]；学贾马班扬而不至者，为邺中七子[217]；学邺中七子而不至者，为谢灵运[218]。沈休文之撰《四声谱》也，自谓灵均以来此秘未睹，武帝雅不好焉[219]；而隋唐因之，遂以设科取士，谓之“声律”[220]。于是敦朴根柢之学，或以不合而罢去；靡曼剽夺之伎，或以中程而见收[221]。自非豪杰不待文王而兴者，往往溺于其间。此杨绾、李德裕之徒所为切齿者也[222]。熙宁中，朝廷深鉴其失，始诏有司削去诗赋而易以经义[223]，使学者得以尽心于六艺之文，其意信美矣。然士或苟于所习，不能博物洽闻以称朝廷之意。至于历世治乱兴衰之迹，例以为祭终之刍狗，雨后之土龙，而莫之省焉[224]。此何异斥桑间濮上之曲[225]，而奏以举重劝力之歌[226]？虽华质不同，其非正音，一也。
传曰：“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骅骝骐骥，一日而驰千里，捕鼠则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鸱鸺夜撮蚤、察毫末，昼出瞋目而不见丘山，言殊性也。”[227]今欲去经术而复诗赋，近乎弃本而趋末；并为一科，则几于取人而求备。为今计者，莫若以文词、经术、德行各自为科，以笼天下之士；则性各尽其方，技各尽其能，器各致其用，而英俊豪杰庶乎其无遗矣。
【总说】
此篇专论贡举。神宗熙宁以前之科举，先策论，次诗赋。熙宁四年（1071），更定科举法，从王安石议，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专以经义、论、策试士。哲宗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请立经明行修科。吕公著当国，请复制科。当是时，在经义、诗赋、德行分科试士方面，尚争论不休。
少游采用“原其本末”的方法来解决纷争。他开篇明义地提出文辞、经术、德行这三科都各有其弊。接着引证史实，分别指出：文辞之弊，在于“哗世取宠而不适于用”；经术之弊，在于皓首穷经、老死章句；德行之弊，在于令“矫言伪行之人”也能“幸上之爵禄”。特别是唐末五代时期的以文辞取士，使人溺于“靡曼剽夺”之小技，其弊尤甚。因而肯定熙宁中废诗赋乃“朝廷深鉴其失”、“其意甚美”，但他也不赞成以经义全盘取代诗赋，而是建议“以文词、经术、德行各自为科，以笼天下之士”。秦观的建议是客观中肯的，的确能达到最大限度吸纳各类人才的目的，元祐四年，朝廷分经义、诗赋为两科取士，就毫无疑问地证明了其建议的可行性。
少游批评文词之弊的一段文字，是针对当时还存在的西昆体的馀风而发，反映了他重视文学的社会价值，反对形式主义文风的积极文艺观。然而，他说“学屈宋而不至者，为贾马班扬；学贾马班扬而不至者，为邺中七子；学邺中七子而不至者，为谢灵运”，却是不切实际的文学退化论。
官制上
臣闻王者用人之术惟资望[228]而已。岁月有等，功劳有差，天下莫得躐而进[229]者谓之资。行能术业卓然高妙，为世所推者谓之望。用人以资而已，则盛德尊行、魁奇隽伟之人，或拘格而邅回[230]，如张释之[231]十年不得调，扬子云[232]位不过侍郎之类是也。用人以望而已，则狂缪之流、矫亢之士，或以虚名而进拔，如晋用王衍[233]、唐用房琯[234]之类是也。
古之善用人者不然，以资待天下有常之士，以望待天下非常之材，使二者各有所得，足以相推而不足以相碍。故自一命以至九命，自受职以至作牧，非有功不迁，非有缺不补，而天下不以为淹[235]。或举于耕[236]，或举于版筑[237]，或举于屠钓[238]，加之士民之上，委以将相之权，而天下不以为骤。何者？资之所当然，望之所宜尔也。
国家以寄禄格为有定之制，而以职事官为不次之选[239]。于先王用资望之术，可谓得其意矣。然臣愚犹以为未者，太必于用资，太不必于用望也。何则？夫郡守者，民之师帅，天子所与共理者也。衣冠而坐堂皇之上，则宾客造谒于前，掾属趋走于下，政教赏罚军旅之事，一皆听其可否。所为是，则千里蒙其赐；所为非，则数十万室受其害。可谓天下之重任矣。今将相大臣自朝廷而出者，不过为郡守；而仕尝再为通判者，苟无大恶显过，有保任人亦必至于郡守[240]。是将相大臣与保任尝再为通判者，相去无几耳。夫贤者能使所居官重，不肖者反之。今二千石所以不至尊重难居者，非特法令使然，亦其人材之所致也。岂非所谓太必于用资乎？馆阁[241]者，图书之府，长育英材之地也。从官于此乎次补，执政于此乎递升，故士非学术艺文屹然为一时之望者，莫得而居之，可谓天下之妙选矣。今中材凡吏，一为大臣之所论荐，则皆得居其位，尝有金谷之职[242]，兵刑之劳[243]，则皆得假其名。呜呼，比岁已来，校书正字[244]之职，龙图集贤[245]之号，何其纷纷也！
传曰：“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246]此不几于以名器而假诸人乎？臣所谓太不必于用望者，此也。昔汉制，郡守入为三公[247]，学者以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248]，言其清祕，常人所不能到也。愿下明诏，应中州已上，非更台、省、寺、监、漕、刑[249]之任者，不得为郡守。慎惜馆阁之除，以待文学之士。则用人之术，庶乎其尽矣。
【总说】
少游《官制下》云：“先皇帝恻然悯之，始诏有司作寄禄格。”“先皇帝”当指宋神宗，于元丰八年（1085）驾崩。故知《官制上》、《官制下》两篇作于元祐初。
在《官制上》、《官制下》两篇中，少游对国家如何合理任用人才，授予官职提出了建议。上篇主要围绕“资”与“望”的问题进行讨论。在他看来，资历和声望在仕进之途上有着同等的重要性，需要统治者权衡考虑，如果只注重一方，忽略另一方，就会造成“盛德尊行、魁奇隽伟”之士沉沦下僚或“狂缪之流，矫亢之士”身居高位的不公现象。只有“以资待天下有常之士，以望待天下非常之材，使二者各有所得，足以相推而不足以相碍”，才能真正做到人尽其才，令天下心悦诚服。少游认为当下国家采用的职官制，总体上是得“资望之术”真意的，但是又指出其中的弊病，即所谓“太必于用资，太不必于用望也”。一方面当今官制重视资历太甚，而获得资历的程序又过于容易，以至于资质平庸之人也能身居要职、声名显赫。另一方面名器轻易假人，有损馆阁的纯净，文人的尊严。这些议论皆是针对北宋职官制的弊端而发，作者冷静敏锐地看到了隐藏在官制下潜在的危机，为有宋一代的“冗官”泛滥现象敲响了警钟。无怪明人张评曰：“至于灼见一代之利害，建事揆策，与贾谊、陆贽争长；沉味幽玄，博参诸子之精韵；雄篇大笔，宛然古作者之风。”
【辑评】
[近代]林纾《林氏选评名家文集·淮海集》：以资望定入仕之途，复能指出太用资望者之弊，大有分风擘流之能力。
官制下
臣闻国家次五代一切之制，百官称号，最为杂糅，名存而器不设，文具而实不应[250]。所谓台、省、寺、监者，朝廷之官也，而其泛及于州县管库之吏，其滥至于浮屠黄冠之师[251]。乖违之条，爽缪之目，至不可胜数。先皇帝恻然悯之，始诏有司作寄禄格[252]，以易天下之官而归之于台、省，还之于寺、监。然后循名可知其器，而缘实亦得其文，可谓帝王之盛典矣。
然有所未尽者，臣窃昧死而妄议焉。何则？自正议大夫以上，迁进太略；自中散大夫以下，清浊不分也[253]。夫迁进太略，则大臣侥幸，而其弊也至于无以复加而法制乱；清浊不分，则小臣偷惰，而其弊也至于莫为之宠而资望乖。旧制侍郎至仆射凡十二迁[254]；其兼侍从之职者，八迁、九迁；其任执政之官，犹六迁也。盖侍郎以上，皆天子之臣，非多其等级，则势必至易极。易极，则国家庆赏将窒而不得行。此制官之深意也。今寄禄格则不然，自正议大夫，不问人之如何，四迁而至特进[255]。故大臣为特进者，遇朝廷有大庆赏，则不得已而以司空之官予之。夫司空者，职事官也，寄禄无以复加而予焉，岂非所谓乱法制之甚欤？旧制少卿之官，率一秩而有四名：太常、光禄、卫尉、司农是也[256]。郎官、员外，率一秩而有八名，如礼、工、祠、屯、主、膳、虞、水之类是也[257]。京朝之官，率一秩而有三名，如太常、秘书、殿中诸丞是也[258]。盖入仕之门，有制策进士、明经诸科、任子杂色之异[259]。历官之途有台、省、寺、监、漕、刑、郡、县之殊。非铢铢而较之，色色而别之，则牛骥同皂[260]，贤不肖混淆，而天下皆将泛泛然偷取一切，不复淬励激昂，以功名为己任。此亦制官之深意也。今寄禄格则不然，自中散大夫以下至承务郎，秩为一名而已。故尝任台省之职、或任漕刑之司者，人心有所不厌而莫为之宠，则往往假以龙图、集贤之号。夫龙图、集贤之号，所以待天下文学之士也。而以诸吏莫为之宠而假焉，岂非乖资望之甚欤？
盖爵禄者，天下之砥石，圣人所以砺世磨钝者也[261]。夫不为爵劝不为禄勉，古之人有行之者，蒙榖是也[262]。齐死生，同贫富，等贵贱，古之人有行之者，庄周是也[263]。今朝廷之臣皆得庄周、蒙榖而为之，则爵禄之器，虽不复设可矣。如其不然，则迁进太略、清浊不分之弊，安得而不革哉？
晁错曰：“爵者上之所命，出于口而无穷。”[264]韩愈曰：“圣君所行，即是故事。自古岂有定制也？”[265]愿诏有司以寄格再加论定，稍放旧制，自正议大夫以上更增四秩之号，自中散大夫以下秩之号为三等之名。如此则迁进颇详，而法制不乱；清浊稍异，而资望不乖，是亦先皇之志也。惟陛下留神省察。
【总说】
此篇紧承上文，着重论述“寄禄格”的弊端。秦观指出其失在于“自正议大夫以上，迁进太略；自中散大夫以下，清浊不分也”。接着分而论述“迁进太略”及“清浊不分”所导致的严重后果。旧制官吏品阶较多，国家的庆赏制度尚可保证通行无碍。而如今朝中大臣升迁过快，遇朝廷大庆赏只能屡授司空之显职，造成混乱。旧制官员，一机构之下一秩多名，职责各异，统辖清晰。而如今秩为一名，多假本该授予文士的“龙图”、“集贤”之号以为之宠，造成资望乖谬。进而举蒙榖、庄周之例说明世人没有超脱爵禄的境界，再次强调“寄禄”之弊不得不革。少游并没有一味推崇旧制，主张返回旧制，从他将《汉书》原文“盖爵禄者，天下之砥石，高祖所以砺世磨钝者也”中的“高祖”换为“圣人”便可看出，他主张的是“圣人”之制，而非“高祖”之制，只有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对官制予以调整，才能做到“法制不乱”、“资望不乖”。
【辑评】
[近代]林纾《林氏选评名家文集·淮海集》：痛论寄禄格之弊，自是见到当日升转滥处；然“易极，则国家庆赏窒而不行”句，语如铁铸。
将帅
臣闻将帅之难其人久矣[266]！势有强弱，任有久近，敌有坚脆，地有远迩，时有治乱，而胜败之机不系焉，惟其将而已矣。
昔智氏以韩魏三国之兵伐赵[267]，马服君之子以四十万之众抗秦[268]，可谓强矣，而溃于晋阳，坑于长平。廉颇率老弱之卒守邯郸[269]，田单鸠创病之余保即墨[270]，可谓弱矣，而栗腹以摧，骑劫以走：是不在乎势之强弱也。穰苴之用于齐，拔于闾伍之中也，一日斩庄贾，晋师罢去，燕师渡水而解[271]；韩信之击赵，非素拊循士大夫也，背水一战而擒赵王歇，斩成安君[272]：是不在乎任之久近也。以周瑜之望曹公，不啻虎狼，而吴兵捷于赤壁[273]；以玄德之视陆逊，甚于雏，而蜀师衂于白帝[274]：是不在乎敌之坚脆也。东西异壤也，而邓艾以缒兵取成都[275]；南北异习也，而王镇恶以舟师平关中[276]：是不在乎地之远迩也。夫以东晋之衰，而谢玄得志于淝水[277]；开元之盛，而哥舒翰失利于潼关[278]：是不在乎时之治乱也。故善将者势无强弱，任无久近，敌无坚脆，地无远迩，时无治乱，不用则已，用之无不胜焉。故曰惟其将而已矣。
虽然，有一军之将，有一国之将，有天下之将。走及奔马，射中飞鸟，攻坚城，破强敌，所向无前，此有勇之士，一军之将也。出奇制胜，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279]，攻辄破，击辄服，此有智之士，一国之将也。福于己而祸于人，则功有所不立[280]。利于今而害于后，则事有所不为[281]。功成事毕，自视缺然，无矜大之色[282]，此有道之士，天下之将也。古者阃外之事，将军制之，军中不闻天子之诏[283]，其委任责成如此。非有道之士，其可以轻付之哉？
国家将帅可谓盛矣！阅礼乐而敦《诗》、《书》者肩摩而毂击[284]，纵横剽悍、称智囊而号肉飞者[285]，至不可胜计。然驿骑有赤白囊至[286]，则庙堂之上为之纷然。进止赏罚皆从中决者何也？岂以为将帅者皆智勇之人，非有道之士，不可独任故耶？
夫庙堂议边事，则王体不严；将帅之权轻，则武功不立。呜呼，可谓两失之也。臣以为西北二边[287]，宜各置统帅一人，用大臣材兼文武、可任天下之将者为之。凡有军事，惟以大义上闻，进退赏罚，尽付其手，得以便宜从事[288]。如此则虽有边警，可以不烦庙堂之论。而豪杰之材，得以成其功矣。
【总说】
秦观的策论，大都有为而发，不尚空言。许多建议都深中积弊。鉴于唐五代藩镇割据拥兵自重的恶果，宋朝开国以来，一直猜忌防范武将，不敢授以重兵、委以全权。自太宗以后，将帅出征，朝廷都会预受策略和阵图，将帅只能“主文书，守诏令”，以至积习愈深，弊病愈多。在元丰四年（1081）对西夏的战役中，宋神宗刚愎自用，任用李宪、王中正等宦者监军，导致错失良机，反胜为败。《将帅》篇极力强调将帅的重要价值，就是针对北宋军事上的孱弱而言的。文章开门见山地提出“势有强弱，任有久近，敌有坚脆，地有远迩，时有治乱”，胜败之机皆不系于此，而系于将帅，并引用一系列历史上的著名战役，来论证将帅的决定性作用。“采故实于前代，观通变于当今”（《文心雕龙·议对》），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将帅既如此关键，那么将帅的智勇与人品就显得格外重要，因而秦观对将帅又有“一军之将，一国之将，天下之将”之辨析，他认为“天下之将”乃“有道之士”，可委以军机重任。而对朝廷兵气之不振，他发出了慨叹：“夫庙堂议边事，则王体不严；将帅之权轻，则武功不立。呜呼，可谓两失之也。”为了改变这种“两失”的状况，他建议朝廷放开手脚，在西北边关“各置统帅一人，用大臣材兼文武、可任天下之将者为之。凡有军事，惟以大义上闻，进退赏罚，尽付其手，得以便宜从事”，给予“智勇”、“有道”之将充分的权力，使之统领全局。秦观的意见无疑是剀切的，然而北宋王朝帝王独揽兵权已是积重难返，可叹也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
【辑评】
[明]段斐君本《淮海集》徐渭眉批：历叙雄爽，然多主蒙庄《说剑篇》。〇（“昔智氏以韩魏……惟其将而已”）工炼。
[近代]林纾《林氏选评名家文集·淮海集》：宋鉴于唐藩镇之祸，故无特将专师之人。用一狄武襄，犹怀疑忌，而进退赏罚，尽付其人，能动听邪？然文字实切中北宋之流弊。
奇兵
臣闻万物莫不有奇，马有骥，犬有卢，畜之奇也[289]。鹰隼将击，必匿其形，虎拟而后动，动而有获，禽兽之奇也。天雄、乌喙、堇葛之毒[290]，奇于药。繁弱、忘归[291]，奇于弓矢。鹈、莫邪，奇于刀剑[292]。云为山奇，涛为海奇。阴阳之气，怒为风，交为电，乱为雾，薄而为雷，激而为霆，融散而为雨露，凝结而为霜雪，天地之奇也。
惟兵亦然，严沟垒，盛辎重，传檄而出，计里而行，克期而战，此兵之正也。提百一之士，力扛鼎而射命中者，缒山航海，依丛薄而昼伏，乘风雨而夜起，恍焉如鬼之无迹，忽焉如水之无制，此兵之奇也[293]。兵之道莫难于用奇，莫巧于用奇，莫妙于用奇。何以言之？凡用奇之法，必以正兵为主，无正兵为主而出者，谓之孤军。孤军胜败，未可知也。霍去病所将，常选有大军继其后，是以深入而未尝困绝[294]。李陵提步卒五千，转斗单于于漠北，而无他将援之，其擒宜矣[295]。故曰：莫难于用奇。
夫材有勇怯，技有精冗。勇者克敌，则怯者奋；冗为敌破，则精者却：自然之势也。善将者，择其精勇以为奇，悉其冗怯以为正。奇兵虽少，而以锐为正之势；正兵虽杂，而以众为奇之势[296]。长短相补，强弱相资，则寡者亦为众，冗怯者亦为精勇也。故曰：莫巧于用奇。
昔岑彭泝都江而上以拔武阳，绕出延岑军后，而公孙述惊[297]。邓艾取阴平道，下油江，破绵竹，径薄成都，而刘禅降[298]。孙处自江左浮大海，直揜番禺，而卢循破[299]。李愬越文成戍，歼张柴栅，夜袭蔡州，而吴元济擒[300]。此数子者，皆智谋足以料敌，勇敢足以决胜，故能乘变投隙而就其功名。使敌虽有强将劲卒，不得尽试其能，而固已败也。故曰：莫妙于用奇。
孙膑曰：“解杂乱纠纷者不控捲，救斗者不搏撠，批亢捣虚，形禁势格，则自为解耳。”[301]则非夫通阴阳之幾、达万物之变以得用奇之奥者，何足以及此？
今夫屠者之解牛也，经肯綮则以刀，遇大则以斧。至庖丁则不然，批隙导窾，游其刃于空虚，而磔然已解矣[302]。弈者之斗棋也，谛分审布[303]，失其守者，逐而攻之。至弈秋[304]则不然。倒行而逆施，用意于所争之外，而沛然已胜矣。夫屠、弈，鄙事也，有奇技则无与抗者，况于兵乎。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胜。”[305]然而天下之狃[306]于常而骇于变，知所以合者多，而悟所以胜者少也。
【总说】
本篇作于元丰三年（1080）。《汉书·艺文志》载录兵书五十三家，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类而罗列之。《奇兵》即少游从四术中“权谋”类的“以正守固，以奇用兵”引申阐发而来，反映了他颇为精到的军事理论。
秦观豪隽慷慨，喜谈兵论战的个性特征，最鲜明地体现在他有关军事的策论中，自少年时代起，少游便渴望在边塞战争中建功立业，他长期研究兵法，深得其中精髓，并融汇为自成体系的军事理论。文人论兵，秦观堪与唐代杜牧媲美，清代姚莹《论诗绝句》论杜牧云：“谁从绛蜡银筝底，别识谈兵杜牧之。”这两句也同样适用于他。在本篇《奇兵》中，少游着重强调出奇兵以致胜的重要性。他首先指出天地万物莫不有奇，以一系列的比喻形成排比之势引出奇兵，气势磅礴而文采斐然。接着提出论点：“兵之道莫难于用奇，莫巧于用奇，莫妙于用奇。”分头阐述这三点之原因，以霍去病和李陵胜败的对比揭示出用奇兵之难，以“长短相补，强弱相资”揭示出用奇兵之巧，以岑彭、邓艾、孙处、李愬攻敌不备从而取胜揭示出用奇兵之妙，进而又用庖丁解牛同弈秋斗棋两个典故，进一步说明奇技之重要。本文引用大量史例以古证今，严密而有说服力。既构架谨严，又流畅自然。
【辑评】
[明]段斐君本《淮海集》徐渭评语：笔端奇横，是古今文中利器。
[清]王敬之《小言集·宜略识字斋杂著》：元祐邑贤中，惟少游进策谈兵。
盗贼上
臣闻治平之世，内无大臣擅权之患，外无诸侯不服之忧。其所事乎兵者，夷狄、盗贼而已。夷狄之害，士大夫讲之详，论之熟矣。至于盗贼之变，则未尝有言之者，夫岂智之不及哉？其意以为不足恤[307]也。
天下之祸尝生于不足恤。昔秦既称帝，以为六国已亡，海内无足复虑，为秦患者，独胡人耳[308]。于是使蒙恬北筑长城，却匈奴七百馀里[309]。然而陈胜、吴广[310]之乱乃起于行伍阡陌之间。由此言之，盗贼未尝无也。夫平盗贼与攘夷狄之术异，何则？夷狄之兵，甲马如云，矢石如雨，牛羊橐驼转输不绝，其人便习而整[311]，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边也，利速战以折其气。盗贼则不然，险阻是凭，抄夺是资，亡命是聚。胜则乌合，非有法制相縻；败则兽遁，非有恩信相结。然揭竿持梃，郡县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群起也，速战以折其气[312]，勿迫以携其心[313]。盖非速战以折其气，则缓而势纵；非勿迫以携其心，则急而变生。
今夫虎之为物，啸则风生，怒则百兽震恐[314]，其气暴悍，可杀而不可辱。故捕虎之术，必先设机穽，旁置网罟，撞以利戟，射以强弓，鸣金鼓而乘之[315]，不旋踵而无虎矣[316]。至蛇与鼠则不然。虽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风生之勇；其贪足以蠹物，而非有震恐百兽之威。然不可以骤而取者，以其急则入于窟穴而已。故捕蛇鼠之术，必环其窟穴而伺之，薰以艾，注以水，彼将无所得食而出焉，则尺棰可以制其命。夷狄者，虎也。盗贼者，蛇鼠也。虎不可以艾薰而水注，蛇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撞。故曰：平盗贼与攘夷狄之术异也。
虽然，盗贼者平之非难，绝之为难。平而不绝，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盖招降与穷治是已。夫患莫大于招降，祸莫深于穷治。何则？凡盗贼之起，必有枭桀而难制者[317]。追讨之官，素无奇略，不知计之所出，则往往招其渠帅而降之，彼奸恶之民见其负罪者未必死也，则曰：与其俛首下气以甘饥寒之辱，孰若剽攘攻劫而不失爵禄之荣。由此言之，是乃诱民以为乱也。故曰患莫大于招降。凡盗贼之首，既已伏其辜[318]矣，而刀笔之吏不能长虑却顾，简节而疏目[319]，则往往穷支党[320]而治之。迫胁之民见被污者必不免也，则将曰：“与其婴锢金木[321]束手而受毙，孰若遁逸山海，脱身而求生。”由此言之，是驱民以为乱也。故曰：祸莫深于穷治。
且王者所以感服天下者，惠与威也。仁及有罪则伤惠，戮及不辜则损威。威惠两失，而欲天下心畏而力服，尧舜所不能也。《夏书》曰：“歼厥渠魁，胁从罔治。旧染污俗，咸与维新。”[322]盖渠魁尽杀而不赦，则足以夺奸雄之气；胁从污染不治而许其自新，则足以安反侧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舍生之途而投必死之地哉？呜呼，先王已乱之道，可谓至矣！
【总说】
少游论盗贼之文有三篇，皆作于元丰三年庚申（1080），此为上篇。
宋代开国以来，就处在农民起事的风暴中。从初年的王小波、李顺起事，到庆历年间京东王伦、京西张海、贝州王则起事，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事始终未绝，摇撼着赵宋王朝的政权。面对起来造反的民众“小则蜂屯蚁聚，掳掠闾里；大则擅名号，攻城邑，取兵库，释死罪，杀掠吏民”（《盗贼下》）的状况，少游从安定社稷的大局着眼，向朝廷提出了平定盗贼的建议。他首先点明盗贼对国家的治乱与夷狄有着同等威胁，士大夫必须对此隐患提高警惕。接着指出平盗贼与攘夷狄之术不同，攘夷应“速战以折其气”，平贼则“勿迫以携其心”，在作者眼里夷狄是老虎，盗贼乃蛇鼠，形象地阐述了消灭实力性质不同的敌人应该采用不同的策略。长期以来，朝廷对待盗贼的措施只有“招降”和“穷治”两种，这样只会造成“平而不绝”的窘况，由此得出“患莫大于招降，祸莫深于穷治”的结论。因为招降就等于暗示民众，走投无路时与其忍气吞声，倒不如扯旗造反。因为造反还能受招安，博个封妻荫子的前程。这无疑是“诱民以为乱”。而穷治又过于严苛，往往殃及无辜，那些被构陷牵连的百姓有口莫辩，为了生存只好对抗到底，这又无异于“驱民以为乱”，只有惠威并施，宽严相济，“渠魁尽杀而不赦”，“胁从污染不治而许其自新”，才能从根本上肃清盗贼。秦观清醒地看到安内问题的严峻性，并提出合理有效的建议，极有实用价值，无怪乎他的朋友道潜赞其“胜理非空文，灼可资庙谋”。
从艺术上看，此文说理透彻，入木三分，又能设喻巧妙，形象与思理兼而得之，洵称佳构，可摩东坡之垒。当然，秦观把起事的农民一概称之为盗贼，完全是出于士大夫的阶级立场，不足为训。但起事农民中确有一些只起破坏作用的流氓无产者，称之为盗贼，仍有一定的合理性。
【辑评】
[近代]林纾《林氏选评名家文集·淮海集》：大旨全在擒贼擒王，亦是常解。然招降、穷治两弊，却说的切实无伦。其曰负罪者未必死，被污者必不免，穷深极邃，文无遗意，仿佛苏家议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