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是我国历史上最开放的时期，也是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时期。
从1271年元代建立起，到1368年明朝的建立，它虽不过百年时间，然而剽悍、质朴的草原文化，与成熟、丰富的中原文化的交融具有独特的魅力，为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增添了许多新鲜的内容。
刘秉忠的传说
刘秉忠像刘秉忠（1216—1274），字种晦，初名侃，为僧时法名子聪，自号藏春散人，邢州（今河北邢台）人。元朝大臣，科学家、文学家，草定元初典章礼乐规模制作，官至中书参知政事。著有《藏春集》十卷，仅传诗作六卷。
隐居人道
刘秉忠出生在金王朝统治下的邢州（今河北邢台市）。刘秉忠的祖先本是瑞州（今江西高安县）刘李村人，由于世代仕于辽王朝，遂为官宦之家。金灭辽以后，刘秉忠的祖先效命于金王朝，由于其曾祖父被任命为邢州节度副使，刘氏便定居于邢州，从此刘氏一家便成了邢州人。
刘秉忠虽然生于战乱的年代，可是他生而风骨异秀，志气英爽不霸。八岁那年始入学，由于其天资颖悟、卓尔不凡，小小年纪便能日诵数百言。十三岁之时，由于其父刘润为蒙古国录事，便被作为质子送往元帅府。在为质子时期，刘秉忠立志为学，诗文字画，与日俱进，同辈之人，莫可望其项背。十七岁那年，刘秉忠由于家贫，更为了奉养其亲，便不得不去充当邢台节度使府令史。在担任令史时，刘秉忠精明干练，诸老吏皆服其能。但对刘秉忠来说，一个小小的节度使府令史，难以满足他那颗高傲的心，囚此刘秉忠常常郁郁寡欢，唉声叹气。终于有一天，刘秉忠提笔叹道：“我家累世官宦，而今我却汩没于刀笔之间。大丈夫才不遇世，当隐居以求其志耳！”于是，刘秉忠即弃官而去，隐居于武安山（今河北有邢台市西南太行山的一部分），与全真道士一同居住。
全真道，是当时的北方地区道教的三派之一，另两派为真大道、太一道，其中以全真道最盛，在北方的势力也最强。全真道是咸阳人王重阳于公元1153年所创，光大于金末元初。公元1222年，成吉思汗西征到达阿姆河畔，在那里安营扎帐，会见了来自远方的莱州（今山东掖县）全真道道土，这个道士便是长春真人丘处机。这次会见是成吉思汗预先安排好的，他于公元1219年在西征途中就派遣工匠出身的汉族官员刘仲禄去莱州，邀请丘处机来讲授长生之术。丘处机作为全真道的领袖，也作为金朝汉人地主的代表，于公元1221年跋涉来到了蒙古军刚刚占领的撒马尔罕城（今乌兹别克撒马尔罕）下，与成吉思汗会见。公元1222年3月，成吉思汗与丘处机第一次在阿姆河畔的营帐相见。10月，成吉思汗又一次召见丘处机，论道三日，由契丹人耶律阿海作翻译。当成吉思汗向丘处机寻问长生不老之术时，丘处机诚恳地告诉成吉思汗：“世上本无什么长生不老之术，只有养生之法。”丘处机还针对当时蒙古军队的屠杀和掠夺政策，一再阐述自己的封建政治观点，要求成吉思汗治应以敬天爱民为本，长生之道以清心寡欲为要。这次会见之后，成吉思汗指令耶律阿海把丘处机的谈话记录下来，说是要传给他的子孙，并赐给丘处机一纸诏书，下令免除道士的赋税、差发。这次会见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那就是使全真道的地位大大提高了，在佛、道两教并重的蒙古贵族统治初期，道教的地位开始高于佛教。
刘秉忠隐居武安山之时，正值全真道的盛期，他与全真道道士居于一处是有深刻的历史根源的。与全真道道士相处的这段日子，极大地影响了刘秉忠的生活，以至于他后来自号藏春散人，甚至连他自己的文集也名之为《藏春集》。这一切无不深刻地打下了道教的烙印。
公元1238年，有名的大法师虚照禅师主持天宁寺，当他听闻刘秉忠行高节端、才高于世，便派遣弟子颜仲夏招其为僧。因为刘秉忠擅长文词，虚照禅师便让其作了书记一职，刘秉忠本人也取法号子聪，后人称他为僧子聪。后来，刘秉忠跟随虚照禅师云游，来到云中（今山西大同市），留在南堂寺修行。在这段时间里，刘秉忠尽其所能，博览群书，特别精通《易经》及邵氏《经世书》，对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奇门遁甲之类，也无不精通。除潜心读书之外，刘秉忠的诗赋、书法、音乐等方面的天赋也得到充分的发挥。刘秉忠所作的诗章乐府，都是脍炙人口，他的书法效法颜真卿的正楷、二王的草书，有口皆碑，当时人把他的音乐才能誉为“得琴阮徽外之遗音”，声声皆妙。刘秉忠在出家隐居期间中，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成为当时群儒为之翘首的学者。
刘秉忠在出家隐居期间对于道教有一定的研究；后又入寺为僧，对于佛教更是精通；加之他原有的儒家文化功底。使得他年纪轻轻便成为学兼儒、佛、道三家的学者。由于他也多才多艺也自然而然将他推上了学术领袖的位置。
一言心语
年纪轻轻便集儒、佛、道于一身，真可谓全才。刘秉忠不愧是当时学术领袖。
关汉卿的传说
关汉卿像关汉卿，号已斋叟，金末元初大都人，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伟大戏剧家。与马致远、白朴、郑光祖合称“元曲四大家”，并位居其首。他一生“不屑仕进”，生活在底层人民中间，多才多艺、能写会演、风流倜傥、豪爽侠义。是当时杂剧界的领袖人物。
著有杂剧六十部，现仅存十八部，其中曲白俱全者十五部。所作大曲十余套，小令五十余首。他的戏曲作品题材广泛，大多暴露了封建统治的黑暗腐败，表现了古代人民特别是青年妇女的苦难遭遇和反抗斗争，人物性格鲜明，结构完整，情节生动，语言本色而精练，对元杂剧和后来戏曲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其作品主要有《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单刀会》等。
调适心态倜傥不羁
关汉卿的前半生。是在血与火交织的动荡不宁的年代中度过的。作为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关汉卿熟读儒家经典，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所以，在他的作品中，常把（倜易》、《尚书》等典籍的句子顺手拈来，运用自如。不过，他又生活在仕进之路长期堵塞的元代，科举废止、士子地位的下降，使他和这一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处于一种进则无门、退则不甘的难堪境地。和一些消沉颓唐的儒生相比，关汉卿在困境中较能够调适自己的心态。他生性开朗通达，放下土子的清高，转而以开阔的胸襟，“偶娼优而不辞”。他的散曲《南吕·一枝花》套数，自称“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宣称“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那，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这既是对封建价值观念的挑战，也是狂傲倔强、幽默睿智性格的自白。由于关汉卿面向下层、流连市井，受到了生生不息杂然并陈的民间文化的滋养，因而写杂剧，撰散曲，能够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地运用民间俗众的白话，三教九流的行话。而作品中那些弱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也在流露着下层社会的生活气息与思想情态。
元朝，是儒家思想依然笼罩朝野而下层民众日益觉醒，反抗意识日益昂扬的年代。在文坛，雅文学虽然逐渐失去往日的辉煌，但它毕竟浸入肌肤，余风尚炽，而俗文学则风起云涌，走向繁盛。这两股浪潮碰撞交融，缔造出奇妙的文化景观。关汉卿生活在这种特定的历史阶段，他的戏剧创作及其艺术风貌，便呈现出鲜明而驳杂的物色。一方面，他对民生疾苦十分关切，对大众文化十分热爱；另一方面，在建立社会秩序的问题上他认同儒家仁政学说，甚至还流露出对仕进生活的向往。他一方面血泪交进地写出感天动地的《窦娥冤》，另一方面又以憧憬的心态编写了充满富贵气息的《陈母教子》。就其全部文学创作的总体风格而言，既不全俗，又不全雅，而是俗不脱雅、雅不离俗。就创作的态度而言，他既贴近下层社会，敢于为人民大声疾呼，又是一位倜傥不羁的浪子，还往往流露出在现实中碰壁之后解脱自嘲、狂逸自雄的心态。总之，这多层面的矛盾，是社会文化思潮来回激荡的产物。唯其如此，关汉卿才成为文学史上一位说不尽的人物。
一言心语
作者有独特的个性，深邃的思想。才会有好作品问世。关汉卿的作品就像他本人那样。确是一粒响当当的铜豌豆。
巧言脱险
民间传说，元代的关汉卿因为编演《窦娥冤》，得罪了统治者，官府要捉拿他治罪。关汉卿得知消息后，连夜逃走。途中，他遇到几位捕快。
班头问：“你是干什么的？”
关汉卿顺口答道：“三五步走遍天下，六七人统领千军。”班头明白了：“原来你是唱戏的。”关汉卿又吟道：“或为君子小人，或为才子佳人，登台便见；有时欢天喜地，有时惊天动地，转眼皆空。”班头见他如此伶俐，出口成章，便问道：“你是关……”关汉卿笑道：“看我非我，我看我，我亦非我；装谁像谁，谁装谁，谁就像谁。”班头本来爱看戏，特别爱看关汉卿编演的戏。知道眼前这人便是关汉卿。捉他吧，于心不忍，不捉吧，五百两赏银便没了。关汉卿看透了他的心理，便顺口吟道：“台头莫逞强，纵得到厚禄高官，得意无非俄顷事；眼下何足算，到头来抛盔卸甲，下场还是普通人。”
可能是这首诗打动了班头，他便对另几名捕快说：“放人吧，这是个疯子。”
关汉卿就这样脱了险。
一言心语
在危急的情境下，灵活的思维是化险为夷的重要法宝。而灵活的思维来自于镇定从容与博学多才。
白朴的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