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我是不是想得太复杂了。不过我确实相信，势利不是一个贬义词，只有理解了什么是势利，才能理解什么是社会。
（2011年）
谁是大陆岛民？
我有一个拿不上台面的爱好，就是潜水看网上骂架。我特别佩服网上那些一心付出不讲索取的撰稿人，特别是在骂架的时候激情洋溢，让人激赏。这些日子在看一些国外的华语论坛，不同背景的华人争论一些公共问题就非常有趣，看到有一些关于中日或者台海局势、港澳问题的讨论，大概是大陆同胞的一方往往交锋到关键处就会祭起一样法宝，一句话“岛民心态！”就把别人威风灭了半截。这种说话方式可以说把华语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就好像过去万恶的旧社会，大老爷们和异性争论，说到理屈词穷之处，来一句“妇人之见！”就不战而胜了。
这个“岛民心态”究竟指什么，让我非常感兴趣。在网上查了一下，但凡用此帽子扣人，大多是指其心胸狭隘，闭目塞听，见识短浅，鼠目寸光云云。这种说法很符合中国人最擅长的形象思维，吃心补心，吃肝补肝，这样的逻辑西方人是很难理解的。同样道理，中国人觉得顺理成章，不幸生长在小岛，自然心胸大不了，而我等生长于中土神州，则理当目光远大，胸襟宽博。就连李敖都曾经心有不甘地自夸：“李敖是真正大陆型的知识分子，虽然我像拿破仑一样的在厄尔巴（Elba）岛上、在圣赫勒拿（St.Helena）岛上，但我总归是大陆型的人。”
不过我生活中的感觉则常常相左，遇到过一些香港、台湾或者日本、马来西亚等地的“岛民”朋友，他们知识面很广，而且有旺盛的求知欲和好奇心，愿意聆听和自己不一样的观点，心态非常开放地愿意去理解自己感到困惑的问题。倒是一些中国大陆的朋友，在各种地方随处可见，好像都是觉悟成佛了一样，谈到很多问题都会从容搬出一套不容挑战的既定答案，如果听到和自己观点不一样的声音，或者别人尝试说出一些被忽略的事实，“汉奸”、“走狗”一类的帽子就会扣过去。
而且，有时候在大陆的一些朋友身上又会发现一些特别奇怪的思维方式，对话起来特别困难，比如包括学者都会为了“要效率还是要公平”这样的伪命题争论半天，好像和世界文明的主流都不搭边。而且中国的很多概念系统都自成一套，同世界通行的概念根本不是一回事，争论起来是关公战秦琼说不到一块儿。也就秦晖这样的老大，费尽心机，苦口婆心，想把概念梳理清楚，而大多数人也没心思听。这种文化生态倒是让我联想起了太平洋某些小岛，岛上的巨蜥因为板块漂移被隔绝了和进化主流的基因联系，所以每一个岛上的蜥蜴都长得和别的不一样，个个奇形怪状，如同侏罗纪公园一样。
从某种意义上讲，“岛民”真是一个非常有穿透力的解释模型，它像一个寓言，可以解释人类难于相互理解的困境。不过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可悲的孤岛，不是地理意义上的，而更多是“信息孤岛”，今天的地球村中，限制人们自由和视野的已经不是时空距离，而是权力和偏见所屏蔽的信息。
一个接触不到人类主流文明成果的人是可悲的。记得多年前在大学里，那时我当学生干部，中国科学大会在我们学校召开，我带着一些同学维持会场秩序，碰到门口有个衣衫褴褛如同要饭花子的人死活要往会场里冲，别人把他当作疯汉，保安拽着把他往外撵。我看他可怜巴巴，不像是要行凶，就把他拉到一边问他要干什么。他激动地说了半天我才听明白，此人小学没读完就辍学了，靠收破烂为生，但是特别热爱研究物理，他现在琢磨清楚了一个道理，为什么这么多星星在天上运行但总是不会撞到一起，现在想进去见杨振宁切磋一下，他还给我看他的一本脏兮兮的画满笔记和符号的本子。我只好婉言劝他回去，被一堆达官贵人围着的杨振宁大概不会有时间见他。之后很长时间我都感到负疚，忘不了他那遗憾的目光。不知他现在怎样，我经常想，如果他有机会读大学，也许会是一个不逊于杨振宁的物理天才。
不仅贩夫走卒会受视野之困，大学教授也不例外，极端的是多年前还有过北大某教师为了捍卫“计划经济优越性”的理论而跳楼的事情。他让我既佩服又惋惜，佩服的是今天的中国学者恐怕再难有殉自己信念的勇气决绝，惋惜的是我完全能够理解，花了一辈子穷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苦心论证“计划经济优越性”的人，当接触到世界经济学思想的主流时，那种河伯遇到大海的绝望。如果互联网早些发明，如果他能够早些接触世界上早已成为常识的经济学经典理论，大概不会走火入魔到这样一步。
这种信息的封闭和自我循环实在是中华文化宿命的悲哀。早在1942年陈寅恪先生第一次由欧洲回国，往见他父亲（散原老人）的老友夏曾佑先生。曾佑先生对他说：“你是我老友之子。我很高兴你懂得很多种文字，有很多书可看。我只能看中国书，但可惜都看完了，现已无书可看了。”寅恪当时心想，此老真是荒唐。中国书籍浩如烟海，哪能都看完呢？等他到70岁左右，见到别人，他说：“现在我老了，也与夏先生同感。中国书虽多，不过基本几十种而已，其他不过翻来覆去，东抄西抄。”
今天不能不说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今天我们所能够接触的信息比过去那个封闭的社会要进步了很多，但依然不够理想。连总书记都发出了重要指示，要我们“以愚昧无知为耻”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却仍然在很多地方背道而驰。当电视上我们的外交部发言人在义正词严地痛斥梵蒂冈或者台湾地区的时候，我们老百姓却连那些地方究竟发生了什么都说不清楚；当一个中国人想了解达富尔或者耶路撒冷现在在发生什么，他不得不用外文检索资料才能发现比较全面的信息；甚至一些发生在中国自己土地上的事情，反倒在国外有比较全面的报道。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头脑里有一大堆的现成答案，和一大把不容挑战和质疑的答案，想到这些，当听到有年轻的同胞斥责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是“岛民”，我自己就忍不住脸红，不知这样的情形何时能够真正改变。
（2007年）
和台北的哥聊管制
新到一个城市，通常你所能发现的最热忱的交流者，大概就是计程车司机了。台北的计程车司机，服务是非常优质，不仅礼貌得体，而且几乎从不会给你绕路，即使一听口音就知道你是大陆人。和他们聊天也许你最能了解普通人在想什么。
最近一次和一个台北的哥的聊天，是从西门町搭车到考试院附近我住处的路上。他叫陈国豪，什么国豪啊、国才啊都是台湾特别普通的名字，那天恰是228的周年纪念，中正纪念堂到228公园这一带政治气氛都很浓。我们的谈话，自然聊到了政治。他对台湾政治好像很不满意的样子，跟我说：“太民主了也不是个好事，你看我们台湾这些领导人啊都没本事。”这样的观点，我在台湾听到不止一次，不过倒还是很想了解出租车司机为什么觉得民主不好？于是问他此话怎讲。
他抱怨说，不管是陈水扁还是马英九，都是光会讲好听话，一点都不管事。他指的“不管事”，是说台湾从民进党上台以后就取消了出租车限额制。现在任何人只要找不着工作，只要能买得起一辆车，就可以申请个出租车牌照上街运营，也不用为了执照交钱。这样门槛很低，台湾当出租车司机的人就太多了。陈国豪不爽的是，出租车这个行业好像竞争越来越激烈，他今年28岁，开出租车有3年了，“赚不了多少钱，我这样一天干上12个小时，一个礼拜干6天，辛苦得要命，一个月也就赚个6万多（大概人民币一万三千左右），只能凑合养家啦”。他讲的是实话，台北市常住人口只有280万，出租车就有3万多辆，再加上台北县、桃园这些邻近地区的计程车也都可以来台北市运营，台北出租车的密度实在相当的高，在台北市区几乎闭着眼睛，随便一招手，就会有车停下来，甚至有时你发现路边停着不少似乎主人在休假的出租车。这是在大陆的城市里几乎不会遇到的景象，在北京和上海，出租车几乎二十四小时都在街上奔波，而且你还经常在路边站上十几分钟都拦不到一辆空车。而且相对于台湾的平均工薪阶层的收入水平来说，出租车的价格也不算贵，起步价换成人民币大概14元。
我正想到台北和大陆的比较，国豪就表现出了对大陆的兴趣：“在北京或者上海开计程车应该很好赚吧？”我问他：“你怎么知道？”“我们公会的人讲的，听说上海差不多2000万人，才6万辆出租车，是么？”他指的公会是民间组织台北计程车公会。我记不得上海准确的数字，不过按照记忆我可以告诉他“大概差不多吧”。也许国豪觉得自己的想法被印证了，有些得意：“那还不赚翻了！”不过转念这种对比更让他觉得失落：“我们台湾这些领导人啊，计程车都这么多了，还在发牌照，也不知道脑子怎么想的？一点都不会管。”
这让我觉得有些好笑，我问国豪，“你知道上海或者北京一个司机，一个月要给公司，交多少钱么？”国豪看来不知道。“我们一个月也要给公会交大概600块吧，公会就代表我们替我们争取一些权益，我们从入这行开始，大概要缴会费6年，以后就可以不交了。你说的公司，要收多少钱啊？他们干些什么啊？”“他们基本上什么也不用干，坐在办公室里数钱就可以啦，你知道他们每台出租车一个月要给公司交多少钱么？”国豪显出惊讶的表情，“换成台币大概——”我心算了一下“4万到5万块吧。”国豪已经惊得嘴都合不拢了，这显然是他公会的朋友没有告诉他的。“那为什么不自己买一辆车，自己当老板呢？我们台湾的司机现在除了还有一些集资入股的计程车合作社，都自己是老板，现在车也不贵啊？”我接着告诉他：“其实大陆的出租车司机，大多数也都是自己花一大笔钱买车，不过即使自己买的车，也还是要给出租车公司交这么多钱。”国豪已经觉得难以置信了，头摇得和拨浪鼓一样，为了让他安心开车，我只好跟他进一步解释。
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刚才所推崇的大陆的管制措施，把出租车牌照控制得非常紧。这样的结果是，只有少数有关系的人开的公司才能获得牌照，很多人想当出租车司机的，但不能像台湾这样，自己去交通局申请一个牌照。所以不得不到那些手里握有牌照的公司下面打工，自然这些公司，就可以以他们的垄断地位，设立高额的租金，坐着收钱就可以啦。这导致的后果是，第一，你所知道的，大陆这些大城市，出租车很少；第二，出租车司机赚得很少，而且工作比台湾司机辛苦的多，每天大概14个小时跑在路上是很正常的，而且几乎没有星期天，因为每天都要交份儿钱，没有周末的概念乃至生病都不敢休息；第三，出租车价格相对于大陆人的收入水平来说显得很高，而且因为供给不足，打车常常比较难；第四，因为打车贵，打车难，所以很多上班族都买私家车，私家车多了，这样市区交通就更容易堵塞；第五，因为市区交通不好，出租车司机就更难赚钱，愿意当出租车司机的人就更少。倒是台湾，放开计程车车牌照，既帮助解决了社会就业问题，计程车司机给自己打工，比较自由，老百姓也得到了实惠，这样好像更符合公正均富的社会理念。
说到这里，国豪好像是理解了：“哦，我原来还想能不能到上海去开计程车呢？听你这一说，我还是安心在台北干吧。你讲的，我过去倒真是没有想过。”后来他一直没有说话，看得出来他是在思考。这个时候，我也在思考，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彼此误解真是很有意思。
到我住处的时候，国豪对我表示感谢，他告诉我，今年暑期的时候，他准备一定要到大陆去看一看。
（200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