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有个基本的印象，民国的国立大学是真正的面向寒门子弟开放的精英教育，他们选拔的是真正聪慧向学的孩子，免除他们经济的后顾之忧，把他们培养成国家栋梁。至于私立大学，就是有钱人家的孩子都能上的，主要是弄个文凭镀镀金。这种教育体制我觉得很好，穷人富人的孩子各得其所。当然有钱人家的孩子也有要求上进的，但他们得跟河南、安徽的孩子同等竞争，证明自己足够优秀。当时北京、上海这种大城市就有很多有钱人，但并不会因为清华大学设在北京，交通大学设在上海，就格外照顾北京、上海的考生，因为那是国立大学。
这个夏天，我儿子学轮滑，我为了鼓励他，以身作则，自己也来学轮滑。我们家院子里有一片操场，很多小孩傍晚在那里玩轮滑，我是里面技术最烂、年龄最大的一个，没想到我竟然交了几个“小朋友”，他们很爱跟我玩，我要几天不去，他们还会给我打电话。其中一个八岁的小男孩，技术尤其好，身手矫健，不过非常可惜这个孩子有残疾，他一边耳朵先天发育不全。可这个孩子性格开朗大方，爱教其他小朋友，还会变魔术，我非常欣赏这个孩子。后来交往多了，我才知道他母亲在附近一栋楼的美容院上班。他平时在河南老家由外婆带，暑假了，来北京找他母亲玩。这个暑假，他去了天安门、动物园等一些地方。有一次傍晚，看样子要下雨了，我们就要回家了，看这个孩子还不走，我就说，小伙计，你怎么还不回去找你妈妈啊？他说他妈妈要九点半才下班。我说要不你到我们家去玩吧，我们家还有很多玩具。他说他妈妈不让他随便去别人家，说下雨不要紧，我再玩一会儿，然后很开心的样子，就滑走了。我带我儿子回到家里，他专心玩玩具，一会儿下雨了，我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儿，撑把伞出去，到操场上，看那个孩子的外婆来了，和他一起站在一个房子的屋檐下躲雨。我拉他们一起去我们家做客，他们死活不肯，说他妈妈很快就提早下班来接他们了。我就撑着伞陪他外婆一起在那里聊了聊。这是个单亲家庭，她女儿一个人在北京打工，寄钱回河南老家供孩子读书，生活也颇是艰辛。他们来北京为了省钱，晚上等客人都走了以后，就睡在美容院里。正说着话，孩子的妈妈来了，很客气地说，小孩淘气不懂事，给你添麻烦了。
我看着他们一家子挽着手走在雨中的背影，除了祝福，真想为他们做些什么。在我住的院子里，还有几个做裁缝的、补鞋修车的打工者，他们的孩子暑假也会过来，他们住的一般就是地下室，或者很小的一间，全家几口人住在一起。我们家门口有个裁缝的女儿，刚上初中，从江西来北京看父母。有一次她怯生生问我，哪里能买到书？她想买《海的女儿》还有《简爱》。我说，我们这里离国家图书馆很近啊，到国图看书不要钱的。她说我能去么？我说当然能去，谁都可以去。她好像还有些不好意思。后来我在网上订了这两本书送给她，她很感谢。我其实更应该感谢她，我儿子有那么多书，也不好好读，书在她那里，真正体现了价值。
我很爱我自己的孩子，我愿意一路用心把最好的教育给他。但他参加高考的时候，如果那些河南、江西、安徽农村的孩子和他考差不多的分数，甚至比他低一些，国立重点大学的入学机会都应该优先给那些外地农村的孩子，那才是公平的，因为他们的起点比我的孩子低得多。他们能有和我孩子差不多的成绩，说明他们比我的孩子更加优秀和有前途，值得国家培养。凭我的经济条件，我的孩子就算考不上国内重点大学，我砸锅卖铁还能送他出国读书。他如果没那么优秀，而因为他是北京户口，因为他爸有更多的社会关系，而挤占那些农村孩子的深造机会，那违背我对公平正义的理解。
今年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都扩大了在北京户籍中的招生名额，据说是因为北京“生源好”。这种话让我内心感到刺痛。在我看来，那些在路灯下锻炼，在地下室里读书的孩子，才是国家的未来。
（2012年）
富人摆排场，大家得喜乐
大中投资的董事长张大中已经不是第一次过年摆年夜饭大饭局了。最近几年，每到大年三十，张大中都要邀请过去的老员工、老朋友、老伙伴，一摆就是好几十桌，大家一起过年，一起欣赏演出，给大家发礼品，放礼花，让大家一起听个响儿。人家说，你饭局整得够排场啊，张大中爱说：“我有钱人么，让大家都乐呵乐呵。”
大午集团的董事长孙大午也是特别爱“摆谱”的一个人，每到逢年过节，他就在他的大午城，请来很多演出队，在戏台子上表演节目，还请当地的乡亲们也来自娱自乐，他给大家发奖品。而且他也爱摆流水席，经常有各路友人，在他庄上大鱼大肉吃得口滑。
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不避讳别人把他们当有钱人，而且特别乐意把财富给他们带来的快乐和别人分享，他们招待大家吃喝，其实自己没吃多少，这样反而让他们更加快乐。这就像孟子见梁惠王说的“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
这其实是中国过去富人建设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传统。今年春节，我父亲回忆起他小时候过节，觉得最快乐的时光就是住在无锡荣巷那几年。那时候抗战刚结束，青春作伴好还乡，我爷爷从云南携全家返乡，在江南大学教书，内战端倪初起，但还远没有波及江南。荣巷就是荣毅仁的老家，荣家房子很多，现在那里已经成了部队营房。当年我爷爷租了荣家空闲的两间很敞亮的大房子，安家于此。当年荣德生被街坊称为“荣大老板”，也是相当有排场。到了过年，他家出钱，请戏班子来唱大戏，大家看都不要钱，还请乡亲们舞龙灯，参加的人都得红包。荣家祭祠堂也是同样排场。当时祭祖宗要拿锡箔叠成元宝形状付之一炬，寻常人家化上几十只元宝就算是慎终追远了，荣家当年化的元宝有张艺谋大片的视觉铺张风格，家里仆人不够用，把街坊小孩都请来帮他们家叠元宝。“荣大老板”手面阔绰，这样相当于每个小孩都得了压岁钱。
更排场的是，荣家修建了占地近百亩的“梅园”，遍植美好花卉供人观赏，当时都叫“荣氏梅园”，却并不为他一家独占，而是开放让无锡市民游览。而直到今天，国内很多号称“公园”的地方，还在收门票，包括荣老板办的梅园也被政府接管收起门票来了。比起荣老板20世纪的善举，他们真该觉得惭愧。梅园中有一副对联相当能代表荣大老板的境界：“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
可想而知，当年荣大老板，请无锡市民一起游览他精心布置的园林，要比他一个人在保镖仆人的簇拥下，独拥一座美园更有面子。
这其实是一种非常自然的人性。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曾经研究过英属哥伦比亚地区印第安人的一种习俗——“夸富宴”（potlstch），当地印第安人的首领，每年要请四方宾客，不仅烹牛宰羊，而且慷慨地赠予大家礼品。他们这么做的动机就是为了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甚至在当地的文化中，这是部落里有头有脸的人伴随着地位的一项义务。
当然，我国历朝历代也都有很多人特别容不得富人摆排场，这出于一种相当阴暗的心理。以凤阳朱皇帝为代表，他就看不惯商人在他面前不低三下四，对富人打压发展到极致，规定商人只能穿布衣，不能用丝绸。当时的福布斯大富豪沈万三为了讨好朱皇帝，拿出钱来劳军，居然也成了罪过，逻辑很简单，只有马上夺天下的人才能显示恩德，一个商人，谁让你显摆？
我们这几十年的若干次政治运动，也常常走火入魔，让富人生活在谨慎之中。这种气氛一直影响到今天，除了像张大中、孙大午这样心态特别阳光，同时财富也特别阳光的一些有钱人，很多人似乎都还没有走出心理阴影，有一种不那么健康的“低调”。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民间已经有相当的财富积累。这个社会里确有不少靠官商勾结或者歪门邪道发财的，但也有更多的人，是靠勤奋、拼搏和智慧获得成功的。一个健康的社会，就要让大家带着相互感恩的心情，来分享那些成功者的自豪和喜悦。就好像我们愿意欣赏那些运动比赛中的优胜者，为他们喝彩，向他们学习，完全用不着嫉妒一样。
让有钱人摆排场应该是这个社会的常态，相对于另一种社会氛围，让富人小心翼翼躲在高墙中独享山珍海味，生怕露富，或把财富转移到国外，那更符合社会和谐，同时也是社会福利的帕累托改进。
（2012年）
人道的政策与不人道的结果
网上看到一条新闻，几乎一闪而过，并没有太多人重视，却引起我的很多思索。《新京报》报道，5月25日晚，北京西直门北大街发生一起群殴事件，一男子被打伤送进医院。被殴者是湖北来京卖肝者，其向卖肝中介索要费用遭拒被打，伤者被送往医院后自行离开。
这是一条让读者心酸的新闻，人可以出卖自己的才干，出卖自己的体力来收益；也有色情业者出卖自己的身体收取租金，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属于出卖“可再生资源”。所谓一文钱憋倒英雄汉，如果缺乏金融借贷或者社会保障的支持，在迫切需要钱的时候，也有秦琼卖马、杨志卖刀的故事，而出卖自己的器官，属于最绝望的情况下才会做出的选择。
更悲惨的是卖了自己的器官，钱还没有拿到。据报道，被打的卖肝者杨某被警方送医时，“全身多处外伤，但经化验，发现其血象极高，证明体内有感染，随时可能休克，有生命危险”。而伤者杨某现在竟不知所终。相信这背后一定隐藏着更大的黑幕，也期待着有关部门跟踪调查。
但我想到体制性的问题，更迫切需要社会的反思。根据我国现行规定，“人体器官不得买卖”。这个话听起来是掷地有声，也很有道义感，但却是缺乏操作性的，甚至从客观上在伤害弱势者的利益。我想有社会经验的人都会观察到，在中国，一个庞大的器官买卖地下黑市早已形成，而且不可遏止，我身边的朋友就有亲人得肝癌、肾衰竭一类需要器官移植的事发生，有很多托关系买肝、买肾的故事，花费通常有好几十万。其中托关系的渠道曲折，都可以拍成电影，而他们无一例外都没有和器官捐出者本人见面，对于捐赠者情况几乎一无所知，但为了救亲人也顾不得这么多了。这些事都经过好几道的中间人操作，每一个中介人几乎都要赚一笔，相信落到真正的器官捐出者手里，也就只是一个零头。而且对于我这些朋友来说，明明是花了几十万的买卖，名义上却是以捐赠的方式，从法律程序上讲都有“捐赠者书面同意”。
“人体器官不得买卖”这样的规定，也许出发点是良好和善良的，但结果却是一个不可遏止的市场成为地下黑市，由于交易得不到法律保护，不能放在阳光之下，最后落入黑恶势力的控制之中，甚至可能和人口买卖结合在一起，酿成更多的人间悲剧。
器官移植和很多有替代性需求不一样，对于一些病危者来说，器官移植的需求是刚性的，自己家庭内部的亲人有时找不到合适的器官捐出对象。而肝肾之类的器官捐赠不同于捐血或者捐眼角膜，捐了一个肾，自己就只剩下一个了，对身体多少会有影响，而且一般只有健康人的肝肾才适用于移植，不像有些器官可以死后捐赠。这样将心比心，除非至亲骨肉，恐怕很少有人会把肝或肾捐给陌生人。而对有一些人，也许因为家庭需要，如果有一笔较大的补偿，可以考虑捐出自己的部分器官。生老病死俱是人生之苦，这个市场需求，是让人伤感的，但却是客观的，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它都不会消失，除非你让等待器官的患者等死。不承认这个市场的交易合法性，只会加大交易成本，并且使交易不能得到法律保护，最后像这次报道中的杨某那样，是最可悲的被伤害和欺压的群体。
表面上看“禁止器官买卖”是出于人道的，而其效果却是造成一个由权势者甚至黑社会性质团体操纵的人体器官黑市，其结果更加不人道。如果我们的政策制定，多能从客观实际出发，尤其对像杨某那样底层最弱势者的利益和他们的辛酸有所考虑，我们的社会将更加人性化。
（2009年）
囤地有错么？
按照市场预期，以理性人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目标，安排投资和生产，是企业的最基本功能。至于设定什么样的游戏规则，政府有很大的权力。
企业家来决定他自己的投资和生产安排，而不是由政府命令他，往往会较为明智。一个加油站老板，如果预感油价要上涨，他会多存一些油；一个面包房老板如果预感面粉价格要上涨，他会多存一些面粉。但唯独有一种生产者，在中国，他不能因为价格的预期而储存起生产资料，那就是地产商！
刚有一期中央台二套的节目揭露一些李泽楷在内的香港地产商在大陆“大有来头明目张胆囤地”。李泽楷，在香港我听到有人骂他，他以开发“数码港”促进香港创意产业的名义，以较低的价格拿到一大块土地，但最后开发的结果和数码没有什么关系，是个纯粹的商业地产项目。我觉得香港人因此批评他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我实在看不出囤地几年以后转手“税前获利2.35亿”有什么错。
一个地产商，如果是通过公开途径，而非黑幕交易获得一块土地，获得这块土地50年或者70年的物权，他愿意今年开发还是明年开发，或者以一个协商的价格转给别人去开发，除非他盖出了超过规定容积率，或者有碍观瞻的建筑，他愿意什么时候处理他买下来的土地，损害了什么公共利益么？有人会说，就是这些地产商囤积居奇，才把土地价格抬高的，害得我们老百姓买不起房子。但问题是，这些地产商才有多么一点土地，别忘了，在中国，政府才是垄断的一级土地市场批发商。中国无论怎么讲，土地资源也不会比日本更稀缺，中国的经济水平也不会比日本更发达。日本市场也有很多开发商，他们也会依据自己的判断囤地，但他们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如果经济向好，也许能赚一笔。但一个开放的市场总不会让谁一家独赚，如果经济遇到危机，或者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好，资金压力就可以让他们中的过度乐观者破产。而只有一个垄断的土地供应者才可能真正囤积居奇，排他性地通过拆迁、征地低价占据大量土地资源，然后一块一块地放到拍卖市场上造成哄抬局面。这样操纵拉升土地市场，即使经济不那么景气，土地价格也可以一路飙升，造成中国的城市土地比日本更稀缺的假象。有“策划家”把这个手段叫作“经营城市”，靠这样的垄断手段，我们的一些地方政府，每年获利不知有多少个2.35亿。
我对中国的地产商们倒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好感，但是如果指责其囤地，我想至少要有道义上的合法性。
（2009年）
我们住的不是房子是建筑面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