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义利思想的影响下，徽商在公利面前，很是慷慨。明时，婺源有一个商人詹景端，经商运米四千二百石至上饶。时值岁歉，到处都是饥民，饿死的不计其数，詹景端将米全部捐出来，济贫扶困，救活了很多人，当地的百姓为了纪念他，竖了一块石碑，上刻铭文，以颂扬他的恩德。
为了公众的利益，徽商能做到抛千金而不惜。这是徽商与其他商人的不同之处。
（2）讲究“和为贵”、“和气生财”。
孟子曾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徽商在经营的过程中高度重视“人和”，他们认为和才能生财，斗只会两败俱伤。所以，徽商又有“和商”一说。
“和”指的是内部的人事环境和外部的经营环境要和谐，徽商之所以能数百年称雄海内，这与他们善良谦让，互助互爱，不断营造主客之间的和谐氛围不无关系。明代文人是这样描述徽商的：“家乡故旧，自唐宋来数百年世系，比比皆是，重宗义，讲世好，上下六亲之施，无不秩然有序。”“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如有一家人与族外人发生了争议。“则一人争之，一家争之，一族争之，并通国之人争之。不直不已”。可见徽人团结互助的精神。
重儒而不轻贾，一贾儒并重，以义为利。有如此深厚的文化底蕴做基础，故徽商内部凝聚力强，这是徽商能成为十大商帮之首的重要原因之一。
3．商而优则仕——官商结合的典范
徽商深知“朝中有人好为商”的道理。商人子弟进入官场，政府中就有了商业阶层的代言人，在施政和执政中，这些商贾子弟就会堆护与代表他们的利量。所以，徽商在富裕之后，大力培养子弟，习儒求仕。
由于历代统治者坚持重农轻商的政策，商人即使富甲天下，政治地位仍然低下。历朝历代的科举还规定，商人不能应试登第。这种歧视性政策，让商人很自卑。到明代，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商人子弟也能参加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这样一来，商人就看到了改变卑微命运的契机，他们想到了培养自己的子弟与族人，让他们入仕。徽商深知“朝中有人好为商”的道理。商人子弟进入官场，政府中就有了商业阶层的代言人，在施政和执政中，这些商贾子弟就会维护与代表他们的利益。所以，徽商在富裕之后，大力培养子弟，习儒求仕。
如徽州休宁人金声，他的父亲金老板在湖南湖北一带经商，赚了很多钱，虽然如此，仍常常遭到当地士绅与官僚的敲诈勒索，金老板有苦难言，不得不曲与周旋。
一次，金老板手下的一个伙计偷了店里的二根金条，金老板要求伙计归还，伙计矢口否认，金老板无奈之下去县衙里告官，因为伙计有一个亲戚在府台当师爷，县官竟对此案置之不理。此事给金老板很大的打击，他发誓，一定要让自己的子孙走上仕途。
金老板于是花大价钱请来名儒，精心教金声读书，十年之后，金声得中崇祯元年进士，此时，金老板已回到休宁，为了雪恨，他再次来到湖北重翻旧案，很快，伙计的家里人就来求情，请他网开一面，金老板出一口恶气之后，也没有故意为难伙计一家，一笑了之。
金声当了大官之后，在崇桢皇帝面前慷慨陈述时务，强调商业的重要性，要求改变轻视商人的政策，崇祯听后为之心动。
“借资贵人”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红顶商人”胡雪岩结交左宗棠之例。左宗棠本不喜欢徽商，胡雪岩知此并不直接与其交涉，而是借捐军款和赈灾款来曲线博取左宗棠的欢心，这样过了一段时日，两人竟成了莫逆之交。左宗棠官任督帅，亲自向皇上进奏折，频频为胡雪岩美言嘉奖。胡雪岩也因此而得官，平步青云，成为中国的头号官商。
徽商还仗其富有的资财，贿财结官，与官宦通家。在徽商中有父官子商的，或先商后官的，如曹文植，官任户部尚书，其子曹某，从事盐业，后来中了进士，官至翰林侍读。另外还可借“捐输”、“报效”之名，行买官之实。徽商随着财富的增长，社会地位也相应地提高，社会上对商人也就刮目相看了。这一变化，在科举方面最为突出，商人子弟成了一支不可忽视的势力。当时的政府对他们很重视，特许徽商子弟不需回原籍，可以就地参加考试等便利。乾隆观赏徽商别墅，并为之题匾额。传统的“重本轻末”思想，开始被冲开了一个缺口。
然而，毕竟投靠官僚权贵有着一定的弊端。若自己有人在朝中为官，则更加好得多。于是，徽商不惜以重资举办书院私塾，输送资金捐办学校，培养众多子弟读书，其中“资质聪慧”者便让其参加科举，走向仕途，为宗族服务。一旦朝中有了自己的人，不仅使家族地位得到提升，更重要的是，为经商添了一道政治保护屏障。徽人子弟一旦为官，自然对家乡父老格外关照，提供诸多经商之便。子弟为官，对于形成一些行业的垄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商人有文化，则气质、智力、判断力和洞察力的品位自然比较高，因而能在商品市场瞬息万变、供求之间盈虚莫测的情况下，善于审时度势，决定取予。事实证明，在经商活动中，知识也是效益，他们由于精于筹算，往往“所意辄中”，因而获利不仅多而且快。商人而有文化，在与官府交往，同显贵应酬中，便能言语相通，应对自如。所以，文化又是联接商与官之问的桥梁。徽商特别是大盐商，凭藉自己的文化知识和雄厚的财力，不仅交通官府。甚至能以“布衣交天子”。他们与政治势力结缘之后，反过来又为进一步获大利、创大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4．无奸也商，商而不奸
徽商非但强调“忠诚主质”，还注重信义存心，这些年是大多数般商立身行事的指南。
徽州商人在长期经营中相信“财自道生，利缘义缺”，强调“忠诚立质”，主张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以诚待人”，抛弃有些商人所惯用的“智”、“巧”、“机”、“诈”等歪门邪道的聚财手段，他们认为歪门邪道的聚财手段不是一个大商人应有的品质。
安徽人做生意重诚信、讲仁义是名声在外的。在明代，休宁商人张洲，少年时一心只读圣贤书，想通过科举改变自己的命运，后来“挟资游禹航，以忠诚立质，长厚摄心，以礼接人，以义应事，故人乐与之游，而业日隆隆起也。”对于忠诚立质，明朝歙县商人许宪曾解释说：“以诚待人，人自怀服；任术御物，物终不亲。”许宪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只有以诚待人，人家才会信服你。跟你相交做生意，倘若只想着在交易中算计他人，搞歪门邪道，那么不用说是人，就连物最终都会对你敬而远之。
歙县商人鲍雯、鲍大臣就是这样的人
鲍雯年轻的时候是一个书生，不幸父亲早逝，家道中落，他想通过科举改变这种状况，但不幸被一件官司缠住了，尤法静下心来读书，日子越过越艰难。他母亲见状，对他说：“先世曾在浙江做盐业生意，还有几间店面，你可以去料理。”
鲍雯于是硬着头皮到那里去接管店面，以书生之道待人接物，至诚待人，从来不玩奸诈机巧的手段，由于能得到别人的信任，久之，生意越做越好。
歙县商人鲍大臣经商的时候，来往于江浙一带，一天，他看见路上有一个蓝色包袱，捡起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摞沉甸甸的金条。时值黄昏，路上没有一人，同行的仆人说：“主子，这是一笔横财呀，走吧。”
鲍大臣说：“这是非分之财，得物归原主，怎么能走呢。”于是坐在路边，等待失主来领。
半夜里，一辆马车沿路使来，车的两边挂着灯笼，边走边找东西，来到鲍大臣面前，鲍大臣对他说：“你丢掉了什么东西，”
一个仆人模样的人说：“我家主人丢了一个蓝色的包袱。”
鲍大臣把包袱拿出来，归还给失主。
失主大喜，从马车上跳出来，要给鲍大臣酬金，鲍大臣拒绝，失主于是留下一个牌子给他，上刻“免税牌”。
此后，鲍大臣就靠这块“免税牌”大发其财，赚了比包袱里的金子更多的钱。
这样的例子，在徽州历代的史籍里俯拾可得。安徽人在史书里特地记载，引以为荣。这虽然不能不说是与商业赚钱的目的和精神背道而驰，但是至今，传统徽商的经商之道在安徽商人中风骨犹存，安徽商人仍然怀着舍利取义的古国之风，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中，讲求诚信，重产品质量。
徽商们深知，商人和顾客二者的关系是互惠互利的，商人只有诚实，方可赢得顾客的信任。所以，他们做生意的时候往往是“宁奉法而折阅，不饰智以求赢”。有时吃点小亏是福，往往能占大便宜。
清末徽商的顶尖人物胡雪岩以商进仕，成为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他经商注重诚信，更加将徽商的声誉远扬各地。他曾在杭州开了一家胡庆余堂药店，以经营汤剂组片业务为主，该药店与北京同仁堂药店并驾齐驱，蜚声中外。该店将“忠诚不欺”作为立店之本，胡雪岩亲手撰就80字《戒欺铭》，该铭文被制为“戒欺匾”，挂在胡庆余堂药店里，以警示药店同仁在经营过程中恪守“以义取利”准则。为了将诚信不欺的经营方针落在实处，胡庆余堂药店在每年入伏头一天，免费向杭州市民供应大量药茶。这些药茶清凉解暑，当地老百姓纷纷前来饮用，经证实，这些药茶确实有很好的疗效，自此。慕名而至药堂者络绎不绝。
他以“戒欺”向世人宣示诚实不欺的经营理念，诚为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