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宣言和政治纲领等文件，全面阐述了该会的政治立场和主张。宣言指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是一个全国统一的联合救国阵线，现阶段的任务为促成全国各实力派合作抗敌。宣言向各党各派建议：（1）各党各派立即停止军事冲突；（2）各党各派立刻释放政治犯；（3）各党各派立刻派遣正式代表，人民救国阵线愿为介绍，进行谈判，以便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4）人民救国阵线愿以全部力量保证各党各派对于共同抗敌的纲领的忠实履行；（5）人民救国阵线愿以全部力量制裁任何党派违背共同抗敌纲领，以及种种一切足以削弱抗敌力量的行动。
15日，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邹韬奋4人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公开信，提出对当局与民众的几点希望：希望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联合各党各派，尤其是与共产党重新携手，为抗日救国而共同奋斗；希望西南军事当局力避与中央对立而采取推动中央政府出兵抗日的态度；希望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具体行动上，应停止与中央军的冲突，在红军占领区域内，对富农、地主、商人采取宽容态度等等。公开信发表后，中共迅速作出反应，8月10日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名义发表了《致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及全体救国会员函》，对全救会的主张与需求给予肯定，并表示愿与全救会密切合作。西北的东北军张学良、十七路军杨虎城，西南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也表示赞成和支持救国会的主张。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各地纷纷成立全救会分支组织，他们除出版救亡刊物，进行抗日宣传外，还组织了多次游行示威运动。9月18日，上海妇女界救国会举行纪念"九一八"五周年示威游行。同日，全救会召开第二次执委会，发表了《全救会为团结御侮告全国同胞》，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停止外交谈判，团结全国一切力量，共同抗日，收回失去的领土主权。10月19日，伟大文学家鲁迅逝世，在救国会主持下，举行了3天群众性悼念活动，1万多名群众前去吊唁。22日，各界群众为鲁迅先生送葬。大家循着军乐的哀乐声，唱着悲壮的挽歌和《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等救亡歌曲，高呼着"纪念鲁迅先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浩浩荡荡地前进。此次送葬行动，成为1936年下半年上海人民一次最大的抗日示威游行。救国会主要领导人宋庆龄、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在墓前发表了简短悲昂的演说，号召人们继承鲁迅精神，打倒帝国主义。11月12日，救国会又在上海举行了纪念孙中山诞辰的大会。大会由沈钧儒主持，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史良、沙千里等都先后发言，呼吁全国各界、各党派继承孙中山遗志，国共合作，团结抗日。
绥远抗战打响后，全救会发起援绥抗日运动。发表《全救会为绥远问题宣言》和致国民党和傅作义、张学良电，号召全国同胞积极参加救国阵线，以全力援助绥远抗日军队，9月6日，救国会组织了300多个宣传队共约2000余人，在街头进行援绥募捐，进行抗日宣传。随后，全国各地掀起声势浩大的援绥抗日运动。
全救会成立后，逐渐在抗日救国运动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遭到国民党政府的嫉恨。11月23日凌晨，国民党政府以全救会支援上海日商纱厂工人罢工为借口，悍然逮捕了全救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7人，制造了震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事件发生后，全救会和全国各界人士纷纷向国民党抗议，开展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把抗日爱国运动推向新的高潮。1937年6月，宋庆龄等17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在人民中进一步孤立。抗战爆发后，沈钧儒等7人于7月31日光荣出狱。
上海"八一三"抗战开始以后，救国会的成员积极投入了抵御日本侵略的斗争。一部分人到前线直接参加抗战，大部分人则参加救护、慰劳、宣传等工作。8月19日，邹韬奋在上海创办了《抗战》三日刊，救国会成员多在此刊物上发表文章，为抗日战争作舆论宣传。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后，救国会成员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王造时、史良和沙千里迁至武汉，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也转移到武汉。1937年12月，沈钧儒、李公朴等人在武汉创办《全民周刊》，次年7月，与邹韬奋创办的《抗战》三日刊合并，取名为《全民抗战》三日刊。9月，胡愈之等创办《国民公论》旬刊。这两个刊物成为抗战时期全救会舆论宣传核心。武汉期间，邹韬奋努力扩大生活书店的规模与业务，在西南和西北大后方设立了许多分支机构。
由于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及抗日形势的需要，1938年7月国民党邀请社会各界组织召开了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救国会成员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王造时、史良、张申府、刘清扬、罗隆基等人应邀参加。国民参政会虽为国民党控制下的一个政治咨询单位，并无多大的实权，但它毕竟为各民主党派提供了一个与国民党斗争的民主讲坛。全救会等民主党派在国民参政会历届会议上，充分利用这个讲台，同国民党展开争取民主、反对独裁、抵制投降的合法斗争。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政府将政策重心逐渐由抗日而转移到反共方面来，同时，在国统区竭力压迫抗日救亡运动，扼杀民主自由，实行白色恐怖。在这种情况下，转移至重庆的救国会只能采取秘密的方式开展活动。其活动，主要围绕两个问题进行。第一，坚持民主，要求开放民众运动，争取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反对独裁；第二，坚持持久抗战，坚持国内团结，反对制造摩擦，反对妥协投降。
为了争取民主，保障人权，1939年9月，沈钧儒等救国会领导人联合一批国民参政员，发起了民主宪政运动。国民党对救国会的活动极为不满，便加紧了对救国会及其出版物的迫害。1940年初，全国各地的生活书店分支店有许多被查封，重庆的总店和分店，以及剩余的几家地方分店也被严密监视。为避免进一步的迫害，邹韬奋在中共建议下，对生活书店进行了疏散，一部分工作人员转移到敌后游击区开展文化工作，留下来的人员和财产进行分散，建立第二道阵线，长期隐存。国民党则继续加紧对救国会的迫害，至1940年底，救国会刊物《全民抗战》被迫停刊，生活书店50多家分店被封闭得只剩下重庆一家。邹韬奋及部分救国会成员流亡香港，在香港恢复了《大众生活》杂志，继续从事抗日救国工作。
各民主党派为加强团结增强战斗力而合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沈钧儒是这个组织的发起人之一。1942年初，救国会也加人了此组织，故而民主同盟成为三党三派（青年党、民社党、第三党、救国会、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的同盟。此后救国会的抗日救亡活动便融入了民主政团同盟活动之中。1944年9月，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
抗战胜利后，鉴于形势已发生变化，救国会1945年冬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并制定了新的政治纲领。纲领提出了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根本原则：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成立联合政府；发展民族资本，实现耕者有其田；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创造的、民主主义的文化等。并提出当前的任务为消弭内战、结束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与自由等。
中国人民救国会成立后，1946年1月以民盟代表的身份出席了政治协商会议，在会上同国民党展开激烈的斗争。2月，救国会工作重心转移至上海。沈钧儒在中国人民救国会记者招待会上及上海文化界30多个团体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发表讲话，介绍了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政治纲领，并呼吁国内民主团结。随后，李公朴赴昆明领导昆明的民主运动。李公朴、闻一多被害后，沈钧儒等参加政协的民盟代表联名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11月，又投人了反对国民党召开伪国民大会的斗争。
11月民盟被迫解散后，救国会活动中心移至香港，民盟也在香港恢复了组织。1948年1月，民盟三中全会在香港召开，通过了政治报告及三中全会宣言，文件内容基本接近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确定了与中共联合建国的方针。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顺利发展，救国会及民盟成员积极参加新政协及民主联合政府的筹建工作。1949年9月，救国会作为一个民主党派，派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参加中央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救国会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于12月18日在北京宣告结束。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自1936年成立至1949年宣告结束，经历了14个年头，在抗日战争时期作了众多的救亡宣传活动，并于解放战争时期从事了多项民主建国工作，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两广事变
两广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的矛盾由来已久。1931年蒋介石因胡汉民阻挠制定约法而将胡扣押后，国民党内反蒋各派即在广东地方实力派陈济棠武力保护下，于1931年5月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与南京政府对立。1932年1月广州国民政府虽取消，但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又于同期成立。陈济棠和李宗仁、白崇禧等两广地方实力派在胡汉民等人的支持下，仍与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对抗。1935年5月12日，胡汉民突患脑溢血逝世，两广势力骤然失去政治重心。蒋介石在此时恰已平息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并迫使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陕北，便决意利用此机解决两广问题。故此，蒋派出居正、孙科、叶楚伧等8名代表以祭胡名义赴粤，与邹鲁、陈济棠、李宗仁等谈判，要求西南与中央精诚团结，取消半独立状态。
两广实力派对蒋在民族危亡情况下不采抗日政策早有不满，如今见蒋拿两广开刀翦除异己更感不安。陈济棠等认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遂与李宗仁、白崇禧等决定共同行动，以抗日名义，分军北上。
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决议令第一、第四集团军北上抗日，并呈文南京国民政府，吁请中央领导全国抗战。两广事变自此爆发。6月2日，西南执行部又以"冬"电致南京中央，请准予陈、李所部"北上抗日，收复失地"。随后，成立军事委员会，将陈、李所部改称"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由陈济棠任委员长兼总司令，李宗仁为副，并将军队扩编。陈济棠的第一集团军，由原有的3个军扩编为5个军，约20万人；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由原有的2个军扩编为4个军，连同广西民团总计10万人。此外，两广尚有空军9个中队，海军舰艇数十艘。同时，派出代表分赴湖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等省联络，欢迎抗日反蒋的党派、团体及各界人士到西南共同行动。
两广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大为震惊。蒋虽欲解决西南半独立问题，但并不希望兵戎相见。故此，蒋虽调集军队迅速向粤桂靠拢，但其目的仍是希望在武力的胁迫下，用政治的压力来解决两广事变。其策略有二：一是将两广的反蒋抗日之举视为地方与中央的矛盾和纠纷，由中央来施加压力以达到两广归顺的目的；二是对两广进行分化，先瓦解广东陈济棠，以孤立广西，再解决广西，逼李、白就范。
蒋介石在总理纪念周上表示：中央这次派员祭胡至诚专一，尽哀尽敬；相信两广决不会脱离中央，单独对外，误会消除后，西南当局必能同中央保持一致。为安定各方舆论，缓和反蒋气氛，蒋准备提前召开五届二中全会，邀请西南派代表出席。6月9日和10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先后电令西南执行部，严禁部队自由行动，否则以"地方将吏抗命"论处。同时，蒋不惜重金，加紧对陈济棠部属的瓦解活动。7月4日，粤空军司令黄光锐率40余人架机投蒋。6日，陈部第二军副军长李汉魂致电陈济棠，封金挂印离职而去。8日，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秘密到南京见蒋，表示愿受蒋命收拾粤局。13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作出决议：撤销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免去陈济棠本兼各职，任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14日，余汉谋通电就职，拥护中央。18日，陈济棠通电下野，随即离粤赴港，蒋介石势力伸人广东。
蒋介石在对广东内部策反、逼陈出走的同时，表面上对桂系则大力安抚。五届二中全会免掉陈济棠本兼各职，却任命李宗仁、白崇禧为广西省绥靖公署正副主任。广东陈济棠垮台后，蒋立即威逼广西。李宗仁等见粤局新变，广西孤立，遂决定对蒋应谋缓和之策。分电黄绍竑、吴忠信、张定瑶，表示广西仍坚持抗日立场，如中央真诚抗日，广西将竭诚拥护，盼将意转达，然未得答复。随后，李宗仁、白崇禧7月24日致电国民政府，表示接受五届二中全会所任各职，愿遵命于8月1日宣誓就职，请派委员监誓为祷。25日，南京政府即发表明令：（1）特派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2）任白崇禧为浙江省政府主席；（3）黄绍竑为广西绥靖主任，李品仙为副主任。一面令李、白迅速离桂就职，服从中央，一面调集大军包围广西。李、白拒绝接受任命，指责蒋违反二中全会决议，自食其言。在蒋军事高压面前，李、白邀请各方反蒋人士齐聚桂地，共图抗日反蒋大计。
蒋介石见李宗仁、白崇禧拒不就范，遂准备对桂用兵，武力解决。后迫于华北危机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态度逐渐缓和，致电李、白示意可以政治解决。
南京方面代表居正、程潜、朱培德到南宁谈判。桂系提出如下和谈条件：（1）中央接受并积极准备抗战，如日本人打破中日现有状态，再前进一步，立即实行全面抗战，广西保证出兵参加作战；（2）中央收回7月25日调动李、白的成命，重新协调职务；（3）中央补助广西经费；（4）部队复员保存编制费用；（5）中央派大员入桂调停，公开昭示信守；（6）和议告成后，李、白通电表示服从中央领导。经反复协商，基本上按上述六条达成协议。9月6日，南京国民政府明令：改派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黄绍骇仍任浙江省政府主席。9月14日，李、白等发表通电，表示服从"中央"，接受任命。16日，李宗仁等宣誓就职。至此，两广事变方告结束。
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