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2号，我刚刚知道，咱们这门课叫《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随便聊聊，供大家参考。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判。
一、我是群众
我是中国人，汉族，男，68岁。填表，我的政治面貌是群众。我的职业是教书。
二、我知道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特点是什么？是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个无所不在的世界体系，这个体系支配着所有人的大脑，谁都唯唯，谁都诺诺，只有马克思说不。马克思的书很多，影响最大是《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
马克思说，错，完全相反。
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污，一针见血。
西马解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拿“早期马克思”和“晚期马克思”作对，认为《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不好，越走越远，违背了初衷。
三、我知道的“共产党”
学历史，我们都知道，没有国民党，就没有共产党。国民党也曾经是个革命党。它怎么从革命党变成发财党，怎么从庆祝胜利，受降接收，到吹拍贪腐，丢尽人心，以至兵败如山倒，很多教训值得深思。
四、我知道的“西方价值观”
哈耶克写过一本书，叫《通往奴役之路》。奴役的反面是自由。他说的“奴役之路”是所谓集体主义社会，既包括希特勒的国家主义，也包括斯大林的社会主义。
国家演进，一般都是从小到大，从分到合，从孤立分散到多元一体，大一统代表复杂社会，高层次管理，以及世界主义。
西方没有中国这样权威至上的皇帝，也没有中国这样幅员广阔的大地域国家。他们最服两样管，一是上帝，二是金钱。
我理解的西方价值观：
自由，主要是做买卖和打工的自由。
民主，主要是选战民主，背后是利益集团。几千年来，村里人都懂，要选只能选有钱有势的大能人。
平等，主要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博爱，更多是宗教意义上的。法国恐袭，有人哀悼，中东每天死很多人，没人哀悼，哭都哭不过来。
五、我知道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
中国文化并不等于道德文化，更不等于宗教文化。拿《二十四孝图》当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这不是中国文化的光荣，而是中国文化的耻辱。
我认为，中国传统，最大特点是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世俗性强。中国文化的最大优点是不立教，不传教，人文精神强。
六、我知道的“国学”
什么叫“国学”，我有一个说法，就是“国将不国之学”。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我就尽在树下转悠。
七、学校是培养人材的地方，不是培养奴才的地方
官有官道，商有商道，有人总结这些道，采撷天地灵气，浓缩人生精华，十二个字，非常精辟，叫“欲得领导重视，必先重视领导”。
历代治理之得失
我们的道路，不是西方道路的重复。
我们的道路，是1840年以来，特别是1921年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率领下，中国人民走出的前无古人的道路。
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
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这尤其是指：要批判地总结中国历史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经验与教训，而不是“以儒代马”，更不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国学化、宗教化、商品化、庸俗化、“心灵鸡汤化”。
一、西方启示录
西方文明是历史发展着的。
我认为它有四个鲜明的特征：第一，重军事实力，这是受希腊和罗马文化的影响。
第二，重法律，这是受中世纪教会统治的影响。
第三，重劳动，这是文艺复兴以来科学文化发展带来的影响。
第四，重资本，对资本这个概念，马克思的研究最为深刻。
用“中国与西方”这个框架来描述我们的现代历程，起码是不太准确的。
一是欧洲文明的源头是“两希”，即希腊与希伯来，并非只有希腊一个源头。
二是希腊城邦并不仅仅有民主这一种制度形式，而是有君主、贵族、共和等几种制度形式，盛衰循环，君主制堕入僭主制，贵族制沦为寡头制，共和制发展为暴民政治，所有好的制度都会变坏。
而且，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最不喜欢的就是民主制，在他们眼里，民主政治几乎等同于暴民政治。
“政治”一词来自城邦，城邦政治的核心就是共产，这是希腊军事共产制度的基础。
2.中国与西方
简述了西欧历史发展的几个阶段，了解了西方文明的四个特征之后，我们可以简单地做一点比较。
西方推崇宗教，有漫长的教会统治，导致的一个最特殊的结果是：教会代表法律，法律是上帝制定的，所以，西方就有“法律超越政治”、“法比国大”的说法。
说马克思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的第一人，其实是蒋介石。
究竟是中国文明好还是西欧文明好呢？
二、中国道路
中国文明并不是世界上发生最早的。
但秦文明是最早对世界产生影响的文明，也是一个有世界意义的文明。
2.王道与富强
汉代的成就有两个：一是击溃了游牧民族的挑战，使中国巍然屹立于欧亚大陆，二是极大地发展了经济。而汉的失误，则在于不幸使经济发展的成果，落入利益阶层手中，最终形成了门阀士族阶层。
两汉开始以来，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发展经济的问题，二是外族——北方游牧民族的问题。
而两汉之儒，则为国家政治、经济、司法学说。
总而言之，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
两汉之得在富强，而两汉之失则在王道。
3.从贵族政治到国家官僚政治的过渡
唐代把地方的封建，变成了中央的分权。
这在制度上的表现，就是“三省六部制”。
所谓分权，实质就是皇帝与贵族分权。
但与西欧不同，中国的贵族分权、三权分立，是前现代的事。
行政上实行所谓“三省六部制”，实际上就意味着在中央是贵族掌权。
科举制脱胎于察举制，隋文帝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和州郡长官辟举任官制，各级长官都由中央统一任命，国家采用考试方法，统一选拔人才。
中国的贵族政治是怎样衰败的呢？
从中央层面说，一旦贵族式微了，三省制度便缺乏了依托，而中央集权，主要是从集财政权入手，即从税收、转运、军需的强化入手，这就是杨炎和刘晏的改革。它造成了盐铁、度支和户部三个部门权力的上升，并对原来的“三省六部制”造成了根本性的冲击。
这是中国制度转变的一个关键点，即从三省主政，转向三司当权，实质是从贵族政治转向国家官僚政治。
三司这个制度被宋代继承下来，使宋代成为一个极为重视经济的朝代。
907年，中国历史上绚烂的帝国——唐朝灭亡了，短短53年之后，即960年，宋朝建立，从那时起到1840年，一个新千年开始了。
宋从隋唐那里继承的东西，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大运河。
中国的读书人政治，即“学而优则仕”政治，从宋代开始。科举制度，到北宋才真正确立为国家选拔官员的基本制度。
叶适指出：如果说唐代巡视制度的缺点是放任了地方，最终使中央巡视员变成了封疆大吏，从而导致尾大不掉，那么，宋代的监司巡视制度可以说完全相反，宋代的监司，成了中央压迫和榨取地方的工具，使地方日益困穷无能。
“国学”这个东西，便是宋代搞出来的，它起初的名字叫“道学”。
道学更提出了一套自然法。
这就是因为道学所宣扬的“三纲五常”，是顺民的哲学，因而也为两宋道学奠定了正统和支配地位。
故章太炎说，道学就是国将不国之学，就是亡国之学。
这种转向的一个悠远的历史回声，便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逝世10年之后，毛泽东诞生于中国湖南。
从那时起，一个开天辟地的时代开始了，我们把这个前无古人的时代，称为“中国人民站起来”。
第一，中国共产党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武德”，通过土地革命，建立了一支人民军队，在此基础上，恢复了秦汉郡县制，实现了国家统一。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民主，是中国之民主，与西方之民主有根本不同。
第三，锻造新的治理者，形成了新的政治文明、治理者伦理或工作作风。
经世致用，这是中国文化最优秀的特点。
中国共产党不是简单地继承或者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而是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
第四，建立了以人民币为核心的“人民资本”。
什么是制度自信，什么是文化自信？
从根本上说，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的自信，就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就是对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所缔造的中国新文化的自信，就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的自信。
柳宗元的《封建论》，是一篇在中国古代政论史上特别有名的杰作。
毛泽东在1973年曾经写过一首七律，毛泽东在这首诗中说道：“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毛泽东所说的《封建论》，到底讨论了什么问题呢？
一、“封建”问题的溯源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文学作品中所出现的“封建”，实际上指的是封土建侯的意思。封土建侯，又是指从西周时期开始的一种国家形态，即分封制。
一般而言，西周时期的封建有两次，即武王封建与周公封建。
就是说不同的上层阶级，也分为不同的级别，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他们都可以封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天子建国与诸侯立家。第一个层级是天子建国，意思就是能够有权封授诸侯的只有当时的天子，即只有周天子才有这样的权力，非天子不得专封诸侯。第二个层级就是诸侯立家。被天子封为诸侯的人，他可以在自己的封国内再向卿大夫封赐采邑。
到战国时，诸侯列国竞相推行郡县制，其中推行力度最大的就是秦国。
到了秦汉之后，基本上是郡县制占主导。秦始皇推行新政的鲜明标志就是用郡县制代替封建制，郡县制的实质就是强化专制国家对于地方的全面掌控。
二、历代关于“封建制”优劣的讨论
对于郡县制和封建制的优劣，历朝历代都有人进行过讨论。
到了汉代，实际上早在楚汉之争时，郦食其就建议封六国子孙，刘邦表示赞同，想把六国的后人重新分封为诸侯。
到了汉文帝的时候，当时著名的文臣贾谊数次上疏，说“诸侯或连数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门阀形成了，为封建制辩护的人就多起来了。曹魏时期实行的制度大体依据的是秦代的分封制，是虚封而不是实封。
到了西晋，司马氏靠士族拥戴上台，认为曹魏是因为没有封建屏障所以迅速灭亡了，于是吸取了教训，开始广封王侯，授予诸王在封国之内选官置军的权力，实行封建贵族统治。与之相应，朝廷上、社会上也出现了褒扬封建制的舆论。
在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分裂乱世之后，再次实现统一的是唐朝。
唐太宗对贵族的态度是羡慕加提防，他希望成为“圣主”，所以比较迷恋复古封建，希望通过恢复上古三代的井田制、封建制，来博取不朽之名。
因此，《封建论》并非只有毛主席所推崇的柳宗元的一篇。
三、藩镇割据：中晚唐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
这和柳宗元所处的时代所面临的一个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藩镇割据有关。藩镇割据这个社会政治问题，实际上在安史之乱发生之前就已经种下前因了。盛唐时期，府兵制逐渐瓦解，朝廷开始实行募兵制。募兵制发展的一个恶性结果是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
天宝年间，一共设立了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
安史之乱全面爆发之后，为了抵御叛军的进攻，军镇制度又扩展到了内地。当时比较重要的州都设立了节度使，可以指挥好几个州的军队。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所有的藩镇都是割据的，都是和中央对抗的。
柳宗元和他的家庭也深受建中之乱所带来的骨肉流离之痛，使他从小就对藩镇割据深恶痛绝。他后来坚持反对分裂割据，提出统一安定的政治主张，这与他早年的这些切身经历是有直接关系的。
四、永贞革新与反对藩镇割据
在柳宗元成长的贞元二十年间，是唐朝社会矛盾日益深化、渐趋复杂的时期，朝廷中的有志之士都在积极寻求变革。
元和年间，柳宗元虽然不在朝，先是被贬为永州司马，后来又被贬为柳州刺史，但他在任上一直没有停止对政治革新失败原因的反思，而且在大量的作品中，发表了对藩镇割据问题的看法和建议。
首先，柳宗元认识到了“削藩”的必要性。
柳宗元反对朝廷对藩镇妥协、退让，“宥而不诛”的政策，主张“除恶务本根”，“非兵胡以定乱”，用暴力荡平分裂割据的武装力量。
五、《封建论》释读之一
柳宗元《封建论》中的历史观，与传统上占主流的历史循环论，或者历史倒退论完全不同。
而柳宗元则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社会的发展、制度的变迁，是一个客观发展的历史过程，不受任何人，尤其是圣人的主观意志所主宰。
六、《封建论》释读之二
历史上还有些论者认为，封建制是治理天下的好制度，而郡县制则难以为治。
对于那种将封建制、郡县制与国之治乱硬扯在一起的论调，柳宗元则在李百药论述的基础上，举出了更多的史实，做了更为彻底的批判：
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
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
柳宗元之所以反对封建制、维护郡县制，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理由，就是封建等级制会压抑人才，只有在郡县制度下才能真正举贤用能，最终致理兴化。
总之，柳宗元在《封建论》中从各个角度、各个层面，彻底批判了封建制。
最为关键的，是他能够深探本源，结合实际，通过反封建来反对唐代的藩镇割据，通过反封建来向残余的士族世袭势力争取庶族士子的政治权利，因而使得文章既有理论深度，亦具现实批判性，遂成为中国古代一篇精彩的政论文。
七、《封建论》的历史评价和现实意义
柳宗元的这篇《封建论》，后来得到不少仁人志士的赞赏和高评。
首先，柳宗元在这篇文章中认识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其次，柳宗元在分析历史问题时，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拨开历史的迷雾，辩证地看问题，对秦亡问题，对封建制、郡县制孰公孰私问题，对用封建制、郡县制治政孰难孰易问题，以及制度与为政之间的矛盾，改革的历史意义与改革者的主观目的之间的矛盾的论述和辨析，都十分精彩和透辟。
再次，柳宗元的《封建论》并非就事论事，更非空发历史议论，而是能够紧密地联系现实政治问题，针对当时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藩镇割据，在旗帜鲜明的批判中，提出了“善制兵”、“谨择守”、要“得人”等积极策略。理论联系实际，破中有立，针对性、建设性都极强。
最后，柳宗元还全面地总结了封建制及藩镇割据的危害，坚决维护政治上的统一、经济上的富强、用人制度的公正。
柳宗元的《封建论》在21世纪的今日中国，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我个人认为，柳宗元的这篇文章从以下几个方面给予了我们启迪：
第一，可以警醒我们时刻要维护国家民族的统一，旗帜鲜明地反对境内外各种形式的分裂活动。
第二，可以为政府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在事权、财权和人权方面的关系，提供一定的借鉴。
第三，柳宗元所提出的“善制兵”，则警示我们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第四，要反对特权思想、宗派主义。封建制，就是贵族世袭制，就是特权政治。反对封建制，就是要反对特权思想，反对搞小集团、拉山头。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可能会导致藩镇割据这样危害中央权威、国家安定的后果。
所以，柳宗元的《封建论》对于我们今天的治国理政，是具有极强的现实警示意义的。
2014年，哈佛大学推出的一门网络公开课开篇就说到，理解今日中国的关键，在于认识中国的过去。我们从哪里来，注定了我们往哪里去。
一、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宋代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统一王朝。如果把宋代放到一个中国历史的长时段里面去看，我们会看到什么呢？当我们说到历史的长时段的时候，我们其实经常会碰到两个关键词：一个关键词是“延续”，另一个关键词就是“变迁”。
20世纪初期，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中国历史上的唐宋时期有很重大的变革。
二、生于忧患：立国环境与开国基调
宋代的疆域与汉代的疆域、唐代的疆域相比，有非常大的变化。唐代从安史之乱之后，它的疆域就急剧地收缩了，是中国历史上各个主要王朝里边疆域最为狭小的。
我们现在会说，外交都是内政的延伸，就宋代的情况来说，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讲，就是当时的内政选择，实际上是外交压力下的选择。
也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有一些传统观念在宋代这个时候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比如说“中国”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时候的人们，也会想到“中国”，也会把它和一个空间的概念联系起来，但是，当时的空间，是没有明确的疆域边境的。
比如说“国家”这个词，一方面是国，一方面是家，其实国和家本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宋朝是一个帝制王朝，帝制王朝基本上是专制王朝。但是专制的程度、专制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三、效率与制衡：宋代的文官体制
我们国内，反腐倡廉，经济改革，其实都离不开制度的建设，离不开制度的调整。这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路径的依赖，是说过去的那些制度，还会影响后来制度的走向。我们通常有一种很单纯的观念，觉得制度都是好的，制度是客观的、中立的，但人事可能有不同的利益选择。人事影响到制度的时候，这个制度就会发生扭曲。我们从历史上来看，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制度是能摆脱人事的。
制度还不光是与人事有关系。我们也会看到，制度与事件也有很密切的关系。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
宋代的制度和隋唐的制度其实是有很大区别的。
隋唐时期，实行“三省六部制”。在宋代，皇帝下面有一个所谓的御前会议。
宋代不是“三省制”，而是“二府制”。所谓的二府，一个是中书门下，处理行政事务的；另外一个就是枢密院，枢密院是处理国家军政事务的。二府、三司和御史台，都是直接向皇帝负责的，什么事情都直接拿到皇帝面前去报告。
唐代与宋代的官僚制度还有什么不同呢？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在设计的时候会注意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这个官僚队伍要有效率。二是当时的皇帝，不管是哪一个朝代的皇帝，都不放心把所有的权力交给同一部分人。
唐代中书省是出令的，门下省是审核的，尚书省是执行的，也就是说这三省的三个部门，组合起来就像一个链条一样，每一个部门都是这个链条上的一个环节。
宋代不一样。宋代也是有分工的，但在分工的基础上也有合作，相互之间也有制衡。宋代所有的行政事务都由中书门下处理，所有的军政事务都由枢密院处理，所有的财政事务都由三司处理，所有的监察事务都由御史台处理。
四、宋代的“言路”
宋代有一种说法，叫“宋之立国，元气在台谏”。
谏官虽卑，与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庙堂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
宋代有所谓的多层多途的进言方式。多层是什么意思？多层是指上下之间有不同的层级。多途是什么意思？多途是指有不同的渠道、不同的来源。
而言路之官，就是指御史台和谏院官员。还有一个是“御笔手诏”，即皇帝亲手写的条子。有一些事情，皇帝有意想绕开正式的程序去推动。
进言，有轮对、奏对。轮对、奏对就是指京城以内的八品以上官员，都有机会轮着跟皇帝个别谈话。
当然，也有很多人不光是给皇帝提意见，也会说当朝这个宰相怎么怎么不好。
轮对、转对，都是行政体制规定之内的。还有一些是行政体制规定之外的，包括皇帝跟他的老师的对话。
另外，行政体制之外的，也即规定之外的，还有所谓的“夜对”。夜对就是各个部门都有值夜班的，晚上皇帝就会找这些值夜班的人谈话。
五、走向严密与开放的科举制度
宋代的科举考试和唐代的科举考试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但是也有一些制度上的变化，这就是我们说的制度上的创新。而宋代开始实行糊名的制度。
“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这个时候录取的一些进士，基本上不是因为他们的家庭背景而被录取，而是因为他们个人的科举成绩而被录取的。
科举制度，当然不是一个单纯的考试制度，实际上通过科举制度，培养出了一批士人。而士这个阶层，在中国历史上担负起治理者的责任，这与中国的政治、文化的发展是有直接关系的。
六、设官分职：文官管理制度
就是我们在看一个制度运作时，不仅要看书面的规定，也要看到这个制度在现实中究竟是怎么运作的。这种制度的运作当然是和行为有关系的。现在我们说到政治制度的时候，总是想到制度的执行者、制度的设计者、制度的推行者，但如果我们只想到这些，其实是远远不够的。
七、宋代历史带给我们的启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宋代的文官制度有一个基本的设计理念。这就是“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外部压力很大的境况下，宋代的制度设计也有其因循保守的一面。
对于这样的一份政治文化遗产，作为我们后来者，需要认真去面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