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0年7月27日、28日、29日，“光荣三日”爆发。
1830年8月1日，基佐任内务大臣。
1830年12月8日，邦雅曼·贡斯当逝世。
“革命精神完全继续存在于左翼人士之中，他们想通过攻击大臣来攻击王权，他们想要推翻的是君主制。”[117]这就是国王于1830年7月7日，亦即距离由解散众议院引起的选举还有几天时，在圣克卢城堡对大臣表明的态度。反对派的胜利（在向国王递交的《致辞》上签名的221人中只有19人落选，查理十世的支持者仅占142席，反对派却有274席）在国王看来，构成了一种“迫在眉睫的危险”。农业歉收、物价上扬、手工业与工业正在产生的困难、工资的降低、商业的不振，凡此种种，在全国持续引起民众的不满和商界人士的不安。在这种具有威胁性的政治经济背景下，查理十世（也许是在波利尼亚克的鼓动下）决定实施宪章第14条，该项条款允许国王“为执行法律与国家安全而发布必要的条例与敕令”。国王之所以下决心进一步抵抗，还因为由布尔蒙统帅的法国远征军在阿尔及利亚的西迪-费鲁希冒险登陆后已于前一天顺利进入首都阿尔及尔。这一法国人始终十分敏感的军事荣耀的补篇，必定有利于让人接受国王于7月25日（星期天）在他的避暑住处之一圣克卢宫签署的那些敕令。
第一项敕令取消了新闻自由：唯有得到批准的报刊才可出版，违法报刊的印刷机和铅字将被没收或不能再使用。通过第二项敕令，国王宣布重新解散众议院。之外还有两项敕令确定了一种确保右派获得多数席位的选举制度（将只在省一级选举众议员和众议员在专区一级的选举产生影响），以及选举日期：9月6日和13日。由此，国王的特权被强行用来对付代议制，国王以宪章的条文来为自己的决定做了申辩。
在7月选举中获胜的反对派将此视为政变，而这种适合于国王及其大臣的反革命精神既不可能顺应人们当时以“自由派”相称的左派多数及其政府，也不可能顺应一个自由的新闻界。确实，自1827年以来，反对派已不满足于议会演说，他们已经在街头迅速展开活动。极端保皇派害怕国民自卫军为充当兵力展开有组织的阴谋。当1827年4月29日在马尔斯校场举行国民自卫军的阅兵式时，人们既高呼“国王万岁”，同时也在高呼“打倒耶稣会士，打倒大臣”。于是，维莱尔决定“遣散”巴黎的国民自卫军，恢复审查制度。在其后几天里，出售国民自卫军服装的旧货店的货架上配有这样的说明文字：“军服待售，武器自存。”[118]同年11月，在选举结束之后——此次选举对于维莱尔不啻一场灾难，在圣德尼街出现街垒，引发暴乱，军队不得不予以弹压。
虽然维莱尔在1828年的离职让事态略为平息，但监视与镇压却在马蒂尼亚克内阁当政时期得到强化。巴黎警察局长芒让因涉及在街头偷偷摸摸出售商品的小商贩、卖淫女和饮料店老板方面的措施而声名狼藉。在几年的时间里（这几年恰逢经济危机与歉收），一种潜在的不满在蔓延。
7月26日星期一，当这些敕令临近中午时分在《总汇通报》上公布之际，最初的反应来自记者们。他们当中有两个人在当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其一是《国民报》创办者阿道夫·梯也尔，其二是《环球报》的编辑人员夏尔·德·雷米扎。梯也尔是代议制的支持者。他曾使“国王统而不治”的提法变得尽人皆知，但是，他并未明确地敌视波旁王朝。他自称是“英国学派的狂热门徒”。实际上，他的学说与基佐的学说相距不远，但如同在这些革命的日子里所显示的那样，两人性情大相径庭。[119]
梯也尔一获悉关于新闻的敕令，即从他避暑的乡间返回，在《国民报》办公室里重新见到被巨大不安所折磨的记者。因为这些记者中的一员提议进行集体抗议，梯也尔遂有了这一想法。他负责与雷米扎共同起草抗议书的文本。人们决定对敕令不予理会，并在翌日继续出报，或至少让《时报》[120]《国民报》《环球报》出报。雷米扎的文章以下述文字作为开头：“罪行已经犯下。大臣已经建议国王颁布专制的敕令。”但是，他在寻找印刷厂时却遇到了麻烦，因为《环球报》的印刷厂厂主担心执照被吊销。巴黎在这个星期一里更让人有理由害怕的是一种令人绝望的平静。雷米扎写道：“人们从未想过起来造反，抑或拿起武器反抗，最勇猛的人也只想到进行合法抵抗，并只想到与其同事共同行动。”[121]在决议上签名的有44人，他们约定翌日在银行家卡西米尔·佩里埃这位自由主义反对派主要首领之一的家中会面。
然而，全城慢慢意识到了查理十世之举的危险性。工作受到威胁的排字工与印刷工在小酒馆与小咖啡馆中传播着这些看法，尤其是在星期一，亦即这些工人通常不用上班的日子。有人加入了聚集的人群，有人砸坏了财政部所在地的门窗，有人对波利尼亚克的座车投掷石块。时任海军与殖民大臣的夏尔·德·奥塞写道：“我们处在距外交部所在地约有百步之遥的纳夫-德-卡比西纳街。尽管夜色已经很浓，我们还是被人认了出来。于是，‘打倒大臣！打倒波利尼亚克！’的喊声与大量石子一齐向我这边袭来。我的胸脯与右手均被石子砸到，一块击中我腿部的玻璃块使我流了相当多的血。”[122]
马尔蒙元帅即拉居斯公爵被任命为首都卫戍部队司令。这是一个不幸的选择，由于此人在1814年的“背叛”——当年他曾在巴黎战役失败后率领其部队向反法联军投降——而在对此记忆犹新的这座城市中声名狼藉。他手里可支配的人马共计11500人左右，包括5个团的王室卫队、4个团的野战部队（步兵）、750多名骑兵、1400名宪兵以及瑞士籍的卫兵。法军的主力当时在阿尔及利亚，而一部分王室卫队官兵已被派到诺曼底，那里发生了罪恶的动乱。马尔蒙觉得自己兵力充足，但他的部队因为军需供应颇为糟糕，显示出他们对镇压巴黎人民的想法缺乏热情。
其后三天，亦即27日星期一、28日星期二以及29日星期三（巴尔扎克于1847年讲到的“三个光荣的日子”）这几天以“光荣三日”之名存留史册——记者和印刷工人的抗议与街头的呼喊、街垒设置以及最终迸发革命的吵闹轮流交替。27日上午，三家自由派的报纸《国民报》《环球报》《时报》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自行出报，《辩论报》和《立宪主义者报》没有出报，他们的负责人觉得不该去冒遭受王权严惩的风险。警方带着锁匠来到《国民报》和《时报》的印刷厂拆卸印刷机。在排字工与警方之间出现了摩擦，他们的叫嚷声在巴黎的中心地带传播开来，商店关门，工场停工，街头充斥着示威者和在路边看热闹的人。
一种反对力量将得以形成，这就是议员的力量。诚然，并非所有议员均在巴黎。解散众议院的决定是在议会开会之前宣布的。但至少有某些议员本来就在巴黎，而其他议员则将抵达巴黎。基佐即属于后一种情况，他在7月27日清晨从尼姆赶回巴黎。他在卡西米尔·佩里埃家中与一些同僚重新碰头，并负责拟定一份针对敕令的抗议。基佐希望坚持合法抵抗，革命并非他的志向。虽然他本人是7月事件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但他在回忆录中描述7月这些历史性的日子所使用的言辞却表明了他对街头闹事的反感：“如同存在一种以可怕速度在传播的毁灭性瘟疫，现存秩序的敌人、习惯于密谋的人、秘密会社、怀有各种各样目的的革命者、对未来抱有各种不同梦想的人，立即投身于这一运动，并在这当中随时变得更加强烈与苛求。”[123]在卡西米尔·佩里埃家中，部分内容由基佐所拟定的决议只证明在翌日即28日，在场的议员所表现出来的只是虚弱乏力与优柔寡断，人们无法期待从他们的手中接过正在到来的革命火炬。
实际上，一场革命已然发生，因为巴黎市中心的街道上已经充斥着密集的人群。欧仁·德拉克洛瓦在1831年沙龙中展出的著名画作《自由引导人民》描绘了这些7月的战斗者，在这幅画当中，工人与小资产阶级、平民百姓与综合理工学校的学生、孩子与成年人在并肩作战。[124]首都的公共工地提供了战斗物资：砖头、木块、碎石等杂物纷纷砸向维持秩序的官兵，后者在下午射出了第一颗致人死命的子弹。众所周知，为重新激起骚动，并且把起义者转变成革命者而献身的人根本不存在。街道已除去了铺路石，街垒已筑起，有时甚至达到两层楼房的高度，人们推倒了路灯杆。马尔蒙组织着他的防卫，把特遣队派往各重要的大道，占据各个广场，但在夜幕降临时，却又让这些饥饿难忍、疲惫不堪的部队返回营房。骚动者可利用这一时机继续构筑街垒。
第二天，即7月28日（星期二），当局宣布戒严令，马尔蒙获得全权。街头战争在继续。临近中午时分，三色旗飘扬在巴黎圣母院的塔楼上。究竟有多少起义者呢？最多有10000名战斗者。战斗的民众当中不可避免地会夹杂进“流氓无产者”（lumpenproletariat）的野蛮成员，后者渴望利用这一机会进行破坏、抢劫和杀戮。一些见闻说明了他们纯粹的野蛮行为。[125]然而，1830年7月那些富有历史意义的日子的总调性却与之大相径庭。在回忆录当中，不怎么会倾向于赞颂群氓的布瓦涅伯爵夫人却为“民众对看上去属于社会有教养的阶级赋予的尊重”惊叹不已，她写道：“人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即便在街垒旁边，也不曾有一句粗言秽语。礼貌与文雅从未如此支配着巴黎。”雷米扎也写道：“在这些战斗的日子里丝毫没有残杀的位置。支配一切的是一种慷慨的喜悦。”
起义果真存在政治首领吗？两位重要人物、公认的自由派人士在27日（星期二）抵达巴黎，他们分别是拉法耶特将军和银行家拉菲特。正是在拉菲特的家中，在场的议员为就基佐拟定的宣言进行投票而聚集在一起。一个代表团被派往卡鲁塞尔去见马尔蒙，拉菲特请求马尔蒙在议员和国王之间充当调停人。马尔蒙对自己会再次沦为“叛徒”的想法没什么兴趣，且觉得力量对比于己有利，所以拒绝了这一要求。既想抗议但又想尊重法统的议员一时对自己该如何进一步行事没了主意。雷米扎证实道：“我在日暮时分来到基佐家中。在那里，人们没什么消息，更没什么希望。人们不怀疑军队会很快平息骚乱。况且，人们一开始就相信这一点。卡雷尔[126]不久以前回来说他已经跑遍巴黎，说抵抗已经失利，已不再有可以让人期待的东西，以及每个人都必须考虑自己的安危。他的意见在这一方面具有决定性作用。人们没有充分去想卡雷尔这样一位资深的谋反者会以军事人员的成见来判断形势。他曾在这三天期间不停地显示出对胜利的极大怀疑……我们当中最活跃的人几乎不再抱有信心。没有人看到过7月14日、8月10日和葡月十三日【33】。我们不了解巴黎的市民，也不知道他们能够做些什么，他们自己也对此一无所知。在这种无知之外还得加上一些其他的无知。他们并未觉出这种相当多的人在反对波旁王朝时所产生的愤怒的爱国激情的能量。”[127]
7月29日，与阿尔芒·卡雷尔和其他自由派人士的悲观预测相反，风向转而有利于起义者。驻守在罗浮宫与杜伊勒里宫内堡的马尔蒙及其部队不久便处在不利的位置。人们在塞纳河两岸任意射击，起义者在好几个地方夺取了武器，一线的士兵在临阵脱逃，人们可以在研究院附近遇到手持武器的大仲马。马尔蒙的部队缺少弹药与给养。马尔蒙因为看到已被四处包围，而且杜伊勒里宫已被攻破，遂下令向星形广场的街垒撤退。[128]恐慌由此开始。基佐写道：“某些开明的保皇党人，如莫特马尔公爵以及德·塞蒙维尔、德·阿尔古、德·维特洛莱和德·苏希等几位先生试图让人在法制方面满足国人的要求，并在圣克卢宫了无生气的王权与巴黎沸腾的革命之间带来某种妥协。但是，当他们要求谒见国王时，人们以时间、礼仪、命令和睡觉为由搪塞他们。”查理十世终于接见了他们，并最终向他们做了下述让步：撤换波利尼亚克，收回敕令，以及任命莫特马尔公爵为首相。但这一切均为时过晚。
在这期间，一次新会议于7月29日上午11时在拉菲特家中举行。革命开始让人感到害怕：在市政厅，一些煽动者想寻衅闹事，应当对此有所反应，否则财产将遭到威胁。根据基佐的建议，一个以卡西米尔·佩里埃为首的市政委员会宣告组成，该委员会的成员在此时此刻最具声望的人物——拉法耶特将军的陪同下来到市政厅。基佐显露出了他的不安，他说道：“革命精神并非仅仅在街头显示出来，它同样在各种主张和偶然性中得到显示。7月29日它在当时唯一有效的权力之中，即在人们说是为了照管城市的利益而在市政厅建立的市政委员会里站稳了脚跟：6位成员当中有2人在该委员会中担任了它的解释者，他们是奥德律-皮拉沃和莫甘先生。这对有口才者大胆自负，图慕虚荣。他们虽然如同没有顾虑一样毫无判断力，但在那几天当中，却极适合去吓唬弱者以及吸引在街头看热闹的人。一些既明智又坚定的人，包括卡西米尔·佩里埃以及塞巴斯蒂亚尼将军，试图进行抵抗，并显示出这样一种决心：即便再进行一场革命也决心不成为革命者。”[129]在市政厅，拉法耶特适时地发表了足以打动人的声明：“要么自由取得胜利，要么我们一起完蛋。自由万岁！祖国万岁！”他重新把国民自卫军置于自己的指挥之下。
然而，拉菲特有他自己的主意。这一主意或许是梯也尔煽动的结果，至少是其友人贝朗瑞煽动的结果，后者在这几天期间如影随形地跟着拉菲特。这位歌曲作家虽具有共和主义的信念，但他与其他许多共和派人士一样，觉得建立共和国的时机尚未成熟。既然应当改换王朝，那么何不考虑波旁王族幼支中自1789年以来已经表现出爱国主义的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呢？[130]拉法耶特还有待说服。曾娶了一位将军的孙女为妻的雷米扎前去与拉法耶特商议。雷米扎这位记者并不怎么认为有可能实行共和，他在拉法耶特将军身上发现后者抱有与自己一样的想法：“他不会而且从未说过七月王朝是‘最好的共和国’，但是，其实他更倾向于七月王朝而不是共和国，因为他害怕一种为了共和主义观念本身的成功以及为了它自身的光荣而进行过于冒险试验的共和国。”[131]实际上，巴黎所有被视为共和派首领的人均倾向于立宪君主制，因为第一共和国的失败毕竟还记忆犹新。
不过，“卢万蒂埃小组”中某些容易激动的成员却显得颇为固执。7月30日，贝朗瑞接受了让他们归顺的使命，这位歌曲作家这一次却在年轻的共和派分子那里非常不受欢迎。“卢万蒂埃会议”进行了最后的抵抗，宣布不承认奥尔良公爵为王国总兵的国民，“如果有人想迫使他们诉诸武力，那他们仍然会为以武力维护自身的权利而拿起武器”。当然，反对奥尔良主义解决方式的有组织的共和派确实不能够再继续下去。
为了使人接受奥尔良主义的解决方式，就应当尽快地同时对付共和派与正统派，后者将其得救的希望寄托于查理十世退位后继位的孙子亨利五世。拉菲特鼓动《国民报》班子中的成员梯也尔、卡雷尔和米涅拟定了一份声明，这份声明将于7月30日清晨张贴在巴黎的墙上，内称：
查理十世不能再返回巴黎，因为他已让人民流血。共和国将使我们面临可怕的分裂，会使我们与欧洲不和。奥尔良公爵是一位忠诚于革命事业的君主。奥尔良公爵曾参加过在比利时的热马普战役，曾在战火中高举过三色旗，是唯一能够再高举三色旗的人，我们不希望由别人来高举这一旗帜。奥尔良公爵已经表态，如同我们始终希望的那样，他将接受宪章，从法国人民那里接过王冠。
上述断言可谓大胆：待在朗西住所的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对此一无所知，也没有宣布任何决定，有点为自己的鲁莽而惊恐的梯也尔让人在最后一批印刷传单上作了纠正：“奥尔良公爵并未表态，他在等待你们的意愿。”在得到银行家雅克·拉菲特以及其他自由派领导人的授权后，梯也尔立即前往奥尔良家族主要的乡间住处所在地纳耶，在那里，他受到公爵夫人以及公爵姐姐阿戴莱德夫人的接待，后者据说对弟弟有巨大的影响力。梯也尔刚从对方那里获得初步同意，就飞快地返回巴黎。在首都，分别来到波旁宫和卢森堡宫的50名左右的众议员和50名左右的贵族院议员将在路易-菲利普和亨利五世之间选定一人。
并未觉察到任何情况的夏多布里昂为与雷卡米埃夫人相会，在7月26日离开巴黎前往迪耶普。在获悉敕令的发布后，他立即返回巴黎的昂菲尔街，在那里，他重新见到了妻子，后者正在为诊所里收治了几名法兰西传教会的教士而惊恐不安。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已经预感到我的角色将要改变。虽然我是为捍卫公共自由而赶回来的，但我将被迫去捍卫王权。在成片的房屋当中到处冒起了白烟。我听到与警钟的嗡嗡声夹杂在一起的大炮轰鸣与火枪齐射。我似乎觉得自己看到了陈旧的罗浮宫从拿破仑原来准备用于建造‘罗马王’【34】王宫的场地却被抛弃的台地高处坠落了下来。”[132]
30日的早晨，夏多布里昂在步行前往卢森堡宫出席贵族院的会议时，被一位年轻女子认了出来，后者对他欢呼道：“新闻自由的捍卫者万岁！”被人们簇拥着的他很快被抬着骑上某位崇拜者的肩膀，在接近卢森堡宫时，“魅惑者”和跟随在他后面的人与因这样一种胜利而气恼的邦雅曼·贡斯当交错而过。夏多布里昂没有忘记对此进行观察，并写道：“我在捍卫公共自由中居于首位的自由——新闻自由方面要比他时间长、次数多。”[133]
这一说法有待论证。的确，夏多布里昂与贡斯当，一个是保皇派，一个是自由派；一个在贵族院，一个在众议院；两人均通过文章和小册子彼此比试着捍卫新闻自由——《1814年宪章》已经允诺的那种新闻自由——的热情。但在此时，两人却都处在了交叉路口：一个已被宣布了政治上的死刑——因为他坚持过时的解决方法，并忠于正统原则；另一个亦在他内心所拥护的制度得到建立（以及将出现的失望）之后临近逝世。
从受到的颂扬中摆脱出来后，夏多布里昂出席了贵族院的会议，得知莫特马尔取代了不情愿的波利尼亚克。《论依据宪章治理的君主制》的作者夏多布里昂一边就查理十世背叛的新闻自由发表新的演说，一边保证自己也将在此捍卫正统性。但是，出现了一个以塞巴斯蒂亚尼将军和基佐为首的众议员代表团。该代表团已做出倾向于把王国总兵之职授予奥尔良公爵的选择。在一些交流之后，大家普遍对此予以赞同。人们并未看到可待采取的其他方法。
夏多布里昂没有消除正统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矛盾。在众议院负责与塞巴斯蒂亚尼联袂拟定一份声明的正是邦雅曼·贡斯当。该声明称：“目前在巴黎众议院举行的会议认为，须刻不容缓地请求奥尔良公爵大人前来巴黎履行王国总兵的职责，并向他表明要保留国旗的意愿。会议进一步认为，在下一次众议院的会议上，有必要不懈地关心在法国确保对不折不扣地实施宪章来说不可或缺的一切保障。”[134]经过一番周折，人们终于遇到了奥尔良公爵。后者在晚上来到巴黎，并终于在翌日即7月31日声明，当查理十世逃亡到朗布依埃城堡时，他从一个由众议员组成的委员会手里接受总兵之职。声明内容如下：
巴黎的居民们！
此刻正在巴黎开会的法国众议员已经表达了这一愿望，即要我前来巴黎履行王国总兵的职责。
我已经毫不犹豫地前来与你们分担危险，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置于你们英勇的人群之中，并尽一切努力使你们免遭内战和无政府状态。
在重新进入巴黎城之际，我不无自豪地高举你们已经重新举起且我本人亦曾长期高举的光荣三色旗。
议会两院将举行会议，会议将涉及确保法制和维护国民权利的方式。
宪章从此之后将是真理。
与此同时，市政厅始终处于狂热之中。应当说服这个“成长中的共和国的司令部”——这一表述出自布罗伊公爵。拉法耶特不久在市政厅迎接到了奥尔良公爵。宣告与呼喊在亨利四世厅此起彼伏。如同基佐所写的那样，“德·拉法耶特先生并没有野心，他想充当的是奥尔良公爵的人民的指导教师，而不是奥尔良公爵的对手”。接着，为了从人民那里听到加冕的呼声，手持一面三色旗的路易-菲利普拉着拉法耶特走向市政厅的一扇窗，面向挤满黑压压人群的格雷夫广场的窗口，广场上遂响起叫喊声：“不要波旁家族！”因为见到以前的革命将领和这位君主手挽着手，依次传递三色旗，人群认可了议员们的选择，并喊道：“奥尔良公爵万岁！拉法耶特万岁！”
事件在加速发展。8月2日，路易-菲利普组成了他的政府（在这一政府当中，基佐担任内政大臣），并在翌日召开议会。同日，查理十世还以为能够在有利于他的孙子继位的情况下退位。8月3日，议会会议开始。在受到人群威胁的巴黎附近的朗布依埃，国王被迫放弃并离开他最后的住处，流亡到海滨。让对查理十世的安全负有责任的基佐大为宽慰的是，已被废黜的国王将在8月17日为前往英国而抵达瑟堡。[135]
在这期间，从8月5日到7日，议院关心的是宪章的修订。修改宪章的关键是修改的幅度，它将涉及新制度的性质。在讨论中出现了两种倾向，对此，人们尚未分别将其称为右派或左派，而是称为“抗拒派”与“运动派”。前者以与路易-菲利普关系最为密切的基佐和布罗伊为代表，他们只想对《1814年宪章》做最低限度的修改；后者以拉法耶特、厄尔的杜邦和邦雅曼·贡斯当为代表，他们希望推进自由派的胜利。上述两派最终就修改宪章问题达成协议，这一协议于8月7日在未满足共和派团体要求的情况下由众议员投票通过，共和派团体当时要求建立临时政府，进行激进的改革，制定一部宪法，以及奉行有利于欧洲民族运动的大胆外交政策。对混乱不堪、缺乏秩序和无政府状态的恐惧，促使“抗拒派”与“运动派”达成妥协。
在贵族院，人们听到了夏多布里昂最后的绝唱。几天之前，刚刚就职的王国总兵已经希望让这位具有影响力的重要作家知道，他非常器重这位作家。阿戴莱德夫人谈到曾向朱丽叶·雷卡米埃夫人通告此事的布瓦涅夫人。
布瓦涅伯爵夫人写道：
我发现他（此指夏多布里昂）极反感查理十世，因为后者没有对他的信予以回复[136]；他亦对贵族院的成员感到气愤，因为这些人没有选他去领导贵族院；他还对总兵大发雷霆，因为总兵没有把解决事件需要他具有的权力交到他的手里。
两位夫人造访了夏多布里昂在昂菲尔街的寓所，在那里，夏多布里昂接待她们时“身穿睡袍，脚踩拖鞋，头戴马德拉斯布做的头巾，还在桌角上写着东西”。桌子上摆着书籍、纸张和吃剩的饭菜，等等。“我们觉得他处在一种极度的粗暴状态。雷卡米埃夫人引导他给我念了他为议会准备的演说稿。他处在最后的暴躁当中……我们非常安静地聆听着这一演说。但他念完时，我问他，这份我已意识到其文学优越性的作品是否表明了他的见解，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好公民的见解。”
“我无意于当一个好公民！”他是否以为这是使国王重新进入杜伊勒里宫的方式？
“上帝不让我们如此！我将为在杜伊勒里宫里再见到国王而感到懊丧！”
“但是，支持那些看似能够阻止无政府状态——这一可怕情景很容易预见，你也描写过这一状态——的人，难道不是更谨慎的做法吗？”
雷卡米埃夫人利用这一时机说到我上午曾去过王宫。她大着胆子补充说，在那里有人会为他的赞同与合作而给予他重奖。人们理解他，但是，人们认为他或许会同意返回罗马。
夏多布里昂以舒服的姿势坐在书架前，并且喊道：“绝不！我将何以答复面前正注视着我的这30卷书！不！不！……它们判定我将自己的命运与那些可悲之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有谁比我更了解他们？有谁比我更蔑视他们？又有谁比我更恨他们？”[137]
不管曾经如何，夏多布里昂出于他所如此竭力主张的正统信条，觉得要坚持忠于那个他所蔑视的王朝。
王宫里的人并未放弃说服子爵。奥尔良公爵夫人代表其丈夫向他提供了他甚为向往的外交大臣职位，或者是适合他的驻罗马大使的职务。这位作家的答复神气十足：“奥尔良公爵先生曾以为获得了一种支持，但可为他效劳的只能是一个热衷于空洞语词的无耻之徒、一个说话不再会有人听从的变节者、一个人人皆有权利将他扔到烂泥当中并向他脸上吐唾沫的叛徒。”[138]为了表明他已身陷绝境，夏多布里昂于8月7日在贵族院发表他最为优美的演说之一，以告别其政治生涯：
无用的卡桑德拉【35】，我已经极度厌倦我所公开蔑视的王权以及贵族院议员的头衔，我不会再安坐在我已多次预言其毁灭的残留物上。很不幸，我不得不承认各种各样的权力，但是解除我的忠诚誓言之义务的权力不在受到承认之列。我也不得不使我的生活变得千篇一律。在我为波旁家族做了、说了、写了这一切之后，如果我在他们第三次以及最后一次走向流亡之路的时刻背弃他们，那么我将是无耻之徒中最为无耻的一个。
他转向自己的同僚说道：
我把不安留给那些从未为自己的忠诚牺牲过一个铜板或职位的保皇主义将军们，留给那些祭坛与王位的拥护者，他们不久以前还把我当作叛徒、变节者和革命者。毕恭毕敬的讽刺性短文的作者，你们才叫叛徒！因而该你们来结结巴巴地说一句话，即为你们十分满意的赏赐来源、你们已经失去的主子说上唯一的一句话……[139]
大约有50名贵族院议员与夏多布里昂一起拒绝向新国王宣誓效忠，而接受宣誓要求的贵族院议员有172人。在更衣室里，夏多布里昂以贵族院议员的制服换了一件男式礼服。他的佩剑将以700法郎的价格在旧货商那里售卖。他还想从法兰西学院辞职，但相关条例当中没有这方面的规定。于是，他要求人们将其院士薪俸支付给比他穷的人——对于他来说，这笔钱“极为令人不快”。夏多布里昂独自处于牺牲行为带来的尊严之中，囿于一种辉煌的忠诚，告别了他寄予如此多期望却令他大失所望的政治。
路易-菲利普一世在1830年8月9日即位为“法国人的国王”。
1830年革命至少造就了一个幸运儿，这就是弗朗索瓦·基佐。人们看到他在整个“光荣三日”期间采取的是避免参与但却关注的态度。他比任何人都害怕混乱和共和派的运动，从奥尔良主义解决方式显现之际，他便开始并始终倡导并积极参与这一方式。他以为1688年的英国革命会复活，这一光荣革命在拉芒什海峡【36】彼岸，在王权之下，并在没有陷入“革命的罪孽”的情况下最终确立代议制。那场革命已经使他心满意足。法国当时所发生的是一场革命？是的！因为各种事件业已促使它形成，但这是一场导致普通的改朝换代，以及对《宪章》予以有限修订的温和革命。《宪章》已不再是“赐予”之物，天主教不再是国教，敕令的使用严格受到约束，议会两院均接受了议会的法案提出权，三色旗取代了白旗。使《宪章》得以完善、并在1831年投票通过的组织法，将取得选举权的纳税额从300法郎的直接税降至200法郎的直接税，这一措施的结果是使选民人数几乎翻了一番——当然，这与普遍选举还相距甚远。国民自卫军这一资产阶级与新制度的民兵，将得到恢复与重组。最后，贵族院议员的头衔不再世袭。所谓1830年革命更多只是小打小闹，远非一场决定性的革命。巴黎战斗人民的英雄气概有助于确立一种显贵的制度，同时有损于最终被打败的贵族阶级。至少，人们已经终结了王位与祭坛之间的联盟。作为《宪章》的拥护者、纳税选举制与代议制的捍卫者，基佐可能将像感觉到“光荣三日”的幸运一样，为自己成为内务大臣而庆幸。但是，他在这一职位上将有许多难题要处理，因为法国社会的问题就根本上来说，还远不是可由七月革命所得到的制度性解决方式来平息的程度。穿工作罩衫的人在为穿着男式礼服的人火中取栗，但这种骗局不会长久。
邦雅曼·贡斯当本人在1830年的夏天成了一个衰弱之人。7月份，当巴黎战火燃烧之际，他却因为刚做了一场腿部的手术在乡间静养。由于得到拉法耶特便条的报讯，他不顾妻子夏洛特与医生的反对，于7月28日返回首都。他无视身体的虚弱，加入了当时正汇集在一起的众议院议员，奥尔良主义的解决方式在这些议员内部得到了认可。多年来已对王宫了如指掌的邦雅曼·贡斯当毫不犹豫地支持由梯也尔提出的建议。由于担心爆发内战，他也同样不赞成确立共和制。前已述及，正是他与塞巴斯蒂亚尼一起负责拟定了吁请奥尔良公爵就任王国总兵之职的书信。人们还在市政厅再次看到他，在那里，因行动不便而被人用轿子抬送的他置身于其他伴随路易-菲利普的众议员当中。新君主并不完全是忘恩负义之人。他任命邦雅曼·贡斯当为行政法院的部门负责人，并给予他20万法郎（这笔钱被用来偿还他的赌债以及其他开销）。
不过，不管是在议院还是在报刊上，邦雅曼·贡斯当仍继续将其捍卫自由的斗争进行到底。9月，贡斯当与已成为内务大臣的基佐就前者以自由和良知的名义加以辩护的民众团体之事发生正面冲突：“它们将因缺乏原动力而消失，存留下来的只有良好的意愿、爱国主义和难能可贵的精神运动，因为不管人们如何去说他们，精神运动在一个自由、代议制的政体中是自然的。”[140]
10月，贡斯当在首轮选举中即以压倒多数的优势在下莱茵省再次当选为众议员。对抗拒派持反对态度的他，让人们听到了其对报刊征收保证金的抗议。此次他所攻击的还是基佐，后者主张把报刊集中于高贵的、有教养的阶级之手：“先生们，我不知道在法国还有比全体法国人更高贵的阶级，至于有教养的阶级，除了那些既不能读又不会写的不幸的法国人，我以为所有法国人的教养足以使人们允许他们发表见解……”11月9日，他发表了最后的演说，请求同僚对“急急忙忙地勾勒出来的辩驳部分的不完善之处”予以宽容：“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从体力上、深深的悲哀从精神上使我无法消除这些不完善之处。”
那么，贡斯当悲从何来呢？贡斯当深感悲痛的是他最后角逐法兰西学院院士未果。法兰西学院在前一天选中的并不是他，而是一位默默无闻的众议院议员维埃内。空论派成员对贡斯当甚为恼怒，鲁瓦耶-科拉尔说：“为了避开贡斯当先生，我将选维埃内先生。”作为复辟王朝时期最重要的左派演说家，他期望成为大臣难道有错吗？在议院中，他的提案遭到拒绝。他对已经确立的新制度感到失望，却不再觉得有力量去充当运动派的首领。他最后一次出现在议席上是在11月26日。在12月8日去世之前，他刚刚校订了自己关于宗教的论著《论宗教》最后一卷的校样。邦雅曼·贡斯当享年63岁。
葬礼于12月12日举行，参加者非常多。在举行了教堂的仪式之后，拉法耶特在拉雪兹神甫墓地发表了对邦雅曼·贡斯当的颂词。基佐则在《回忆录》中对他落井下石：
他的思想极其多变、简单、广博、清晰且尖刻，他是一个在谈话与小册子中居高临下的人，亦是一个抱怀疑态度的诡辩者与爱嘲弄者，他没有信念，缺乏考虑，由于无聊而放任自己的激情变微弱，并为了麻木不仁的灵魂和精力衰竭的生命，全神贯注于再去获得某些快乐与利益。他已经从新政府那里接受职务、荣誉与好处……邦雅曼·贡斯当同样越来越倾向于成为反对派，且是最不可敬的反对派，即狡诈地吹捧革命和民众激情的反对派。……前去出席邦雅曼·贡斯当先生的葬礼的人数众多，声势很大，但他们对于死者本身的形象却无动于衷。[141]
维克多·雨果的评判则没有这种敌意：“于昨日撒手人寰的邦雅曼·贡斯当是这样一种不多见的人，他们擦亮、磨光、磨快了时代的普遍观念这一人民的武器，这种武器将摧毁一切军队的武器。只有革命能够将这些人投入社会之中，为了形成浮石，就应当要有火山。”[142]
这三位在“百日”之际活跃起来的寻找历史者中有两人已经结束他们的政治生涯：贡斯当业已撒手人寰，夏多布里昂已从公共生活中消失。基佐，这个没有那么光彩夺目但同样恪守原则的人却成了大赢家。这三个人曾数度中途相遇：他们均公开反对波利尼亚克内阁，反对查理十世的敕令，均认为路易-菲利普的登基是七月危机中最佳或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法（夏多布里昂保持着一种对波旁家族的高傲的忠诚）。而今，这三位已经四散。夏多布里昂被逐出右派，邦雅曼·贡斯当在左派中辞世，基佐则将成为新的中庸制度的化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