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5年3月1日，拿破仑在朱安湾登陆。
1815年6月18日，滑铁卢之战爆发。
巴黎流传着一个消息：他回来了！1815年3月1日，已被对手流放到厄尔巴岛的拿破仑，在贝特朗、康布罗纳与德鲁奥将军的陪伴下，率领600名亲兵抵达邻近戛纳的朱安湾。为了重新征服法国并向欧洲发起挑战，善于操纵舆论的拿破仑同时宣称要为他的军队复仇，并恢复通过大革命获取的自由。国民为之激动不已，而不安之感却在侵袭维也纳会议，在这一会议上，君主与大臣正致力在令他们颤抖了23年的战争之后重建欧洲的王朝统治。
为了到达首都，皇帝没有重新登上罗讷河谷——因为在1814年4月由此出发前往厄尔巴岛时，他已经感受到了它的敌意——而是取道阿尔卑斯山区的崎岖小路。途经的每一个市镇都对他报以热烈欢迎。1814年被反法联盟扶上法国王位的路易十八力图以大军对付拿破仑，结果却白费力气，因为这些部队已同拿破仑近卫队的老兵和好，军官们也已弃战。格拉斯、巴尔雷姆、迪涅、加普、格勒诺布尔，在这些城市中，人们的热情达到顶点——“从一座教堂的钟飞到另一座教堂的钟上，直至巴黎圣母院的塔楼”，“雄鹰王的翱翔”制服了众人。司汤达如是写道：“在从格勒诺布尔到里昂的路上，拿破仑在无法看到身边有任何士兵的情况下，行进了一大段路程。他的小型敞篷四轮马车经常被迫缓缓前行，农民们堵塞了道路，所有的人都想和他说话、触摸他，或至少看看他。他们登上他的车，骑上拉他的马，并从四面八方向他抛掷成束的紫罗兰或报春花。一言以蔽之，拿破仑不断消失在人民的怀抱之中。”[2]作为复辟王朝为巴黎设置的最后一道屏障，内伊元帅夸口要把“篡位者”送回“铁笼子”里，之后却在奥克塞尔市重投旧主。3月20日，拿破仑就寝于当天早晨已逃往根特的路易十八抛下的杜伊勒里宫。
与往常一样，由于多种预测皆有可能，每位占有权势或具有影响力的人都必须谨慎行事，掂量一番拿破仑或国内外的对手各有多少胜算。舆论众说纷纭，欧洲的君主们决心要抵抗厄尔巴岛逃犯。这一由难以置信的东山再起构成的著名插曲，将给浪漫主义的想象留下历史性的一笔，它持续了百来天（精确地说是110天），即从3月1日在普罗旺斯登陆开始，终止于1815年6月18日的滑铁卢之败。
纵观自由在19世纪走过的漫长历程，拿破仑具有雅努斯【15】的双重面目。一方面，他是所有自由之士注定会反抗的专制君主；另一方面，对于联合起来反对他的旧制度欧洲来说，他却是大革命的产儿。这种两重性由于1814年复辟的波旁王朝本身亦具有两重性而显得更加强烈，后者是由路易十八庄严地“赐予”法国人的《宪章》所确定的宪政体制，但是以国王弟弟阿图瓦伯爵为首的最虔诚的保皇主义者却坚持恢复旧制度。
对威武的偏爱、对荣耀的狂热、对伟人的膜拜，在这一时期的法国遏制了对自由的热爱。一个有限的精英集团共享着对自由的热爱，居于前列的是渴望在没有审查的刀斧以及无须害怕官司缠身的情况下写作的人。其中的三人打算在一连串事件中，以各自的方式对待他们所处的时代，其中两人为作家（邦雅曼·贡斯当与勒内·德·夏多布里昂），一人为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基佐）。他们都仇视专制体制，偏爱自由的社会制度，但在故事开头的境遇却对比鲜明。
邦雅曼·贡斯当的“百日”
邦雅曼·贡斯当极具政治头脑，他于3月19日在忠于路易十八的《辩论报》中以他的方式欢迎拿破仑光荣归来。他写道：“我曾以各种方式希冀自由，现在我已经看到它在君主制下是可能的，我看到国王站在国民一边。我不会当一名可耻的变节者，任由自己背弃一个政权投靠另一个政权，以诡辩掩盖无耻行径，为换取荣华富贵结结巴巴地说些亵渎之语。”尽管有这番值得以大理石竖碑立像的决心，意识到自己因发表过激言辞而身处险境的贡斯当，于3月18日在秘不示人的日记中写道：“如果他（此指拿破仑）获胜并把我给抓起来，我将性命难保。”[3]于是，他预先采取对策。21日，他在美国驻法国公使威廉·哈里斯·克劳福德的府邸避难，接着取道通向旺代的驿站离开巴黎。25日，觉察到波拿巴主义者在南特地区势力强大，他只得返回巴黎。27日早晨5时抵达首都城门，但他决定暂不入城，留在色佛尔静观局势。28日，他遇到皇帝的亲信塞巴斯蒂亚尼将军。知晓有人摇摆不定的将军，对贡斯当在《辩论报》上发表的文章闭口不谈，而是建议他给拿破仑写一封“公开的”信。这是一种合乎程序的归顺。贡斯当行动起来，于4月4日在《巴黎日报》上发表一篇关于维也纳会议的匿名文章，但人们很快便识破了作者身份。贡斯当在这篇文章中断言，从此以后将由拿破仑体现国民的意志（“正是为反对国民的意志，列强才行动起来进犯法国”）。
日子一天天过去，贡斯当等着拿破仑的反应。他在城里进餐，还与塞巴斯蒂亚尼甚至是富歇、约瑟夫·波拿巴【16】碰面。他心烦意乱，在对皇帝的畏惧以及激励着他的对朱丽叶·雷卡米埃的爱情（始于去年夏天的一见钟情）之间踌躇。拿破仑终于在4月14日接见他。他知道邦雅曼·贡斯当，丝毫没有无视后者已发表的那些反对他的言论，以及他于1814年在《论征服精神》中对“僭主”的痛斥。他也知道此人准备为了“达到目的”（arriver）——此乃贡斯当所用之词——而“出卖”自己。然而，为了对付路易十八以及聚集在维也纳的那些反动派，拿破仑需要以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盟友和保护者的面貌出现。因为邦雅曼·贡斯当是自由主义精神的化身，他的归顺不亚于获得千军万马，他的那支笔抵得上一支加农炮炮兵中队。此外，在里昂时，拿破仑许诺过一部宪法吗？贡斯当没有受骗上当，在3月31日与约瑟夫·波拿巴会晤后，他即在日记中写道：“意图是自由主义的，而实践将是专制的。”但这没有关系。4月15日，他为成为“自由主义意图”的笔杆子而感到高兴。皇帝请他拟定一份宪法草案，贡斯当接受了。他坦率地表露出自己的不择手段：“我最终会达到目的吗？”
接见后的第二天，贡斯当带来了草案。这一草案未被认可！于是，他修改草案，并在4月18日向拿破仑进呈了一份新的。结果还是需要进行某些修改。19日，在第三次会面当中，他高兴地看到自己的许多“宪政观念”被“采纳”。让其幸福至极的是，在同一天，他获悉自己在行政法院得到任命，该项任命在20日正式得到确认。自1795年陪伴热尔曼娜·德·斯塔尔夫人到巴黎以来，他终于得到一个自己渴望的职位。
贡斯当和斯塔尔夫人相识于瑞士，对于银行家内克这个光彩照人的女儿和雄心勃勃的青年男子来说，瑞士可谓是被搞得一团糟的祖国。贡斯当出生于洛桑，其祖上是来自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作为瑞士卫队上校之子（他的母亲在生他时去世），他辗转游学于欧洲多所大学，直至1788年父亲在不伦瑞克公爵那里为他谋得一个侍从的差事。在这个小小的德意志宫廷里，他遇到了年长9岁的米娜·冯·格拉姆。他虽然娶了她，但对她并没有什么感情：他们之间的不和导致两人于1794年分手。他写道：“也许这一切都是我的过错所致。”这是他一生当中经常谈起的一件事情，类似于交代自己犯的错误。
在一次造访热尔曼娜·德·斯塔尔在日内瓦附近的科佩城堡住所期间，贡斯当坠入了情网。她的言谈令他着迷。在其去世后才出版的小说《赛希尔》中，贡斯当借玛尔贝夫人这一人物对热尔曼娜做出了如下描述：“当我遇到玛尔贝夫人时，后者时年27岁（斯塔尔夫人时年29岁）。她个子不高，身材谈不上苗条，脸部轮廓不甚匀称，且过于分明，脸色也不怎么讨人喜爱，但她有世界上最美丽的眼睛、非常漂亮的双臂。她的手略大，但白皙得非同寻常。她的嗓音极美，动作甚快，姿态有点男性化，声调极为柔和，这种声调在激动时以一种极为动人的方式时断时续。这一切构成了一个初看时绝不会留下好感的整体，但当玛尔贝夫人说话并振奋起来时，即变成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4]其他不少人亦证明了这种造就一位沙龙王后的“魔力”。
热尔曼娜·德·斯塔尔是银行家内克之女。这位曾在1789年获得无上荣光的路易十六旧臣，深得女儿的敬重。热尔曼娜在巴黎并非初涉社交活动的少女。她的母亲在巴黎操办着一个最有头脑的人经常光顾的沙龙。也是在巴黎，她在20岁时与瑞典派驻法国宫廷的大使斯塔尔-荷尔斯泰因男爵结婚，由此轮到她来主持设在巴克街的沙龙。她在这一沙龙中捍卫立宪君主制的事业，反对共和派与旧制度的贵族。1792年9月发生的大屠杀迫使她与自己丈夫前往瑞典，接着又来到她父亲在科佩的城堡。从那时开始，她与自己从未爱过的男爵保持距离，花天酒地的后者挥霍妻子的嫁妆，耗费岳父的财产。斯塔尔夫人喜欢与有思想的人在一起，她本人亦自得于自己的智力、风趣、修养与活泼。对于她那位甚少出入沙龙的丈夫，她曾经这样说道：“你不喜欢我的朋友，而我没有他们就无法生活。活跃的谈话实属必不可少。”
贡斯当与热尔曼娜于5月抵达法国首都时并非无人关注。虽然他还无甚名气，但斯塔尔夫人不然。除了是前财政总监之女，热尔曼娜还通过前一年发表于瑞士的《对皮特先生和法国人提出的关于和平的思考》崭露头角，此文使她在英国议会得到辉格党资深政治家查尔斯·福克斯的赞赏。当然，事情并不仅限于此，她甚至于1793年就已经发表《对王后的审判之思考》。虽然听任父亲内克嘲笑她的文学抱负，将她戏称为“圣文具盒夫人”，但热尔曼娜不愿忍受她那个时代妇女的共同命运。她写道：“仔细观察社会秩序，你们将立即看到，面对一位意欲与男子平起平坐的妇女，社会秩序会全副武装，起而反对她。”因为在报刊上受到攻击，她立即在《涉外政治新闻报道》中用共和主义信仰回击道：“我真诚希望法兰西共和国建立在正义和人道的神圣基础之上，因为它向我显示出，在目前的局势下，唯有共和政府能为法国提供安宁与自由。”[5]很快地，她重新开办巴克街的沙龙，贡斯当则在一些报刊上开设专栏。当国民公会让位于督政府时，后者不断在雅各宾派与反革命派之间左右摇摆。在这种每个人都是怀疑对象的动荡时期，斯塔尔夫人被请求离开巴黎。贡斯当跟着她来到瑞士科佩。
对社会经常抱着一种讽刺态度的贡斯当被看作轻率之人，他总是抱有怀疑态度，及时行乐，但具有一颗敏感的心，这经常掩盖了他对思考的狂热。时年28岁的他（比女友小1岁）与斯塔尔夫人拥有共同的自由主义原则。两人均是启蒙运动的产儿，他们不推崇过去，而是信仰进步。他们的关键词不是“革命”——虽然他们对此怀有某种兴趣——而是“可完善性”（la perfectibilité）。对雅各宾主义、恐怖统治持敌视态度的贡斯当，同样是拥护旧制度者的敌人。在1796年冬天，他编写了一本支持督政府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中，斯塔尔夫人提供了一篇于1796年4月在瑞士发表的《论当前法国政府的力量与赞同该政府的必要性》。这是一件大事。巴黎的《箴言报》重印这本小册子。所有的人都在议论它，这本小册子还被译成德语。它的重要性在于对“正直之士”、尊重秩序者发出呼吁，这些人面对当时的社会动荡，可能被恢复君主制所诱惑。
对贡斯当来说，似乎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好。在那个4月，斯塔尔夫人对他倾注爱意。他欢乐地重新前往巴黎。不幸的是，在那里他无法获得法国公民的身份（这种“外国人”的身份将对其整个生涯产生影响）。尽管受到此事以及不可避免的敌视的困扰，贡斯当有段时期很走运。在内克的帮助下，通过投资国有财产，他在1796年11月获得一笔财产——邻近法国吕扎什的埃里沃的花园住宅，并使热尔曼娜重返法国。两人同心协力地写作，在贡斯当的乡间住宅接待来客，沉浸在女儿阿尔贝蒂娜·德·斯塔尔诞生带来的喜悦之中……1797年3月，《论政治反动》问世。贡斯当在这一论著中为大革命这一人类进步不可逆转的阶段辩护：“启蒙运动应当延续，人类应当受到平等待遇，接受教育，相继被死神吞没的每一代人都至少在其身后留下了标示真理之路的明显痕迹。”[6]至于热尔曼娜·德·斯塔尔，她一方面致力于撰写其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论文学》，同时也没有失去对时事的兴趣，针对这些事件，她写了一本在生前未曾发表的著作《论可能终结大革命的当前局势》。两人都有同样的信念：应当确立一个建立在进步、自由和所有权基础之上的稳定的共和国，一个必然是代议制的（我们不是处在一个瑞士的市镇之中）、根植于人民主权的共和国，还应当调整共和三年宪法，亦即督政府的宪法，尤其是要赋予行政系统更多的权力。
当“雾月十八日（1799年11月9日）政变”终结督政府统治并使人接受执政府之际，邦雅曼·贡斯当与热尔曼娜·德·斯塔尔站到铁腕人物一边。难道这是自由精神的一时衰弱？确实，督政府无法再维持下去。它的内部出现分裂，受到左右两翼敌人的骚扰，靠反复进行政变苟延残喘，最终垮台。因为自意大利战役以来对波拿巴不乏好感，热尔曼娜与贡斯当几乎自愿地接受雾月的刀剑，他们希望“金字塔的征服者”成为“法国的华盛顿”，确立他们所期待的自由制度。机会终于来到他们面前！热尔曼娜重新敞开沙龙的大门。在情妇的支持下，贡斯当向督政府的成员之一、“雾月政变”的组织者西哀耶斯申请一个职位，但这一申请用的是自由的名义：
督政官公民：
在解脱的消息最初唤起我的喜悦之情以后，其他思考出现在我的面前。也许，我过度重视这些问题，但我恳请您读一下：我相信，这一时刻对于自由来说是决定性的。人们谈到各种议院（元老院、五百人院构成了督政府的立法机构）的延期。在我看来，这一措施在当今是灾难性的，因为它摧毁了用以抵挡这样一个人的唯一屏障，你们将此人与昨天那个具有特定历史意义的日子联系在一起，但他对共和国更具威胁。他那份仅仅谈到个人及其归来的声明，使人期待由他来终结法国之不幸，这更令我确信，他在所做的一切当中只看到了个人地位的提高。然而，支持他的有将军、士兵、贵族阶级的群氓，以及所有热情地贡献力量的人。共和国拥有你们，这的确很重要。代议制不管是好是坏，都将始终为某个个人的方案设置一道限制——后者在试图篡位时，只能宣读这些必不可少的法令。
由于斯塔尔夫人懂得如何让贡斯当得到负责招揽人才的约瑟夫·波拿巴和西耶斯的支持，“来自莱芒湖的文人”邦雅曼·贡斯当得以进入立法机构之一，设立在罗亚尔宫里的法案评议委员会。热尔曼娜以此提携了邦雅曼一把。
这一任命在报刊上激起些许令人不快的评论：贡斯当不是一个外国人、一个世界主义的沃州【17】人吗？这无关紧要。他在接受议会政治方面的基础训练。贡斯当并非缺少勇气。自1800年1月5日就法律的形成发表首次演说以来，他明确站在反对当局的立场上。那一天，斯塔尔夫人在家中等待几位朋友。她叙述道：“我在5点钟收到10份解释为何没来赴约的便条。”对当局大献殷勤的报纸把贡斯当说成一个渴求荣耀之人，而某些人则（并非没有理由地）暗示，激励他发表这一演说的是斯塔尔夫人。波拿巴不会原谅他的行为。
这一插曲很好地刻画出邦雅曼·贡斯当这个人物。因为他公开表明所坚持的观念，所以纵然他是一名手段高明的钻营者，亦白费心机。人们可以说他已经具有毫不妥协的精神且能屈能伸，但在成为保民院成员后，他以紧张的工作为代价，并且冒着法国新主人及其奉承者敌视他的危险，捍卫他所珍视的事业——自由的事业：反对权与请愿权、新闻自由、司法形式的必要性。这种独立性最终导致波拿巴对这名忘恩负义者勃然大怒。1802年1月17日，20名保民院成员抽签决定他们的去留。第一执政促使参议院无视这一程序，在反对派当中选择该换下来的人，贡斯当就在这些被撤换者之中，与他一起下来的还有多努[7]、卡巴尼斯[8]和让-巴蒂斯特·萨伊[9]。
与此同时，他刚刚与安娜·林赛——另一名女崇拜者朱丽叶·塔尔玛介绍给他的爱尔兰女子——断绝关系。作为一个有很多女人呵护的男人，贡斯当一直与热尔曼娜·德·斯塔尔维持关系，但后者却因可怕的脾气变得难以相处。1800年岁末，贡斯当在安娜的爱情当中获得慰藉。但是，身为两个孩子母亲的安娜渴望立即结婚，但贡斯当并不想与热尔曼娜一刀两断。热情之火缓缓熄灭。贡斯当回到工作中。他的财务状况处于可悲的境地，他卖掉埃里沃的地产，以便购置显然更为低廉的府邸——“牧场”。
斯塔尔夫人在波拿巴那里并未得到更多的好感：因为表达了对第一执政自由主义意图的失望，她的著作让上层感到不快。在波拿巴保留路易十四时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模式之际，她发表于1800年的《论文学》显示出一位思想家要求文字独立的想法。在宗教领域，她反对签订于1801年的《教务专约》，因为该条约为天主教重新赋予力量，而在她这位新教徒看来，天主教与进步自由原则水火不容。贡斯当被清除出保民院一事，最终促使她投向反对派。她立即发出离开的信号，并于1802年4月底在病魔缠身的丈夫陪同下离开巴黎。在途中，斯塔尔男爵于5月9日死于波利尼的一家客栈。贡斯当与热尔曼娜在瑞士重新相聚。
10月，热尔曼娜接到最终的驱逐令。她的沙龙被第一执政的警察盯上，他们还怀疑她父亲内克的著作《关于政治与财政的最终看法》中注入了她的敌意，还有她与贡斯当的关系本身，统统使得她在当局眼中变得不受欢迎。她出版于1802年12月的成功小说《黛尔菲娜》，暴露了她的自由主义观念以及对因循守旧的社会不加预判的对抗。波拿巴发布政令道：“内克之女永远不得返回巴黎。”然而，热尔曼娜却试图哄骗波拿巴。她甚至向波拿巴的兄弟约瑟夫承认：“由于很想取悦他，我在他面前成了动物。”第一执政并不喜欢才女，但关心如何操纵舆论的他也害怕不向自己看齐的人才。在12年的时间里，贡斯当与热尔曼娜生活在半流放的状态之中：他们或聚或离，流亡于德国与瑞士之间，其间还曾匆忙进出于法国。1804年5月18日，元老院的决议在法国确立帝制，进一步扩大了贡斯当、热尔曼娜与已成为拿破仑一世的波拿巴之间的鸿沟。贡斯当曾参加的保民院在1807年被解散，拿破仑的自由决定权得到确立，并通过帝国军队对欧洲反法同盟国家取得的胜利获得巩固。
在父亲于1804年4月去世之后，斯塔尔夫人将科佩变成拿破仑反对者聚会的中心之一。除了贡斯当，她在此先后接待了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及其兄弟弗里德里希，两人都是文献校勘家、文学批评家、《雅典娜》与后来的《欧罗巴》杂志以及德国耶拿浪漫主义团体的创办人。此外还有瑞士经济学家西蒙德·德·西斯蒙第、自由派历史学家普罗斯珀·德·巴朗特（她与此人从此开始了持续5年之久的交往）、朱利耶特·雷卡米埃与倾慕她的普鲁士奥古斯特王子……世界主义的、欧洲的科佩社交界成了帝国知识界的反对派最引人注目的发源地。贡斯当和热尔曼娜两人致力于创作，他们互相争执，分开又重新聚首。圣勃夫写道，在协会里，他们才气焕发地互相比试，“这两人至少在精神上意气相投，他们肯定由此而相互理解。按照一些知情者的说法，没有任何东西比他们在这个特定圈子里的谈话更高傲和令人着迷。在数小时里，这两人手持谈话的神奇‘球拍’，你来我往，在各种思想交锋中从未失过球”。
贡斯当曾经很想娶热尔曼娜，但是他的姓氏足以换取斯塔尔的“男爵夫人”称号吗？她曾经让这一称号大放光彩，难道愿意把它换成一个新贵的姓氏？于是，贡斯当尽其所能地逃离，相继在日内瓦、巴黎、洛桑等城市生活。他在10月26日的日记里写道：“我再也不能忍受10年来强硬束缚着我的男女之情，再也不能忍受一个真正有女人味的女人使我陶醉着迷。”热尔曼娜在支配他生活的同时却没能控制住他的心，他这次移情别恋的对象是10年前在不伦瑞克遇到的夏洛特·德·哈登伯格。他想结婚：“与夏洛特一起，我可以体面平静地生活在法国。她有迷人的个性和足够多的风趣。更让我没想到的是，她出身名门，财产颇丰。我若与之结婚，就不会再像现在这样贫穷，而且将获得10年来我从未拥有且一直淡漠视之的依恋。”（1805年5月4日）夏洛特并非自由之身，但她的丈夫亚历山大·泰尔特已同意在1807年5月离婚。然而，斯塔尔夫人想在科佩夺回这个不忠之人。于是，贡斯当向她提出，要么结婚，要么分手，但她既不愿结婚也拒绝分手，不断大发雷霆。最后，贡斯当做了无法挽回的事：他在1808年6月悄悄与夏洛特结婚。斯塔尔夫人在近一年之后才从夏洛特口中知道这件事。
这位在夏洛特与继续让他心烦意乱的热尔曼娜之间左右为难的“情感的优柔寡断者”迷上了赌博，输掉一大笔钱，不得不卖掉“牧场”。斯塔尔夫人在1807年出版了在国际上获得成功的小说《高丽娜》。接着，扛鼎之作《论德意志》最终确立了她的名望，该书因支持德意志反对拿破仑而在1810年被皇帝下令没收。1811年4月，她邀请贡斯当一起吃夜宵，并让新情人约翰·罗卡，一位来自日内瓦的轻骑兵军官作陪。这是一个错误，两个男人意欲决斗。所幸找到了友好协商的解决方式，决斗并没有发生。1811年5月8日贡斯当在洛桑告别了他的女友，在夏洛特的陪伴下前往德国。在这期间他毫无节制地赌博，且一无所获，夫妻两人于11月初在哥廷根安家落户。他在那里工作，十分烦恼，身患疾病，与妻子吵架……在他不准备公布的简明扼要的日记中，他放肆地抱怨指责：“天啊，我多么悲伤！”“我的进展多么微不足道啊！”“我的妻子只会让人讨厌。”“生活是多么凄惨，而我又是何等愚蠢啊！”“啊，婚姻！”“我不满于自己和别人。”“筋疲力尽！”……
在这些思考、流亡与悲哀的岁月里，邦雅曼·贡斯当致力于两大著作，其一写的是“政治”，其二写的是“宗教”。它们未在他生前出版，但他的观点不断确立、发展并获得力量。至于斯塔尔夫人，她在1812年5月23日离开科佩前往德国。经过难以忍受的旅行，她在8月2日抵达莫斯科，此时距这座受到拿破仑大军入侵的城市被烧毁还有6个星期。8月13日，她到达圣彼得堡。在拿破仑军队于莫斯科附近地区进行的战役中获胜、通向莫斯科的门户被打开之际，她到达斯德哥尔摩，在那里受到瑞典王储贝尔纳多特的盛情款待，后者是自瓦格拉姆会战以来与拿破仑不和的帝国元帅以及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同盟。热尔曼娜在1812年9月至1813年5月待在斯德哥尔摩，接着与家人定居伦敦。她有自己的想法：顽强地与那个科西嘉人斗争，并在途经欧洲各地时致力于此。她同样反对复辟受人鄙视的旧制度，因此不信任波旁家族。她将贝尔纳多特视为唯一能够取代拿破仑的共和派将领，并且是唯一能使“共和制骑士与君主制骑士结成联盟”的人。
拿破仑从1813年开始的失败使邦雅曼·贡斯当精神大振。他情不自禁地在12月31日写道：“莫斯科的大火是世界自由的曙光。”贡斯当从用功与忧郁的退隐中摆脱出来，回应贝尔纳多特的邀请，称出生于法国波城的后者为“贝亚恩人”（le Béarnais）。同热尔曼娜一样，他也认为贝尔纳多特能够继承从俄国撤回后受到严重威胁的拿破仑自由主义。贡斯当在一份发表于1814年11月底的小册子《论处在与欧洲文明关系之中的征服精神与僭主政治》中表明了反拿破仑的情感。他在小册子中描绘的法国在被反法联盟军队入侵之际的景象并不令人满意：“我们在此看到凯旋的僭主政治，这种僭主政治伴随着一切令人恐怖的回忆，继承了一切罪恶的理论，而那些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人，拥有种种暴行与过去的错误，表达出对人的蔑视和对理性的鄙弃，并认为这是正当的。在这种僭主政治周围的是一切无耻的愿望、灵巧的算计和对文雅的破坏。”
贡斯当提到恐惧、虚荣和占有欲的摧残：“宗教是当局的喉舌，而论证是力量的注解。各个时代的偏见、所有国家的不公正汇集成新社会秩序的材料。人们回溯遥远过去，放眼边远地区，以便将许多分散的表现汇集起来，将人所遭受的奴役很好地构成一种模型。这些名誉扫地的话语很快就传了开来，它既没有真实的来源，也不具有任何可信之处，而是令人厌烦、毫无意义和滑稽可笑的杂音，只会使所有形式的真理与正义受到玷污。”这些道德的发言最后呼吁人们行动起来：“一个民族绝不能远离真正的自由。”
与此同时，他为贝尔纳多特写了一份反对拿破仑和支持解放法国的声明。一些德国报纸在1814年2月转载这一声明。贡斯当重申他愿为瑞典王储效劳，称赞后者对反法联盟的干预会有助于让法国获得“一种确保永恒的财产权、个人自由与宗教自由、国民代表制、司法独立以及发展启蒙思想的宪法”。[10]王储殿下顺从贡斯当，并邀请他到自己的大本营会合。贡斯当接受了邀请。但他与贝尔纳多特的合作只维持了很短时间。因为王储不敢为取得法国的摄政权而冒险失去瑞典王位，所以在南锡止步不前。
斯塔尔夫人在法国遭受入侵之际体会到一种强烈的亲法情感。她既希望波拿巴垮台，又希望他的军队打败入侵者。1814年3月22日，她对贡斯当写道：“我憎恨此人，但我指责这些此时迫使我希望他获得成功的事件。难道您愿意法国遭人践踏吗？……我不会做任何对法国不利的事情。我不会在法国不幸时背叛她，既非因为我把自己的名望归结于她，也不是因为她曾经眷顾我父亲。沿途皆是被烧毁的村庄，妇女就跪在路边目睹这一切的发生。邦雅曼，您不是法国人，您童年的回忆都未与这片土地联系在一起，而你我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此。但是，您果真能够忍受哥萨克人出现在拉辛街吗？”[11]
4月6日，在元老院宣布将其废黜之后，拿破仑退位，他的对手把他发配到厄尔巴岛担任总督。路易十八在反法联盟刺刀的保护下复辟，而在维也纳，一场势必对新欧洲起决定作用的大会正在召开。
邦雅曼·贡斯当与热尔曼娜·德·斯塔尔在分离3年之后在巴黎重逢。路易十八允诺钦赐一部宪章，支持他的热尔曼娜在克里希安了家，并在那里重新创办一个国际性的社交沙龙。而邦雅曼则在处理他时常操心的两件事：其一是获得一个职位；其二是与热尔曼娜·德·斯塔尔一样去促成一种自由的社会制度。对于该实行何种政体，在他看来并不重要。他曾经是君主主义者、共和主义者，甚至是波拿巴主义者，但不管其是否在性情方面具有种种弱点，他都不间断地捍卫了他的自由主义观念。在放弃贝尔纳多特这张牌之后，他又打起波旁家族的牌。4月15日，他返回巴黎，并立即四处拜访。他在4月16日写道：“又见到许多人。完美的安排。据说塔列朗不错。”下述话语概括了他的活动：“我们为美好的事业服务，并为我们自己服务。”他恢复了在报刊上的专栏，并致力于写作《关于宪法的思考》，这一论著将发表于5月24日，即路易十八的《宪章》颁布前12天。
贡斯当在四处奔波，见各种各样的人，撰写一本新闻自由的小册子，他把这种自由描述为“权利之权利”：“一种对所有人的保障……没有新闻自由，被废黜的内阁就无法回应继承者的指责；没有新闻自由，更不清楚实情的法国人在反对不公正时就无所依靠，除非人们相信，在反对一个权力极大的内阁时，不会有任何不公正。”[12]人们在议论他，赞扬他的作品——足够多的“没有结果的赞美”。他甚至与斯塔尔夫人发生冲突，后者正专注于为他们的女儿阿尔贝蒂娜准备与维克多·德·布罗伊结婚的嫁资，但她没有获得国家本该兑现给内克的公债——这一公债年息的支付在1793年被废止。她要求贡斯当偿还借给他的钱，但他却避而不还。不过，贡斯当也有自己的焦虑。他在7月17日写道：“从现在起的6个星期内，我应当有所作为。”当他的一些小册子在舆论界获得真正的成功之际，他却在8月19日沮丧地写道：“令人难以忍受的是，我在此没有任何我爱的人。我没遇到我的女人。生活过于乏味。”这种心灵的孤独也许说明了31日的一见钟情，他以惯常的简洁概述道：“雷卡米埃夫人。啊！我会发疯吗？”
对朱丽叶·雷卡米埃这个如此擅长把男人搞得晕头转向的女人，贡斯当显然不是一见钟情，他在1814年才迷上她，那时他认识她已有15个年头。比贡斯当年轻10岁的她（时年37岁）主持着巴黎最引人注目的反拿破仑沙龙。精心打扮过的她具有一种媚态，混合着漫不经心的诱惑力和令人生畏的冷漠。贡斯当绝望了：“朱丽叶具有一颗自天堂或地狱形成以来最无情的心灵。至于斯塔尔夫人，她是一条极度虚荣的蛇。她实际上恨我，是我使她变成这样。我们要让我的财产远离她凶恶利爪的控制。”（11月14日）他在职业道路上亦没有进展：“我在这三个半月中虚度了光阴。”（12月13日）
1815年最初的几个星期，贡斯当始终被他所谓的自己的“极期”（paroxysme）纠缠不休：“我脑子里除了政治，其他什么都有。”即便他斥责朱丽叶（“她的媚态无法消除”或“难以诱惑这个该死的女人”），但还是帮她写作，为这个女人撰写《回忆录》。当时，正是在3月6日，即他准备再次离开巴黎之际，贡斯当震惊地得知拿破仑东山再起。他期望波旁王朝政府需要他。他大胆地冒险写了一篇“使其生命处在危险状态”的文章：“这些想把我描述为政府之敌的纯粹保皇派多么胆怯。他们在颤抖，而敢于抵抗的人非我莫属。”作为组织抵抗的拥护者，他抨击议员的怯懦。19日，《辩论报》发表了他这篇著名的文章，而当时拿破仑再过几个钟头就将抵达巴黎。
为了朱丽叶的秋波而硬充好汉的他，毫不犹豫地把拿破仑当作匈人领袖“阿提拉”、“成吉思汗”。然而，一个月后，他竟然成了令人生畏的暴君的行政法院成员。他的个人形象由于此类出尔反尔大受损害。邦雅曼·贡斯当的错误在于，这个积习成性的赌徒在几个月内分别把赌注压在三个人身上，他们是贝尔纳多特、路易十八和拿破仑。诚然，他三次皆输，但他的思想一如既往，即不管统治者是谁，实行何种政体，他都应当捍卫自由。他成功说服皇帝接受1815年4月18日的《帝国宪法补充条款》。这部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并使他被人称为“本杰明”【18】的新宪法证实了他的信念。他在《适用于所有代议制政府的政治原则》中重申了这些信念。这部于5月29日出版的著述是他在政治领域最重要的作品，他构思了很长时间，至少草拟了两遍。这部著作造就了19世纪最重要的政治作家之一，是一部反对专权的自由主义圣经，新闻自由、宗教自由、个人自由、司法保障，均显得绝对必要，并有着如此多的话题：“这一自由实际上是人类共同的目标：公共与个人的道德有赖于它，产业方面的考虑取决于它。没有它，人们就不会有安宁、尊严与幸福。”[13]
热尔曼娜·德·斯塔尔不赞同他在观点上的大转变，但他还在夸耀下述结果：“在已经提出的宪法当中（此处暗指第61条：在法律规定范围之外，任何人不得被追踪、逮捕、监禁和流放），当今政府在所有法国政府中首次正式废止了这种可怕的特权（逮捕、任意监禁、流放）。只有使一切权利和自由成为惯例，才能向国民保证其在1789年要求的一切，向国民保证他们如今还想要的一切，以及25年来持续坚定要求的一切，国民才能始终有权让人听从自己；只有这样，这个政府才能每天把更根本的根基置于法国人心中。”[14]
新的帝国要么是自由主义的，要么什么都不是。
法国人并没有时间对此做出评判。一个反对拿破仑统治的新联盟、欧洲的君主们终结了贡斯当的梦。1815年6月18日，在滑铁卢获得胜利的人们将拿破仑放逐到圣赫勒拿岛，为自己被搞得惊恐不安一事报复。拿破仑在1821年死于圣赫勒拿岛。波旁王朝再度复辟。
7月19日，邦雅曼·贡斯当收到驱逐令。他还在巴黎待了几天，抱怨他对朱丽叶·雷卡米埃“荒唐的爱情”：“我所需要以及向上帝祈求的乃是瑞士以及我的妻子。”后来，他得知他的名字已从流放名单中被剔除，尽管如此，他还是在10月31日离开巴黎。他先后来到桑利斯、佩罗讷、蒙斯、布鲁塞尔，并且在布鲁塞尔等待夏洛特，但最终无果。他在1816年1月27日抵达伦敦，夏洛特在伦敦与他会合。他很快就对她的出现感到厌烦：“我的妻子束缚着我，让我讨厌。”他出版了《阿道夫》这部分析小说与心理小说，并把他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情移植到这部小说之中：“为了生活的幸福就不应当开始这种男女私情：若误入此途，那就只有一个坏的选择……”夏尔·迪博斯可以这样说：这部小说力求更多地去再现缺陷，并沉默地——这一点也受到指责——尽量少地表现优点。一如以往，人们立即接受他的话，并在一个世纪里仅以《阿道夫》评价贡斯当。贡斯当徒劳地反复说，他“并未赋予这部小说价值”，而正是这部小说使他的名字载入文学史。1820年，他竭力在一部标题为“关于百日的回忆录”的“辩护性回忆录”里解释自己的政治行为，但这位赌徒再次输得精光。
夏多布里昂的“百日”
比贡斯当小一岁的夏多布里昂（生于1768年）在同样年纪经历了同样的事件，但出发的角度不同。作为法国布列塔尼一个古老的小贵族家庭中最年幼的孩子，他在大革命爆发前两年被推荐到宫廷。因为丝毫不会阿谀奉承，他没能出人头地。大革命开始时，他在巴黎待了近两年，之后，他在父亲去世时受到兄长伤害，未能在旧大陆找到自己的位置，遂在1791年4月从圣马洛出发前往新大陆。他在美国这一希望之乡待了五个月，在那里花光了所有积蓄，背上债务，最终隐姓埋名地返回法国。为了表现得像是个听话的孩子，他于1792年加入一支旨在终结大革命和恢复路易十六所有特权的勤王军前不久，听从姐姐们的劝告，几乎心不在焉地与一位名为塞莱斯特·比伊松·德·拉维涅的女子结为伉俪。
夏多布里昂于是成了流亡者中的一员。他们的步兵甚至在1792年9月包围了蒂翁维尔。负伤的他走上漫长的流亡之路，这一流亡之路引导他在始终没有妻子陪伴的情况下，经由布鲁塞尔、泽西等地，最终来到伦敦。他在伦敦度过了贫困潦倒的七年，这一遭遇虽难以令人羡慕，但也强过他的兄长与嫂子死在断头台上的遭遇。他以写作度日，等待着更好时机的到来。1797年，他的《论古今革命》并没有使他脱离物质上的匮乏。这是一部关于历史上所有革命的论著，但由于缺乏文献资料和灵感，并没有达到他预想的水准。不过，这位流亡者至少不无深刻地显露出保皇主义倾向、天主教信仰、对普遍观念的爱好以及对自由的热爱。
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他的思想尤其在路易·德·丰塔纳的影响下发生演变，后者是另一位与保皇党有联系的流放者，夏多布里昂与他在伦敦结成持久的友谊。在他们这一方的，是与其他许多由启蒙思想培育出来的贵族一样，意识到宗教对于社会制度尤为重要的18世纪人士。共和国的非基督教化政策刺激他去颂扬祭坛。他将其观点凝集于一本题为“与道德和诗歌相关的基督教”的小册子之中，这本小册子是《基督教真谛》【19】的雏形。
夏多布里昂在闻悉雾月十八日的政变时即决定重返法国。1800年5月6日，他在加莱上岸，在那之前，普鲁士驻伦敦公使签发了他以瑞士纳沙泰尔公民拉萨涅的名义申领的护照。他在巴黎安顿于勒泰尔纳（les Ternes）一家小旅馆之中。他的巴黎生活由此开始。有人把他介绍给波利娜·德·博蒙，她在卢森堡新街经营的沙龙名噪一时。她在1794年奇迹般地从断头台上被解救下来，与丈夫分开但却未与男人分开，在夏多布里昂发表《阿达拉》之前就迷上了他。在一段时间里，原先的旅行者取得了一种令人羡慕的地位。由于他的朋友，尤其是由于丰塔纳介绍给他的第一执政的妹妹埃利莎，夏多布里昂从流亡者的名单中被除名，得以自由地生活。在1801年4月问世的《阿达拉》成功从诸多重要书籍中脱颖而出，轰动一时，一年后发表的《基督教真谛》也取得巨大成功。
这也是一次机遇的奇迹。实际上，第一执政波拿巴因为意欲重新调和被世俗战争与宗教战争分裂的法国人，在1801年与教皇签署了一项《教务专约》，由此，天主教在没有重新成为国教的情况下被确认为“大多数法国人的”宗教。因而，夏多布里昂的著作似乎出色地阐明了执政府回归到信仰的政策。在神学方面丝毫没有抱负的他详尽描述了天主教作为艺术与文学之母的种种美妙之处，同时提出将纠缠19世纪的一切政治哲学问题，即该如何在没有宗教支持的情况下建立社会联系。这一成功堪称巨大。夏多布里昂很快被封为重要作家。在这些热情的篇章里，除了为罗马教进行的辩护和阐明，还有对一种将被称为浪漫主义的新情感充满激情的表述。
在第一版的《勒内》一章里，作者引入了一位人物（此人巧合地被命名为勒内，即作者的第二个名字）的忏悔。因为作者认为他的故事有助于鼓励人们转向宗教，而且他的结论合乎道德（“幸福只存在于共同的途径之中”）。实际上，读者尤其关注的是勒内病态的性格，关注他的忧郁、无所事事，以及他从一个大陆到另一个大陆忍受的烦闷。先于贡斯当笔下的阿道夫，夏多布里昂塑造的勒内开创了浪漫主义的主人公形象：孤独，沉迷于空想，受社会排斥并且以诅咒为乐。他的呼喊在持久地回响：“快来吧，期待已久的狂风暴雨……”
夏多布里昂赋予了勒内某些他自己的性格特征：他从孩提时代就感受到的烦闷、对生活的厌倦，以及同时对无限的向往、情欲和与死亡的交易。他以华丽的语言表达这种宗教情感、诗性与痛苦内心的交集。鉴于此书有助于与罗马重新和解，波拿巴对夏多布里昂表示感谢。以他光临沙龙为荣的女士都只经由他发誓请愿，把他淹没在“一大堆洒过香水的便笺”之中。
文学方面的荣耀并未让他心满意足。一如邦雅曼·贡斯当，他意欲思考政治，甚至是冲到行动第一线。人们对此有颇多指责：难道他不应当仅限于做一个作家吗？布瓦涅夫人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但是，做一名国务活动家的抱负把他拖入其他领域，而在这些领域里，他那些未得到善待的要求导致他出现大量的不良情绪……”[15]也是在1803年，得益于著作的大获成功，他在友人尤其是向他敞开大门的路易·德·丰塔纳的宝贵援助和波拿巴的支持下，被任命为驻罗马的全权公使，亦即第一执政的叔父费斯奇枢机主教的秘书。
这个任职于罗马的插曲将对他的艺术有所裨益，使他在与女性关系方面大为出名。无拘无束的他同时请三位女性与自己相会。首先是他的结发妻子——但她没有随他前往罗马，使他在这方面极为自由。其次是他当时心仪的德尔菲娜·德·库尔蒂纳，他曾给她写信：“对与妻子相聚产生的恐惧再次把我抛到异邦。”再次是他更早时的情妇波利娜·德·博蒙，而且只有她赴约前往，并于1803年11月4日在那里结束生命。夏多布里昂在罗马几乎未获成功，因为他独立不羁的态度惹恼了上司，后者遂向上面抱怨了他。
在1804年2月返回巴黎后，他即将获得新职位：法国驻锡永公使。锡永位于极小的瓦莱共和国中，这一毫不起眼的职务简直是对他抱负的侮辱。在获悉当甘公爵【20】被处决之后，夏多布里昂致函外交大臣塔列朗表示，鉴于妻子的健康状况，他无法赴锡永履行职责。他没有发作，而是谨慎地拉开距离。他的热忱和波拿巴主义时期一同终结了：就在拿破仑称帝之前，他与波拿巴决裂，从此没再离开反对派阵营。不过，他同样与塔列朗这种为政治罪行出谋划策者保持着关系。
他于是继续待在巴黎，并在米罗梅尼街一家特殊的小旅馆里过起了迟到的夫妻生活。他同时保持着与德尔菲娜·德·库尔蒂纳夫人的联系。他不仅经常去里厄斯附近的菲尔瓦哥城堡，还更多地光顾德尔菲娜距他家仅两步之遥的沙龙。她是另一个从断头台上死里逃生的迷人女子，曾在狱中遇到拿破仑首任皇后约瑟芬·德·博阿尔内，夏多布里昂后来通过她结识令人畏惧的警务大臣富歇。这是一个前贵族与弑君者得以结成友谊的诡异时期……库尔蒂纳夫人与夏多布里昂之间的爱情进展迅速（尽管这位人称大作家的魅惑者伤感的性格并非始终令人激动），直至后者决定开始东方之行——塔列朗的办公室为此替他安排了保护措施。雅典、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亚历山大、开罗、突尼斯、迦太基、格林纳达……他由此写成的《从巴黎到耶路撒冷》在4年后出版。
在返回法国后没几个星期，夏多布里昂再次以一篇发表在1807年7月4日《信使报》的文章成为人们谈论的对象——此文评论了亚历山大·德·拉博德一本关于西班牙的书。该书作者是夏多布里昂正在关注的对象娜塔莉·德·诺阿耶的兄弟，为了得到娜塔莉的赞赏，夏多布里昂影射地向当时处于荣耀巅峰的皇帝发出挑战：“当人们对丑行保持沉默而无意再记住奴役的锁链与告密者的声音，当所有的人在暴君面前发抖，并且蒙受他的宠信与遭到他的冷遇同样危险之际，历史学家显然负有为民众复仇的责任。尼禄的成功纯属徒劳，因为塔西佗已经诞生于帝国之中。塔西佗相信的是日耳曼人的遗骸里的无名氏，而已经和他融为一体的神意，则把主宰万物者的光荣交付给了一个卑贱的孩子。”
有理由觉得自己是攻击对象的拿破仑有可能对厚颜无耻者予以惩罚。在短暂的愤怒之后，皇帝仅处罚了《信使报》。几个月后，轮到夏多布里昂去找拿破仑。当他得知堂兄弟阿尔芒·德·夏多布里昂被逮捕，并因间谍罪被判死刑时，他刚在自己的花园住宅中完成《殉道者》，这一花园住宅位于巴黎沙特奈的狼谷。由于德·库尔蒂纳的帮助，他在富歇家中受到接见，后者告诉他，只有皇帝才能决定。夏多布里昂强迫自己给皇帝写了一份请求书。难道是请求书写得不够卑微吗？他没有得到他想要的裁决，阿尔芒被枪决。
然而，拿破仑却意欲赢得夏多布里昂的好感，他向法兰西学院成员建议，将夏多布里昂选入法兰西学院。1811年，夏多布里昂入选，但制造了不少麻烦。他所接替的是曾在国民公会中居于弑君者之列的玛丽-约瑟夫·谢尼埃，他利用这一因素在入院演说中影射那些只会对他感到不舒服的同僚。他在给友人国务秘书达律的信中写道：“对谢尼埃先生的回忆对我而言并非弥足珍贵，因为我决不会牺牲我的原则，以政治考虑为代价换取安宁。”处心积虑想得到众人赞同的拿破仑划掉了夏多布里昂的演说文本。法兰西学院要求夏多布里昂修改演说稿。由于拒绝改动哪怕一个逗号，夏多布里昂不得不放弃参加入院仪式。这一演说稿有好几份在反对派当中传播。德·库尔蒂纳夫人将其中一份交给儿子阿斯托尔弗，后者又将它带给斯塔尔夫人，夏多布里昂由此在反拿破仑的文学圈子里像个英雄。
拿破仑的吉星已不再高照。1813年10月，他的军队败于莱比锡。当时，夏多布里昂正致力于撰写一本题为“论波拿巴与波旁家族”的小册子。该小册子在1814年4月5日，即在元老院宣布废黜拿破仑后不久出版。同时，邦雅曼·贡斯当发表《征服精神与僭主政治》。这两人对帝国抱有同样深具敌意的判断。但是，在贡斯当拟写一部抽象的政治哲学论著时，夏多布里昂进行的却是猛烈的抨击：“这个在行政管理上荒唐，在政治方面有罪的外国人（此言会令科西嘉人不快）究竟以什么来吸引法国人？他在军事上的光荣？嗯！他已被剥夺此类光荣。”此外，他这种军事上的光荣是窃取来的：“在文明的民族当中，军事艺术的杰作显然是以一支人数不多的军队去捍卫一个大国……一个法国人不会去描绘战场上的恐怖……波拿巴是个伪伟人……”
夏多布里昂呼吁波旁家族卷土重来。
“让我们想想我们共同的祖国的幸福，认清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一言既可以使我们恢复光荣、和平与世界的尊重，也可以使我们陷入如同最令人作呕的奴役那样最可怕的境地。让我们恢复克洛维的君主制、圣路易和亨利四世的遗产。当今唯有波旁家族能帮助我们摆脱不幸处境，他们是唯一能够治愈我们创伤的良医。其稳重、性情中父亲般的情感以及他们的不幸，均适用于一个衰竭不堪、对动乱和不幸感到厌倦的王国。有了他们，一切将变得合法，没有他们，则将截然不同。”[16]
对于拿破仑，夏多布里昂也改变了看法。他在《基督教真谛》中献给“第一执政公民”的题词，在该书于1803年出第二版时还不是出自一个反抗者之手：“在您的命运中，人们不由自主地辨认出了为实现神奇的计划而从远方向您昭示的神之手。民众注视着您，自从您将国家和您的成功筑基于宗教之上，通过您的胜利而得到壮大的法国已经把希望寄托在您的身上。”当甘公爵之死显然使得这位子爵转而拒斥拿破仑，这使他获得世人的称赞。然而，他仍能接受塔列朗的好意与皇帝的庇护，后者始终敬重他的才华并厚待他的文学生涯。入选法兰西学院与在《信使报》上发表文章的插曲，揭示了夏多布里昂的独立精神，但它还不是一种执拗的不妥协。此类执拗的不妥协要到相当晚的时候——到1814年法兰西战役展开之际——才以《论波拿巴与波旁家族》呈现出来。此外，这本小册子在很大程度上被《墓畔回忆录》所平衡。是时，夏多布里昂的笔已变得更加公道，不再回避拿破仑持久不衰的诱惑力。拿破仑成了一个生动的人物：“一名行动的诗人，一位战争方面的惊人天才，一个不知疲倦、在行政上能干与明智的人，一个勤勉与公道的立法者，但作为政治家，他在国务活动家的眼里始终是一个有缺陷的人。”我们此时看到的夏多布里昂的笔调，与其在写《论波拿巴与波旁家族》时的腔调可谓相去甚远。布瓦涅夫人从她的角度出发，记录了这位作家的演变：“作者以他曾比任何人均要严厉予以评判的圣赫勒拿祭坛供奉的香火，如此彻底地对那篇带有偏见的抨击性文章提出控诉。我不得不承认我与他的错误有牵连，因此我没有理由将他当作一个做错事的人。”[17]
1814年4月6日，帝国元老院出于务实的态度，召请路易十八归国即位。5月2日，路易十六的弟弟、一位肥胖的六旬老人在圣多昂允诺一项宪法：法国将不会恢复绝对君主制。翌日，已赶至贡比涅觐见路易十八的夏多布里昂目击国王进入巴黎。6月4日，国王钦赐复辟王朝的宪章。
夏多布里昂当时显得像是保皇党引人注目的领头人之一。他吹嘘自己小册子的价值对于路易十八而言超过千军万马。这不过是文人的幻想。虽然他曾加入勤王军，而且他自当甘公爵被杀以来对拿破仑的反对并非自相矛盾，但他几乎未被新君主喜欢过。新君主觉得这位作家故作高傲、令人生厌，而夏多布里昂则从未在取悦人（如果说讨好女人不在此列的话）方面有长进。曾向恢复秩序和宗教的第一执政妥协的他果真是保皇派吗？不管怎样，他披上了恪守忠诚与传统的外衣：在他眼里，在历经20多年的动乱和专制之后，复辟王朝在可能实行的政治制度中危害最小，而且或许也最适合他施展政治才华、实现抱负。
并不总是其崇拜者的布瓦涅夫人说道：“在联军进入（巴黎）的第二天，他因身穿一套花哨的服装而显得怪里怪气。他在肩上斜挂着一条宽大的红色丝质绶带，腰上佩戴着一把拖到地上时发出可怕声音的土耳其军刀。他看上去肯定更像一名海盗的首领，而不是一位作家，这套装束使他即使在那些最忠心耿耿的女崇拜者眼中亦显得滑稽可笑。”[18]他曾有机会受到沙皇亚历山大接见，但后者几乎没怎么关注他。那么，路易十八又如何呢？
他应当等待。这是他与邦雅曼·贡斯当的另一个共同点。他形容憔悴，而他的妻子感到愤慨。不过，他可以指望另一个完全忠诚于他的女人——迪拉斯公爵夫人帮助他，他称这女人为“亲爱的姐姐”，并与她维持着一种柏拉图式的友谊。迪拉斯公爵夫人多处奔波，终于获得有“不倒翁”之称的外交大臣塔列朗的接见。夏多布里昂不是想当大使吗？君士坦丁堡和斯德哥尔摩的大使职位还空着。但由于他在《从巴黎到耶路撒冷》当中曾对土耳其人出言不恭，夏多布里昂不可能去君士坦丁堡就职。那么，就去斯德哥尔摩吧！7月，夏多布里昂被任命为驻瑞典大使。他没有急着赴任，这是他的习惯：当被任命到远方赴任时，他不能忍受任何匆忙的出发，好像他在希望取得更好的职位。难道从来没有人知道这一点？在等待瑞典王储贝尔纳多特同意期间，他接受了一些勋章，如圣路易骑士十字勋章、百合花徽勋章，人们甚至让他当上骑兵上校。这一切令他厌烦。离开他所钟爱的巴黎狼谷前往瑞典，也不适合他。就在这时，他幸运地等到他所期待的重新发挥作用的机会。10月初，国民公会统治时期的前大臣拉扎尔·卡诺向国王递交了一份报告书，激烈地为共和派与弑君者辩护。夏多布里昂以一篇发表于《辩论报》中的文章，就“法国的现状”做了回应，此文是名副其实的吹捧复辟王朝之作，在他看来，这一制度的宽容已经产生奇迹：
“如果人们曾经相信那些有理由传播‘法国将随着波旁家族的复辟成为反动与报复的舞台’这种警告的人，这些人今天还有何话可说？他们竟然没有遭受任何处决、监禁与流放！……不管现在抱有或者曾经抱有何种看法，人们普遍承认，法国从未像君主制重新建立以来这4个月那么幸运。”[19]
数星期后，他在界定其保皇主义原则的《政治方面的思考》当中，继续称颂复辟王朝。他为旧制度被大革命推翻感到遗憾，但他写道：“但是，在生活中，应当从人们已经到达的地点出发。事实就是事实。无论被摧毁的政府是好还是坏，它已被摧毁……”对于他来说，问题并不在于复归专制主义。他的保皇主义被打上贵族自由主义的烙印，亦即费奈隆、圣西门和孟德斯鸠等人的自由主义。他奉英国为楷模吗？严格地说并非如此。通过在1688年革命中重新考虑原有的各种君主制，其中也包括在无继承者之前依靠三级会议的法国君主制，他认为“英国在总体上已经领先一百余年”。他想要的是一种“在没有损害君主的条件下保障民众权利的政治秩序”。因而，应当将新的枝杈移植到已有上百年历史的君主政体上去。夏多布里昂知道，人们不可能像其极端保皇派的友人希望的那样，抹去大革命的痕迹。平等观念、“合法与正当的”独立精神已在社会各个阶层中得到加强，而宪章亦已经在考虑这种演变，关注对自由的向往。
夏多布里昂劝告以荣誉名义谴责宪章的贵族要站在宪章一边。实际上，贵族院将捍卫他们的权利，而众议院则将捍卫所有法国人的权利。因而，在他看来，复辟的君主制并非旧制度的君主制，而是自由的君主制。
在此有必要与邦雅曼·贡斯当作一比较：在几乎同时谴责拿破仑暴政后，两人（他们彼此有点认识，因为夏多布里昂曾路过科佩）当时均忙于思考世界，在拟定和评论立宪君主制的重大原则。然而，在这个决定性的春天，他们却分道扬镳。夏多布里昂从此有了定位：他将忠诚于波旁王朝，尽管他已有所领悟，但仍奉这种忠诚为不可触犯的政治原则。他与贡斯当一样，没有局限于一种特定的政体形式：他知道在其中起支配作用的是局势。使他们彼此接近的是对自由的眷恋。但是，依据夏多布里昂的看法，自由与贵族式的社会观分不开：他的血统、交际、他自身及其家庭形成的荣誉观决定了这一点，这种自由确切地说并非贡斯当或斯塔尔夫人等人心目中的自由，后者与旧制度并没有个人的联系，而且因为他们是新教徒，与旧制度也没有宗教方面的联系。
当拿破仑于1815年3月1日在朱安湾登陆时，贡斯当和夏多布里昂反应相同，都感到抵触。夏多布里昂呼吁进行抵抗，反对新国王再度流亡，结果惨败：所有人要么溜之大吉，要么站在了“雄鹰王”一边。当邦雅曼·贡斯当在4月4日发表对皇帝的新效忠书之际，夏多布里昂却决定到根特与流亡的路易十八会合。始终对夏多布里昂关怀备至的迪拉斯夫人在他动身前夕通过克劳塞尔·德·库塞尔盖转交给他12000法郎，这笔款项被认为是其担任大使的部分薪金。
3月20日的晚上，夏多布里昂偕同妻子塞莱斯特动身前往里尔。但因为城门关闭，他没有在里尔停留，而是先后到达布鲁塞尔与根特，根特亦是流亡的路易十八的宫廷所在地。夏多布里昂夫妇在该城一位资产者的家里获得安身之地。由于内政大臣、修道院院长孟德斯鸠已逃往伦敦，这位作家遂代理内政大臣一职，出席国王参政院。5月12日，在没有事务可管理的情况下，他向路易十八递交一份《呈国王赐教的关于法国状况的报告》。他在这一报告中一边为宪章辩护，一边指责邦雅曼·贡斯当的《帝国宪法补充条款》，丝毫不相信拿破仑对自由主义哪怕有一丁点的渴望：“他将抛掉假面具，嘲笑他将对之宣誓的宪法，并同时恢复他的特性和他的帝国。”这一近似于小册子的报告深得国王的欢心，后者让人在《总汇报》这一流亡朝廷的“通报”转载该报告。该文本秘密地在巴黎的勒诺尔芒的厂里重印。这一报告取得了成功，但是，它也招来路易十八的廷臣对作者的嫉妒：夏多布里昂时常受邀与国王进餐，但也从未接近过国王。
拿破仑6月18日在滑铁卢的失败，向夏多布里昂开启了政治荣耀之门。但对于他来说不幸的是，他把赌注压在了从维也纳会议赶来与国王在蒙斯会合的塔列朗亲王身上，亲王被认为将在国王的第二次复辟中担任不可缺少的调停人。但是，夏多布里昂不得不在没有任何职业生涯保障的情况下返回巴黎。由于惠灵顿的支持，富歇成为当时的铁腕人物，后者摇身一变，成为新的过渡时期不可或缺的成员。夏多布里昂憎恨富歇，但他无法阻止此人重新担任大臣。他后来在《墓畔回忆录》里写道：“人们到处喊：没有富歇，就没有国王的安全；没有富歇，就没有法国的安全；唯有他能拯救祖国，唯有他能够担此重任。”[20]
因为没能觉察到国王的意愿，夏多布里昂不再得宠。他的代理大臣职位已成为过去。聊以自慰的是，他得到了不管部国务大臣【21】的头衔，至少拥有一份金额可观的薪俸。人们还任命他为卢瓦雷选举团的团长。最后，他在远离巴黎的地方获知自流亡以来对他来说最好的消息：他被任命为世袭的法兰西贵族院成员。
复辟王朝实行纳税选举制。在等待选举法、即所谓的莱内法颁布期间，人们应急地依照第一帝国的法律，赋予大约72000名法国人投票权，这些人将在两级选举中选定众议院。贵族院则属于国王的管辖范围，由国王根据自己的意愿无限制地任命成员。卢瓦雷的选举团约有500名选举人，要选出4名众议员。夏多布里昂对他们做了一个精彩演说，鼓动他们好好投票。卢瓦雷与其他地方一样，1815年8月的选举把保皇派议员送到巴黎，这些议员与其他地方的保皇派议员一起，组成路易十八所称的“无双议会”，保皇派议员人数之多出乎右翼的意料。在同样的背景下，夏多布里昂，这位法兰西贵族院成员，从此以大作家自居并被公认是波旁家族的雄辩支持者，期望重新开始新的职业生涯。
弗朗索瓦·基佐的“百日”
在拿破仑疯狂行动之际，我们的第三个人物——尚无甚名气的弗朗索瓦·基佐年仅27岁。尽管如此，他已是内政大臣、修道院院长孟德斯鸠的秘书长，头上戴有历史学家、哲学家、政治实践的理论家等多顶桂冠，在被当作重要智囊之一的同时，亦被人认定将成为19世纪重要的国务活动家。但人们将发现这一判断亦可能失误……
基佐与邦雅曼·贡斯当一样信仰新教，但来自信仰加尔文派的南方——他出生于尼姆，熟悉瑞士的莱曼湖畔，当年在当律师的父亲被恐怖统治送上断头台时，母亲为逃避恐怖统治带着他来到此地。基佐从母亲那里接受的教育永远武装着这个瘦削、苍白、看起来耸肩缩颈的小个子男人，他的庄严朴素与贡斯当和夏多布里昂散发出的魅力形成鲜明对比。为了学习法律，他于1805年在巴黎安身。此时年轻的基佐虽然在智力上有点早熟，但如好友夏尔·德·雷米扎在《回忆录》中记载的那样，他看上去不会在巴黎开创一番事业：“一名在日内瓦学习过的南方新教徒，懂德语，知晓史学、博学（érudition）、哲学、文学，还对日耳曼习语略知一二。他不把任何人当作上司对待，从不赞成忽视似乎该被忽视的事物，也不会对任何事物感到惊讶。此外，他还没有任何氏族或豪门的支持，在1812年前后，这样的人注定不会在巴黎社交界中受欢迎。”[21]
基佐在20岁时发表第一篇文章，此后著述甚丰，其中一些著述在今天可被形容为“为了维持生计”，如为《同义词辞典》《传记大全》撰稿，多项译事（包括翻译英国历史学家吉本的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以及艺术方面的评论（这些评论已经显示出他力求系统的精神，这一点既是他的长处，也是他的弱点）。1809年，在他22岁时，他的朋友、时任巴黎大学哲学史教授与文学院院长的鲁瓦耶-科拉尔建议他去教授历史。“教历史？可我不懂历史。”“那您就边教边学！”基佐于是首先在大学重要的主宰者丰塔纳的庇护下开始大学教书生涯。他在1812年被任命为由法兰西学院院士夏尔·德·拉克雷泰勒在文学院中占据的历史学教席的助理教师，接着，他几乎是立即被调配到丰塔纳为他而设置的近代史教席。
“当我在1812年12月开始授课时，丰塔纳谈到我的开课演说，暗示我应当在演说中放上几句赞颂皇帝的话。他对我说，这是惯例，尤其是在创设一个新教席时，而皇帝有时亦会让人向他报告相关情况。我辩解了一番，不顾礼节地对他说，我并不关心这一切，我要做的只是向大学生讲授科学，无法被迫在里面掺杂政治，更何况是与我看法相左的政治。丰塔纳先生以一种显然是尊重与不知所措兼而有之的口吻对我说：‘那就照您所想的去做吧！如果有人抱怨，他们会来责怪我的，我会尽我所能为我们即您和我辩护。’”[22]
同年，基佐与曾和他一起为《教育年鉴》撰稿的波利娜·德·默兰结为伉俪。波利娜比基佐大12岁，是她把基佐带入“观念学派”的圈子。这一圈子的成员有德斯蒂·德·特拉西[23]、多努、卡巴尼斯、玛丽-约瑟夫·谢尼埃[24]等等，这些人在帝制时期的法国维持着启蒙运动的精神，并占据着部分机构。众所周知，在这些机构里，天主教色彩过浓的夏多布里昂等人曾是被攻击的目标。基佐为他们的报纸撰写稿子，但不像他们那样反对教权。当受到激烈攻击的《殉道者》在1809年出版之际，他在《政论家》中以钦佩之情为夏多布里昂辩护，此举使他获得后者的热忱感谢。
基佐的政治观念毕竟尚未成形。他既不拥护也不反对拿破仑，而且既不拥护也不反对王权。把这名年轻的胡格诺派教徒拖入政治领域的是一次偶然。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出生于资产者和新教徒家庭的我无比忠于信仰自由、法律面前的平等以及我们在社会方面业已取得的一切重要成果。但是，我对这些成果的信任是完全冷静的，我不认为要为这些事业效忠就必须迫使自己把波旁王室、法国贵族和天主教教士视为敌人。”[25]在拿破仑于1814年4月首次退位之后，波旁复辟王朝在寻觅人才。由于内政大臣、修道院院长孟德斯鸠请求鲁瓦耶-科拉尔为他找一名秘书长，后者向他推荐了基佐。作为一位在智力方面拥有上佳表现以及被保皇党人热情推荐的新人，基佐被孟德斯鸠这位大贵人兼神职人员接受。在“百日”发生之前，孟德斯鸠身边的基佐很快成了不可缺少的人物。
就这样，虽然宪章上没有基佐的名字，但他也参与了起草工作。1814年6月，他拟订了一份长达30页关于“法国公共精神的状况”的文书，由孟德斯鸠呈给国王。人们从中发现了一种政策的开端，即一种为需要与君主制和解的国民（君主制也需要与国民和解）设置的名副其实的教育纲领的开端。他解释说，为此，君主制若要避免引起国民的非难，重要的是拒绝恢复任何旧制度的“贵族特权”。为了更好地把国民与国王紧密连接起来，基佐为“自由主义的体制”辩护。在他为孟德斯鸠所写的演说提纲里，他强调一种确保大革命的民事平等的遗产以及使拥有国有财产者安心的议会君主制。
基佐虽然是公共道德和宗教的捍卫者，但却因为其坚持君主制与大革命之间的妥协，未能在极端保皇派那里得到好评。作为孟德斯鸠的幕后顾问（孟德斯鸠对他已越来越信任），他使孟德斯鸠表现得十分务实，这种态度使后者成了真正的内阁首脑：他提出，复辟王朝不仅必须消除一切复仇精神，而且若想长治久安，还必须建成一个“国民的”和“现代的”王朝。
基佐总结了自己在内政部和轻率的孟德斯鸠身边的经历，也在其《回忆录》中追忆了他在“紧急关头”中所起的另外两次作用。首先是1814年7月5日提交的关于新闻的法案，该法案经过两院的激烈辩论，于10月21日成为法律。他对此这样解释：“就其首要和根本的思想而言，该法案……的目的是，通过立法，认可作为国民普遍和永久权利的新闻自由，同时在一场巨大革命和长时期专制统治刚刚过去、自由主义政府刚刚执政的情况下，对它加以某些有限和暂时的限制。”在19世纪初，新闻自由——如基佐所说的“这一近代文明争论激烈的保障”——处在一切辩论的中心。左翼阵营要求新闻自由，右翼则害怕新闻自由。1814年以来，基佐证明了他这种被称为“中庸”的稳重：新闻自由，可以有，但它并非没有界限，因为与一切自由一样，应当进行最初的尝试。
基佐着手采取的第三项措施是公共教育的全面改革：它规定，用分布在王国最大城市中的17个教育团（universités）取代帝国唯一的总教育团。这一有点早熟的教育团的分散布局（基佐后来承认，当时有5到6个外省的教育团就足够了），因为“百日”而没来得及实现。在孟德斯鸠身边的9个月时间里，基佐结束了他的“学业”。他的抽象能力在政治领域得到了检验。他不再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他在进行充当执政者的训练。
在3月5日的晴天霹雳（宣布拿破仑已登陆）过后，王室大臣德·维特洛莱男爵这位孔代亲王的前军官，意欲撤退到卢瓦尔河对岸发动一场游击战，亦即制造一个新的旺代。孟德斯鸠拒绝了这一想法：“旺代的国王绝不会重新成为法国的国王——只有一位朱安党人的大臣向国王提出过这种冒险的想法。”但是，在基佐的推动下，内政大臣给省长们发出大量信函，要他们以受到威胁的自由的名义组织人们捍卫君主制：“在您所在的省里行使最严厉的治安保卫规章，除了国王军官指挥下的部队聚结，不得容忍任何聚结；召集国民自卫军，它将有助于你们监视敌人，拦截各种往来，牵制和制止试图支援反君主制者的犯罪意图……最后，先生，请您保证您所在省在和平时期的安宁以及在危急情况下的忠诚。”
孟德斯鸠在基佐鼓动下写的最后一封信落款于3月16日：“请您散发公告告知人民，有人想从他们那里夺走善，带来恶。某些部队的叛变不可能征服法国。伴随着威严，高尚的事业会获得胜利。”3天后，国王的政府解体。孟德斯鸠确信波旁王朝的失败不可逆转，没有跟随国王到根特，而是动身前往英国。而基佐只是回到文学院：“决定置身于一切密谋和徒劳的煽动之外，重操开始撰写历史著作与授课的旧业，但也对刚向他敞开却又突然关闭的政治生活感到不无强烈的遗憾。”[26]为了回到文学院，他应当宣誓效忠与服从复辟的帝制。文学院院长鲁瓦耶-科拉尔作为保皇派分子，亦进行了这样的宣誓，还鼓励同事效仿他：“这纯粹是个形式！”基佐顺从了。
与鲁瓦耶-科拉尔以及其他立宪君主主义者一样，基佐不相信东山再起的拿破仑会长久：“那个人刚刚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并且到处一呼百应，出现在不论是敌是友的你们面前，他在穿越法国之后夜间重返巴黎，因为路易十八已经离开那里。他的车被骑兵簇拥，他经过时碰到的只是为数不多、死气沉沉的人。他在来路上充满斗志，但最终遇到人们的冷漠、怀疑、谨慎的回避、自由派的不信任和深深不安的法国以及不可逆转地与他为敌的欧洲。”[27]维也纳会议上的反法联盟，事实上已经向皇帝宣布进行殊死之战。
为了组织一个以根特为根据地的情报机构，好向流亡的国王说明情况，基佐在鲁瓦耶-科拉尔家中重新见到了他的朋友：贝盖[28]、若尔当[29]、巴朗特[30]、图尔农[31]、波塔利[32]。在拿破仑组织的全民投票以及随后举行的选举中弃权者数量可观，使他们深受鼓舞。基佐写道：“我们很快就确信，拿破仑将倒台，而路易十八将重新即位。”对“科西嘉的吃人魔鬼”的害怕，只可能有利于那些捍卫自由主义观念的保皇党人，直至那时仍敌视兄长钦赐宪章的阿图瓦伯爵（未来的查理十世）公开地站在了这些保皇党人一边。但是，主张宪政的保皇党人始终不得不重视“反动或宫廷的专制主义者”。鲁瓦耶-科拉尔集团意欲告知国王，新的复辟王朝应当提防国王亲信和私人顾问德·布拉加伯爵等极端保皇党人所鼓吹的旧制度的思想观念，应当摆脱那些什么也没学会、什么也没忘记，把失败归咎于宪章的人所具有的科布伦茨精神。路易十八应当通过一项毫不含糊的宣言，使舆论对宪政事业放心，并准备一个能够完美确保过渡的人，即塔列朗亲王掌控下的政府。基佐被指定为信使。
这一使命并非没有危险。基佐希望证明自己有勇气和责任感。他也希望能配得上妻子波利娜慷慨献给他的敬重。他后来从根特给她写信：“我的朋友，你知道是什么使我下定决心吗？使我下此决心的是这样一种愿望，即我必须使你不缺少任何幸福，履行一切你对我的期待及为我规定的义务。我的行动与抱负取决于你，正是因为你，我不愿忽略任何使我从所有男人中脱颖而出的机会。”[33]
基佐于5月23日离开巴黎：他毫不困难地躲过帝国当局的监视，到达布鲁塞尔，在这里，根据已获悉基佐此行使命的德·布拉加的要求，站岗的塞马雷伯爵把基佐扣留了一段时间。基佐在5月28日才到达根特。他一开始就觉察到极端保皇派的优势：“科布伦茨的党派从未如此疯狂与活跃过，主张宪政的派别却无所事事地等待。德·布拉加先生仍然深受信任。”他发现了反动分子狂热的纲领，这是一份只会使人想到苦役和清洗的报告书，它甚至期望从沙皇亚历山大那里得到一小块西伯利亚的土地，以便把国有财产获得者【22】流放到那里！
6月1日，基佐受到路易十八的接见。
“4点钟，我从国王那里离开，人们初次与国王面对面在一起时会感到多么窘迫！他在接见我时的亲切，比他可能会表现出来的生硬与傲慢更令我不知所措，我本想说出可能令人不快的实情，但一看到这位被废黜的君主慈父般的脸，我的勇气就消失了……”
尽管如此，基佐力图转达他的想法，肢体不灵活的国王彬彬有礼地听着。一个小时过后，他向来访者示意会见结束。信使对自己大为恼火，他写道：“我现在明白，并非向国王说出实情有多难，而是听任自己不对国王说出实情有多简单。”在此期间，极端保皇派的控制并未动摇。
基佐无法重返法国。他在根特等待着，那里已被惠灵顿统帅军队中的比利时与英国的新兵侵占。在等待风向转变期间，他身穿黑色燕尾服在那里散步，帽子上缀着白色的帽徽。他宁愿远离流亡的重犯者的陪伴，在旅馆的房间里独处。他在旅馆的房间里给波利娜写信：“当我再也不能忍受孤身一人时，我会下一盘十五子棋，或在一个有人认识我的俱乐部里打一盘台球。我更喜欢这样做，而不是去挨门逐户地把我的烦闷与所有游手好闲者的烦闷密切联系在一起，因为其他人的烦闷比我自己的更让我厌烦。”
虽然如此，他有时也听任自己逃避正事，或去野餐，在一个乡间小屋里一边品尝“水手鱼”【23】，谈论艺术，喝着卢汶产的啤酒，一边等待太阳落山。
这既是孤独的时期，也是思考的时期。在此期间，基佐树立了信念，并因廷臣的平庸、盲目和对现实的无知痛心疾首。“如果他们知道当今法国与他们眷恋的法国相似之处何其少，如果他们了解新国民的利益、看法、情感、习惯与他们过去所见以及还在设想的毫无关系，如果他们能够全面理解这种我们均参与其间的政治变化，我相信，他们会避免已经陷入以及还将陷入的绝大多数错误。”
拿破仑的胜利引起的恐慌过去以及突如其来的滑铁卢之败，均完全无法使仇视拿破仑且爱国的基佐与极端保皇派共享欢乐。他的想法已经成形：“如果不建立一种合理的、符合时代需要的政府体系，如果人们继续像去年那样在没有计划、远见和力量的情况下盲目行动，我将不会让自己与这样一种无能紧密联系在一起……”
基佐从此知道他所要做的是什么，他已经具有政务方面的可靠经验，而且见解日臻成熟。他成了保皇主义者，但亦是与极端保皇派所期待的政府相悖的“现代和国民的政府”的拥护者：“因为理智经验业已表明，在1789年所发生的一切过后，专制主义对波旁王室的君主来说是不可能的，一种难以逾越的必然性迫使他们妥协和掌握分寸……”[34]
贡斯当、夏多布里昂、基佐，以不同方式经历“百日”的这三个人堪称复辟王朝时期思想政治方面的三个主要人物。他们不属于同一政治派别：夏多布里昂是极端保皇派，贡斯当是自由派，而基佐是主张宪政者。然而，这三个人在整个复辟王朝期间均受命为捍卫自由做出贡献，捍卫自由是他们的激情或合理信念中的关键词。前两位已经具有一定经历，有需要了断恩怨的老账和有待让人忘记的行为，第三位则是一名从大学的能者居高位体制（la méritocratie）中出来的新人。在我们的政治语言当中，贡斯当是左派；基佐是中间派，居于“中庸”；夏多布里昂则是右派。虽然分属不同营垒，且出身各异，但他们不仅将把才能用于实现抱负——天晓得他们有多少抱负！——还拿它服务于法国，使法国最终转向自由原则。他们彼此相斗，但有时又站在一起反对共同的敌人。这三个人都厌恶拿破仑的专制政体，反对以希望之名向拿破仑让步。他们之所以是保皇主义者，或者是出于信念，或者是出于理智，出于具有务实态度的担忧。在我们看来，他们捍卫的君主制彼此并非如此对立。不管怎样，在特定时刻他们的愤恨将让位于社会的一致意见，而现有政治体制将因此遭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