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弘历，生于清圣祖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八月，死于清仁宗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正月，是清朝第五个皇帝，入关后的第四个皇帝。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是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的第四子。清世宗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被立为太子；清世宗雍正十一年（公元1731年），被封为和硕宝亲王，开始参与军国要务；清世宗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去世，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即位，改年号乾隆。由此，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站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至高点，开始施展其“文治武功”。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在位六十年，退位后又当了三年太上皇，终年89岁。谥号“高宗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所以说，虽然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正式在位的时间没有他的爷爷长，但是，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才是实际统治中国时间最长的皇帝。
在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正式登基前，其皇储的身份早已广为天下知。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深受其祖父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与父亲清高宗爱新觉罗·胤禛的喜爱，在其父在位期间，时常参与军国要务。据传，由于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并不希望其子陷入自己曾经经历过的夺储之争，将传位诏书置于乾清宫的牌匾后，直到自己驾崩后方可打开。清世宗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驾崩，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顺利继承皇位。清仁宗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病逝。
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晚年自号十全老人，陶醉于文治武功，听任和砷专权，日益腐败。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宠信和砷，且时常下江南。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登基时，清政府国库尚有3，000，000两白银，清高宗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左右，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到达了他统治的巅峰时期，国库积有白银73，900，000两，甚至超过了康、雍两朝。但是长期且巨大的贪污腐败、数次远征、诸多宫廷建造、个人六次南下、历次平叛、缓慢孳生的鸦片贸易逆差以及个人浮华奢侈的生活，消耗了150，200，000两白银。清高宗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退位时，几乎所有的国库资金被挥霍一空，一无所有的国库给他的继承者清仁宗爱新觉罗·甬琰巨大的困扰。
皇帝个人档案
姓名：爱新觉罗·弘历，庙号：高宗年号：乾隆
本名：爱新觉罗·弘历，陵寝：裕陵（清东陵）
生肖：兔，祖籍：赫图阿拉城（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老城村）
职业：亲王—皇帝，出生地：北京雍亲王府（今雍和宫）
生日：清圣祖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1年）八月十三日，当皇帝机遇：深受父亲喜爱
死亡时间：清仁宗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正月初三，父亲：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
寿命：89岁，母亲：钮钴禄氏，后尊为孝圣宪皇后
身高：不详，配偶：29人，皇后为富察氏
体重：不详，初婚年龄：16岁
学历：皇家教育，子女：17子，10女
性格特点：好大喜功，继承人：儿子爱新觉罗·甬琰（清仁宗爱新觉罗·甬琰）
谥号：纯皇帝
武功
平定叛乱，安定边疆
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利用清朝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隔阂，两次平定西北的准噶尔部，一次平定新回部，两次征服西南的大小金川，一次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一次出征缅甸，一次出征越南和两次出征尼泊尔的廓尔喀。所以，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自称有十全武功，称十全老人。
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被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击败后，他的侄子策布阿拉布坦在西北仍拥有很大的势力，控制了新疆、西藏、青海等地，煽动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与清廷为敌。策布阿拉布坦死后，其子噶尔丹策零继续统领其众。清高宗乾隆时代，遇上准噶尔部内乱的大好时机，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在清高宗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出兵攻占伊犁。但噶尔丹策零的外甥阿睦尔撒纳降而复叛，清廷在清高宗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第二次出兵，终于完全清除了准噶尔部的反叛势力。这场战争，从噶尔丹时代算起，已持续了近70年。
准噶尔部平定之后，维吾尔族的首领大和卓木、小和卓木回到新疆，策动维族各部反清。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被迫第三次对西北用兵，这场战争延续了三年，终于迫使大、小和卓木逃亡国外。随后，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设置伊犁将军，并在喀什等地设参赞大臣、领队大臣等职位，同时大幅减轻了维族地区的赋税负担。西北19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终于巩固在中央政权之下。
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反对对西藏用兵，坚持以达赖喇嘛管理西藏地区，并派遣军队以维持主权。此后，清军曾远征缅甸和尼泊尔，迫使其承认自己的宗主国地位。
此外，西南的大小金川之战（大金川、小金川）也打得十分艰辛，两次反叛总共持续了近30年，贯穿了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统治期的中段。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先后两杀主帅，耗银七千万两，才压服了这里的藏民。
清高宗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越南爆发西山三兄弟起义，末代黎朝国王出逃清朝，寻求帮助以恢复他在升龙府（今河内）的统治。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应允了盛南国王的要求并派出大批军队帮助他平定起义。清高宗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清朝军队攻克了升龙府，但几个月后的春季，便遭到了阮惠及其所部发动的强烈攻势而再次沦陷。此后的几年中，对于越南事务和黎王及其家族，清政府只是作出了外交上的保护。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的军事行动稳定了清朝数百万平方公里的边疆区域，也带来了许多少数民族——回部（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鄂温克族和蒙古族的大融合。军事扩张也占用了帝国庞大的国库开支，这也成为清末国力衰弱，面对西方列强时清政府束手无策的一个间接的原因。
清高宗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闽浙总督常青的两份奏折送到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面前。常青奏：台湾府彰化县“贼匪”林爽文结党扰害地方，十一月二十七日知县俞峻在大墩“拿贼遇害，县城失陷”。臣闻信，飞咨水师提督黄仕简领兵两千，由鹿耳门飞渡进剿，并派副将、参将都司带兵分路夹攻，又派陆路提督任承恩领标兵1200名于鹿耳门前进，臣于泉州、厦门等处往来督察。第二天，陆路提督任承恩之折又到，奏请登舟渡台，进剿乱民。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予以斥责说，“岂有两提督往办一匪类之理”，实系“至愚”，此事极易平定。
正当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大谈不须多调兵马，消灭起义军易如反掌之时，林爽文、庄大田领导的起义军，却已连下彰化、凤山、诸罗三县，台湾全府丢失大半，官军困守于郡城，形势十分危急，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对局势的判断，完全错误了。原来，被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轻视为普普通通的乱民林爽文，并非轻易就可消灭的小股残匪的乌合之众，而是天地会首领组织的反清义军。台湾有大量从闽粤两省违禁私渡入台的移民，他们“轻生好勇，慷慨悲歌”，经常袭杀贪官污吏豪横将弁。天地会在台湾十分盛行，会众急剧增多。彰化县大里杙庄的林爽文，凤山县仔港庄的庄大田，都是天地会的重要首领。路营副将赫生额、游击耿世文带领兵役来至大墩，欲捕捉林爽文，在离林的住处还有7里不敢前行，谕令村民擒献林爽文，如不遵令，即焚毁村庄，并“先焚数小村怵之”。村民极端愤怒，“号泣于道”，林爽文遂因民之怨，集众夜攻，全歼官兵，斩杀知县、副将、游击，乘胜于十一月二十八日攻下彰化县城，杀知府、理番同知、摄知县事、都司孙景燧等官。十二月初一日又打下竹堑。会众拥戴林爽文为盟主大元帅，驻彰化县署，建元顺天，以杨振国为副元帅，王作为征北大元帅，王芬为平海大将军。十二月初六日，林爽文又破诸罗县。各地天地会会员纷起响应，连破六斗门、南投等处，郡中大震。台南凤山县庄大田也聚众起兵，众至数万，于十二月十三日攻下凤山县城，自称南路辅国大元帅，或称定海将军、开南将军。台湾府一共辖有四个县，现已丢失三县，只剩下台湾府城及台湾县，犹如海中孤岛。
林爽文于十二月初七日，水陆两路进攻府城，水路有船数百只，陆上有兵万余，连攻三日未下。林爽文与庄大田各自派兵进攻各地官兵和支持清军的“义民”村庄，势力迅速扩展。这样强大的义军，这样危险的局面，竟被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认定为小股残匪的乌合之众，可以轻而易举的消灭，可见其对实情太不了解了。
虽然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多次严谕催战，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陆路提督任承恩带领援兵13000余名已经赶到台湾，台湾府又有额设驻兵12000余名，还有移民中支持清军的“义民”，人数并不少于义军，且枪炮弹药皆比义军更为充裕，但两位提督都是贪生怕死怯于战阵的庸将，黄仕简自称有病，在府城“卧病床榻”，任承恩困居鹿港，不敢进攻义军。官兵处于被动挨打，时有伤亡的严重局面。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大怒，连下谕旨，对两位庸将严厉斥责，最后将二人革职拿问。
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把平台重任委诸于他认为优于“督率搜捕”的总督常青，从三个方面提供十分优厚的条件：其一，授常青为将军，以福州将军恒瑞、新福建陆路提督蓝元枚为参赞，“俾事权统一，军威益振，以期迅奏荡平，绥靖海疆”；其二，严肃军纪，诛戮逃将，斩总兵郝状猷、参将图里瑚；其三，增派援兵，允常青奏请，增派援兵七千，其中有福建驻防满兵一千。
常青于三月初抵达台湾府城。此时，常青辖有官兵三万，还有各庄支持清军的“义民”，并且得到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大力支持，格外优遇，如若调度有方、勇猛冲杀，平定起义的进展是会很快的。然而，这位被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赞为优于“督率搜捕”的将军常青，其实是既不优于挥军征战，又系怯战怕死的胆小鬼。常青的惟一长处是善于逢迎奉承，交结权贵，巴结上了权相和砷，史称其为“和相私人”。常青对于兵法是一窍不通，并且胆小如鼠，极畏征战，却擅长吹牛，虚报战功。
清高宗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五月二十四日，诸将决定出师。第二日，常青领兵出府城，庄大田率天地会会党一万余人合攻府城，双方刚刚交战，“常青战栗，手不能举鞭，于军中大呼曰：贼砍老子头矣，即策马遁。诸将因此即退”，义军“欢跃而归”。常青入城，即令闭城株守，又请增兵一万。这样的庸帅，怎能平定台湾！天地会势力更加迅速扩展，数月之内，义军“已增十万”，四处攻打官兵。将军常青、参赞恒瑞拥兵困居府城，总兵柴大纪统兵4000死守诸罗，参赞蓝元枚、总兵普吉保困于鹿港，大半个台湾已落入义军手中。常青吓破了胆，“日夕惟涕泣而已”，别无他法，只好苦苦哀求和砷把他调离台湾，他自己也奏请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另派大臣来台。经过和砷的活动，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也对常青株守郡城不能立功而生气，于六月二十日下谕，派协办大学士、户吏二部尚书、陕甘总督、御前大臣、嘉勇侯福康安前往台湾，接替常青，统率军务，派一等超勇侯、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为参赞大臣。八月初二日，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又下谕，授福康安为将军，增调湖南、湖北、贵州绿营兵6000名及四川“屯练降番兵”2000名。
但乾隆成万没有想到靠以平定台湾起义的大帅福康安却呈上了一份畏难的奏折，大讲官兵疲弱怯战、敌军狡诈凶狠情形。原来，此时，绝大部分台湾州县村庄已经被义军夺占，官军连遭失败，士气低下，动辄溃逃。常青龟缩郡城，福建水师提督、参赞大臣柴大纪困守诸甸，粮尽弹绝，危在旦夕。官军总数虽然已经增加到5万，这次又新调8千，人数不为不少，可是素质太差，士兵太弱，并且林爽文、庄大田领导的天地会义国已号称一二十万。正是在这样的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十几年来连建功勋的常胜将军福康安才感到信心不足，难胜重任，而向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呈交了“畏难”的奏折。
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于这年的八月二十四日看到福康安的这份“畏难”奏折后，大吃一惊，于当日及二十五、二十六日，连下三谕，讲述进剿必胜的原因，勉励福康安勇担重任，并着重强调了对福康安的宠信和关怀，专门指出：“朕之待福康安，不啻如家人父子，恩信实倍寻常”，对彼“寄以股肱心膂”。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推心置腹、情深意厚的晓谕，使福康安消除了疑虑，增强了勇气和责任心，迅速赶往台湾。
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对征台之役，还做了不少辅助工作，调拨白银几百万两和米100余万石运往台湾，多次下谕嘉奖支持清军的“义民”，招抚“胁从之民”归顺。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经边反复思考后，制定了集中精锐士卒，直攻林爽文大营的战略方针，指示奖帅贯彻执行。这一切，对战局的进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福康安原本奏称：集中郡城常青之兵、盐水港恒瑞之兵五千及柴大纪诸罗守兵三四千，鹿港之兵数千余名以及自己带来的几千援兵，南北夹攻，直捣大里杙林爽文的家乡。但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不允其请，责令其直抵诸罗，解围之后，攻敌巢穴。
于是，福康安于十一月初七日领己兵5000及鹿港兵6000余名和“义民”1000余人出发，“凡遇贼庄，即行剿洗”，几经鏖战，超勇侯海兰察率巴图鲁侍卫奋勇冲杀，官兵紧紧跟上，大败义军，林爽文率会众撤走。清军于初八日下午进入诸罗城，解了该城被困五个多月之围。福康安又率军猛烈进攻大里杙，义军“万炬”迎战，不幸失败。十一月二十五日，林爽文携眷逃入“番社”。
清高宗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初四日，林爽文被清军抓获；二月初五日是，庄大田亦被俘。不久，二人被处死。林爽文、庄大田领导的天地会反清起义被清军镇压下去了。
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大喜，重赏有功臣将，晋福康安为一等嘉勇公，海兰察为二等超勇公，批准福康安呈上的《清查台湾积弊酌筹善后章程》，对善后事宜做了妥善安排。与此同时，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对另外臣将的奖惩却犯了严重的错误。台湾总兵柴大纪坚守诸罗，功在朝廷，起初被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擢封一等义勇伯，世袭罔替，升提督，加太子少保。后因在福康安解诸罗之围时，柴大纪仅以宾主之礼相待，未曾叩拜，福康安大怒，再三上疏，劾参柴大纪贪黩营私、贻误军机、激生民变。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听信其言，将柴大纪革职削爵，其子充发伊犁为奴。而对惧敌畏战、严重贻误军机的庸帅常青，却以其“功过可以相抵”，免交刑部治罪，并授为礼部尚书。两相比较，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真是颠倒了是非，混淆了忠奸。
文治
重视文化，编书撰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