阏氏见画中的美人比自己年轻漂亮不止百倍，不由妒火中烧。她害怕冒顿得到美女后自己失宠，就千方百计地说服单于收兵，放汉帝一条生路。
这种说法不一定可靠，但刘邦确实派人与匈奴进行过谈判，并给阏氏送过一批厚礼，阏氏收到礼物后，也确实对单于吹了枕边风，单于听后就下令收兵了。
总之，陈平用这条妙计，终于骗得匈奴退兵，刘邦总算逃出重围，一场大难消于无形之中。
承袭秦制，巩固政权
秦朝灭亡、汉朝兴起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的一次自然更替，虽然是一次翻天覆地的改朝换代、政权转移，但是更换的只是帝王将相而已，秦始皇所开创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基本上完好无损地沿袭了下来，汉高祖刘邦建立的政权形式、国家的各种政治制度，几乎一律继承了秦朝的先制，或者在秦制的基础上进行了某些修补，史称“汉承秦制”。
刘邦在消灭群雄，问鼎中原，统一天下之后，仍然依照秦朝的制度称皇帝，但是他吸取了秦朝灭亡的教训，不再以皇帝个人之私独自占有天下，确立了与群臣共治天下、共享富贵的制度，扩大了统治的基础。
为了笼络群臣，刘邦根据他们功劳的大小进行了不同的封赏。功劳最大的封为王，其次是诸侯，赐予他们食邑，并允许他们自行设置官职，收取租赋。这样皇帝广施恩泽、荣爵厚赏，使得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得了恩惠，和朝廷结成了直接的利害关系，朝廷损则大臣损、朝廷荣则大臣荣，群臣无不集中到皇帝身边，为皇帝出谋划策、尽心卖命，在整体上形成了统一、巩固、强大的统治集团的阵营，皇权日益坚实，难以轻易撼动。
汉朝承袭了秦朝实行的以丞相为核心的中央官制。和秦始皇一样，作为皇帝的刘邦牢牢地掌握着独裁的大权，皇帝之下，设置了各级的辅佐官员。在中央，官职依旧沿袭了秦代的三公九卿制度。三公分别指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丞相是皇帝的主要助手，协助皇帝处理全国的政务，事无巨细，丞相都可以参与，是全国最高的官职，汉朝设有左、右两个丞相，有助于消弱丞相的过度集权，也有助于为皇帝集思广益。太尉是最高的军事长官，掌管全国的军事，太尉的职位虽然不如丞相高，但是他掌握着关键的军事部门，因此是极为关键的职务。御史大夫是全国最高的监察官，负责监察百官，督责风化。直到汉武帝时期，中央官制出现了内朝与外朝的划分，皇权也进一步集中。三公之下是九卿。中央政府的日常行政事务分别由九卿来负责处理，汉朝的时候，九卿的名称在秦朝的基础上有了一些变化，但是职权和地位没有任何变化。九卿是：奉常，又称太常，为九卿之首，掌管宗庙祭祀、朝廷大典等礼仪事务；郎中令，掌管皇帝的警卫和处理宫廷事务；卫尉，掌管宫廷护卫；太仆，掌管皇帝的车马礼仪；廷尉，管刑法和断狱；典客，掌管少数民族事务和外国使节等；宗正，掌管皇族事务，一般由皇室中的德高望重者担任；大司农，掌管全国的钱粮财政，又称为治粟内史；少府，掌管山河池泽的税收，实际上是皇帝的私人财政官。九卿的名称是不断变化的，而且随着汉朝中央结构的不断膨胀，中央政府的机构和人员也不断增加。
为了维护封建社会身份尊贵卑贱的等级制度，汉高祖刘邦还继承了秦朝时期的20级爵位制度。实际上，爵位制度可以看作是对官制的一种补充，主要用于封赏对于国家有贡献的人和有一定的社会影响的人，满足人们对于名誉地位的追求。特殊的时候，国家也用爵位来作为鼓励人民做某件事的刺激手段。爵位越高，社会地位也就越高，享有的特权也就越多。爵位的授予掌握在天子手里，受封之人自然会对他千恩万谢，效忠于皇权。这也是汉高祖的高明之处。
在官吏的选任上，汉初依旧是承袭秦制，主要有察举，即中央与郡国长官定期或不定期地向皇帝推荐各种人才，如贤良方正、孝廉、茂才异等。大约二十万人推荐一人，推荐后，由皇帝加以考试，然后任官；还有就是征辟，又分征召与辟举。征召是对全国特别有名望的人才，由皇帝派专人去聘任；辟举也叫辟除，是由中央或郡国长官对所辖部门或地区内有名望的人加以聘任，辟为自己的幕僚属吏。
汉代的地方政府奉行了秦朝的郡县制，分为郡、县、乡、亭四级。秦朝的时候全国共有36个郡，汉高祖刘邦把全国划分为15个郡，后来刘邦陆续灭掉了一些诸侯王，恢复和新设了一些郡，又达到了秦朝时期36个郡的设置。
但是，和秦朝不同的是，汉高祖刘邦也实行了分封制。刘邦认为，秦王朝的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秦始皇采取的政策太苛刻、太急切，特别是在取消“分封制”的问题上，分封制已有近千年的影响，若要废除，老百姓不能立即接受，对立情绪太大。刘邦认为实行分封制，对于消除对立情绪、稳定群臣，依然是一个重要手段。同时，刘邦也并不希望再出现诸侯割据、群雄争霸的分裂局面，而秦始皇所创立的郡县制，确是克服这一弊端的有效措施。因此，刘邦采取了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的办法。
在楚汉战争中，刘邦为了分化项羽阵营，壮大自己的力量，曾经分封了一些“异姓王”。后来，他们的力量过大，威胁中央集权，刘邦便借故一一翦除。但在诛灭“异姓王”后，刘邦“惩戒亡秦孤立之败”，又陆续分封自己的子侄为王，共封了楚、齐、梁、赵、燕、代、吴、淮南、淮阴等九个诸侯国，诸侯国内的行政、军事、司法、财政等大权都归诸侯王所有。当时，九个诸侯王的封地包括了原东方六国的领土，只留下原秦国的旧土十五郡由中央直辖，并仍划分为郡、县两级。另外，还存在着一些郡和诸侯国交叉的问题，因此，就有了国权大于郡权的规定。这种王国与郡县并存的体制，被称为“郡国并行制”。
当然，这种制度也存在一些不利因素，以致于后来出现了严重的诸侯王叛乱的问题，尤其是在汉景帝时期，晁错向汉景帝提出“削藩”政策，引发了七王之乱，后来汉景帝平定叛乱，将诸侯国封地收归中央，由中央派官员管理。至此，封国虽然名义上仍然存在，但封制与郡已基本相同。直到汉武帝时期，诸侯国问题才算彻底解决，逐渐形成了州、郡、县三级管理体制。
汉代的监察制度是与秦朝一脉相承的，但也有改革和发展。刘邦建立汉朝的统治后，为了维护封建地主的利益，加强封建专制的统治，他在秦朝官僚制度的基础上，在中央继续实行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中枢职官的三公制官僚体制。中央的监察机构仍袭秦制：御史府之长——御史大夫是全国最高的监察官，又是“宰相之副，九卿之右”，御史大夫的副手——御史中丞专掌纠察百官。
在地方，汉高祖刘邦放弃了对地方的监察。《后汉书·百官志》：“秦有监御史，监诸郡，汉兴省之。”致使地方吏治日趋腐败。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部分地区恢复了御史监郡制度。汉武帝时期，废除了监郡御史，并在公元前106年设立十三部刺史，驻地专司监察地方。《汉书·百官公卿表》：“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诏条察州，秩六百石，员十三人。”十三部刺史皆隶属于中央最高监察机关御史府，有御史中丞具体督管，在地方设有固定治所。十三部刺史的设置，表明中国古代封建国家的地方监察制度已趋于基本成形。
除此之外，汉高祖刘邦还在秦朝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改制了汉律。刘邦刚入关中时，和关中父老“约法三章”，这是汉朝最早的法律形式，但是这种形式过于简单。统一天下后，亟需要建立一整套完备翔实、严谨有序的律法制度。
在高祖身旁，许多开国元勋都同刘邦一样，也出于游侠之徒，除了张良、萧何、曹参等几个特殊的人士外，樊哙、周勃、灌婴、王陵、陈平等都是一些言语粗鄙、行为莽撞之人。刘邦即使在当了皇帝之后，也常和群臣在宫中畅饮，大声笑骂，引以为乐，丝毫不注重君臣之间应有的节度，反倒像是一群浪荡于市井中的流氓。
丞相萧何看到这种情形，想到如此下去，帝国必要败亡在这群人的手中。因而，萧何根据秦律予以增补，制定了著名的《九章律》。同时，又仿效秦朝建立起一套礼仪制度。从而使得汉朝的体制，有其本末秩序。《明史·刑法志》中有云：“历代之律，皆以汉之九章为宗。”可见萧何所定的《九章律》已成了历代的规范，影响了后世之人。
汉朝也以秦朝军制为基础，并且进行了一些改革。在中央设立南、北军，分别由卫尉、中尉统领，作为守卫皇宫和京师的常备军。在地方，有经过训练的预备军，根据各地区的具体条件，分为步兵和骑兵。
归结起来，汉承秦制集中体现在礼法制度方面。汉高祖刘邦的统治政策与秦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这种不同之处，正是借鉴秦朝灭亡的教训而总结、制定、推行的。总之，通过以上一系列措施，刘邦建立了一整套井井有条、自上而下的统治制度，统一集权的大汉帝国初步确立了起来。
秦朝所开创的封建政治体制之所以能被汉朝所继承，是有其原因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费尽心思建立了一系列的统治制度，到西汉时期仍然有利于皇权的专制和集中，有效地号令天下，统治万民，确保统治者的最大利益得到维护。另外，秦朝的制度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地方的权力集中到中央，中央的权力集中到皇帝，有效地防止了诸侯割据情况的出现，适应了社会发展、人民渴望稳定的要求。汉朝对秦朝的制度并不是简单的生搬套用，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此后，中国的封建统治制度一直持续了2000多年，虽然历经每个朝代的增减删益，但基本的体制一直没有变。因此，封建制度始于秦，巩固于汉，“汉承秦制”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重农抑商，薄敛赋税，休养生息
在结束了秦末的残暴统治和长达八年的战乱之后，刘邦终于登上了大汉天子的宝座，建立一个新的统一的封建帝国——汉。
刘邦即位之初，整个社会已经是一片残破，甚至出现沃野千里、空无一人的景象。整个国家人口锐减，经济凋敝，物价上涨，民不聊生。据史载，死于战乱和饥荒的人数超过全国总人口的一半，“大都名城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社会衰败程度由此可见一斑。举国上下人稀户塌、田园荒芜，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物质财富消耗殆尽，到处是一片萧条的惨景。
再就粮价来说，战国时期每石米价格大约在3钱左右，秦始皇末年，由于徭役无度，横征暴敛，天下粮食奇缺，每石米的价格已经涨到1600钱左右，粮价上涨了500余倍！由于粮食的不足，军队的粮草供应也成了棘手的问题。
早在巨鹿之战的时候，项羽的军队得不到充足的粮食供应，项羽大声斥责义军首领宋义“岁饥民贫，军无见粮”，宋义却依然饮酒作乐，项羽一怒之下将他杀死。楚汉战争进行了数年，生产进一步遭到了破坏，粮食缺乏，米价扶摇直上，即使是在富饶的关中地区，米价也上升到每石万钱，劳动人民无钱买米，甚至发生了“人相食，死者过半”的惨象。
汉高祖刘邦称帝后，各地的军事战斗陆续减少，社会日益趋向稳定，但生产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发展起来的，国家仍处于饥荒之中，“米时万钱，马匹百金”，国家国库空虚，百姓家徒四壁，上下都是一贫如洗的景象。各地百姓流离失所、饿蜉遍地，人民生活极度困苦，就连统治者的生活水平也无法与前朝相比。以致于“自天子不能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意思是说，皇帝出行竟然找不到四匹颜色一样的马，只好找颜色相近的马来代替；有的大臣上朝，竟然找不到马，只好乘坐牛车。
因此，刘邦登基后，就立即在丞相萧何等人的辅佐下，着手对社会的各项制度进行了调整。在继承了秦朝大部分的制度外，又吸取了秦亡的经验教训。与秦朝的残酷刑法和严厉的治国思想不同，汉朝采取清净无为的黄老思想为治国的指导思想，这种思想体现在经济方面就是“重农抑商，薄敛赋税，休养生息”。为此，刘邦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诏令。
刘邦称帝之初，曾经想统计一下国家的户口百姓，但迫于形势无法进行。有一次，刘邦经过一个县，就问县令全县有多少人口，县令回答说，秦朝的时候户口统计为三万多户，现在经过多年的战争，许多编户之民已经逃匿，还剩下五千多户，高祖于是感叹天下民不聊生。其实，像这个县一样，各个郡城损失人口少的有二分之一，多的竟达到十之八九，综合来看，汉初的人口仅有一千万左右，这对汉朝统治者巩固政权、发展生产是极为不利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调整统治政策，人民将无法生存，统治阶级也无法继续统治下去。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刘邦决定调整统治政策，恢复生产，安定民生。恢复发展经济的当务之急便是增加劳动力。
实际上，造成人口缺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在封建社会，没有人口就失去了生产发展的根本动力。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时候，全国约有2000万人口，秦朝刑法严苛，百姓流失逃亡，和平年代就已经有了人口下降的趋势。陈胜、吴广起义之后，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反秦起义，战争不但造成了直接的人员伤亡，间接人口损失更是难以统计。战争中，许多带兵打仗的将领杀人成性，以项羽为例，大小战役经历了一百多次，每次都有大量的人员伤亡，其中较大的有对襄城、城阳的屠城，两地之人幸免的甚少；巨鹿之战时，项羽与章邯大战共造成了10多万人死亡，项羽获胜之后，为防止降军叛乱，又命令英布将秦降卒20多万人全部坑杀。项羽进入咸阳之后，引兵屠城，火烧阿房宫，大火三日不止；楚汉战争时期，项羽一次杀汉军10多万人，淮水为之断流。项羽只是秦末农民运动的一个豪杰，其他的如韩信、英布、樊哙等人无不是杀人如麻。如此大规模的屠戮，必使天下的青壮年劳动力损失殆尽，又谈何发展生产·因此，为了尽快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刘邦采取了一系列的有效措施：
第一，“兵皆罢归家”，就是让兵卒复员。在长期战争的影响下，诸侯们都大肆征兵，战死伤亡的人员又非常多，造成了生产劳动力的严重缺乏。当战争逐渐平息之后，刘邦考虑到军队庞大，不但耗费了大量军粮，而且造成了劳动力的闲置浪费，于是进行了军队的复员工作，让一部分士兵回家务农。这样，许多劳动力又重新回到了农业生产的岗位上。刘邦还对很多当年跟随自己打天下的兵卒，根据他们的不同战功，赐给他们爵位和土地，动员他们复员回乡，进行农业生产，以充实农村劳动力。
第二，招还流散人口。刘邦登基当年的5月，颁布了一道“复故爵田宅”令，号召各地流散人口返回原籍，原先已经拥有爵位的，一律给予恢复和承认，归还他们原有的土地和房屋，以便他们进行生产。汉高祖还对地方政府进行了督促和监查，防止他们从中渔利，歧视迫害回乡之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