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条更窈窕。接受了理发师的建议她的头发就盘成高髻了。理发师还为她化了淡妆。试探地问她是不是要举行婚礼，她含糊地答应着，等理发师为她做完发型，让她在镜里左顾右盼、前瞧后瞧，她看得头晕目眩，为自己转眼间变了个人似的而惶惑、而兴奋。我看着她这身打扮和晒得黧黑的皮肤，总觉得有些不对劲。哪里不对劲也说不清楚，就像一个画画的人将各种色块拼在一起，艳丽是艳丽了，醒目也醒目了，但总觉得别扭，到底是哪块色彩拼错了也说不出所以然。对着长安街上打量我们的人，我开始是毛抓火燎的不舒服，那些眼睛是带着刺的荆棘，它刺穿你的衣服，刺伤你的皮肤，在你身上留下深深的刺迹。我就愤怒，有啥好看的？你不过就是命好一点，你投胎投得好，投到了城市里，是条狗投到城里也是一条狗。再以后我就傲然，我得理直气壮挺直腰板，我得找到勇气，找到支撑点，我必须与他们对峙，用眼光和精神来对峙。他们看我我就看他们，他们如果觉得我们可笑我觉得他们更可笑。我紧紧地挽着柳翠的胳膊，柳翠是很不愿我和她在大街上挽胳膊的，这阵她和我配合得很好，其实不是配合，是她感到惶恐，感到紧张和不安，她怕被人看动物一样的观看，难道我们是动物园里化了妆的猴子？她靠着我是她需要支撑，需要有人鼓舞，否则她会瘫软，会掩面逃弃。终于到了长安街，终于到了那天我被人围打，被扭送到派出所的那个地点。之所以要选择在这里，在我是有些报仇雪耻的味道，有些宣战的味道，有些发表宣言的味道。我和柳翠还是站立在街边那棵巨大如伞的大树下，我挽着柳翠的胳膊调整情绪，我对柳翠说放松些再放松些，你不要看周围的人，你要忽视周围的人，你要把他们看成是树林里的树丛或者是野草，我们需要的是勇气，我们在精神上要和他们对等起来，如果我们不热烈不投入，其实我们的接吻还是失败的。记住：旁若无人，旁若无人！我像念咒语似的说。
柳翠的身体是僵硬的，脸也是僵硬的，她一时进入不了角色。她跟着我念咒语一样的念旁若无人，旁若无人，但这咒语并没有缓解她的情绪，她更加紧张更加惶悚，她羞愧地说她做不到，她无论如何去不掉眼里的人和物，她对不起我。说着话她眼里溢出了泪水，脸随即涨得通红。我说你要拯救我，你如果逃弃我就毁了，你不会让我毁了吧？柳翠，挺起腰来，想想我们也是人，我们有什么理由逃弃，柳翠在我的劝说下身子渐渐地活泛，眼睛不再去左顾右盼，脸上除了悲壮就是柔情。她突然闭住眼睛，浑然战栗，脸色绯红。
她说来吧，我们开始接吻吧。我心跳加快，热血喷涌，头开始晕眩，那多年来埋在心底一个怪诞的想法就要实现了，那个虽然荒谬却又神圣庄严的想法即刻就要实现了，我的热泪滚滚流出眼眶，我伸出双臂将柳翠的头拥入怀中，正要开始亲吻，突然一声断喝：“干什么？干什么？退后退后，不要站在街边。”那突如其来的断喝惊心动魄，我放开环抱柳翠的手，看见几个戴红袖套的人正在朝我挥手，他们神色肃穆，语气不容置疑：“朝后退，不要停留，外宾的车要来了，不要影响市容。”我的心立刻冷到冰点，汹涌澎湃的激情倏然退去，心里沮丧到极点，恨不得一拳将那棵大树击倒，让那狗屁外宾的车开不动。
一队黑色的车出现在我的视野中，车很豪华，也不知道是啥牌子的，统一的式样统一的颜色，悄无声息地朝我们的方向驰来，转瞬之间，消逝在长长的街头……
我从主体建筑的四楼上跌下来了，主体大楼已经封顶，外墙的装饰也已经完工。我们像剥笋壳似的要将墙外脚手架卸掉。我在扳脚手架的接头时，不小心从上面跌下来。跌下去的时候，我很茫然，像飘在空中的一片羽毛或者一片落叶一样，轻飘飘的往下坠。所不同的是羽毛或者落叶因其轻，可能会飘向其他的地方，而我却是径直往下坠的。在呼呼的风中建筑物飞快地朝后退，一扇扇窗子瞪着惊恐的眼睛将我的身影留入瞳孔，又飞快再从瞳孔里抹去，在呼呼的风中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完了，彻底的完了。说真的，当时我是啥也来不及想的，只想到将和这个世界道别，没有悲哀，没有失望，没有惆怅，更没有惋惜。当我砰的一声摔在水泥地上时，所有工地上的人都惊呆了，他们在各自的位置上呆呆地望着我，等有人首先惊醒过来朝我跑去时，所有的人才从各自的位置下来，潮水似的拥到我身边。
我被送到医院，三天之后我才从死神的怀抱里挣脱出来。当我睁开眼睛时，我看到了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他们像冬天公路边被刷了石灰水的白杨树排列着，睁着惊喜的眼睛。我看见了柳翠，柳翠的眼睛像赶场天卖不掉的烂桃子，又红又肿。她看见我醒过来顾不上羞涩，紧紧地挽住我的脖子，将我的头放在她怀里，生怕我挣脱她游丝一般脆弱的生命召唤，回到死神那里去。她嘤嘤地哭着，嘴里喃喃地说着什么，又哭又笑。医生们才撤离，她就抱住我的脸使劲地亲吻起来，弄得我差点又憋过气去。
长安街上两次接吻失败，给我心灵上带来巨大的创伤。我怀疑这是命运的安排，是命运对我荒诞想法的嘲弄，凡事一旦背离了正常的轨道，一旦背离了常理，都会受到惩罚的。但我又觉得我的这个想法很简单也很卑微，我没有想着去银行抢钱，没有想着去大街上调戏妇女，更没有想像古代的农民起义军首领带领浩浩荡荡的队伍，攻城略地，杀人无数，然后君临城市，然后把一切视为己有。我的这个想法不危害社会，不妨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该上班的人照常上班，该逛街的人照常逛街，商店的霓虹灯依然闪烁，车流依然河水一般流淌。但别人在街头接吻是小事一桩，跟吃饭打牌下象棋看电视一样的寻常，而我精心策划、苦苦追求的为啥屡屡受创呢？我想这一切恐怕是命中注定的，命中注定的事是谁也无法改变的。我的命运大概是永远做一个城市的边缘人，脱离了土地，失去了生存的根，而城市拒绝你，让你永远的漂泊着，像土里的蚯蚓为土松土，为它增长肥力，但永远只能在土里，不能浮出土层。一有了这个想法我就很消沉，很失落，原有的精神气儿随着两次重创散了，人轰然倒下，只剩了个躯壳。
在这之前，我曾在繁重的工余时间坚持看书，坚持学习电工技术。我的一个富源老乡是我的远房亲戚，他当兵转业后，不愿回到贫穷的家乡去耕耘，对那桃花盛开的可爱家乡没有兴趣，他凭着在部队学的电工技术来到北京，经过打拼，终于站稳了脚。他在一家豪华的大酒店当水电工，月薪三千元。这家大酒店对水电工的技术要求是很高的，不少人在这里干了一段时间就干不下去了。在这栋二十多层高的大厦里，数不清的管道、线路埋在墙体里和地下，它像人的经络一样遍布全身，但它又是隐蔽的，哪里的灯不亮了，电器失灵了，你总不能刨开墙体来查看吧，那等于是把人的皮肤划开来查找。我的这个老乡能拥有这份高薪的工作，得益于他精湛的技术。他现在已经是体面的北京人，有了一套房子，还娶了一个北京姑娘。他说没有学历和好技术是站不稳脚跟的，我受了他的启发，发奋地学起电工技术来，我买了不少的书来看，一放假就到他那里去。但第二次到长安街接吻受挫折后，我的心一下子就灰暗起来，冥冥中的一种力量使我相信命运，相信命运的不可逆转性。在那些日子里我颓废起来，神思恍惚，精神萎靡，工余时间不再看技术书籍，脑子里随时出现一些不可理喻的幻觉。在这样的状态下，不出事才是怪事。
住了一段时间的医院，我的伤基本好了，所幸的是我从木板上跌下来时是脚先着地，如果是头先着地，看到我的人肯定会在夜里做噩梦，一地的红白相间的脑浆和扭曲歪斜的面孔，肯定会给人留下阴暗。但我的脚被摔成了粉碎性骨折，医生给我接好后用石膏来固定，医生的话不啻是晴天霹雳，一个从遥远的云南山区来的年轻人，一旦留下残疾怎样生存？我不是国家公务人员有医保，也不是富家子弟衣食无忧，就是在城市里的平民家庭里，无疑也是个巨大的负担。想到我的梦，想到我的从小培植的城市情结，想到那荒诞无稽的街头长吻，想到即将失去的爱情，想到以后漫长的生存之路，我的心灰暗到极点，难受到极点，后悔到极点。我想我将永远地离开城市，回到自己的山村，在父母兄弟的眷顾下，像狗一样爬行，像猪一样生存。每天能得到一碗粗粝的包谷饭，得到几个烧洋芋就很满足。这样的生存方式活不如死，但死对我来讲也非易事，我在柳翠的看护下得不到任何可以致死的药物，我以头撞墙，头还没撞疼脚就撕心裂肺的疼起来。在暴躁虚浮的心情过去后，我却陷入沉闷、陷于绝望、陷于颓废。
我要感激柳翠和我的粗鄙而仗义的民工朋友们。他们平时酗酒、打架、说下流话、说黄段子，为了谁的一双袜子不见了可以打得头破血流。但到了关键时候，他们身上的优点就熠熠生辉了。他们为了我的医药费和包工头发生了冲突，在他们的坚持下包工头和老板商议后全部付了，并付了我一笔养伤的费用。在医院要对我停止治疗时，他们围在医院办公室，那个四川人大刘抓住外科主任的领口，声称要和他一起跳楼。他们怕我伤口感染也怕我养伤不利，在工地的一角他们抬来工地上的废弃砖头，拾来拆卸下来的旧木板，为我搭了一个工棚。当得知我寻死觅活时，大刘抬手就给我两大耳刮子，大刘说你龟儿杂种死呀，死给老子看。早晓得你骨头恁个轻，老子也不去医院闹，让你龟儿死在医院算球了。你不把自己当人看，还拉着柳翠到长安街亲嘴。羞先人，你要是男人，你要是有种，就亲给长安街上的人看，亲给觉得自己是人别人就不是人的人看。你去亲，我叫上弟兄一伙去给你助阵，亲出气势来，亲出水平来。
大刘那两大耳刮子打得我灵魂出窍，打得我晕晕乎乎地回不过神。柳翠见我被打，柳翠哭着喊着去撕咬大刘。大刘说你闹啥子闹？不打龟儿他就废了，不打他他就是活着也死了。果然，大刘那两嘴巴打出了我失落了的灵魂，我的灵魂在外面游荡了一圈回来，像受过洗礼似的，我顿时变得轻松了，变得有灵性了，变得有自信也有自尊了，我的心里慢慢升腾起一股勇气，我不能自暴自弃，我必须珍爱自己，为了我那个卑微、怪诞而又不失为一种寄托、一种追求的想法，为了柳翠，为了这些来自四面八方，像我一样漂泊着的工友，我应该振作起来，即使我的脚残了，我还可以学习电工技术，这种技术性很强的活是不需要多少力气的，我应该凭自己的能力尊严而体面地活着。
去长安街接吻成为一种庄严的仪式，成为一种精神追求和价值体现。我没想那源于我内心深处的混沌不清的怪诞想法，竟被演绎成了一种清晰而透明的东西，赋予了崭新的内容。我的工友和柳翠积极地张罗着这件事，他们要以整体的姿态来实施这个仪式。他们在大刘、老王的倡导下秘密地而又热情地做着准备。他们要求每个要去的人都要穿新衣服，而且要穿西装。许多民工在外打工都是蓬头垢面、肮脏不堪的，身上一股酸臭味。民工出现在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不用分析、判断，凭着他们的穿着和神态就显示了自己的身份。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舍不得乱花一分钱，钱是从血汗里浸泡出来的，他们要把它寄回去养家活口。但这一次我的工友都豁出去了，他们集体出去选购衣服，他们嘻嘻哈哈豪气冲天，每到一个摊点就大声地吆喝，气粗得像发了大财的富豪。他们选购了西装、皮鞋和领带，他们系的领带，跟系草索一样笑人，在各自的自嘲声和别人的讥讽声中一丝不苟，像模像样而神色庄严，等到那天要集体出动的日子，他们全到大澡堂子洗了澡，头发乱蓬蓬的还去理了发。他们请假的要求没有疑问的遭到拒绝，工地上的活计正在紧口上，包工头急得头上冒烟嘴里喷气，他说如果要去的一律扣三天的工资，不去的一律加三天的工资，扣三天加三天的利益确实诱人，一些人已经开始动摇，大刘威严地说去就去不去就算球了，我就不信一个人只值这点钱。他的话使犹豫的人变得果断起来，柳翠为他们的决定激动得流泪，我为他们的决定激动得无话可说，傻乎乎地看着他们行动。
那天我们是包了一辆面的去长安街的，大刘说不要去挤公共车了，今天我们要体体面面的去，让大家看看我们，让他们惊讶，让他们关注，让他们看重。在包来的面的上，没有人吐痰，没有人乱扔东西，烟瘾极大的老王临行时要带上他的水烟筒，他那只水烟筒随时带在身边，他像背枪一样斜挂在身上。大刘说哪有穿西装背水烟筒的，不要丢底现形了。老王出奇的听话，咽了一口清口水，把水烟筒悄悄放下了。
车到长安街，许多人的眼睛被这群人吸引住了。正如我在前面叙述的，北京人啥没见过，任何人种的人他们也没有丝毫兴趣，但北京人眼光敏锐，他们从这群人的肤色、身材、神态和穿着上，还是发现了微妙的东西。这些人身材粗壮、面孔漆黑、皮肤粗糙，走路不是笔直的，他们背部都有些佝偻，习惯于低头走路。在工地上，如果你高视阔步，肯定会被各种障碍物绊倒甚至跌下脚手架。他们走路的姿势很笨拙，腿向两边叉着，跟罗圈腿差不多，长期的负重，使他们的姿势发生了变化。但他们一律穿着颜色不一大小不一的新西装，那些西装一看就不是正经的货，穿在他们身上别别扭扭，尤其是系着的领带，真是有点惹人发笑。很明显，他们根本不知道颜色的搭配，更不会打领带，有的领带勒得很紧，勒得脸红脖子粗；有的松松垮垮，歪歪斜斜像才入伍的新兵打的背包，没有个形；有的简直像扭麻花系大绳，一看就很惹人发笑。但他们发现这群人很庄重，一脸肃穆，目光凝聚，充满自信。他们不知道这群人要干什么？不像组团旅游的农民，更不像上访请愿的民工。他们有秩序，很精神，说不上容光焕发、神采奕奕，但他们努力地调整身体，使身体都充满了张力，从身体内部折射出他们渴求的尊严。他们簇拥着一个同样穿着西服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在穿着上比他们得体一些，但拄着双拐，这人就是我。我在他们的搀扶下努力地抬着头、挺着胸。我目光平视看着街上围观的人。我没有一点自卑，心里很充实，我的精神提升将由一个怪诞的形式来完成。柳翠在我们当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这个群体之中只有她一个是女的，她如画龙点睛的一笔，使整幅灰色基调的作品鲜活生动起来。她开头还有点羞涩，很快她就镇定起来。她明白这不是我和她的个人行为，我们的行为已变成一个群体的行为，她不能怯阵，不能退缩，不能慌张，不能装模作样，更不能敷衍。她要以极大的热情高度的投入和我接吻，要在长安街上吻得自然、吻得生动、吻得忘情、吻得激情澎湃。这已经变成表演，变成宣言，变成潜意识的具体物化，变成群体意志和愿望的体现。
我和柳翠在众目睽睽之下，在车流奔驰之侧，在期待盼望之中，热烈而又真挚地亲吻起来了。掌声热烈地响起来，掌声不光来自簇拥我们来的民工，还来自所有围观的人。我的心被巨大的幸福所陶醉，我的灵魂轻轻地升到高空，在高空俯视北京。呵，北京真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