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有两句名诗：“对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操不但是饮酒高手，还通晓酿酒技术。他曾向汉献帝呈献过一套“九酝酒法”，它跟近代连续投料的酿酒法大体相似：即在酒醅中，不断投入原料，经根霉菌糖化，补充了酒醅中的糖，使酵母菌能一直在合适的糖度中发酵，酿出的酒醇厚可口，沁人心脾，令人陶醉。
宋、元、明、清时期，酿酒业继续发展，其品种有黄酒、葡萄酒、枣酒、椹子酒、菊花酒、连花酒、桂花酒、五加皮酒、宫延御酒等多种。明代时，每逢重阳节，皇帝和宫人都登临万岁山，登高远眺，饮菊花酒。《西京杂记》中载有菊花酒的酿法：“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到来年九月九日始成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
我国古代的饮料酒主要是黄酒和白酒，葡萄酒次之。
大米（糯米或粳米）或黄米原料经蒸煮，摊凉后，加入曲子，浸米水，或加入酵母搅拌后，在缸内糖化与发酵，发酵完成后进行压榨，压榨出的液体即为黄酒。黄酒以绍兴酒最为有名，有“状元红”、“加饭酒”、“善酿酒”、“香雪酒”、“女儿红”等品种。
白酒中高档的主要原料为高粱、其次为玉米、大米、大麦。采用固态发酵，加入一定数量的稻壳、高粱皮、谷糠等作为疏松剂。原料和疏松剂经蒸煮冷却后，拌入糖化用的曲子或酵母，放在窖内或缸内发酵，发酵后再拌入原料和疏松剂，进行蒸馏。蒸馏出酒，并对新料起到蒸煮作用。酒糟丢掉一部分再次配料、发酵、蒸馏和蒸煮，如此循环往复，蒸馏出的酒在酒窖中陈酿，装瓶前再进行勾兑。白酒在香型上分为清香型、浓香型、酱香型、米香型和复香型五个类型。
葡萄酒的制作包括葡萄破碎，控制发酵，酒窖管理，陈酿和勾兑。破碎去梗后期的葡萄及果汁，装入大的酒桶中发酵，经酵母作用，葡萄中的糖转变为二氧化炭和酒精，发酵期为数天至数月。根据工艺的不同，可制造出红、白、桃红或玫瑰色的葡萄酒。
酒席间的游戏——酒令
酒令是酒席上的一种助兴游戏，一般是指席间推举一人为令官，余者听令轮流说诗词、联语或其他类似游戏，违令者或负者罚饮，所以又称“行令饮酒”。西周后期还出现了专门监督饮酒仪式的酒官。
行酒令的习俗流行于唐代的士大夫间，在唐代诗文中酒令频繁出现。宋代不但沿袭了酒令习俗，而且还丰富发展了酒令文化。
我国的酒令五花八门，见于史籍的酒令有雅令、四书令、花枝令、诗令、谜语令、改字令、典故令、牙牌令、人名令、快乐令、对字令、筹令、彩云令等。
始见于唐代的雅令，是文人学子在酒宴上使用的酒令。唐传奇《申屠澄》记载了一则关于雅令的动人故事。布衣秀才申屠澄赴任县尉，风雪阻途，夜投茅屋。好客的主人烫酒备席，围炉飨客。风流才子申屠澄举杯行令：“厌厌夜饮，不醉不归”，引用《诗经》句行雅令。不料话音刚落，坐在对面的主人之女就咯咯笑了起来，说：“这样的风雪之夜，你还能到哪里去呢？”说完，少女多情地看了申屠澄一眼，脱口出令：“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申屠澄听后，惊叹万分，原来少女是用《诗经·郑风·风雨》里的诗句，隐去“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后两句，即含蓄而巧妙地向他表达爱慕之意。于是，申屠澄向少女的父母求婚，喜结良缘。
四书令，是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的句子组合而成的一种酒令，在明清两代的文人宴上，四书令大行其时，用以检测文人的学识与机敏程度。
花枝令，是一种通过击鼓传花或抛彩球等方式行令饮酒。《红楼梦》七十五回就有一段“花枝令”的描写。
筹令，是唐代一种用筹令饮酒的方式，如“论语筹令”、“安雅堂酒令”等，后者有十五种酒令筹，上面各写不同的劝酒、酌酒、饮酒方式，并与古代文人的典故相吻合，既活跃酒席气氛，又能使人掌握典故。
至于“牙牌令”，是唐代筹令的一种变异形式，它与安雅堂酒令相似，也盛行于明清。《红楼梦》四十四回对牙牌令作了精彩细致的描写。如今民间流行的“划拳”，唐代人称为“拇战”、“招手令”、“打令”等。划拳中拆字、联诗较少，说吉庆语言较多。如“一定恭喜、二相好、三星高照、四喜、五金魁、六六顺、七七巧……”充满欢乐气氛。
养生保健的“饮食十经”
中国古人很重视饮食对健康的影响，饮食十经就是对健康有利的饮食方法的总结：
饮食勿偏：“凡所好之物，不可偏耽，耽则伤身生疾，所恶之物，不可全弃，弃则脏气不均。”
食宜清淡：“味薄神魂自安”；饮食要“去肥浓，节酸咸”；“薄滋味养血气”。
饮食适时：“不饥强食则脾劳，不渴强饮则胃胀”；“要长寿，三餐量腹依时候”。
适温而食：“食宜温暖，不可寒冷”；“食饮者，热勿灼灼，寒勿沧沧”。
食要限量：“饮食有节，则身利而寿登益，饮食不节，则形累而寿命损”；“大渴不大饮，大饥不大食”。
食宜缓细：“饮食缓嚼有益于人者三：滋养肝脏；脾胃易于消化；不致吞食噎咳。”
进食专心：“食不语，寝不言”，有利于胃纳消化。
怒后勿食：“人之当食，须去烦恼”；“怒后勿食，食后勿怒”，良好的精神状态于保健有大益。
选食宜慎：“诸肉臭败者勿食，猪羊疫死者不可食，曝肉不干者不可食，煮肉不变色者不可食。”
餐后保健：“食毕当漱口数次，令人牙齿不败、口香，叩齿三十六，令津满口，则食易消，益人无百病。饱食而卧，食不消成积，乃生百病。”
养蚕小史
我国是蚕丝的发源地，相传在四干六百多年前的黄帝时代，就已经发明了养蚕。丝绸一向被看作高贵的衣着和装饰品。汉武帝时疏通西域，中国绢帛也随着输出到中亚细亚、伊朗和印度等地，从此，中国丝绸也就闻名世界了。
在悠久的年代里，我国劳动人民在蚕桑生产上，不断地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后魏贾思朗著的《齐民要术》、元代司农司撰的《农桑辑要》，明代徐光启编的《农政全书》、清代剐德模著的《蚕桑实济》等书里，都有蚕桑生产的经验记载，这些都是我国古代在蚕丝科学上的重大贡献。
清同治年间，陈启元在广东创办丝厂，使我国蚕丝业更向前推进一步。光绪华间，杭州林迪臣太守创办蚕学馆于西湖，为我国蚕业教育的开始。
染料古今
据《周礼》记载，早在周朝就有“染人”和“掌染草”的官职，掌管原料和印染工作。当时用染料染的衣服只准皇帝和官员们穿用，而且只有熏（淡红）、玄（黑）两种颜色。
秦汉以后，染料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颜色的种类也多了。皇室朝服由熏、玄改为大黄、大红；平民也可以穿染色衣服。生产和经营染料风靡一时。司马迂在《货殖传》中记载，当时已经开始大量生产栀子（蓝色）、茜（红色）、姜（黄色）、韭（绿色）等植物染料。红、黄、蓝是基本色，可以配出其它各种颜色来。但当时还不能直接染出黑色，必须先染蓝以后再染黑。另外还有一种矿物性染料（有颜色的土质），古代叫“石染”，有红、赭、青、黄等色。“石染”的衣服怕水洗，因此用途不广。
明清时期，我国的染料应用技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染坊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乾隆时，有人这样描写上海的染坊：“染工有蓝坊，染天青、淡青、月下白；有红坊，染大红、露桃红；有漂房，柒黄糙为白；有杂色坊，染黄、绿、黑、紫、虾、青、佛面金等。”此外，比较复杂的印花技术也有了发展。
纺织家黄道婆
黄道婆生于南宋末年淳祐年间（约公元1245年），是松江府乌泥泾镇（上海龙华人）。南宋末年战乱多灾民不聊生，黄道婆十二岁时就给人家当童养媳，因不堪忍受虐待，出逃至海南岛的崖州。
宋朝时纺织业在内地逐渐发展，但纺纱产量不高，布匹质量粗糙，不能成为人们主要的衣着用品。海南岛在11世纪（北宋中期）已开始大面积植棉，海南的棉织物品种多，织工细，色彩好，被作为“贡品”送到南宋的都城临安（今杭州）。黄道婆凭借自己的聪慧天资、虚心好学和吃苦耐劳精神，在与海南黎族人民的共同劳动生活中，熟练掌握了各道棉纺和织布技术，成为当地技术精湛的纺织能手。
在海南生活劳作20多个春秋后，中年的黄道婆思乡情切，在元成宗元贞年间（公元1295—1297年）带着踏车、椎弓等纺织工具，返回家乡。她将黎族人民先进的棉纺织生产经验与汉族纺织传统工艺结合起来，系统地改进了从轧籽、弹花到纺纱、织布的全部生产工序，创造出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把自己掌握的织造技术传授给家乡人民。她发明的先进纺织工具，使当时以棉织业为生的千余家织户产量成倍增长。她总结出一套“错纱配色，丝线絮花”的织布技艺，使松江地区人民能织出宽幅的被、褥、带等多种棉纺织品，并能交织成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等生动图案。“乌泥泾被”成为名闻全国的产品，周边地区都竞相仿效，先进的纺织技术迅速传播开来。
黄道婆对棉纺织技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她死后当地劳动人民为她修建了“先棉祠”来纪念她。一首流传至今的松江民谣表达了人民群众对这位杰出妇女的赞颂和铭记：黄婆婆，黄婆婆，教我纱，教我布，二只筒子，两匹布。……
从冠、巾到帽子
上古时代，冠是贵族服饰的标志。在出现了奴隶主阶级不久的夏代，就有了讲究的礼服、礼冠制度，用来显示贵族的身份。后来，奴隶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有资格戴冠的除了封建统治阶级外，还有服务这个阶级的士。在汉代，冠分十几种之多，供不同身份的人和不同场合使用。
至于古代的老百姓，则是用巾包头或结扎发髻。所谓巾，就是用丝或麻织成的布。汉末黄巾起义军的农民战士，没有冠，只用黄巾包头，所以有“黄巾军”这个称呼。直到现在，西南人民仍用“帕子”包头，可能是古代“巾”的遗风。
自从统治阶级用巾以后，巾的花样逐渐繁多起来。南北胡时，北周武帝为了便于军人数用，用巾裁制成有四个角的东西，一戴就行，这东西叫做“幞头”，实际上已是帽子了。唐代，又有人把四个角改成两只脚。有一种是两脚向左右伸出的，叫“展脚模头”，是文官所戴；有一种是两脚在脑后交叉的，叫“交脚模头”，是武官所戴。后来就发展成了“纱帽”。由于戴帽子比扎头巾方便省事，于是，巾就慢慢地被淘汰了，逐渐发展成为现在的帽子。
古代的“衣”、“裳”
古代的服装有远古与近古两个截然不同的形式。上古式主要是上衣下裳，裳就是裙子，男女穿着一样。至于袜子，在古代是兼作裹腿用的，脚上则穿鞋。鞋袜都用带子系住，所以走路并无不便。即使是武士穿的铠甲，也是同一方式。
从商到战国以后，骑马的风气渐渐流行，形式才略有改变。首先是武士，穿裙子骑马当然是不便的，于是，便在裙子中间开了一口子。但一般的生活习惯还没有完全改变，例如古代席地而坐的习惯一直保留到元朝的末年。因为是席地而坐，所以仍以穿裙为便。在此同时，北方因受到外族的影响，通常是穿长袍和靴子，而且他们也不是席地而坐，而是坐在不太高的凳子上的。
隋唐时代，全国统一，生活习惯也渐趋一致，上衣下裳的古老形式开始不合时代要求，因此，裙子只供妇女穿用，而男子则多穿袍靴。但在正式朝贺或祭祀的大典上，仍旧是上衣下裳作为朝服。一直到清朝，朝服还是有裙子的。
裤子的发明
春秋以前，我国人民穿着宽松的衣裳或长衣，这已形成习惯，就是军人作战也穿这种服装。河南汲县山彪镇出土的水陆攻战图鉴，其中就绘有身穿齐膝长襦的武士。在当时的战争中，军人或以步兵作战，或以车兵作战，或以舟兵作战，身着长衣或上衣下裳，并不妨碍击刺格斗。
然而，北方游牧民族崛起之后，骑兵开始出现在战场上。由这些游牧民族组成的骑兵，行动迅速，战斗力极强。他们为了骑马的需要，多穿短上衣、长裤和靴，这三大件构成了当时所谓的“胡服”。当北方游牧民族身穿长裤，骑马驰骋的时候，中原人士尚不知裤子为何物。当中原军人发现骑马作战具有无比的优越性时，他们也开始组建骑兵。但是，不管是上衣下裳还是连裳长衣都不便于骑马，所以，以短上衣加长裤为组合的“胡服”就不可避免地成为骑兵的首选着装。
据《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武灵王为了组建强大的骑兵，首先脱掉传统的衣裳，改穿胡服，并亲自骑马射箭，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胡服骑射”。由赵武灵王倡导，赵国全军将士都改穿由胡服改制而来的短衣长裤。由于衣裤的推进，赵国骑兵首先强雄于诸侯列国，引起了中原各国的共同关注。从此，上衣下裤的服制很快就风靡于各国军队，成为最时髦的军装。从战国晚期到西汉，穿直裾或曲裾的上衣，长裤，腰系施钩之革带，是武士之最通常的装束。秦始皇陵兵马佣坑中所出陶制武佣就身着这种形式的军装。
裤，古人又称作“绔”，《说文》释云：“绔，胫衣也”。这种服装在军队流行之后，很快就传向民间。劳动人民首先改穿短衣下裤的服装，以便劳作。
历代鞋、靴的演变
上古时常以兽皮制鞋，因此鞋的称呼多以革字为边旁。古代的鞋有许多名称，如履、屐、靴、屣、屦等。
最早的鞋子式样是很简陋的。人们推测古人将兽皮切割成大致的足形后，用细皮条将其连缀起来即成为最原始的鞋子。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纺织业的进步，布料、丝绸等物也用来制作鞋子，并与皮革、麻草组合应用，出现大量的鞋制品。到了殷商时期，鞋的式样、做工和装饰已十分考究，用材、施色、图案也根据服饰制度有了严格的制度。后来每个朝代鞋的造型、色彩都随着制服形式而变化。
周朝末期靴的使用来自北方胡人的鞋式。胡人游牧骑乘多穿有筒之靴，而赵武灵王主张习骑射，以利于战事。
汉代的鞋靴在造型上有很多变化，如丝织的靴有色彩和图案上的变化，造型符合足部的形状。鞋靴使用的材料也很广泛，有牛皮、丝织物、麻编物等。
南朝时期盛行木屐，上至天子，下至文人、士庶都可穿着。草鞋是一般士人或百姓所穿的鞋，由南方多产的蒲草类植物编结而成。
唐代靴制袭唐代的六合靴，后改为长靿靴为短靿靴，并加以毡。妇女鞋子的形状，前为凤头式。其他的鞋，有高头、平头、翘圆头等式样，有的绣出虎头纹样或鞋身饰有锦文。
宋代的鞋式初期沿袭前代制度，在朝会时穿靴，后改成履，用黑革做成靴筒，内衬以毡，各官职穿着不同的颜色依服色而定。一般人士所穿的鞋有草鞋、布鞋等，按所用的材料取名。南方人多着木屐，如宋诗人“山静闻响屐”，形容着木屐在山中行走的情形。女子的鞋常用红色为鞋面，鞋头为尖形上翘，有的做成凤头，鞋边加以刺绣。劳动妇女特有穿平头、圆头鞋或蒲草编的鞋。
明代的服制中，对鞋式的规定很严格，无论官职大小，都必须遵守服制：如儒士生员等准许穿靴；校尉力士在上值时准许穿靴，外出时不许穿；其他人如庶民、商贾等都不许穿靴。
清朝鞋制沿明代制式，文武各官及士庶可穿靴，而平民、伶人、仆从等不能穿靴。清代的靴多为尖头式。靴底均厚，因嫌底重，采用通草做底，后改为薄底，成为“军机跑”。一般人士的鞋有缎、绒、布料制作，鞋面浅而窄，有作鹰嘴式尖头状鞋，也有如意挖云式。百姓有草鞋、棕鞋、芦花鞋等。拖鞋也在各等人士中流行开来。南方雨天穿着钉鞋，北方冬天则出现冰鞋。
三寸金莲“绣花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