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声音是从心灵深处向读者心灵深处发出的呼唤；作家给人启示，让人产生灵感，刺激人们积极向上；作家表达思想的方式是那样的美妙，所创作的是能满足人们精神需要、值得人们敬重的作品。
在某些作家中存在着一种很不好的倾向，我绝对不是说那些伟大的作家，而是说那些所谓的文学追随者。如果他们知道如何去创作，本可以让自己成为名家，可他们却偏偏喜欢模仿著名思想家或者艺术家。一说到写作，他们就认为这是神圣的行业，应大力地颂扬；他们还认为文学写作是超然而又神秘的事情，需要高人指引才能理解，绝不是庸俗的平民百姓所能从事的工作。我对此始终非常怀疑。在我看来，这是在装腔作势，目的在于引起社会公众对作家的羡慕和尊敬。这与男巫的“道具”有着相同的预设作用，例如男巫的长袍和魔杖，填充的鳄鱼，还有角落里的骷髅，因为锁上一个箱子或者给箱子加上两道锁，就会引起人们的骚动，从而引发人们的猜测，很想知道箱子里是否装着什么特别的物件。小的时候，我有个哥哥特别喜欢把他私藏的宝贝锁进盒子里，然后拿出盒子向我们炫耀，打开盒子上的锁，微笑着朝盒子里瞥上一眼，再轻轻地盖上，故作神秘地锁好，期待着我们能表现出强烈的好奇。可是后来经过“侦查”，我才知道他的盒子里面并没有装着什么宝贝，无非是些羊毛、干瘪的蚕豆和子弹壳而已。
所以，我也清楚地知道，有些作家和艺术家把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神秘化，表现出了一种虔诚，似乎需要想象力的写作行当和艺术创作是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不能向普通百姓解释，所有权只能归属于某个同业协会。这样就出现了各种派系和圈子。如果他们的作品没有得到世界的承认或者喝彩，圈子里的人就会相互赞赏，相互告慰，试图通过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抵消公众的冷漠。
这也不适用于那些对艺术真正感兴趣的群体。对艺术（无论何种艺术）有着浓厚兴趣的人们会形成一个趣味相同的圈子，坦诚而又热情地讨论各种创作方法，以及他们所喜爱的书、思想见解、绘画和音乐。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其他的事情，是一种不易受到外界影响的浓厚兴趣。为了排斥而排斥的欲望就会致使这样的热情变得低劣并出现病态；沉湎于孤独的痴迷，希望自己的声音被人听到；眼睛留意着公众的反应；试图让别人困惑不解；利用人类好奇的本能，这可是人类天生的欲望，都想知道某个群体内部的事情，似乎其内部有着什么令人兴奋的交易。
例如，拉斐尔前派画家就是一个团体，而不是一个排外性的小集团。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创作当中，享受着艺术创作的乐趣，留心寻觅艺术的发展前途，欢迎并赞美某种类的作品，就像女诗人罗塞蒂认为的“那种使人深感震惊和绝妙作品”。他们对自己的领域很有把握。这个兄弟会及其创办的刊物《萌芽》，还有神秘的首字母签名，组成的是一个庞大队伍；他们团结一致，因为他们希望像刺杀暴君那样深入批判时下伤感的庸俗艺术。当然，他们的影响力还不足以掀起一场革命，只不过是流动的河水所泛起的涟漪，而且他们内部很快就出现了分歧，大多数成员另起炉灶，以他们自己的行为方式继续创作。这场运动所体现的力量不过是他们对艺术如饥似渴的追求，对美的大声呼唤，就像切斯特顿先生说的那样，如同普通人对啤酒的喜爱。但是他们的目标不是把艺术神秘化，也不是扩大他们自身的重要性，而是引导同化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人，从而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性格里有种气质。总体来说，这种性格气质让他们不适宜运动或参加群体活动；维多利亚时代文学艺术界的伟大人物也都是孤独的人，与传统规范显得格格不入，他们都有着极强的个性，完全按照自己的思路进行创作，不太顾及流派和常规。盎格鲁–撒克逊人虽惯于顺从，但是不喜欢仿效别人；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做事，脑子里充满着奇思妙想。就拿华兹华斯、济慈、雪莱、拜伦这四位同时代的伟大诗人来说，他们的作品相互受到的影响就很小。想一想司各特在总结自己的艺术信条时说的话吧，他说自己已经获得了成功，而他获得成功的程度在于自己能够坦率真诚的进行快速创作，他这么说的意图是为了取悦年轻而又热切的人们。确实，华兹华斯对自己的作品保持着庄重的权威，承担着类似于祭司的职责，从来不反对招待热情的来访者，愿意向来访者讲述自己的创作过程，并向他们介绍某些作品是在什么地方写出来的。但是华兹华斯，就像菲茨杰拉德真实描绘的那样，非常骄傲，不是自负——骄傲得就像高高飘浮在天上的云或者孤傲的山。他需要的不是获得称赞或者喝彩，他需要的是完成自己作为诗人的责任并渴望他人的理解。
以后来的伟大诗人为例，丁尼生喜欢写一些宏伟壮丽的诗篇，像孩子般的自我陶醉。他曾说过，公众渴望了解艺术家生活的私密细节，但是这种好奇是最有辱人格、最低俗的行为，说到这里时，他叹了口气接着补充说，关于对他声誉的赞美最近一段时间好像减少了；好些日子了，他居然没有收到赞美自己的信件！
勃朗宁则是另一种情况。他严格地把自己的痴迷和写作进展对外封锁起来。他似乎从未向别人透露自己是如何构思或写诗的。他对自己的职业就像很有修养的股票经纪人一样谨慎，轻易不会开口说什么。他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给人留下完美绅士的印象，高雅又不失传统，闲聊一些不那么非常有趣的奇闻逸事，尽可能表明自己是个普通人。的确，在18世纪与文学这一领域相关的工作还不是那么特别受人重视，我相信这个观念一直让勃朗宁苦恼着。还有，就像格雷那样，勃朗宁也希望被人视为一位隐居的绅士，写作只是他个人的乐趣罢了。后来的几年里他经常外出度假，目的不是私下里找个地方沉思，而是为了摆脱令他疲惫的社交活动，恢复自己的精神状态。这方面，勃朗宁确实是文学界里最神秘的人物之一，因为他内在的诗人生活完全远离了他外在的聚会吃饭、喝茶聊天的生活。他的内心里，常常是翻江倒海。他高度赞扬人类激情的价值，积极投身于揭露可耻灵魂的秘密，然后从自己的写作状态中脱身而出，摇身一变又成了谦恭有礼、举止得体的绅士，他的外表看上去像是一个退休的外交官，他的谈吐像是一位睿智的商人——只要有机会，他便如此这般地表现自己，他似乎希望自己是一个与大家一样有幽默感的人。
我们又该通过什么来认识狄更斯呢？是他对私人戏剧演出的喜爱，还是他那漂亮的马甲和金表链？是他那感伤的激进主义，还是他那为人直爽、和蔼可亲、饮酒作乐、喜欢社交的生活方式？狄更斯同样痴迷于孤独的写作，他似乎并不喜欢讨论创作思想和方法。后来，为了有利于写出更多作品供读者阅读，也是便于自己赚钱，狄更斯也辞去了工作，专门从事写作。他的这一举动也颇为古怪，值得文学界研究。这一点上，狄更斯与莎士比亚比较相似，也就是说他后期的生活激情似乎用在了实现资产阶级繁荣的理想上。狄更斯似乎把自己的创作一方面视为改造社会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是为了赚钱。他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以前的生活穷困潦倒，经历过令他感到耻辱的悲惨境况，这种经历在他内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然而，他的创作活动本身并没有结束，只是他在前进的道路上又发现了新的目标：实现资产阶级的繁荣。
再来说说卡莱尔。这位作家把表达思想放在首位，不太看重自己的职业，只是希望通过写作发表自己的预言。他讨厌文人及其小圈子，更喜欢贵族社会，但与此同时他又总是说，贵族社会那种令人厌倦的气氛无法言表。谁能理解卡莱尔为什么不顾疲劳走上数十英里去参加在公共浴室举行的晚会和酒会，就是因为那里住着阿什伯顿人，还是什么刺激他对贵族社会有了更新的认识？我相信，作为苏格兰小农场主的儿子，处在准贵族阶层的圈子里，有着确定的、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卡莱尔相当无意识地满足了自己的自尊。最终他移居克雷干帕托，而这一举动表明，住在自己的领地里，或者至少是他夫人的领地里，成为一个没有争议的领主，令他备感舒适，因为他有了尊严，对此我并不怀疑。我这么说并不是想贬低卡莱尔或者指责他的势利。他不希望自己以奴性般的顺从缓慢地进入上层社会，他喜欢走进去，并在那里发表自己的见解，不惧怕任何人；这些素质可以说像是一面大镜子，反映出了他自己的独特性。然而，在评论自己的同行时，还没有谁的话说得比卡莱尔更严厉、更猛烈。他把查尔斯·兰姆描述为“一个身体虚弱、喘着粗气、走路不稳、讲话结巴的大傻瓜”。他这么说可有些不近人情！再看看他对华兹华斯的记述——他说华兹华斯不是与他握手，而是向他伸出了“几根麻木的、没有什么反应的手指头”；卡莱尔还说华兹华斯的演讲“啰唆冗长、空洞无物、枯燥乏味”，是他听到过的最糟糕的演讲。他承认华兹华斯“是一个天才，但他又说华兹华斯在本质和非本质两方面都只是一般的天才罢了，他们想唱什么或想说什么就让他们去唱去说吧。”事实上，卡莱尔鄙视自己的职业：作为作家堆里最生动、最健谈的人，他却嘲弄自我表达的欲望。一方面他是演讲次数最多、演讲效果最好的演说者之一，一方面他又称赞和主张沉默的美德。他把自己写成或说成一个想要成为不说废话的实干家；罗斯金则非常尖锐地指出了困扰卡莱尔一生的难题。罗斯金说，在卡莱尔的生活里，他对自己难以承受的工作负担一再抱怨，感到筋疲力尽，常常发出悲叹。然而，当你开始阅读卡莱尔的作品，你会发现里面充满了奔放的、生动的细节，一切都显得那么有活力，从某种程度上看不像是耐心收集起来的素材，倒像是他公开表明自己乐于这么做。另外他的演讲风格也是一个谜。他的演讲一直就是热烈的、雄辩的、感人的、滔滔不绝的高谈阔论；可是卡莱尔却说自己每次走上讲台时都非常犹豫，演讲前一天的晚上经常失眠，感到焦虑不安，需要服用镇静药；他还喜欢说，这个时候他最希望听众做的就是将一个大浴盆倒过来扣在他的身上；可是当他在听众的热烈欢呼声中和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走下讲台时，他说，他认为靠四处演讲赚取钱财，这个想法让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个“摸鸡窝”的骗子，一个靠敲诈勒索榨取钱财的人。
布拉德利在担任马尔堡学校校长期间，丁尼生曾与他在一起住过一段时间，他们之间发生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一天傍晚，丁尼生认真而又严肃地说他嫉妒布拉德利。他说的是真心话。在他看来，校长的生活是那么真实，让人有成就感，做的都是脚踏实地的工作。丁尼生承认，他有时会对自己的诗进行深入的思考，所有这些煞费苦心写出来的诗到底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与布拉德利相比，究竟谁生活得更好，更愉快呢？
真实情况在于作家们忘记了，完全相同的想法同样困扰着那些忙人。举个例子来说吧，批阅了一天考试卷的人，或者开了一天会的人，如果能经过一番深思，那就有可能自言自语地说：“唉，我就像是个做苦工的忙碌了一天，阅读了一份又一份卷子，或没完没了地讨论着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细节，所有这些工作到底有什么意义？”阿尔弗雷德·莱尔爵士曾说过，如果一个人一旦参与了重大的公共事务，他对文学的看法就会产生变化，这就像乘帆船横渡大西洋的人也许会想到泰晤士河上划船的人一样，彼此可以感同身受。英国上议院大法官利奇菲尔德去世的时候，有件事让大作家约翰逊感到非常恼火。鲍斯威尔对他说，如果当初选择法律作为自己的职业，你约翰逊也许就当上了大法官，可以获得与利奇菲尔德同样的头衔。约翰逊听了这话后特别恼火。他说，这个时候向一个在这一领域相当有潜质却没有任何建树的人提醒这样的事儿不太友善，说得太迟了些吧。
从上面的这些插曲和叙述中，我们可以推断，即使最杰出的作家，他们当中也有些人会感叹，虽然从事着文学创作，也并不觉得那是自己最好的职业选择，而且这样的想法时常会让他们感到痛苦，因为相比在诸如政界这些领域中，政客们所获得的成功往往要实惠得多，也荣耀得多。
但是我们不得不自问一下，从成功的角度看，一个富有想象力的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到底是什么促使人们有了这样的想法。撇开比较明显的物质方面的优势，例如财富、地位、影响力、名誉等，一个思想深远、视野开阔的人很有可能产生这样的想法，那就是一旦有机会走入政界或担任高层公职，通过示范、戒律、影响力和法律所赋予的权利，他会做出些事儿来让自己的思想和宏伟蓝图变成既成事实，进而会对道德的提升和社会的变革施加影响，其本人也会名垂青史。从过往的历史来看，我们不得不说，伟大作家的良好声誉往往是在其死后逐渐形成的，所以我们必须特别谨慎，不要在某个著名作家还健在的时候把他对未来的影响，甚至他对现在的影响，仅仅归功于他的观念。毫无疑问，罗斯金和卡莱尔确实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那个时代的思想潮流。罗斯金在讲授艺术理想时概括了他对美和美的影响力的追求，而卡莱尔则反复灌输一种更有说服力的理论，表明自己积极的正义行为和对伪善之词、惯用套话的仇视。可是罗斯金在随后的几年里深切地感受到了自己的无能，一直生活在失败的阴影里。他认为读者欣赏自己精美的诗句，却嘲笑他的思想；而卡莱尔则觉得自己的大声呼吁是白费力气，因为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舒适安逸，人们专心追求的是物质的享受和虚伪的体面。
如果我们把实干家与作家的名望进行比较，对比的结果真是让人困惑。谁能把最微小的思想与约翰逊所嫉妒的利奇菲尔德这个名人连在一起？以崇拜之心怀念华兹华斯的人里有谁了解戈德里奇子爵这位与华兹华斯同时代的英国首相的任何功绩呢？世界一遍又一遍的读着已逝诗人的自传或回忆录，前往诗人贫穷时生活过的小村庄朝拜，珍惜记载着诗人创作活动的每一点遗迹，收藏相关的任何纪念物。政客和将军的名字逐渐被人们淡忘，只有专门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们还记得他们，而公众对伟大的小说家和抒情诗人，以及一些不那么重要的作家的记忆却在不断地重温，或者得到重新装饰。当济慈临终躺在罗马他那闷热吵杂的房间里，如果他知道一百年之后自己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他随手写下的许多信件，都会被人们以渴求的目光扫描和审视，而很少有哪位历史学家能说出当时掌权的内阁成员的名字，他会怎么想呢？
莫利公爵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天，他在伦敦自治城市切尔西这个文学艺术界人士聚居地的大街上遇见了拉斐尔前派画家罗塞蒂，当时这里正进行议会大选。相互交谈了几句后，莫利发觉罗塞蒂甚至没有意识到他应该关心下大选。当罗塞蒂得知正在大选，他有些犹豫地说，到底哪一派能获胜无所谓。莫利公爵在讲述这段逸事时说，他本人现在也不记得最后是哪一方入主议会了。由此他得出结论，议会选举的事其实与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关系。
事实上，民众的生活还得继续，而政治家们为其行政管理做出了非常精心的安排。但是这种安排对民众的现实生活却无足轻重。世界上最明智的政治家并不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民众的生活；政治家只能利用公众舆论的趋势。如果他敢越雷池一步，他很快就会陷入困境；政治家所能做的最大事情也许就是提前六个星期预测民众都在想些什么。然而，作家的声音是从心灵深处向读者心灵深处发出的呼唤；作家给人启示，让人产生灵感，刺激人们积极向上；作家表达思想的方式是那样的美妙，所创作的是能满足人们精神需要、值得人们敬重的作品；时下普通人信仰的事情正是理想主义者半个世纪前所信仰的事情。作家必须利用自己的名望碰碰运气；而他最大的希望就是避免使用那种能暗指对手和听众价值观念的修辞手段，能尽最大的努力透彻而优美地展现他的梦想和愿景是最理想的结果。政治家则不得不去辩论、去抗争、去妥协、去转变，不行的话，就采取强制手段。这是一个卑鄙的行动过程，而政治家在开始的时候必须不顾脸面，也许还要牺牲真理。他可能会说服别人接受他的观点，虽然不是最好的方式，但也可以取得实际的效果。事实上政治家是机会主义者和阴谋家，而且他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生活，只能按照他的政治理想去管理社会。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作家要承担的风险更多；他也许会拒绝平凡、实用的工作，而且没有力量为自己插上飞翔的翅膀，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也许碌碌无为，一生毫无建树，最终默默无闻地死去，虽说最初心里想的是两鸟在手，到头来却还是两手空空。作家也许最终成为堂吉诃德式的人，以脸盆做头盔，手执长矛冲向风车；但是他别无选择，与那些为了获得成功而付出代价的人相比，他所付出的代价更为沉重。
把生活与文学创作对立起来也许是完全错误的；人们也许能在吃饭喝酒之间看出区别。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献身于富于想象的创作，献身于对美的洞察和表达，他就必须让自己从其他活动中跳脱出来。想象毕竟是人类生活的一种功能，它也完全适用于股票经纪。事实上，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把获取财富视为最显著的生活功能，不仅出于我们的本能，还因为我们的遗传特质。只要一个人忙于获取财富，我们就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提问，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他的忙碌是合乎道德的，只要他不破坏社会规则；与此同时，如果某个人以不同寻常的手段获取了世界财富的很大份额，我们就会对这个人赞颂备至。确实如此，自原始时代起，我们人类的努力目标和最终目的并没有发生多大改变，而且我们一直有着这样的印象：拥有丰富的资源是成功者的标志。我猜想，休闲作为消遣在美国要比在英国更容易被人怀疑、让人否定；即使在英国，闲散的权势人物也会受到人们的羡慕和妒忌。如果一个人打高尔夫球或打野鸡，过着成功人士的生活，与那些出于娱乐而写诗作画或作曲的人相比，会受到更多的信任和尊重。野外运动足以让人理解；而对艺术的追求就需要做出一些解释，解释的结果往往让人怀疑他们是不是生性柔弱，行为古怪。只有在艺术作品变成了大量的钱财时，这些艺术家才会完全得到敬重。
我有个朋友，不久前刚刚去世。年轻时他曾做过行政管理工作；很有钱，刚过了中年就开始沉溺于休闲生活。他四处旅行，广泛读书，深入社会，享受和朋友在一起的快乐时光。在他去世之后，他被说成是个业余的艺术爱好者，人们称赞他光明正大、行为公正，具备很多优点。甚至他最亲密的朋友也觉得有必要作出解释或找些托辞；说他胆小害羞、说话结巴，不适合进入议会任职；但是我认为，能为自己的朋友做那么多，能让人充分感受到那种最简朴的幸福感，这样的人还真的不多。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你本能地会感觉到他对你的热情，他积极地享受着与你在一起的每时每刻，这让你也觉得生活是那么的轻松惬意。在他去世的时候我就在想，仅仅根据一个人的职业和事业来评价这个人的美德和效用是多么单一啊。假如当初他进入了议会，投上他那一张无关紧要的无声票，大部分时间用来参加各种公共集会，写写信函，在议会的走廊里说说闲话，他肯定会被人们认定为是个举足轻重的人；但是事实上，这种从业到头来似乎不太可能会让他有什么真正的业绩，虽然他在朋友遇上麻烦时曾出手相助，或者帮助过一条瘸狗爬上台阶，待人友好，善解人意，曾经是十几个群体或圈子里的中心人物。遗憾的是依照社会的标准他的这些行为还不能够被断言是成功的，他一生奉献出了自己全部精力，坚持不懈地做着善事。而一些我能想到的人，他们很自私，生活得舒适，赚钱并积攒财产，没有一点真正的仁慈和温雅，与我的这个喜欢充当和事佬的朋友相比，人们却认为他们干得很好，值得尊重。
这让我意识到许多我们珍爱的理想其实是多么的偏颇，令人无法忍受；除了那种纯粹的自私自利、巧取豪夺的生活之外，一个又一个自封的慈善家或者活跃的政客不过是在追求实现自己的野心罢了，他们的行为并没有产生什么好的结果；总体来说，大部分所谓的公众人物极少是为了公众而工作的；事实上，以简朴、仁慈、不计得失、友好的态度对待生活，这才是美德和美的真正源泉，也是另一种成功的人生模式，值得人们永远地珍藏和纪念。
而文学恰恰是可以帮助我们培养上述这种多元化成功生活模式的元素之一，所以，现在还是要谈谈我们称之为文学的东西。没有人认为我们离得开文学，而且从文学的本质上讲，它是愉快、美好、生动谈话的一种扩充。文学是对生活愉快的感知，是一种可以介入巨大秘密的狂喜，通过文学我们可以享受到爱情和友情的乐趣，实现对美的崇拜，还可以通过人类能够采用的最有效的形式逐渐形成对无法实现生活的憧憬，获得面对现实世界无可奈何那一面时所需要的勇气和对已逝去生活的记忆。财富的积累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精神价值；世界上只有那些工作在第一线上的人和那些为别人增加快乐的人有资格得到我们的赞扬，然而事实上却是他们很少得到敬重。
当然我不否认，艺术生活确实存在着某些弱点，那就是许多人常常没有把从事艺术创作视为一种纯粹的交流，是在通过它来传递我们内心的激情，就像孩子在讲述着扣人心弦的故事，陶醉在其中，而是将艺术创作当成了吸引公众的眼球，博取公众喝彩的手段；于是艺术就与其他关注自身利益的活动毫无区别。相反，如果一个人在从事艺术创作的时候抱着给予而不是索取的愿望，抑制不住要与他人分享欢乐的冲动，那么艺术创作不仅能够成为高雅庄重的事业，还能成为一种无法估量的推动力，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如果从事艺术创作的人没有上述的愿望，只是将其视为一种手段，无疑，这又给艺术创作的道路投下了一道浓重的阴影；我所认识的最不愉快的艺术家是那些有着强烈情感和敏锐洞察力的人，他们还没有能力用某种艺术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可悲啊！正是这些人，他们胡乱地拥挤在文学的道路上和门廊里。他们受到艺术芳香的吸引，不愿去做那些平凡的工作，事实上这很危险。而且当他们试图表现对艺术的痴迷时，他们却并不具备艺术的感官和熟练的技巧。于是这些人要么变得狂热、忧郁，要么变得刻薄、傲慢，浑身散发出令人厌恶的狂躁和傲慢。
“一本书，”约翰逊博士说，“要么向读者说明该如何享受生活的乐趣，要么向读者说明该如何忍受生活的磨难。”对文学作用的表述还有比他的话更尖锐、更恰当的吗？任何人，只要他能，无论是享受生活乐趣的人还是忍受生活磨难的人都有权利说出自己的感受。如果他愿意帮助其他人享受乐趣或忍受磨难，那么他永远也不必质疑自己在生活当中所发挥的作用；如果他不能愉快地享受生活的乐趣，他至少还能以善意的幽默去忍受生活的磨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