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着三天，他住在单身宿舍里，袁秀英并没有来找他。
“你那东西是不是不管用？娶了媳妇不去弄，在这弄床板？”
“哈，哈，哈，老赵，要是你不行，我去给你帮帮忙，咋样？”
这些下井的人，不少人说话带脏字，无脏不成话。这在矿区已经形成了一个特定语言表达方式。
说脏话总是让人感到痛快淋漓，心中的烦闷，身体的劳累，几句脏话一吐，一下就全没了，仿佛五脏六腑被洗过一样，神清气爽。
赵忠孝不会说脏话，上了井，下了班，洗掉身上脸上的黑色，他蒙上头，谁也不理。
赵忠孝在井下采煤区工作，按照定量标准，他每月有四十五斤的口粮，一半是白面，一半是杂粮，杂粮包括苞谷面、黄豆、黑豆，有时还有高粱米。干那么重的活，这口粮仅够他一人吃，副食也很有限。那是个一切生活物资都十分紧缺的年代。
袁秀英没有户口，自然也没有口粮，她的一张嘴，吸纳的只能是赵忠孝口里的余留。
这个笨女人，却也不笨，她看到山坡上零零散散一小片一小片的地，个个用荆条围起来，一打听都是和她一样没有户口的矿工家属自己开垦出来的。于是，她也拿起锄头上了山，点起一把火，烧掉了半人高的蒿草，在山坡上开出一片荒地，在那地里种上洋芋、红薯，还种了蔬菜、洋柿子、豆角、茄子等。
那一天，下了班的赵忠孝和袁秀英一起去山坡上点洋芋，袁秀英在前面刨坑，赵忠孝着篮子在她的身后点。刨一个坑，点一个。一垄地快点完了，袁秀英站起了身，抬起胳膊擦了擦汗，她还是没有说话。赵忠孝站在她的身边，他先望望她，随后又把目光投向天上。早春的天空庄严肃穆，没有一朵轻佻的云飘过，空荡得令人战栗。
忽然，他朝她大喊一声：“我问你，你是不是个哑巴……”她还是那么胆怯地望着他，“我不是哑巴。”
“不是哑巴，为什么你总不说话！”
她没有回答他，弯下腰又开始刨坑。
“别点了，你用沟底的泥把点过的培一培吧！”他挖来了泥，按照她说的做了。
一片黑云从远处飘过来，黑压压的像夜行的鬼祟的队伍，风突然刮起来，蒿草飞起来，胡乱在赵忠孝的脸上抽打。
“要下雨了，快回去拿风筒布！”袁秀英喊道。
风筒布是井下导风筒用的。矿工个个家里有这样的物品。
他知道让他拿风筒布是来苫地的，不然，雨来了，点上的洋芋种就冲没了。
等他拐回到地里，雨已经下起来了。春雨斜斜落下，虽不凶猛，却带着透骨的寒气。袁秀英的衣服湿了，贴在身上，她的乳房突着，屁股撅着，身体的曲线完全暴露。
“她原来是个大屁股的女人。”
顾不得让赵忠孝多想，袁秀英已经展开了风筒布，扯到地边，她用一根折断的大树枝压上一角，不使风吹起风筒布，赵忠孝敏捷地踩着另一角，她又飞快地跑去找来砖头，压上另一头。
雨很快大了起来，水从赵忠孝的头发上哗哗往下流，他的眼睛刚刚受过伤，还没有好透，雨水一浸，又是一阵生痛。他闭上眼睛，凭感觉死死地踩着风筒布。
“你快回去，我一个人在这。”
她看见赵忠孝没动，又喊：“你回去，我把这弄结实。”她在雨中跑来跑去，搬来大石头，又用手迅速刨土，护住大石头。她又跑来，推了赵忠孝一把，“你回去，淋出病了，上不成班了！”
她那沾着草屑的泥手热乎乎地拍在赵忠孝的背上。赵忠孝冰冷的身体感到了热流的涌过。他想她的母亲曾说过她的身体不太好，得过喘病，可这会儿她怎么这么能干。
这一晚，他们终于睡在了一起。可是，当她起身想为他擦洗的时候，他还是轻轻摇了摇头，说了句：“我这辈子完了。”
她当然没有听明白这话的真实意思。她终于对他说话了，她说，俺总算成你的人了，你放心，俺不嫌你下煤窑，俺跟你一辈子。
“俺给你添闺女添孩，闺女长大伺候你，孩叫他给你干活。”这是她到秦州来说的最多的话了。没想到她一张口，还能说出这么打动人心的话。
添闺女添孩。他和这个女人的生活从现在起就正式开始了。
这时候，他才告诉她，家里有几块银圆，是母亲交给他的，他拿出来，递给了她。
“换点布证，做身好衣服吧。”他对她说。
她没有作声，用红布把银圆重新包起来，四角折起，又用红线缠了一圈又一圈，然后把这红布包放进一个瓦罐里，她把瓦罐的木塞塞紧，说道，藏罐里不怕老鼠咬。
他说他还有几床太平洋单子，也是他母亲给的，拿出来也交给了她。
她拆洗他的被褥，洗完了，晒在窑洞门口，干了，她喊他过来帮忙，他拽着一头，她拽着另一头，他们一齐用力，不料，被里子却被扯烂了。她埋怨他劲太大，他说她不会使力气。
她说：“都说俺家穷，半天，你家也不富。这布都糟成啥了！”
他上四点班，夜里一点下班，到家快两点了。她没睡，一直在等他，手也没闲，在缝单子。缝缝补补是袁秀英一生最爱干的活。缠线、用陀螺合线，除了干粗活，她总是手不离线，线不离手。
她问他：“给你做点啥吃？”他说：“吃面条吧。”她说：“好，我去给你擀。”
他一下子火了，“现在才擀，擀到啥时候了？还要生火……你为啥就不知道提前做好，非得等我下班。”
他很饿，也很累，很想一回家就吃上热腾腾的饭，可他的老婆不知道把饭提前做好，扣在那儿，等他回来热一热就可以吃。
“不吃了。”他赌气地躺下。
他上班不肯歇一个班，到矿上来回要走十六里，爬坡过沟自不用说。到了井下，他先是在运输区，挂钩、拉销子、甩车、推矿车。他不算是个太利落的人，能像别的工人那样抓住矿车就上，然后拔掉销子，抽出连环，把装满煤的矿车甩过去，再把空车甩过来。每一组车有二十多个。下井没几天，他就因为上矿车上得太慢，摔下来，手磕在地上，黑色的煤屑嵌进肉里。
“我不知道你想吃啥，咋做哩？做了，你不吃，不可惜了？”
“能有啥？家里能有啥？做啥我吃啥，你见我啥时剩过饭？”她不作声了。
“人常道，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安。你真不是个贤妻呀。”
“你啰唆啥，光会卖嘴皮……啥咸妻，啥甜妻，这不正做着？”
“买卖不当亏一时，娶妻不值害一世呀！”
她正在往锅里添水，听他这话，“啪”一下把铁瓢摔在地上。“不值，不值，谁叫你把我领来……我知道你没看上俺，要不是你家成分高，你……”
她气得坐在了地上。
“唉，呀，呀，我的命好苦啊……我的娘啊，你为啥推我到这火坑里啊……”
她双手举起，同时拍向腿部，又高举过头顶，一起一落，头也一仰一俯，像是做着某种运动，同时配合着有节奏的哭喊。
“啪！”赵忠孝从床上翻身坐起，一记耳光扇向了她。
“你个龟孙，你个地主羔子……”她疯了一般扑向他。
他们的打架从此拉开了序幕。
冬去春来。又有工人招到矿上，东山坡对面的谷地里又平出一块地，盖了一排排的房子，青瓦，白墙。有孩子的工人搬出了窑洞，搬进了青瓦白墙的房子。
西安的设计院搬来了，他们选了更好的一块地方，那是山谷地里最平缓最宽敞的一处，他们建了像四合院一样的院子，不是平房，是二层小楼，仿照当时的苏式建筑，弧形的门楼，尖尖的屋顶。他们的院子好大，还有锅炉房，可以提开水。还有食堂，可以集体排队吃饭。院子里的男人文质彬彬，进进出出，骑着极漂亮的自行车，“嘀零零”的响声令人眼馋。那些女人，穿着好看的绣花鞋或是皮鞋，烫着头发。
紧挨着设计院，玉华山矿的党委院也建了起来，院子也很大，当干部的就是有眼光，院子都选在平缓又宽敞的所在，坐北朝南，负阴抱阳。
可他们最大的好处，还不在于房子漂亮，而在于有开水可提，不用每天烟熏火燎、拾柴火烧煤、呛鼻子流泪地自己烧开水。尽管工人家属区离设计院、党委院有一里多地，可是很多孩子依然偷偷溜进去提开水。在工人家属区凉水都接不到，更别说烧开的热水了。
这西北的小城，缺水是自然的，深山里的矿区更为明显。几百户人家只装一个水龙头，盖一个水房，在家属区的南头，还要上一个缓坡。放水也有时间规定，一天放两次，一次只放半个小时。大人上班了，经常赶不到接水的时间，这任务便落到孩子们头上。
挤，只有挤，每家的水桶都写上家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排在一起蔚为大观，像是极具创意的铁桶百家姓谱。
接水的队伍开始排队，耐着性子等待。各家的扁担靠在水房的土墙上，像是一堆堆、一杆杆的长枪。当然扁担上也需要写字，以示区分，不至于拿乱。排着排着，便有人企图加队，还有人要走看水管人的后门，把水桶递到前面。那看水管的人得意扬扬，毫不客气地提着水桶把子，套在水管上，根本不顾忌跟前人已耐着性子等了半天。有时，恰恰他这一桶刚好接完，水就停了。眼看就要接到了却不能接到水的人，气恼异常。
还有人要走排在前面人的后门，“那谁谁……”手里递过铁桶，使个眼色，“知道……”接过来。
后面的人气愤了，“妈那个×，加队，要加都加……”于是队伍大乱。你挤我推，拼命要挤到水管跟前。写着“王”字的水桶把刚刚套上，对准水流，又被挤到一边。“刘”字的水桶又对准了水流。接上水的人两手拼命地护着桶，保护着阵地，还要弯着腰，撅着屁股，顶着后面人的身体，抵御着进攻。
每一次接水都是一次激烈的战斗。洋皮铁桶被“嗵”的一声扔出人群，于是，扁担便跟着抡起来。
矿上的孩子从小就会打架，都是这时候练出来的。就是女孩也会打，扑上去揪对方的头发，拽对方的腿，大点的女孩还知道去抽对方的裤腰带，也学男孩子猛不防来个“扫堂腿”，让那家伙顾上顾不了下，以使哥哥有机会把那家伙撂翻在地，算是结束战斗。
最可憎的就是那南方人。只要是南方口音，不管江南江北，无论吴地越人，一律叫“上海鸭子”。南方有水不惜水，每次轮到跟前，总要把他家那木桶涮过来涮过去，接了又倒，倒了又接，不顾后面的人眼里冒金星。终于有人忍不住，大骂：“哪家桶上粘了屎了？粘了尿了？洗来洗去的……洗干净再来接。”
“咚”的一声，南方人的木桶被扔了出去。
只要能接上水，打架算不了什么。司空见惯，也值。担上水上坡，早忘了谁抡了自己一扁担。最怕的是经常停水，只好半夜起来接水，为了天亮前就把水桶挂在水管上占据优势一夜不睡也是常事。
要是停水时间长了，还要到附近农村去找水，或是到沟里去找水。一走就是好几里路，上坡又下坡，个子矮的孩子，铁桶磕着地，咣咣当当，水担到家里，顶多也只剩下半桶。聪明的孩子会把扁担上的铁链子挽上几圈，链条短了，桶就磕不着地了。左肩换右肩，只要轻轻一扭，把扁担拨一下，身子打个旋，姿势优美又娴熟。
孩子们早早就学会到矿上去拾煤，拾炭泡，提着破煤篮围在选煤楼下抢煤。抢煤和抢水一样，也同样是一场激烈的战斗。
“开仓了，放煤了！”听到煤从选煤楼上像河水决堤般隆隆而下，立刻有人大喊。孩子们“嗡”的一声拥了上去，篮子对着煤仓口死也不离开。蹦出来的煤块砸伤了脚，碰烂了脸，也根本顾不得去管，谁要是接不上煤，抢不到煤，必遭身后父母一通大骂，就是抢得少，挨骂也是平常事。
对于脸像父母一样黑，手像父母一样脏的矿工孩子，最向往的就是到设计院和党委院里去转一转。这两个大院子神秘奢华，是一个他们根本不懂也不清楚的世界。
望着那一片苏联建筑的房子，住在山上的孩子总难免浮想联翩。不知道那里住的都是什么人，也不知道那里衣帽整齐出出进进的人是从哪里来的。
袁秀英怀孕了，肚子一天天鼓起来，可她像是什么都不懂似的，照样干活。早晨，她脸也不洗，饭也不做，就一条裤腿长、一条裤腿短地扛起锄头上山去了。她的心像是被洋芋和豆角迷住了，她拔草，上粪，一点也不马虎。她生就干活的身子出力的命。
有时，她跑得很远，一整天都不在家里，不知她在干什么，下班了，也找不见她人。可每次回来，手里总不空。
这个女人越来越怪异了。
赵忠孝不久被调到采煤区，那是井下最脏最苦的活。工作时间长，说是八个小时，有时十二个小时十三个小时干到天明也是常事。那叫“涝点”。攉完煤再上罐，攉不完煤就别想上来。天气冷，天天穿衣服换衣服，冻得够呛。井下干活出了汗，衣服湿了。湿了，明天上班湿衣服还要穿上。中间饿了就啃干馍，馍在炉子上烤焦，黄斓斓，光溜溜，不怕在井下沾煤灰，可吃起来难以下咽。干，要喝水，喝就喝那水管子里的水，水管子的水就是井下的水，尿也有，啥也有。他顾不得那么多了，抱住那水管子，一喝一个饱。
采煤区离工作面最少还要走十几里路，离“二水平”近了，但还要再上坡下坡。井下的巷道就像地面上的山势一样，曲曲弯弯，高高低低。上坡容易，一下坡腿就打战，不会走路了。从坡底下爬上来，又是一身水。
采煤前要先打柱子，以防冒顶。七八米远打一根柱子，赵忠孝扛着135斤的铁柱子来回跑，跑得腿都抬不起来了。
他连着受了两次伤，都特别的危险。一次大冒顶，主体压力来了，他正在掌子面打柱子，只听旁边的工友说，压力来了，快跑，他便跟着工友跑。可他的腿像是被勒住了一样，怎么也跑不快。“哗啦哗啦”，冒顶下来了，他被埋在煤堆里头。
两天两夜，煤攉开了，他被刨出来。哈哈——他竟然没有太大的伤，只是眼睛睁不开。旁边大个子的工友也被刨出来，那工友说，肚子饥得很，抢救的人立刻把干馍递给他，他三口两口地吃完了。救护车把大个子接到矿门口，正要往医院里送，大个子却撑死了。等到赵忠孝扒出来时，他也喊饿，但没人敢再给他吃了，他被弄到矿医院，住了一个礼拜。
那是他到矿上后第一次遇到的最危险的事，也是印象最深的一次。
出院没几天，他用电钻打眼，打了眼放炮，装火药雷管，装好雷管以后，炮线拉到外面，线拉好再进去连炮，两个线头要连在一块。赵忠孝进去连炮，正连着，外边送上电了，炮响了，他的耳朵根被崩了一片黑，耳朵差点被崩掉。
时间一久，谁都要学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危险，矿工个个脸上都有黑，不是被炮崩的，就是被冒顶下来的煤灰嵌进去的，也并不稀奇。
冒顶是最常发生的事故，不管哪个采区都难免冒顶，柱子打不好要冒顶，放顶时也会冒顶，放得好还差不多，放得不好，“哗啦”一下，人就埋到里边了。井下，唉！死个人不算什么，更不要说脸被崩黑了。
在老家教书时，还曾有人说赵忠孝长得英俊，貌比潘安，身似宋玉，到了玉华山煤矿短短几年，他就变成了像模像样的下煤窑的矿工了。
不断有年轻的矿工结婚，可赵忠孝连吃顿饭，喝喜酒都提心吊胆。饭还没吃完，矿上传来消息，一块大冰把罐笼盖子砸掉了，一罐笼死了五个，正在酒桌上的矿工家属听说了，当场滑到了桌子下面，酒席不欢而散。
最令赵忠孝难过的是，不管他出现何种情况，总没有人来关心他。
老黄哥的老婆也是从河南领来的农村妇女，她可比袁秀英强多了。老黄哥三班倒，到第二天早上天明还没回来时，老黄婆的心便如油锅上煎一般。老黄哥一时不回来，她一时不睡觉。她半夜把面条擀好，菜洗好，眼巴巴等男人回来。她知道，她的男人夜里十二点是要下班的。等到天明还没回来的话，她就跑到矿上找，到更衣室问，到井口上等。
矿工的家属个个担惊受怕，只要男人没到家，她们就走出窑洞门，站在山坡上，朝着井口的方向，一遍又一遍望，直至看到男人的身影远远出现，便立刻扭身回去做饭。火车道的尽头，像太阳升起一样一点点出现又一点点明显的一群黑影，她们能从黑影中一眼看出有没有她们的男人，哪个是她们的男人。好眼力就是这样练出来的。
可没人在等赵忠孝，他的妻子袁秀英，总是跑得不见踪影，她到底在干什么呢？
他的右眼老是在跳，左眼跳财，右眼跳祸，他的心慌慌的，不知要发生什么。
他只好自己做饭。他已学会了好几种陕西的面食，比如搓麻食，比如漏鱼，比如蒸发糕。听起来日子很富足，食物很诗意，其实，这些食物的原料都很简陋。所谓麻食，就是把面揉好，切成指头大小的小丁丁，用大拇指一个一个地捻开，捻着的时候，不一定要放在平整的案板上去捻，那样捻出来的麻食没有花纹，不好看。一定要找一件有棱的板子，在那上面搓和捻，通常是在用苇秆编的箅子上去捻。而面是不会全用白面的，用杂面，出来是混合色，再带上花纹，会增加食欲。漏鱼当然也不是真的鱼了，是用玉米面做的。把玉米面一把把地撒在开水锅里搅成黏稠状，趁热，再漏到有密密麻麻小孔的器物里，器物下面放一水桶或是盆子，里面必须是冷水。从密密麻麻小孔出来的玉米黏稠物落在下面的冷水里，便像小鱼儿一样游动漂浮，甚是好看。
发糕就更好看了，一层玉米面，一层高粱面，蒸出来，一层金黄，一层赤红，再加上糖精，甜甜的，香香的。
艰苦的年代没有太多的白面，有白面也不舍得吃，一斤白面可以换二斤杂面，白面总是留着用来交换的。吃好不重要，吃饱才重要。但杂粮吃得太多会反胃，也会使肠胃里的东西干结，排不下来。所以只好在食物的做法上变着花样以增加食欲，促进消化。
那天，赵忠孝正在轧饸饹面，荞麦面粘了一手。忽听外面一阵乱七八糟的，他粘着面手跑出来，只见袁秀英被一群人推推搡搡从窑洞旁的山坡上往下走。当中有大华妈，大华妈是个邋里邋遢不知理家的河北女人，和袁秀英属一路货。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袁秀英最爱和大华妈混在一起。
“老赵，老赵，快出来呀！”大华妈老远就开始大喊。
袁秀英一手捂着头，血从指头缝里往下滴。
“怎么回事？”赵忠孝吃了一惊。
“打架了，恁老婆让人打了。”
袁秀英去偷洋芋了，是塬上农民的。她跑到薛家堡。大华妈告诉她薛家堡洋芋长得大，洋芋地宽，农民看不过来。农民一天吃两顿饭，一早起来先下地，干会儿活，九点钟日头升起才回去吃饭，下午四五点，日头落山天擦黑再吃晚饭。她们可以趁农民上午九十点钟吃饭时去挖洋芋。
这个没脑子的女人想都没想就去了。结果，农民发现了她们，把她们的篮子踩烂了，要把她们送到大队去。大华妈倒是会看眼色行事，赶紧说好话，赔笑脸。说什么俺是矿上家属，没户口，没口粮，孩子多吃不饱，没有办法。她说的也确是实情。农民听着可怜打算放她们走。
要是这样，恐怕也就没事了，可袁秀英不识眼色，她捡起被农民踩烂的破篮子让农民赔。
“挖你洋芋又没拿走，为啥毁坏我篮子？”
她冲到农民跟前，“赔我篮子！赔我篮子！”她挥舞着篮子，并用破篮子朝农民身上抡。
农民恼了，拿起镰刀朝她打来，她的额头被划了个大口子。大华妈怕农民连她也打了，急忙拉着袁秀英回来了。
原来她一直在偷。那些带到家里的苞谷棒子还有菜，并不是她自己种的。赵忠孝一听就想骂袁秀英，没等他开口，袁秀英坐在地上又大哭起来。她一边哭，一边说道，我的老天师呀，咋把我弄到这山沟里呀，吃的吃不上，喝的喝不上。我去偷，还不是心疼你呀，你下井，那点粮，我咋能从你口里夺食呀！
赵忠孝懂点中医，他找来刺蓟草捣烂糊在袁秀英额头上，血总算止住了。
可大华妈又不愿意了，说是秀英怀孕了，受惊了，动了胎气了，逼着赵忠孝带袁秀英到矿医院去检查。
矿医院在市内，离玉华山矿四十公里，来回要一天，晚上还要上夜班，赵忠孝有些迟疑。
袁秀英见赵忠孝犹豫，便又大哭起来。
“我不活了，我不要这孩子了！”
“要不，先到矿卫生所看看。”赵忠孝慌里慌张洗净面手，开箱从柜子里拿钱。
“也行。”大华妈说。
矿上的卫生所只能治小病，是为井下工人受伤紧急处理服务的，关于胎气他们说检查不出来。这是赵忠孝的第一个孩子，不敢有闪失，于是赵忠孝带袁秀英坐汽车又来到大医院。
一番检查之后，矿医院大夫说，胎气好着呢。把袁秀英安置到家，他一口水没喝又去上班去了。也就是在那天的夜班中，赵忠孝昏头昏脑，皮带被矿车挂住，差点被卷进矿车下。
“你要不把我害死，你就不姓袁是不是？！”死里逃生的赵忠孝大骂袁秀英。
袁秀英扑上去一口咬住了他，咬在他的大腿上。一块肉还真叼在她的嘴里。
这个像狼一样的女人。赵忠孝怒从心头起，挥拳朝袁秀英的背上打去，可她咬着那块肉就是不松口。
人咬人，留疤痕。赵忠孝的大腿从此不再光洁，留着那块疤。
不久，袁秀英又去偷油菜。那天，她和四五个女人，到了农民的油菜地里，戴着草帽的农民看到她们进了地，也不管，等到她们把油菜装到篮子里准备下山时，农民过来了。他夺下她们的篮子，要她们赔偿。要是不赔偿，就送她们去矿山派出所。
农民早已看出她们是矿上的家属。
几个女人害怕了。她们不敢去派出所，她们怕丢人。最后，一个女人拿出了十五块钱给了这农民，她说这十五块算是替大家垫的，回去后她们还必须一人还她三块。
袁秀英到家一直没敢说这事。三块钱，赵忠孝下井一个月也就挣三十九块五。可那垫钱的女人来要钱了，赵忠孝一下又火了。
“偷油菜又不犯法，去派出所就去派出所，他那点油菜哪里就值十五块，让去派出所就去派出所，让派出所断去。”
想到这个女人把花大价钱弄回来的油菜还包了包子让自己吃了，赵忠孝真有点想吐。
“没钱，要给，你自己给。说不定那给钱的女人和那农民是串通起来的，不然，一个家属身上哪有那么多钱？”
“‘一只胳膊’都给了，你为啥不给？”
“一只胳膊”是另一个上山偷油菜的女人，她在石矸山捡煤，被矿车轧断了一只胳膊。
“一只胳膊”是残疾人，可人家男人都给了钱，自己两只胳膊，赵忠孝却这样冷待她，袁秀英所有的委屈都爆发了。
她拿了刀，要去劈赵忠孝。
“世上任何事，如果不沾，就没事，要是沾上了，就容易成瘾。”赵忠孝说。
袁秀英跟人吵架、打架好像也上瘾了，三天两头和人吵。
为一条面袋，又住进了玉华山镇医院，辛苦一个月的工资又花掉了。她是家属，没人报销药费。最后自己又气得抽风，嘴歪眼斜，说王嫂明明没还她面袋，偏说还了，坏了良心，冤枉她。又说扫了她的面，说得颠三倒四。
矿区人买回面，撕开线口，倒在陈炉镇烧的陶瓷缸里，但是面袋上的残面还要再扫几扫，还能扫出几捧面。购面是有时间限制的，北公房二十号，南公房二十一号，干部院二十二号，东山坡二十三号。各家各户须按规定时间到粮站买粮，错过了，就买不上。于是，北公房的王嫂借了袁秀英的面袋。
到底王嫂还没还面袋，还是王嫂真把面袋上的残面扫得滴水不留，赵忠孝也懒得搞清楚了。他能做的，只有给袁秀英看病。赵忠孝弄来蝎子和蚯蚓，配在一起治她的嘴歪眼斜。
矿区打架吵架本也是司空见惯，不足为怪。为门口放尿桶没及时倒掉，熏住了人；为邻家筛煤灰吹到他家里了，锅里像飘着蝇屎灰；为烟筒不安在窗户上，却安在门口，冲着他家冒烟了，把他家小孩呛出病了；为柴火放的位置不对了，刚好在他家窗户根下了，把墙根沤烂了；为吐了一口痰，是故意恶心他家了。鸡零狗碎，扯不清，理还乱。
饥寒生盗心，贫穷起乱意，矿区的人们就这样打着、吵着，又生活着。他们可以不用打招呼就把筷子伸到对方的碗里去夹菜，也可能一言不合就把筷子头点向对方的脑门。要不，就把一碗苞谷面糊糊直截了当地扣在对方的脸上。打了打了，却也并不记仇。骂起来，咬牙切齿，恨不得挖了对方祖坟一样，可两天半不到又会和好如初，好起来又如同一家人一样，像是什么也没发生过。
小孩们打，大人也打。安徽女人骂河南女人，陕西女人又骂安徽女人，陕北女人骂山东女人，陕西女人又骂陕北女人。打得一团乱麻，吵得不亦乐乎。各种口音，各种骂法，形象鲜明，精彩绝伦，耐人寻味，妙不可言。像是不用乐器演奏出的交响乐，听起来如同黄河决堤，长江倒流。
最好听的当属陕北女人，她们声音婉转，起伏有致，还带有卷舌音，浑圆如珠，几句话出口，确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每句话的结尾还缀着“咯啦”副词。再加上那眼神，那恰到好处的抑扬顿挫，那伸头又抱腰的动作，真是比电影好看，比唱戏还动人。
每每这个时候，不像是吵架了，像是在演出小剧目，围观者也并不关心为何事而吵，只以欣赏的眼光看吵架者的表演，并加以评判。
骂来骂去，离不了那几句，那几个词，根本就是离题万里，事情本身的缘由早都不知跑哪里去了。
土著的陕西当地人，在外来的矿工口里被称作“此地人”。以矿工们直率豪迈的性情来看，木讷谨慎心思缜密的此地人比较精明，又被叫作“此地猴”。倒也没有恶意，不过是依据他们认为的特征而命名，如同四川人被叫作“四川蹴子”、陕北人被叫作“陕北咯啦子”、山东人被叫作“山东棒子”一样。
而占多数的河南矿工背负“河南担”的名称，理所当然名正言顺。
不知什么时候起，赵忠孝也变成了这样的人。他虽不会骂人，可是他会打人了，他不敢去打别人，只有打自己的老婆。他想老婆要是说句软话，他就不会抬手了。可是，不。老婆不爱说话，倒是死犟死犟，这一点也令赵忠孝很不高兴。
“抬手不打笑面人啊。”赵忠孝说，“这个死脑筋的女人就是知道和人对着干，打死都不会说一句软话。”
“世上有两种人，一种是有心有肺，有好心也有坏心；一种是无心无肺，既没好心也没坏心，你就是那既没坏心但也没好心的人，你是那没心没肺呀！”
望着痴痴呆呆的袁秀英，他这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