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皇帝太过于天真，他本以为，以雷霆万钧之势摧折和珅这朵罪恶之花，就可以生生扯开帝国的庇护制网络。杀了一个和珅，将他的党羽一网打尽，然后再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惩贪风暴，腐败将会从这个帝国的土壤里被连根拔除。
爱新觉罗·颙琰把诛和珅作为自己升级为皇帝后交出的第一份答卷，这份答卷堪称完美。这也使先前在新皇面前如沐春风的王公大臣们突然意识到，这个平日里看上去温吞吞的男人，有他的暴脾气，也有凌厉的手段。
让体制内的龙卷风刮得更猛烈些吧！所有的人都在等着第二轮、第三轮，甚至更多轮政治狂飙的来临。他们既期待又害怕，期待的是，这个站在盛世悬崖边的帝国需要一个新的且有力的政治舵手，引领他们走出眼前的困境；害怕的是，这个引领他们的舵手不能过于激进，毕竟是新旧交替之际。
君王有君王的烦恼，大臣有大臣的苦楚，至于老百姓，他们只看重眼前的好日子。一缕缕政治新风，绵绵不断地从紫禁城的旧宫殿里向四面八方吹散出来。
细心的官员还发现，嘉庆亲政后的第二个月就发布谕旨，今后他出宫祭天及谒陵，随行仪仗必须减半，必须压缩皇家的出行费用，皇后和嫔妃也不必随行。
这道谕旨流露出新皇帝的务实作风，也让帝国官员们长长地舒了口气，大清国又将迎来一个中兴之世。嘉庆皇帝并不是一个贪图享乐的君王，大部分时候，他更像是一个完成了自我逮捕的囚徒。就连到木兰围场围猎，放松身心的事也不愿由着性子胡来，他走的是“遵守祖制”的路线。
他不会像野兽一样迷失在无边丛林里，他会沿着先祖们开辟的路线，一步步地追随。他只给自己定一个相对低标准的任务量，射中两件猎物，就立刻赶回去处理政务，绝不因玩兴正浓而多耽搁一刻。在他看来，人性的欲望是最危险的东西，而他的一生，也从没有被声色、珍玩、不良嗜好所迷。
大清国的盛世光景，不外乎康雍乾三世。大清268年国祚，康雍乾三任帝王就占去一半，还不包括乾隆当太上皇的三年光景。大清国中前期的政治改革也大多集中于这一时期—康熙帝在紫禁城里设立了南书房，任命一批通熟儒家经典和历史知识的官员担任经筵讲官，又从翰林院挑选饱学之士充当日讲官员。于是，这里成为皇帝与翰林院的文学儒臣们诗赋唱和之所，也成为一个由皇帝严密控制的核心机构，无形中削弱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阁的权力；雍正设立军机处也具有偶然性，起先不过是一个处理紧急军务的“秘书”机构，为了自己使用方便，一再扩大它的权力，变成一个听命于己的最高决策机构。军机处变成了雍正帝的秘书处，也让他看到了军机处存在的妙处—既架空内阁，又架空议政王大臣会议。
如此一来，大清国的君王们凭借着个人的政治手腕，巧妙地化解了废除丞相制所带来的制度缺位，也摒弃了朱明王朝所实行的内阁制。整个天下，真的成了皇帝一个人的天下。这就像是一把双刃剑，权力的高度集中，也必然会提升制度运行的风险系数。
早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大清发生了一起震古烁今的大案，准确地说这是清朝建国以来的头号贪污大案：甘肃贪污案。
在这场肃贪风暴中，从封疆大吏到州县官员，贪污白银2万两以上的案犯斩首56人，免死发遣46人，革职、杖流、病故、畏罪自杀者数十人。一场肃贪之风横扫过后，甘肃官场几乎为之一空。有人总结甘肃贪污案的特点：无官不贪，而且是有组织、成系统、走程序地贪腐。从上到下，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贪腐生态系统。
乾隆盛世的后半段，整个大清国陷入找不到出口突围的困境之中，物价比执政初期上升了三四倍。花样百出的苛捐杂税，让升斗小民在现实的碾压之下叫苦不迭。对照王朝兴亡曲线图，可以发现：一个王朝如果火箭般直抵“盛世”塔尖，那么也就意味着它将置身于一个无路可走的险境，只剩下“持盈保泰”一条生路。站在高处，人会不自主地陷入眩晕，而眩晕会让人的意志力消退，由奋发进取而转向歌舞升平。人们陶醉于眼前的繁荣，逐渐丧失忧患意识，忽视平静水面下的暗流涌动。诚如作家张宏杰所说，盛世君主往往是英明与昏聩集于一身，理智与膨胀合为一体。他们通常既是辉煌成绩的创造者，也是王朝衰落的罪魁祸首。
此时的大清国就像是一个忘乎所以的巨人，眯着眼睛，晒着太阳，昏昏然不知老之将至，更不知危险就来自屁股下面，因为他正坐在一个随时都有可能会引爆的炸药包上。他的君王和臣民也没有觉察到危险的步步紧逼，他们觉得春风正好日当中，这是历史上难得的太平时光，一切看上去很美。自我感觉良好的乾隆皇帝，给自己封了十全武功。十全者，功德圆满也。
满朝文武虽有不满之人，但也没人敢说出眼睛看到的真相，真相最是伤人。
乾隆皇帝后期一直住在养心殿里，须臾不曾离开，他怕自己前脚刚迈出去，就有人剥夺了他在这座宫殿里应有的位置。他按照江南园林的布局，精心打造着属于自己的御花园，希望有一天能够将自己的身心放置于此，可惜的是他一天也没在里面待过。
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而形势的发展让嘉庆皇帝根本来不及做出应对反应。他虽然杀了一个和珅，虽然十一个全国总督当中，有六个已经被他拿下马。虽然在他为配合镇压白莲教战争发起的惩贪高潮中，官场贪风有所收敛，然而，肃贪高压态势稍一松懈，这个世界又故态复萌。官员从上到下，从大到小，无人不在收礼送礼，无人不在买官卖官；各地衙门贪风无处不劲吹，除了中饱私囊之外，对一切民间疾苦都漠不关心。
乾隆时期已经花样百出的腐败，此时又呈现出许多新特点：腐败如同癌细胞向庞大的王朝躯体全面扩散，所有的基层官员都成为权力的寻租者，一些把守着体制边边角角的幕僚和胥吏甚至成为腐败案的主角；潜规则变成了明规则，社会上所有大事小情，都需要用钱开路，否则寸步难行。
大清王朝的监督体系变成了一张支离破碎的网，缝缝补补已经无济于事。直隶省布政使司承办司书王丽南，是直隶省财政厅的一个小小办事员，顶多是股级干部，按理说并没有什么权力。可是从嘉庆元年起，数年之间，居然贪污了三十一万两白银。甚至湖北财政厅（布政使司）的一个小小的银匠，居然能够利用政府官员的糊涂马虎，不断私藏银两，几年下来，居然也贪污了五千两之多。
嘉庆十四年（1839）六月中下旬，江苏中部连日大雨。好端端的天穹就像是被人捅破了一个大窟窿，雨水倾泻而下，淮河下游河水暴涨。奔腾咆哮的黄河自清江入淮后，宛若一匹脱缰的野马，在瓢泼般的大雨中，呼啸着，猛烈地冲击着薄弱的堤岸。
一道道灾情告急奏折由军机处加上火急标志，送进了北京紫禁城的乾清宫。爱新觉罗·颙琰已经几天几夜没有睡上一个安稳觉，他坐在那张宽大的硬木蟠龙御座前，阅读着这些奏章，脸上罩上了一层愁云。他记得很清楚，自从登基以来，那桀骜不驯的黄河几乎年年都要给自己带来一些麻烦。由于下游河道淤高，只要遇着连阴天，黄河就要决口。尽管他曾督促工部派专员视察过河南、江苏一带的堤防情况，拟订过几个加高堤坝的计划，但拨下一点款项，不是被朝廷挪作军用，就是被部、省、府、县官吏层层贪污，所以始终未见成效。现在，老天又与自己作对，黄河又再次决堤。
自从嘉庆亲政以来，黄河决口几乎成了常有之事。全国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都扔进了黄河，黄河不治，大清国的根基也会不稳当。可一旦治了黄河，大清国的日子又要过得紧起来。一天到晚在皇帝面前哭穷的是内务府的官员，而最高兴的莫过于那些治河的官员。黄河之水四处泛滥，而他们每天公然在河督衙门里喝酒唱戏，一桌酒席，花费千两是平常之事。
打着治河旗号的大小官员，将用于治河的费用名正言顺地据为己有，这么做带来的后果可想而知。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治河官员不断压低工程造价，偷工减料。应该用麻料的地方，掺杂了大量沙土；应该建造秸垛填石，秸垛建好了，却不往里填埋石头。洪水所到之处，处处决口。
嘉庆年间，全国各地府衙出现大量在岗不在编的“编外衙役”或者说“编外警察”，薪水自收自支。利用他们处处设卡，到处收费，以弥补财政经费的不足。他们的数量，往往超过正式编制数倍，甚至数十倍。
比如直隶省正定县，“编外衙役”多达九百多名，而浙江省的仁和、钱塘等县，更是多达一千五六百人。这些“编外衙役”虽然没有体制内的编制，但是他们的危害程度并不低于那些体制内的正式人员。他们横行乡里，巧立名目，一遍遍向农民收取各项税费，谁不交，就关入私牢，严刑拷打。他们在城市里勒索小商小贩，经常闹出人命案子，有的官司甚至打进紫禁城，打到皇帝面前。
从嘉庆七年到嘉庆十年，几乎每个月都有重要的人事调整。全国的省部级高官被轮换个遍，像是账房先生的算盘珠子，谁都无法逃脱被拨弄的命运，南人北往，北人南去。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在忙着中饱私囊，陷落于时代的泥沼。腐败的势头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而各地的财政亏空也是此起彼伏。
这场从上到下的运动式惩贪，到了嘉庆时期渐渐失去先前的力道。与腐败官员的总数比起来，被发现和惩处者不到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腐败带来的收益实在高得离谱，而腐败的风险又实在太低。腐败已成为大清国官僚体系的常态化运作，贪污成了官员生活的主要来源。一个人如果不贪污，则无法打点上司，结好同级，也就无法在官僚体系的夹缝里生存下去。
受到惩处者在日光下哀叹命运的不公，而一时逃脱者也在深沉的暗夜里辗转反侧，等待着另一只靴子的落地。从乾隆晚年开始，官员们对秋风扫落叶式的惩贪风暴已日趋麻木。到了嘉庆时期，官员们的腐败热情变得空前高涨，甚至到了“前仆后继”的程度。耐心极好的皇帝陷入焦躁不安之中，谕文中甚至出现连篇累牍的斥责、抱怨甚至痛骂。他的父皇乾隆帝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他比谁都清楚，自己接手的不过是一个虚假的繁荣帝国。所谓的康乾盛世已经将一个王朝的精气神榨取得所剩无几。
嘉庆十年（1805）九月下旬，北方的天空沉淀着亘古不变的湛蓝，令人无限神往。而此时刚从热河避暑山庄返回京城的嘉庆帝还沉浸于一个多月的慵懒时光里，这真是一段神仙般的日子。再也没有那些令他头疼的国家大事的烦扰，有的是幽雅宁静的环境和美人入怀的柔情。
嘉庆皇帝要做一件事，对他来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他很快又上路了，陪他一起上路的还有皇室成员及朝中重臣。他此行的目的地，是大清国的龙兴之地。在祭奠了新宾永陵之后，他们向西直抵盛京，祭奠了福陵（清太祖努尔哈赤之陵）和昭陵（清太宗皇太极之陵）。
他临风立于这片苍茫的北国大地，思绪万千，圣祖康熙南征北战、皇考乾隆励精图治才有今日大清之盛势。自己在位这十几年来，兵事、海事、河事不断，眼见得国势一天天地衰微下去。
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书斋里度过的，波澜不惊的生活已绵延相续三十余年。他自认为自己与翰林院的那些饱学之士并无区别，而这种毫无意义的比较，往往会让他忽略自己的另一个身份，大清国的皇帝。如果来一场文人选秀，他有信心脱颖而出，可是对于治理一个如此大的国家，他是缺乏信心的。在他被宣布为太子的当天写下的一首诗中出现了“一己愚哀频战栗”“自愧凡材何以报”的怂人之言。他在拜谒雍正陵时写的《谒陵恭纪》中，也有“自念微才薄，难承锡命优”之句。他在《十全纪实颂》中也追述了当时的心情：“闻命之下，五内战兢。”这或许不是他的自谦之语，而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
嘉庆皇帝缺乏的并不是一个君王的聪明才智，也不是时间和精力，而是作为一个君王应具备的胆识与勇气。一个缺乏勇气的君王是悲哀的，也是不值得同情的。有人会说，嘉庆上台第一件事，就是诛杀父亲的宠臣和珅，完全称得上是中兴之君。
嘉庆帝不是没有想过改革，而是不敢改革。他十分清楚大清国的危机严重到了什么程度，这具表面看起来还有几分体面的躯体已经病入膏肓，他被这种可怕的病相吓倒了。生怕自己一着不慎，这个重症病人会死在自己手里。在“新政”后期，嘉庆已经开始禁止人们使用“新政”这个词。他生怕人们认为他的“新政”是刻意翻父亲的案。“不孝”这个罪名是他这个品质“端淳”之人无法承受之重。
乾隆留给他的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太平盛世，而是一个盛极而衰的世界。
传统的政治机制已不再具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能力，官僚们在习惯于按照固定程序从事行政管理的同时，也学会了利用这一固定程序从事营私舞弊活动，他们安于享乐，安于因循怠玩，安于徇私舞弊。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达到极限，无法承受异常迅速增长的人口压力，物质财富增长速度与人口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严重失衡，造成严重的民生问题。连向来喜欢粉饰太平的乾隆帝也不得不承认：“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日繁，物产只有此数，而日用日渐加增。”
嘉庆帝在自己所写的《守成论》一文中，谈到遵循祖宗成规的原因：“列圣所遗之成规也，守者世世子孙守而不易也。盖创业之君，继前朝弊坏之余，开盛世兴隆之业，殚心竭虑，陈纪立纲，法良意美，无不详尽。后世子孙当谨循法则，诚求守成至理，以祖宗之心为心，以祖宗之政为政，率由典常，永绥宝祚，咸有一德，守之不变，丕基至于万世可也。”
嘉庆是一个善于思考的君王，对于大清国未来的政治走向，他除了“守成、法祖”，再也拿不出新鲜的东西。在他的执政生涯中，他花费了巨大精力去研究历代《实录》，最大限度地按照祖制要求办事，而他从早年的意气风发变成一个逐渐失去性格和特色的木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