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清晨，律劳卑一行离开澳门，搭乘“安朵玛琪”号军舰向广州进发。站在甲板上，眺望远处若隐若现的海岸线，律劳卑的内心无比振奋。他甚至觉得，这漫长的海岸线最终将成为自己手中一条坚固的绳索，他将用这个绳索死死地捆住大清国的手脚。
他的自我感觉从未如此良好，进入上院，能够得到这样一个来到中国的机会，他觉得上帝这一次是站在自己一边的。
上帝站在哪一边？虽然不是他的子民说了算，但是在此时此刻的马礼逊看来，他这个传教士应该永远是站在上帝那一边。在英国被接受作为传教士已经整整30周年的马礼逊，却很不情愿在这样酷热的天气前往广州，因为他的身体显得非常虚弱。他拖着病体乘船到虎门之后，又离船到另一艘船的甲板上露天过了一夜，那晚先是非常闷热，接着又下了一场透彻天地的暴雨。
7月25日下午，律劳卑经过两个多月的海上颠簸，终于抵达广州。次日清晨，象征着英国海军的米字旗就飘扬在旧日东印度公司的商馆上空。旗帜上，赫然出现了“大英帝国”的字样，一个外来“番邦”居然敢打着帝国的旗号，将自己的旗帜插在大清国的土地上，这真是让人难以接受。
律劳卑并没有直接去面见广州的行政长官，而是派了个秘书，带着书信前往广州城正门叩关。其实这并不完全是律劳卑的一意孤行，在他带着使命离开英国之前就被官方告知，不得损害英国与中国的现存关系。但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接着又补充道：“阁下到广州后应立即以公函通知总督。”
数十年来，广州贸易章程一直禁止中国官员和外国人直接打交道。这是外交大臣巴麦尊随便宣布的一项中国肯定会反对的新倡议，但是英方也显然没打算用他的武力去支持这个不够成熟的倡议。
律劳卑尚未悟出此中奥妙，他的船就已经抵达广州。以往即使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上任，事先都要先与两广总督知会一声。若是前往广州，先要通过行商向两广总督投递禀帖。禀帖呈送两广总督后，需要再向北京奏明，等待皇帝恩准。只有在澳门收到准许前往广州的红色牌照，他才可以继续自己的旅程。
律劳卑将这些程序统统省去，可是两个多小时后，他的秘书不出意外地又无功而返。律劳卑等于是手里拎着一把双刃剑，来到了广州地界。
第二天，十三行总商—怡和行的当家人伍秉鉴突然出现在英国人的商馆。这位东方富豪的身上没有英国贵族常有的傲慢、偏见与愚蠢，瘦削的面相流露出并不自以为是的精明。或许是长期浸淫于商界的缘故，他的眼神里流露出一种不动声色的淡然，让人不易察觉他的心思。
这位中国富豪显然是一个与人打交道的好手，说话的语速略显缓慢，嘴里蹦出的每个音节都异常清晰。语言的逻辑性很强，思维缜密，不容易让与之打交道的人发现破绽。他向律劳卑强调了大清国的规矩：首先，凡是洋人来到中国，是不能与官员会面的，所有事情都要由行商负责，有信件或是有请求，也得由行商们代为送达。信的封面要写上一个大大的“禀”字，只有“禀”帖，地方总督才会亲自过目。其次，律劳卑应该住在澳门，有事要来广州的话，得先禀告广州总督，发给你红牌，才能进入广州地界。再次，就是律劳卑在信里不能出现中英两国的字样。中英之间，怎么可能是两国的关系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能有任何的国家跟大清并列。最后就是“禀帖”也得先由行商们过目，其中没有出现违逆字样，最后才能呈交总督大人。
伍秉鉴说的这番话，让律劳卑听着很不舒服。破坏规矩固然是他的错，但是身为大英帝国的官员，不能一味地屈就他国规矩，最后伤及的只能是英国政府的尊严。如果再通过行商代递公文，那就无法跟广州直接建立联系，英国国内也交代不过去。
伍秉鉴开导不了他，也只好如实复命。既然十三行商的总商伍浩官的劝导都不管用，只有再派些人来，好好劝导。不甘心落于下风的卢坤发动全城的行商，轮番上阵劝说律劳卑。
设立于广州城外的英国商馆，此时已挤满十三行的商界大佬。虽然如此，律劳卑还是不愿意退避忍让。他说，大英帝国享有四海，全世界都有我们的领土，有些你们中国人没有到达的地方，我们都去过。我们还有先进的军舰，一艘战舰上装载了一百多门大炮，我大英国的国王为何不能与你们的皇帝平起平坐？
律劳卑把话已经说到这个份儿上，十三行商的代表们也就无话可说了。
17世纪后期，“十三行”依托广州口岸，以及官府给予他们的外贸垄断权，再加之自身的辛苦打拼，迅速成长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商界新生力量。明末清初著名诗人屈大均描述：“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在此后的百余年里，广州十三行逐渐成为与两淮的盐商、山西的晋商并立的三大行商集团，清政府40%的关税收入来自十三行。
而在这其中最具权威的总商伍浩官，是周旋于律劳卑与清国官方之间的行商代表。行商中通行父子、兄弟沿用同一商名，因此伍浩官并不是一个自然人的名字，而是伍氏家族不同时期的五个人，伍秉鉴是其中名气最大的一个，他的乳名亚浩，故以“浩官”为商名。
曾经有西方媒体做过一项统计，在全世界最富有的50人中有6名中国人，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珅和伍秉鉴、宋子文，其中只有伍秉鉴是以商人的身份成为世界级富翁的。
因为常年与洋人打交道，所以伍秉鉴从事的是一项面向大海的事业，从辽阔的海洋世界吹来的新思想的清风，与中国商人天生的精明结合起来，使以他为首的十三行商成为这个时代的商人翘楚。美国商人亨特在《广州番鬼录》一书中说：“伍浩官（伍秉鉴）究竟有多少钱，是大家常常讨论的话题。”“1834年，浩官曾经对他的田产、房屋、店铺、银号及运往英美的货物等各项资产估计了一下，共约2600万银圆。”这个数字是相当惊人的，与其同时期的美国最富有的商人也不过700万银圆。美国学者马士说，“在当时，伍氏的资产是一笔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资财”。
伍秉鉴并非狂妄自大之人，甚至在某些时刻会表现出懦弱退缩的一面，西方人形容他“一辈子只开过一次玩笑”。就是这样一个被巨额财富和忧患意识压弯腰的中国商人，在西方人的眼里充满了人格魅力。他的魅力固然有财富的作用，但大多来自他的商务人格。那些常年与他合作的商业伙伴，称其“在诚实和博爱方面享有无可指摘的盛名”。当时与广州贸易往来的重要客户之一便是大名鼎鼎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公司大班每年在结束广州的交易前往澳门暂住时，总是会将库款交给伍秉鉴经营，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还向伍家借贷。
在当时的广州商务圈流行一个未经证实的段子：有一个美国波士顿商人在与伍秉鉴合作经营中，欠下一笔数目不小的债务，一直没有能力偿还。这一天，伍秉鉴找到这个欠债的美国商人，当着他的面掏出那张本票，用洋泾浜英语说：你是我最好的老朋友，人挺实诚，只是运气不够好。
说了一半，伍秉鉴撕掉了本票，继续说，现在债务一笔勾销，你回国去吧。
伍秉鉴与洋商关系极深，另一个美国商人约翰·穆瑞·福布斯也有着同样的经历。8年前他刚到中国时，还是个不名一文的学徒。在广州贩卖过茶叶和鸦片，还认了一个义父—伍秉鉴。这层关系让他回到美国时，口袋里多了50万墨西哥银圆的投资。福布斯利用这笔钱开始了一门新生意—修铁路，并成为横跨北美大陆的泛美大铁路的最大承建商。
伍秉鉴对于世界地理和形势的了解，别说是一般的中国人，就连那些与他打交道的西方人也感到万分惊讶。或许正是源于这份了解，使他成为西方人最为信任的中国朋友，他也由此结识了来自各个领域的西方朋友，其中有传教士、医生、领事、商人和海员等形形色色的人。
在西方人的眼里，伍秉鉴称得上是中国富豪的代言人，而他的商名“浩官”也成为广州政商两界的通行证，就连美国波士顿的一艘商船也以冠上了“浩官号”的名称而自豪。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社会地位和个人财富并不完全对等。在“士农工商”的排序中，商人还是一如既往地排在最末位。那些在商界呼风唤雨的十三行商人，在面对现实困境也只有做妥协状。
当他们完成自己的财富积累后，首先想到的是用白花花的银子去兑换毫无实权的官衔，伍秉鉴也不例外，他曾经花费巨资为自己换来一副三品顶戴。行商们虽然个个腰缠万贯，也顶着三品、四品的顶戴花翎，但他们并不招摇于世。伍秉鉴的节俭深受美国商人的称道，而他那套红色的顶戴，也只是在重要的节日里才会穿出来以示身份的尊贵。
虽然用财富换来一身行头，但是在皇帝和官员们的眼里，他们始终是一群可以被随意盘剥的商人。当天灾人祸降临时，当皇帝和权贵们需要人情往复时，当地方官员需要讨个彩头时，十三行的商人们便会挺身而出，美其名曰“主动报效”，或者“捐输”。根据官方档案统计：1773年到1835年，十三行总共捐献了五百零八万五千两，而这仅仅是记录在册的公开数字。
长住广州的美国人亨特记载，伍秉鉴专和美商旗昌洋行合作，他的对外贸易全由旗昌洋行一家代理。旗昌洋行是19世纪远东著名的美资公司，早期主要经营项目是茶叶、生丝和鸦片。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外祖父小沃伦·德拉诺，曾经也是旗昌洋行的高级合伙人。
伍家和旗昌的结合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双赢，伍秉鉴是旗昌在中国贸易的代理人，而旗昌则是伍家全球贸易的代理人。旗昌依靠伍秉鉴的怡和行开拓中国市场，怡和行则通过旗昌洋行拓展国际贸易。伍秉鉴的国际视野与判断能力是惊人的。在美国独立后，他准确预见到美国经济的崛起。他不仅拥有国内地产、房产、茶园、店铺等经济实体，还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进行铁路投资、证券交易，甚至涉足保险业务等领域，使怡和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
通过美国代理人，伍秉鉴不断向美国投资。有人说，一个前现代农业经济主导的族群中，居然有商人大投特投美国铁路，这是让人难以想象的。我们循着伍秉鉴的财富足迹会惊奇地发现，他的投资形态与他所处的时代完全背离，前者是开放式的，而后者是封闭式的。在狭小的制度空隙里，他的经营方式呈现出极致之美。通过旗昌洋行，他参与投资密歇根中央铁路和柏林敦和密苏里河铁路，还有美国的证券交易和美国的保险业务。
一个梳着辫子的农业社会的商人，一个将手伸向世界的商人，一个不靠掠夺，不靠坚船利炮三桅船的商人，居然会在一个几近封闭的时代里建成自己的财富王国，这实在让人难以理解。1834年，据伍家自己估计，财产是2600万银圆。这是个被低估的数字，因为1826年伍氏家族已经分家，即使这样还是超过朝廷财政收入的一半。
怡和行成了质量的保证，只要货物贴上它的标签，就会被外国的公司鉴定为最好的茶叶。如此一来，怡和行的茶叶卖出去的价钱也比较高，特别是美国商人，他们最喜欢与怡和行打交道，购买怡和行的茶叶。几年下来，怡和行成了外国商人公认的茶叶大品牌。
在东印度公司的交易总额里，怡和行通常会占去很大一部分。尤其是伍秉鉴当了总商以后，所占份额达到最高。这里有一组数据：1830年，怡和行卖出的茶叶是50800箱，所占份额是东印度公司在中国所采购茶叶的18.6%，价值127万两白银。这里还不包括其他国家的商人以及英国个体户的商人。若是将其合在一处，怡和行每年卖茶叶的交易额达到几百万两的数目。而在当时一个农民一年的开销也只有几两银子，这样的交易额实在大得惊人。
西方商人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来到这块土地上，但是清国能够提供给他们自由贸易所需要的便利条件却是少之又少。他们所面对的只有一个限定的口岸——广州；一个限定的商人团体——公行；一种在“船钞”“货税”名目下把国家关税和官吏勒索混为一体的海关制度。与其不对等的是，他们需要遵守的各项制度和条法多得让人无法应对。如果说走向工业文明的英国代表的是一个开放的世界，那么北京的旧宫殿和广州的老城墙则代表了另一个封闭的世界。
在英国派驻驻华商务总监之前，东印度公司“大班”是商人的头儿，他的地位与公行（十三行）的“总商”平起平坐。他们之间的交流，是中英两国民间商贸组织的交流。等到律劳卑以“驻华商务总监”的身份来到中国南方，一切发生了变化。他们既不像是商人，也不像是使节，虽然他们手里握有“保护与促进英国贸易之权，并得依情形之需要，行使政治与司法权”。当然这也只是中国人的看法。
既然律劳卑是英国官方派驻的商务代表，那么他并不仅仅代表个人来到这里，他应该与大清国的封疆大吏们平起平坐。而习惯以旧例来比照新事物的大清国官员们并不这么认为，如果可以选择，他们宁愿选择一个与总商打交道的大班，也不愿接受一个与官府打交道的总监督。
律劳卑来到中国，以“平行款式”致书两广总督卢坤，以此显示他在外交上的平等地位。在广州官方看来，律劳卑的做派显然有些托大，引得广州上下一片哗然。卢坤在奏疏中说：中外之防，首重体制。该夷目律劳卑有无官职，无从查其底里，即使实係该国官员，亦不能与天朝疆吏书信平行。事关国体，未便稍涉迁就，至令轻视。
一时之间，卢坤无法在天朝体制内找到与律劳卑相匹配的坐标。找不到坐标，也就无法做到体制内所说的“对口接待”。无奈之下，他决定沿用大班的“旧制”，将律劳卑视为一个普通商人来对待。他发了一道谕令，严厉抨击律劳卑。他说：有个夷目叫律劳卑的，不领红牌就擅自跑来广州，真是目无法纪。他来自蛮荒之地，没受过什么教育（念化外愚蠢），刚来天朝，也没有法律意识，就先不治罪了。但是必须立即离开广州，以后不领红牌不许来广州。
律劳卑无法接受清国官员对他这个商务总监的轻慢姿态，尤其接受不了的是清国的翻译将他的名字译作律劳卑，意为劳苦卑贱之人；甚至有官员将他的官职—驻华商务总监督，译作夷目，意为野蛮人的眼睛。听到传言时，他愤怒得像是一头咆哮的狮子，恨不得要将对手撕成碎片。这简直就是对他本人的侮辱和对英国的形象攻击，比逐客令更让人难以忍受。
既然律劳卑揣着英王敕书来到这个国家，那么他就会捍卫自己在体制内获得的这一荣耀。他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官场身份，更不会在面对广州城的官员时，小心谨慎地做仰视状，生怕得罪了对方。双方代表的是各自国家的利益，他们的身后没有一点可以商量和退让的余地。
律劳卑的叩关行为虽然合乎他自以为的制度运行轨道，但是在广州官方看来，这件事马虎不得，毕竟事关国体。自大清开国以来，不领红牌擅闯省城的事情也仅此一例。如果处理得不好，其他国家也会轻视天朝，而且这里面还裹挟着君王的尊严和儒家的传统。
卢坤进退不得，只好将心中的怒气撒到行商们的头上。他对行商们下达了严令，如果不能把律劳卑劝回澳门，那就按畏葸故纵忽视国家尊严罪，将所有行商集体斩首。这真是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命令，所有行商的身家性命，居然完全取决于律劳卑所做出的决定，以及他所表现出来的姿态。
卢坤这个命令不是下达给普通商人，而是下达给那些富可敌国的十三行的巨商们。由此可见广州官方对此事的重视程度，如果律劳卑不能无条件地返回澳门，这里所有外贸商人的人头都将落于尘埃之上。
律劳卑在这期间频繁致书外交大臣巴麦尊，报告自己与卢坤之间发生的冲突与交锋，并申明：“不论监督处的退去或是由于武力的压迫，或是由于英国商人受迫害的结果，都应视为（两广）总督对英王的侮辱，而当予以惩罚的。”几天后，律劳卑又在另一封信中说：“同这样一个政府交涉，必须以实力为后盾。”否则，“交涉不过是徒耗时光而已”。这些读上去带着愤怒情绪的感性文字虽然出自律劳卑一人之手，但是抒发的又何尝不是西方人的普通情绪？
这位新上任的英国驻华商务总监好像并不担心事态扩大化，他甚至还抱有隔岸观火的兴奋。他在日记里乐观地表示：“用一支军队封锁住中国的海岸，那将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或许只需要一只炮艇就可以在这个国家掀起一场革命，就可以使他们开放口岸，我愿意充当这场革命性事件的介质。”
律劳卑并不打算妥协，他要用自己认为的最佳方式解决问题。一切才刚刚上路，他的翻译、著名的汉学家、传教士马礼逊却倒在了英国商馆。连日来，马礼逊拖着沉重的病体奔波于广州炽烈的太阳下，又加上事态纠结难了，以致身心俱裂，累死在自己岗位上。马礼逊是最早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在中国生活了25年，其间翻译了全本《圣经》，编撰了第一本《英华字典》，创办英华学院、医院、报刊等，为人谦逊而知礼，救治了无数的华人，为中国培养了很多近代思想家。但是他本人却在这样一场闹剧当中，被活活地累死了。
马礼逊对于担任翻译，和地方官吏谈判这一工作并没有表现出多少兴趣，他是作为一名神职人员被派遣到这个古老的国度。既然所有的道路都掌握在上帝的手中，他希望自己能够只投身传播耶稣基督福音的工作中。当威廉·米奈牧师听说他不仅能够用汉语讨论鸦片的成色与纯度，而且还能将《圣经》译成那种古怪的语言并开始编写英汉词典时，他感到难以置信，“一个人要学会汉语，要有铜铸的身体，铁铸的肺，橡木脑袋，苍鹰的眼，要有圣徒的心灵，天使的记忆，麦修拉的长寿。”
马礼逊牧师看不出福音与鸦片膏之间有什么矛盾，因为传教的经费便来自鸦片贸易利润，这样，中国的鸦片烟徒越多，基督教徒也就可能越多。
25年前，马礼逊刚来中国时间不久，伦敦传道会曾经问询过他，是否希望为大清国带去精神上的影响。他坚定地回答：“我不，但我希望上帝可以做到。”其实直到他离开世界的那一天，他也叫不出几个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的名字。
马礼逊曾经无数次地纠结，对于留在中国还是回到英国，对于当牧师还是做商人，他始终无法给自己一个坚定的选择。此时的他就像是一个执着的探路者，无意间闯进了一个从未踏足过的陌生地带。他的面前突然出现了好几个岔路口，他不知道究竟该选择哪一个。经过一番思虑，他还是决定留在这块土地上，学会官话和复杂难懂的广东话，然后从事传教工作。这是他来到这里最初的责任和使命。
他在日记里深情地写道：“我早已将中国作为安身立命之地，并已下定决定要依附于她。”可是穿上教士的长袍就能免受魔鬼的诱引吗？马礼逊最后也无可避免地成为鸦片贩子天然的盟友。他们为之充当翻译，鸦片运上岸的时候，他们布道的小册子也会递到每一个可以接触到的中国人手里。马礼逊，这个虔诚的英国传教士，带着对上帝的深深愧疚离开了这个世界。
行商们没有办法，律劳卑是英国任命的驻华官员，他们无权命令，只能劝导。为了保全自己，行商们最终决定，单方面采取行动，断绝与英国的一切贸易行为。因为刚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的专营权，而来华的大部分是资本较小的散商，停止贸易对他们的打击是致命的。
当时在广州的英国商人主要分作两派，一派持强硬态度，他们坚决支持律劳卑，希望通过抗议提高自己的地位。另一派则相对温和，他们并不具备庞大的资本背景，希望能够冷静地处理这些矛盾，不希望变成全面对抗。而最后，强硬派商人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律劳卑的目的很简单，他就是要逼着广州政府来跟他交涉，哪怕是逼着对方来收拾自己，他需要一个将炮艇开进中国海岸的借口。
律劳卑的一意孤行终于惹怒了卢坤，他命令整个广州彻底停止通商贸易，另派广州知府潘尚楫等三名官员上门问责。当律劳卑听说有官员要来找他，非常高兴，终于有广州的官员来与他接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