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柔和的广州的春天，风暴、云雨、寒冷统统与这座中国南方城市无关，阳光温和地普照着大地。而在地球的另一端，在遥远的英国伦敦，日月星辰大部分时间都泡在一场接一场的弥天大雾里。
大自然向来都是公平的，它对于人类文明好像并不感兴趣，可又冠冕堂皇地主宰一切。这是公元1834年2月的一天，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官邸前，一辆马车戛然而止，车还没有完全停稳，车上跳下来一个身着海军大校军服的男人。
此人是海军大校律劳卑，一个48岁的苏格兰男子。而这一天，他因身体不舒服在家里卧床静养时，有仆人进来报告，说是外交大臣巴麦尊要召见他。他的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早在几天前，他就已经听说英国政府要派他到万里之遥的清国广州担任商务监督。
他隐隐觉得，外交大臣巴麦尊在此时召见他，一定是因为这件事。虽然他早就有了心理准备，但还是难以掩饰激动的心情。他在最短时间里穿戴整齐，就急匆匆地赶往外交大臣官邸。他从马车上跳下来的时候，车轮向前产生的惯性差点让他摔倒在地，幸亏车夫上前扶住了他。他好像并不领情，用力甩脱车夫的手，抻抻军服，挺了挺胸，昂首往外交大臣官邸的大门里走去。
当他在仆人的引导下进入客厅，主人已经在客厅等候多时。
巴麦尊叫仆人给他上了一杯浓浓的中国绿茶，说：“律劳卑勋爵，首先祝贺你被女皇陛下派往清国任商务监督。”
律劳卑按捺住内心的激动，说：“我是一个军人，没有任何外交经验，就怕有负女皇陛下的信任。”
巴麦尊说：“清国闭关自守，首任清国商务监督既要有贵族身份，又要有不屈不挠的军人精神。律劳卑勋爵，你这两点都具备了。”
律劳卑说：“承蒙女皇陛下和巴麦尊大臣的信任！”
巴麦尊说：“七月份国会通过了《东印度公司改革法案》，女皇陛下决定取消东印度公司在清国的贸易专利权，让商人们在清国自由竞争。过去英国商人事务由东印度公司派在广州的大班负责，现在这个大班自然就不存在了。为了保护英国商人在清国的利益，女皇陛下决定成立英国政府驻清国商务监督处，律劳卑勋爵，你就是首任商务监督。”
律劳卑端起手边的中国茶，深深地吮吸着丝丝缕缕的茶香，思绪也随着升腾的香气，飘到了地球的另一端。正如律劳卑自己所说的，他虽然是一个参加过拿破仑战争的老兵，甚至参加过特拉法尔战役。但是对于大国外交并没有任何经验，对神秘的大清国更是知之甚少。他从皇家海军退役后，做了一名羊场主，在英国有很大的一个养羊场，以此为生。后来他继承了苏格兰爵位，成为英国上院的一名议员，跟外交大臣巴麦尊的关系比较密切，也正是在巴麦尊的极力推荐之下，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
英国政府之所以选中律劳卑，正如英国历史学家考利斯所说，是由于内阁感到一个有海军经验的人将会大派用场，因为万一中国事务搞砸了，英国可能要派军舰前往。律劳卑在当时似乎是最佳人选，他是唯一在海军中服役过的贵族。
激动之余，律劳卑略微有些失望，随他前往中国的这个使团，无论在大清国还是英国人眼里，都不是一个正式的外交使团，他对自己此行的身份认知还不够清晰。等到巴麦尊一再向他强调注意事项时，他的期望突然就打了折扣，觉得索然无味起来。
巴麦尊觉察到了他的情绪，为了避免重蹈前两次使者来华的覆辙，他必须郑重其事地告诫律劳卑：无论置于何时何地，都不要将自己视作文明世界的来客，把那些与自己打交道的中国人视作未开化者和白痴。到达中国后驻扎广州，设法与中国人保持友善关系；在写给中国官员的书信中，不要使用威胁性的用语，以免构成冒犯；在非必要的时候，都不要向皇家海军请求援助。此外，巴麦尊又要他不要干预英商非法的鸦片贸易。
对于一个有抱负的中年男人，1834年去中国应该是一个最好的机会。
英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华官员就这样上路了，他不知道等待着他的将是未知的凶险，还是美好的前程。他的内心充满了不安的期待，而这种期待又让他倍感压力。律劳卑认为，工作很简单，搞好关系，管束商人，一切就万事大吉了。但是工作成绩却非常值得期待，因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市场，这里有四亿人口，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就像英国商人们说的，只要中国人的衣服长上一寸，那么整个曼彻斯特的工厂就要忙活好几年。
律劳卑根本没有想到，矛盾从他上路的这一刻就已经存在了。因为两广总督让英国政府派的，是一位大班（公司经理），而英国却给他们派来了一个驻华商务监督（官员）。看起来似乎都是管理商务活动的，但大班只是公司的代表，必须完全听命于总督，官员就不同了，官员需要的是洽谈和交流，并不直接归总督管辖，商务总监督的使命，其实更像是驻外大使。
这是一个多事之秋，同样是在这一年的8月，中国南方暑气渐消，17岁的洪秀全怀抱着一个读书人的梦想，从他的家乡—广东省花县大布乡官禄布村出发。他要靠自己的一双脚走到遥远的广州城，去参加癸巳科试。对于王朝来说，一个读书人的梦想是无足轻重的。但是对于个人，以及他的家庭来说，一个人的梦想又是天大的事。
这个国家的儒生士子们将毕生的精力都用于应付科举考试，他们热衷于经史子集的诵读和仿写，用圣贤倡导的礼仪教化治理国度，并企图以此来“绥服”他国，和睦通融是他们所希望的国与国的关系。与此同时，进化论正在西方世界以无可辩驳的逻辑赋予强者毁灭弱者的特权。
这只是一个最普通不过的夏日清晨，17岁的南方少年在父母深情目光的注视下，就这样上路了。前方等待着他的是未知的命运，是金榜题名，是名落孙山，或者是一本叫作《劝世良言》的小册子，以及小册子的作者、基督教信徒梁发。
昨天夜里，少年人做了一场酣畅淋漓的美梦，在梦里他实现了几代人金榜题名的人生理想。他甚至在梦境里娶上了皇帝的女儿，骑着高头大马进入紫禁城，真是一日看尽长安花。
醒来后，他吧唧着嘴巴回味了良久，最后才叨咕出一句，好兆头。在走向广州城的途中，如果洪秀全能够想到，自己的现实命运比昨夜的那场梦境来得更为猛烈，他一定会被在前方等待着他的命运吓得半死。不久之后，他将导演一场宗教革命，扰攘十七省，沦陷六百余城，牺牲了无数生命，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只有梦境才是疯狂的。
1823年，传教士马礼逊回英国探亲前，委任梁发为传教士。等到马礼逊再度来华以后，发现梁发干得还不错，于是又册立梁发为牧师。在此期间，梁发每年8月至次年3月到广州传教，夏季则在澳门传教。
马礼逊博士是第一个来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他也是一个中国通。他曾经在1817年曾担任小斯当东使团赴北京觐见嘉庆皇帝的随行中文翻译。当时的大清国是有禁令的，外国人不得买中国书，不得学中文。马礼逊的中文教师每次授课的时候，身边都会携带一只鞋子和一瓶毒药，鞋子表示他是去买鞋子的，而不是去教外国人中文的，毒药则是预备万一官府查出来，可以当时了断性命。
那天像洪秀全一样怀揣着人生梦想的考生都从马礼逊的弟子梁发手里接过那本叫作《劝世良言》的书，这样一本文本粗糙、难以称之为书的基督教启蒙读物并没有引起大多数人的注意。或者说，在接到这本书的考生里，也只有洪秀全认认真真读了这本书。这就使一个人与一本书的相遇，成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大事件。
它就像是一颗走完了所有程序的卫星，因为一次陨石的撞击，而偏离了运行的轨道。他终于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大时代里的曾国藩，或者李鸿章，他只能成为他自己—洪秀全。
走出考场的洪秀全，和刚刚登上帝位的道光皇帝都在给自己的人生做选择。
道光皇帝是一个抠门的皇帝，甚至有人在抠门前还专门加了个定语“史上最”。在清朝的历代帝王中，道光帝旻宁是资质最差却又最勤勉的一个，一年到头宵衣旰食，因此眼圈上总是带着几分疲惫。资质差的人往往谨小慎微，又特别注重细节，总想把任何事情都办得滴水不漏。这或许和他十七岁被内定为皇太子，直到三十九岁才登基继位有关，漫长的等待是在如履薄冰的皇权世界里度过的。一个帝王本该具备的胆略和气魄随着时间慢慢消散。
爱新觉罗·旻宁在即位之初就向全国颁行了一份《御制声色货利谕》，这完全是一篇节俭宣言书，主张将天下自然之利还于天下。其中有言：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就是说，百姓不富，我这个皇帝能富吗？怎样才能使百姓富起来呢？他说，我这个当皇帝的做给你们看。
刚刚登基时，每天吃饭对于道光皇帝来说，都是一种深切的煎熬。上百道菜摆在他的面前，他的眼睛都快被晃花了，他真不敢相信，这一堆食物是他的一顿饭。凤肝龙髓、玉液琼浆，在精美的器皿里泛着光，这实在是天下最美妙的组合。但这种组合，只为他这个皇帝呈现，也只为他一个人呈现。这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够享受这样的排场。他不觉得这是一种荣耀，他甚至觉得，对于个人来说，这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羞耻。
皇帝要倡行节俭，最紧张的莫过于那些靠俸禄吃饭的体制内人员，他们早已习惯了前呼后拥，习惯了锦衣夜行的应酬，习惯了烦琐复杂的潜规则。可如今，道光皇帝说要倡行节俭。本来他们也没当回事，认为新皇继位总是要造出些不一样的动静。可很快他们发现，皇帝裁了仪仗、省了车从、降低了膳食标准。那个善于揣摩君王心思的大学士曹振镛也在第一时间就将自己乘坐的八人大轿换成一辆破旧的驴车，并令贴身家人兼了厨子和车夫的差事。
这一日早朝，大学士曹振镛惊讶地发现，道光皇帝身上穿的那件龙袍衮服又破又旧。散朝回家，他就将自己崭新的官袍拿到旧衣铺子里换了件旧的来穿。上行下效，朝臣们的脑袋也不是榆木疙瘩做的，于是跟风而行，将已做好的新衣服想尽办法磨旧了再穿，或者直接用新衣服到裁缝铺换成旧衣服。
一时之间，京城裁缝铺的旧袍服反倒比新袍服贵了好几倍。君王好高髻，城中高一尺。道光皇帝的这种态度，只能给朝中大小臣工造成一种现世安稳的虚浮假象。
待到第二天早朝，道光皇帝从殿上望去，下面齐刷刷地好似站着两排叫花子，而自己则成了丐帮帮主，不由得恼怒起来：“朕实心倡行节俭，也不是要你们把新衣服都放在家里，专门穿旧衣服。为官者，要力戒浮华，不图虚名。务实、奉公是振兴我朝，改变颓风的为政之道。”一番训诫，说得那班朝臣无地自容。
在道光皇帝看来，只有大学士曹振镛是真心实意地响应他的号召。散朝之后，他特意将曹大学士召入宫中长谈。曹学士穿着一条破套裤进宫去，两只膝盖上还打着两块崭新的补丁，真是应时应景。
道光皇帝见了，顿生英雄相惜之意，并问他打两个补丁需要多少钱？
曹振镛不明白君王何意，便随口答道：“回皇上的话，臣花了三钱银子。”
道光听了，大为震惊道：“朕同样补两个补丁，怎么内务府报销五两银子？”
曹振镛没有办法，只得推托说：“皇上打的补丁比臣的要考究，所以格外贵。”
道光皇帝听了，不禁长叹一声，从此命宫里嫔妃学做针线，再有破绽的衣服，都交给嫔妃们缝补，内务府一个钱也沾不上了。
关于道光皇帝的节俭，各种文本史料都有详尽的描述：比如《清宣宗实录》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儿，道光十四年（1834年）冬天，道光检阅京城的禁卫军，看到官兵都穿着朴素的衣服，高兴地说：“一洗过去的恶习，崇实务本，不失满洲旧风，将几位主管官员各提升一级。”
道光初年，大清国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陷入难以自拔的财政危机。在一片反对铺张浪费声中，谁又会发现战争恶魔的悄然降临，谁又敢掰着皇帝的脑袋，让他将目光投向战争一触即发之地。
皇帝吃个鸡蛋，都能吃出三十两的天价，打个补丁都要花去五两银子。他不敢再继续问下去，怕问了，只会让他这个皇帝更加心碎了无痕。
清政府国库年收入从乾隆中期起就达四千余万两白银，至嘉道年间，总收入虽然没有比乾隆朝减少，但是日子却越过越紧。显然，这是因为支出的增加而造成的。
大清国财政体制这道堤坝出现的管涌越来越多，犹如张开血盆大口的黑洞，堵是没办法堵的，只能任其泛滥，直到大坝溃堤的那一天。
黑洞一，皇族人口滚雪球似的增长，而皇帝本人的血脉却渐渐稀释得越来越薄。皇室成员由开国初年不足两千人，到道光时期已达三万余人。庞大的贵族群体犹如附着于大清国财政肌体上的寄生虫，每年啃噬掉数百万两白银。
黑洞二，物价上涨速度惊人，老百姓苦不堪言，这是盛世而衰的征兆。道光初年的物价是康熙年间的五倍，物价上涨的原因是人多地少、粮食不足、粮价上涨。这样一来，国家机器运转的行政成本大大提高，而清政府的赋税标准却定于康熙年间。康熙帝皇帝曾说过“永不加赋”，并且从嘉庆朝开始，每年按照祖制征收的赋税也不能保证足额上缴国库，各省都有亏欠，每年全国亏欠数百万两，这部分钱大多挪作地方开支，一部分进入官员的腰包。
黑洞三，从乾隆末至嘉庆初年，清政府为镇压白莲教大起义，花费军费2亿两白银，这是有清一代“成本”最高的一场大征伐，几乎耗尽了康乾盛世所积攒的家底，国家财政从此一蹶不振。而边疆、内地的起义还时有发生，围剿的军事行动成了财政上的一大黑洞。
黑洞四，黄河年年泛滥，淮河、大运河也是百弊丛生。乾隆年间，每年花在治河上的钱不到一百万两白银，而从嘉庆年间起每年动辄上千万。嘉庆二十五年（1820），嘉庆帝猝死前夕，国家花了一千万两白银才堵上河南马家营决口，没来得及松一口气，轰隆一声巨响，下游仪封三堡大堤又决口三十余丈。堵是没办法堵了，将大清国财政总收入的四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往黄河里扔，哪个皇帝不心疼？
黑洞五，寄生于体制的每个人都像是打了兴奋剂，不腐不痛快，而吏治腐败导致行政成本加大。治河费用如此高昂，天知道有多少钱真正用到了治河上。反正连工带料都扔到了黄河里，你查都没处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