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杰出人物用自己的行为塑造了一面镜子。以他们的得失为鉴，我们可以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中悟得许多道理。本篇采录了曹操、孙权、刘备、诸葛亮、司马懿五位杰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和行为规范，希望广大读者吸其精华，去其糟粕。
一、乱世英雄——曹操
（一）惟才是举，举贤任能
曹操的典型性格特征是具有高能人才的素质，在对人才的衡量上有自己的一套评价标准。他从人的素质出发，用高能人才胸怀全局的远大目光去鉴别人才、选拔人才，他不问贵贱、不计厚薄亲疏，唯才是举，举贤任能，显示了作为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的远见卓识。
封建社会中，凡有霸王之志的英雄，如果不能有一批忠实而又智勇双全的人相辅佐，那么必然要在竞争中遭到淘汰。聚揽人才，扩大政治势力，成为竞争胜败的决定因素。历史上，曹操在一生征战之中，曾多次下令，公开向天下求贤。先后颁布有《求贤令》、《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举贤勿拘品行令》，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唯才是举。《三国演义》里虽然没有写到曹操的《求贤令》，但他爱才、用才的形象却表现得淋漓尽致。曹操选拔人才不拘一格，一经发现，就尽量收为己用。一次，曹操听说许褚与典韦大战，从辰至午，又战到黄昏，不分胜负，大惊。他就亲自来到战场，见其威风凛凛，心中暗喜，于是决心设计收服得了许褚，后为许褚成为继典韦之后的第一心腹爱将。曹操移驾许昌，途中遇到杨奉、韩暹拦截，曹操见杨奉手下武将徐晃“威风凛凛，暗暗称奇”，更加喜爱，召谋士商议：“徐晃乃良将也，吾不忍以力并之，当以计召之。”（第十四回）后派人招降徐晃。曹操平定汉中时，张鲁派西凉勇将庞德迎敌，操早知庞德威名，闻听庞德来迎战，便有心收服，最终设计俘获庞德，使其感恩归降。许褚曾是山寇，庞德曾随马超杀伤过曹操人马，但是曹操用人是不计贵贱、不计前嫌的，只要是人才，曹操都愿意收归己用。有些时候，为了眼前利益，曹操也临时使用那些靠不住的人，如曹操夺取荆州准备下江南时，需要训练水军，于是封荆州降将蔡瑁、张允为侯并兼水军都督。谋士荀攸提醒曹操说，二人乃谄佞之徒，不应给予如此高官显爵。曹操笑道：“吾岂不识人！止因吾所领北地之众，不习水战，故且权用此二人；待成事之后，别有理会。”（第四十一回）可见曹操用人选才的面非常广，特点也很突出，凡是能为我所用，能帮我达到预定目标的人，都是可以选用的。
但是惟才是举的同时，曹操也看重德行。比如对待谋士许攸的态度，许攸少时曾与曹操为友，后为袁绍谋士，官渡之战中向袁绍献计未被采纳，又被审配陷害，投奔曹操，向操献计先断袁绍乌巢之粮，致使袁绍失败。许攸在官渡之战中为曹操立下了绝对的大功劳，后来因戏谑许褚，被褚杀掉，曹操知道后狠狠责备了许褚，厚葬了事。对于许攸被杀，曹操并没有过多追究责任，其中重要的原因是许攸背叛故主，无忠义之名，曹操不愿意在军中特别表彰这样的人物。曹操在选定接班人时，也是寻找德才兼备的人。曹操只有四子，平生最爱第三子曹植，但是他对自己四个儿子进行全面考察后，对身边的人说：“孤平生所爱第三子植，为人虚华少诚实，嗜酒放纵，因此不立。次子曹彰，勇而无谋；四子曹熊，多病难保。惟长子曹丕，笃厚恭谨，可继我业。”这里曹操采用了德、才、体三项指标去衡量，只有曹丕符合德才体兼备的标准，最终选定为他的接班人。
曹操善于接纳人才，对于有思想、有性格的降将对旧主的感情能给予谅解。如官渡之战时，袁绍大将高览，张邰被逼投降了曹操，当时有人提出二人投降，未知真假，曹操回答说：“吾以恩遇之，虽有异心，亦可变矣。”（第三十回）他一见二将就赞道：“若使袁绍肯从二将军之言，不至有败。今二将军肯来相投，如微子去殷，韩信归汉也。”并封两人为偏将军及侯爵。后来高览早死，张邰成为曹操集团的中坚力量，在防御孔明兵出祁山的过程中屡建战功。
曹操爱才、惜才、重才，因此天下英雄豪杰竟相归附。苟或、荀攸叔侄二人投奔曹操后推荐程昱，程昱继而推荐郭嘉，郭嘉又推荐刘哗，刘晔又推荐满宠、吕虔，满、吕二人又共同推荐毛玠。这样，曹操的智囊人物短时间内便济济一堂，组成了曹操的“智囊团”。曹操非常注重发挥人才的群体优势，每次决定大政方针时，他总是鼓励谋士们充分发表意见，群策群力，集思广益，而后利弊相较，从中选优。《三国演义》中有17次描写曹操“聚众谋士商议”，自觉地发挥智囊团的整体优势。
曹操的人才观对他事业发展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他事业的每一步进展、每一个成功，都依赖于人才，可以说，没有曹操的爱才之心，就没有曹操的王霸事业，也就没有了曹操。在今天知识爆炸，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时代，人才的地位日益显著。企业成功的关键和根本就是人才，如何发现和引进人才，成为企事业单位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
（二）随机应变。化险为夷
应变能力是领导者应该具备的能力素质。但要始终牢记，“随机应变”不等于“投机取巧”，两者似乎是孪生兄弟，不易辨别，但实质上看，一个变来变去，不离根本，是随机应变；若变来变去，连根本都变掉了，就是投机取巧了。
一个领导者的应变能力对他事业上的成功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一旦遇到意料之外的情况或突发事件，领导者就应充分调动自己的智慧，及时作出应变反应，而且做到丝毫不露破绽，这是对高能领导人才的一个必然要求。
曹操曾经在司徒王允处借得七宝刀一口，欲去谋刺逆贼董卓。当时董卓面向床内而卧，曹操见时机甚佳，急忙抽出宝刀，正待要刺，不想董卓仰面看衣镜中照见曹操在背后拔刀，急忙回身相问。这时吕布也马上要进屋，情况万分紧急。曹操刺杀不了董卓，反倒要让自己被当做刺客抓住。曹操灵机一动，便持刀跪于地上对董卓说：“操有宝刀一口，献给恩相。”（第四回）董卓接过刀，只见刀长尺余，七宝嵌饰，极其锋利，果然是宝刀，就交与吕布收了，暂未怀疑。董卓带了曹操出屋看马，曹操借试马之机逃出了相府，等董卓回过味来，要去擒拿曹操，曹操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从这一事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曹操的应变能力是何等之强，原本谋刺却一转成为献刀，生命岌岌可危倾刻化险为夷。
在收降大将张辽过程中，曹操的应变能力也表现得非常突出。张辽乃吕布手下大将，被曹操部下生擒。曹操处死吕布之后，张辽辱骂曹操，曹操一怒之下拔剑要亲自斩杀张辽，张辽面不改色。刘备此时正为曹操座上宾，见状忙加以拦阻，为张辽求情。关羽也对张辽以性命相保。于是曹操掷剑在地，笑着说道：“我亦知文远忠义，故戏之耳。”（第二十回）于是亲自为张辽解去绑绳，以礼相待，张辽被感动，投降了曹操，后来张辽成为曹操帐下一员忠勇猛将，立下赫赫战功。这里，曹操因怒而欲杀张辽，但见其忠烈之性，曹操爱才之心又起，便想将其收归己有，恰好有人求情，曹操借台阶而下，可是感情上一下子又转不过来，如何才能既不杀张辽，又让其感恩，让自己有面子呢，于是宣称前面举刀要杀不过是一句玩笑话罢了，不是动真的，这样，立刻将紧张的气氛消解于无形，其施恩行为也显得顺理成章。由怒转笑，由要杀人转为施恩，只一句“故戏之耳”，便轻描淡写将事化解，可见曹操心机之深，应变之强。
曹操这种在处理突发事件时，感情、态度上的随机应变，大开大阖以及即使形势万分危急的情况下，也能从容应对，坦然自若的气度，真正是具有克群雄、问周鼎之志的领袖人才所应具有的高能力素质。官渡之战中，面对袁绍数十万大军，己方只有七万，又在军粮告竭的情况下，曹操与许攸的一番对话充分表现了这一点。许攸原是袁绍帐下谋士，官渡之战中，截获曹操发往后方的催粮书信，后因故投奔曹操，二人相见，有这样一段情节：
攸日：“公今军粮尚有几何？”操日：“可支一年。”攸笑日：“恐未必。”操日：“有半年耳。”攸拂袖而起，趋步出帐日：“吾以诚相投，而公见欺如是，岂吾所望哉！”操挽留日：“子远勿嗔，尚容实诉：军中粮实可支三月耳。”攸笑日：“世人皆言孟德奸雄，公果然也。”操亦笑日：“岂不闻‘兵不厌诈！’”遂附耳低言日：“军中止有此月之粮。”攸大声日：“休瞒我，粮已尽矣！”操愕然日：“何以知之？”……攸以获使之事相告，操执其手日：“子远既念旧交而来，愿即有以教我。”（第三十回）
曹操在短短的一段对话当中，态度几次三番发生变化，一开始很坦然自若，好像军粮问题根本不当一回事，及至许攸再三追问，曹操总是答应以“实”相告，还做出附耳低言的举动，似乎真是把军中机密实言相告。甚至许攸一语道破实情，曹操仍不肯承认，反问如何得知，当许攸告知消息来源后，确证了其知情的真实性，曹操知道再也无法隐瞒了，于是态度变得非常诚恳，拉着许攸的手，请求许攸念在旧交的关系给予帮助。这种机警应变，也可以看做是曹操权谋诈术的另一种表现。
（三）乱世英雄，权变高人
曹操在一生当中，无处不用权谋诈术，这有其残忍性，但多数又都取得了成功，奠定了曹操雄霰伟业的坚固基石，这也说明了这些权谋当中有积极的成分。
曹操军事斗争中的权谋使用常常都很成功，而最为成功的一次是对马超、韩遂的离间。马超、韩遂联兵为马腾报仇，兵犯潼关，曹操不能取胜，决定离间二人，他的权谋分三个步骤行事，首先是针对马超、韩遂轮流值班守阵的情况，乘韩遂守阵时，曹操与他单骑会语，只谈往日旧事，不提军情。韩遂向马超如实告知会话内容，马超不甚相信，已起疑心。第二步，在贾诩建议下，曹操给韩遂亲笔写了一封密信，于要害处故意涂抹改动，封送韩遂，并有意让马超知道有密信送给韩遂，马超向韩遂要信相看，见重要字句均已被改抹，以为是韩遂为应付自己而改动，对韩遂疑心加重。第三步，韩遂出阵在阵前喊曹操会话，预备会话之时让马超乘其不备冲阵刺杀曹操，不料曹操却让曹洪出马告诉韩遂：“夜来丞相拜意将军之言，切莫有误。”（第五十九回）言罢而回。曹洪此番话是有意说给马超听的，等于告诉马超，昨晚所送的密信包含重要隐情。经过这三步离间，使马超疑心一步步加重，最终果然上当，与韩遂交起手来。而曹操早就暗中结交了韩遂部下诸将，利用马、韩矛盾公开化的时机，说降了韩遂，一举击败了马超，坐收了渔翁之利。
毛宗岗批《三国演义》说：“兵法有妙于用间者，胜一人难，胜两人易。以一人不可间，而两人则可间也。”“然而，间之则非一术矣！有马上之语，而书中之字可疑；有书中之字，而马上之语愈可疑。”反问计的成功，取决于曹操深得兵家“间”法之妙。曹操的军事权谋，是帮助他实现政治野心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可以说，曹操的一生是玩弄权术的一生。他的权术，属于封建主义的范畴，本质是不可取的。但是他运用多种权术保护人才，收罗人才，使用人才，仍然对今天有不少启示。
事实上权术有很多种，而人们常常把权术当成欺诈的同义语，其实是一种不全面的看法。曹操所使用的权术也有许多积极的因素，比如作为曹操领导行为当中的赏罚分明、容人之量、唯才是举等等，其实都是他权变之术的另一种灵活运用。
（四）法无定法，以法治国
曹操非常重视法度，这一点受法家思想影响颇深。他在作战中，常常制定军法，监督众将实施，可谓军纪严明，而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够率先执行，以身作责。
曹操率领大军攻打袁术盘踞的寿春，曾传下号令，告众将“如三日内不并力破贼，皆斩！”（第十七回）两员裨将临阵退却，曹操将其亲斩于城下，大振军威，夺取了寿春。
在军纪面前人人平等，不徇私情，一反儒家“法不加于尊”的传统观念。曹操之子曹彰领兵出击乌桓，临行前曹操训诫曹彰说：“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法不徇情，尔宜深戒。”（第七十二回）曹操不仅对部下，对自己的儿子依法而治，不徇私情，对自己也严格要求，依法行事。曹操出兵攻打张绣时，正逢麦熟季节，沿路百姓见兵至而逃，不敢割麦，曹操派人告谕百姓及各处守境官吏，严申军法：“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第十七四）曹操的举动深得百姓欢迎。官军经过麦田，都下马以手扶麦，相递传送而过，不敢践踏。不料曹操乘马正行间，田野中飞出一鸠，马受惊跑入麦田，踏坏了一大块麦田，曹操随即叫来行军主簿，让他处分自己践麦之罪，主簿问：“丞相岂可议罪？”操答道：“吾自制法，吾自犯之，何以服众？”于是要拔剑自刎，郭嘉用《春秋》古训“法不加于尊”说服曹操，操考虑很久，说：“割发权代首。”并让人将头发传示三军，宣称“丞相践麦，本当斩首号令，今割发以代。”于是三军悚然，无不懔遵军令。曹操拔剑自刎，最终又割发代首的举动起了非常大的震慑和示范作用，这使得军士们对彻底地树立起法纪观念，知道法纪的严肃性，有了更深的认识。
曹操的“以法治众”的领导方略也深远地影响着周围的人，大将许褚就是遵循制度的典范之一。许褚担任曹操的守卫工作，一次，曹仁从荆州归来诣见曹操，曹操尚未出来，曹仁因自己是曹操内亲就直接进入，在殿外遇见许褚，就亲切地招呼他一同坐下来谈话。许褚不假辞色地说：“大王即将出来。”说完就返回内殿。曹仁对此甚为不满。有人责备许褚：“曹仁是宗族至亲，又是国家大臣，委屈自己的身份招呼你，你怎么对他这样不客气呢？”许褚回答道：“他虽然是王室贵族、国家重臣，但驻守于外藩，而我是大王身旁随侍的护卫，两个人在大庭广众下谈话即可，何必进入秘室会谈呢？”曹操后来听说了这件事，立即升迁许褚为中坚将军，对他更加宠信。曹操在处理曹仁和许褚的事件上，也体现了他“以法治众”的思想。由于他处理得迅速果决，立刻升迁许褚，一则杜绝了准备借此事造谣生事者之口，再则为遵循制度树立了典范，无形中鼓励了其他人效仿许褚尽忠职守、遵循法制。
曹操的谋士郭嘉曾将曹操与袁绍作过比较，认为曹操在十个方面胜过袁绍，其中有两条是“桓灵以来，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公以猛纠，此治胜也”；“绍是非混淆，公法度严明，此文胜也”。（第十八回）毛宗岗所批《三国演义》指出：“郭嘉论袁、曹优劣，破曹之疑不减淮阴侯登坛数语”，“十胜十败，其言皆确”。可见曹操“以法治众”确实是卓有成效的领导方法，在战争中它的优越性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规则无处不在，人们要想获得更多的自由空间，首要的原则必然是遵守规则。在一个企事业单位之中，规章制度是必不可少的，一套好的规章制度，甚至比多添几个主管还要顶用得多。因此，作为一名领导，善于用规则管理下属，即学会以法治众已成为各级领导必修的一门学问。
（五）赏罚分明，不计贵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