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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牢弯下身打开卷闸门的锁，双手用力一抬，铝门哗啦啦升起来，尘土四下飞扬，他赶紧后退几步：难日的！他连连拍打着衣裤，扑撸着头发，听见有人叫“刘老板”，他回过头一看，是房东。
房东脸上堆着和善的笑：“那房——”没容他“租”字出口，拉牢就没好气地打断了他：“大点儿房租，天天催，再嫑言传，后天咋样？就后天，说死。大不了，把货拿去！”
“要那货有啥用！八辈子都穿不完！”房东不满地离开了。
走进店，拉牢打量着墙上的衣物，用手指轻轻抹过，塑料袋上留下一条白道。“我儿脏得差大！”最后一次进店是啥时候，他都忘了，十天，半个月？他踢踢墙角尚未开包的黑色大塑料袋，灰尘飞起。他皱了皱眉头，像是上次从省城进的货。啥货？他也忘了。他的心情坏到了极点，坐在桌角，发起愣来。
拉牢和大他三岁的哥哥拴牢都毕业于县高中。他们都没有考上大学。不同的是，哥哥听了父亲的话，回到上丰地当了农民，然后娶妻生子，日子平淡而实在。在拉牢看来，实在乏味，他常常学着父亲的口气取笑哥哥：“咱是四代贫农！一辈子没出息，真让上丰地拴牢了！”从小不安分的拉牢有远大的抱负，成功！成名！父亲“三代贫农”的口头禅对他来说是耻辱，啥年月了，还“贫农贫农”，谁理你？现在都拿钱说话哩！他决心要当“富农”。在这个信念的支撑下，他把承包地扔给了父母，把媳妇、儿子留在家，三天两头往城里跑，贩过鸡蛋，当过保安，甚至开过饭馆。
拉牢的饭馆门面不大，两位大厨，三四个服务员。经过半年吃力劳心的苦熬，生意有了起色，开始盈利了。当大把的钞票进账的时候，一个蛮漂亮的服务员悄声说“你是我的梦中情人”，拉牢就做了她的“俘虏”，又让她接手了财务。年终拉牢还在喜滋滋地盘算着：这一年来不少的收入，是用来扩大经营，还是用来偿还父亲、哥哥的借款呢？哪承想，那个服务员却和大厨卷款而去。拉牢只得关闭了饭馆。
几番折腾，拉牢又卖起了服装。他吸取了前次的教训，招聘店员时只要求老实伶俐，拒绝姿色和时髦，同时自己一手把持财权，无论是到省城进货，还是大宗批发，都是亲力亲为，从未叫人代劳。然而，生意始终不咸不淡，几年下来，只是还清了家人的欠款，为家中置了几件电器，小有积蓄而已，盖楼的计划还远在天边。吃不饱，饿不死，服装店就像一块鸡肋让拉牢吃不下，放不得。重打锣鼓另开张？他不是没有咨询过，不是没有调研过，要么资金不足，要么不敢涉足，只能围着服装打转转，硬着头皮凑合着。要不咋养家嘛？
“再等嘎儿，说不定啥时拾个金元宝哩。”
拉牢猛吸了几口烟，把烟蒂弹了出去，强打精神打扫起卫生，掸灰，扫地，抹桌椅。门好像被敲了几下，他顾不上回头，瓮声瓮气道：“没营业哩！”却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送钱都不要了？”他扭过头：“红卫哥，咋是你？”隔着玻璃他看见台阶下一个女人正倚在一辆红色的夏利车旁，讲着电话，那手机一定是新款的，眼下县城的老板们还在用砖头般的大哥大。那个女人长发披肩，身着碎花长裙，外罩一件稍短的米黄色皮衣。皮鞋的跟不高，却很尖。在这个季节，在这个小县城，这身打扮煞是扎眼：“我儿，飘哩！”
郭红卫注意到了拉牢的眼神，介绍说：“我的助手，白莉莎。近来生意咋样？”他环顾着店里，掏出白塔山烟，递给拉牢一支。
“不咋样，半死不活。”拉牢瞥见他的食指戴着一只金戒指，有小蒜大小。
白莉莎进屋，把手机递给郭红卫，说：“阿雄来的。”然后又冲拉牢嫣然一笑。郭红卫说了一句“不好意思”，一边通话，一边出了店门。
拉牢拿起热水瓶摇了摇，尴尬地说：“刚开门，还没烧水。”他到里间灌满水，把“热得快”冲洗干净，塞进瓶中。
郭红卫回到店里，把手机交给白莉莎，对拉牢笑笑：“都是闲事。”接着问起了他家里的近况，从父亲到哥哥，一一问到了，然后像是在为拉牢宽心：“生意是个啥，家里大小平安。那才是福，得是？”
饱汉不知饿汉饥。拉牢心中不快，嘴上却在奉承：“咱咋能和郭哥比，要啥有啥，拔个汗毛也比咱腰壮。”他下意识地望望门外的夏利。
热水瓶咕嘟咕嘟响了起来，白莉莎拔了插头：“刘哥，茶叶在哪儿？”
拉牢拉开抽屉，又跑进里间，念念叨叨：“放在达了？咋寻不见了？”
郭红卫看看表：“嫑寻了，晌午了，拉牢，走，我请客！”
拉牢客气再三，拗不过热情的郭红卫，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一连过了几个饭馆，郭红卫都没停步，拉牢一直说：“瞎好吃点啥，嫑挑了。”郭红卫充耳不闻，径直走进了西府酒楼，酒楼是一个省城老板开的，广东风味，装饰豪华，因为价高，口味偏淡，不大适合当地习惯，所以平时食客不多。在包间，郭红卫点了四凉四热，要了一条白塔山扔给拉牢，又开了瓶双凤酒。
“认识恁些年，好像是头一次吧，来，先干一杯，为了缘分。”
的确，拉牢从来没想过有朝一日能和郭红卫坐到一起吃饭。拉牢是七八年前，在去省城进货的班车上邂逅的郭红卫。两人的座位挨着，一问才知道是土桥人，都是一个大队的。郭红卫在县城开了个烟酒门市，也是去省城进货，同一个大队，年龄相当，也算是同行，有共同语言，盈亏呀、销路呀，还真有共同语言，谝了一路，有些相见恨晚的感觉。有次拉牢回家后，到刘精明家闲聊，从他嘴里了解到郭红卫的家事。
郭红卫的父亲是从省城下来的，不过，和知青不同，他父亲是市民为了响应“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号召，跟着父母到农村落户的。为啥？刘精明记得在大队时看过他父亲的档案，成分不好。他家祖籍山西，新中国成立前，他爷爷来省城做粮油生意，赚了些钱，在东门外买了一院房。公私合营后，郭红卫他爷爷就在市油脂公司当了采购员。三年困难时期，因倒卖菜油被举报，好在数量不大，又能积极退赃，只是被开除公职了事。从此，他爷爷变得老实服帖，谨小慎微。所以，当街道办的工作人员上门动员到农村落户时，他当即表示听党的话，决不当绊脚石。起初，他们一家给社员们留下的印象不错，服从领导，团结贫下中农，按时出工，从不说怪话。但是过了一阵，有人发现曹老汉大女儿的肚子大了，那可是公社的一枝花哩。风言风语传开了，都说是老郭的娃弄下的。不久两人匆匆结了婚，老郭给置办了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一应俱全。至于结婚的场面，许久以后依然是社员们议论的话题：“娘娘，大得差大！”半年后，他们生下了郭红卫。因为有了娃，几次省城招工，大学招生，老郭的儿子都未能如愿，无可奈何地留了下来，成了真正的农民。郭红卫长大后，也没考上大学，老老实实在家种了几年地后心就活泛起来，他先在县城开了个烟酒门市，后来往省城贩起红富士苹果。他父亲则把东门外空了多年的院子腾出来，做了中转站。短短几年下来，郭红卫已经成为县里远近闻名的“苹果王”，听说还是县长的座上宾哩。
白莉莎体贴地招呼，郭红卫豪爽地相劝，一杯又一杯，酒瓶很快见了底，满满一桌菜只动了几筷子。
郭红卫打着酒嗝，搂着拉牢的肩膀，口齿不清：“老弟，今后有啥事，尽管言传，哥一定给办，要不然是这——”他弓起手背，做出乌龟的造型，又掏出一张名片，“这是我的电话。”
号称“三瓶不醉”的拉牢已是晕晕乎乎，记不起自己咋样回到店里，睡倒在床。第二天中午醒来，拉牢啜着酽茶，左思右想，弄不明白：自己虽然和郭红卫认识多年，但也只是点头之交，从没有过生意上的往来，昨天的豪宴为啥？他把自己的疑惑告诉了哥哥，拴牢满不在乎：“能有啥，钱多烧的呗！”
刘精明却有不同看法。
刘精明喝罢汤，打开了电视机，收看《全省新闻联播》。拉牢就像在自己家一样，拉过小凳子坐在一边，和刘精明闲谝，又说到郭红卫的请客。刘精明吸了口烟道：“怕是有啥麻瘩，那郭红卫是啥人，不见椽子不上瓦，和他爷一样，精得差大，我的名字应该给他安上才对。”突然，他对拉牢招招手，“快悄悄！”屏幕上，大型农贸市场里走过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其中一位老者向猪肉摊主问着啥，下方字幕打着“省委领导检查双节市场”的字幕，里边传出播音员的声音：“省委王书记来到全市最大的农贸市场，检查双节市场供应，让市民吃上放心肉，放心菜……”
刘精明炫耀着自己的见多识广：“那老汉就是王书记，广西调来的。”当他听到“陪同检查的还有省委副秘书长罗小江”时，马上指着王书记身旁的中年男子：“那就是罗小江，咱队的知青，记得不，拉牢？”
拉牢双手各拿着一个苞谷棒搓动着，苞谷粒噼噼啪啪落入脚下的蒲篮里。他冷冷地瞥了屏幕一眼，摇摇头。
刘精明的老伴提醒道：“真是老糊涂了，拉牢那时多大？记得啥？”
话头一起，刘精明啰啰唆唆谝起队上的知青们，罗小江、陈西安、辛妹妹……“都是些乖娃。那罗小江招工，还是你爸去了趟金盆湾给办下的。风光得差大，还是靠三代贫农，”他咯咯笑起来，“咋，不信？回去问嘛！”
床上，刘玉明正倚着被子闭目养神，手里捧的收音机正播放着《游西湖》唱段。脚边是摊开的小棉裤，妻子正絮着棉花。
拉牢进屋，问：“吃过了？”随手拿起遥控器，“咋不开电视？”
能香答：“没啥看的，明儿才有哩。”
拉牢知道父母只爱秦腔，其他节目几乎不看，而省台每周只有一晚播出《秦腔天地》，所以这台电视机对他们来说几乎就是摆设，或是财富的象征。
拉牢漫无目的地换着台，谝起在刘精明家的见闻，又提那几个知青的名字，能香也回忆起当年那些人那些事，谝得兴奋，竟然停下了手中的活计，还不停地把头转向刘玉明：“得是，他爸？”
刘玉明一言不发，只是间或地哦哦着，像在敷衍。其实，知青们的样子已定格在他心底，只是无法想象他们如今的眉眼，毕竟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自己已经老了，他们呢？
这些年来，他悉心保存着每一个人的来信，几乎没有丢失一封。他熟悉每一个人的笔迹，有的好看，一看就是女娃写的；有的难看，像柴棍棍捆在一起；有的潦草，几乎难以辨识，还要请刘精明帮忙，他当过文书嘛。陈西安最央，不知从啥时起，改用了毛笔。“字好哩！”刘精明说，“像个书法家。”还硬要走了一两封，说是收藏。他们真的长大了，进步了，有了成绩，有的还当了大官、大老板。他由衷地感到欣慰，也感谢他们在生活上帮了自己，给上丰地办了实事。这是善有善报？不，他觉得当年没做啥，只是可怜娃们，实话一个。自己呢，日子好了，却老得差大了，不到六十岁，头发早白了，背也锅了，腰也展不起，怕要完了，一丝悲凉蓦地攫住了他的心。
拉牢和他父亲的想法完全不同，从那时起，他开始有意无意地关注那几个逐渐熟悉的名字，只要店里不忙，就骑上摩托赶回家，收看《全省新闻联播》，如果客人多实在走不了，他会在第二天借隔壁电器商店或饭馆的报纸，搜寻省城的政治新闻。不过，遗憾的是，他再也没有看到期待中的面孔和名字。
拉牢并不死心，依然争取收看《全省新闻联播》。离播出还有一段时间，溜达到父母家，父亲不在。
“达去了？”
“还能达去，到队部晒阳婆去了，和你精明叔谝哩。你今儿咋回来早？得是钱赚够了？”母亲说着递给他一碗茶，“刚煎的。”
拉牢吹着碗中的茶叶，和母亲胡谝起来，不知不觉又谝到那几个知青。
母亲叹道：“那几个都是乖娃，只是那时候乱得差大，啥是黑，啥是白，没人亮清，娃们恓惶哩。还是你爸心软，哪一个走，力都出扎了。为这，和那贾主任没少嚷过仗。我跟你爸几十年，他这人啥都好，就是一根筋，见不得人流泪，人家一哭，他就上火，打抱不平。把人惹下了，自己也没挣个好。这些年要不是那几个知青今儿帮个钱，明儿帮个粮，咱屋嫑说三代贫农，你这代能跑达去？还有咱队的奶山羊养殖项目，几个公社都在抢，最后还不是给了咱上丰地？那你爸挣下的面子，好人有好报嘛。他们也算有良心，年年过年都来慰问信，有的还给点钱哩。人家不理你，你又能咋？你爸把信都藏着，像是啥宝贝，就是纸片片嘛。”
母亲的话突然提醒了拉牢。几年前，省城来了几个人，不知听谁说父亲有不少贴有“文革”邮票的信封，亲自找上门，说高价收购，父亲连门都没让进：“难日的，听谁胡谝，有个辣子！”
受好奇心驱使的拉牢提出想看看。母亲不住摇头：“让你爸知道又要噘我哩。”
拉牢央求：“眼窝又看不去，几张纸片片有啥嘛。”他模仿着母亲的口气。“再说他又不在，咋知道？”
经不住儿子软磨硬泡，母亲从腰间取下钥匙，打开了板柜，挪开上层的衣物，指着一个碎花蓝布包袱，说：“都在里头，重得差大，我拿不动。”
拉牢从柜底抱出包袱，迫不及待打开来。大大小小的《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语录》，塑料皮的、精装的，足有二十来套，还有一套两卷本，大小和杂志一样。母亲打开扉页说：“那是罗小江给的，上面还有他爸的签名哩。”信有上百封，从七三年到去年，摆得整整齐齐。拉牢随便抽出了几封，有罗小江的、陈西安的，还有辛妹妹的……门外传来连连的咳嗽声。
“我爸回来了。”拉牢赶忙扎好包袱，放进板柜，一溜烟跑了。
2
金堡市市长陈西安离开金梭关治河工地的时候已接近午夜了。早些时候，他在指挥部的工棚里听取了区长关于工程进度的汇报：河底清淤工作已经完成，下一步砌石护坡的工料已经备妥，两三天便可开工。他不放心，又进行了实地勘察，果然石料、水泥整齐地码放在河岸。他很满意，握住区长的手，嘱咐道：
“要速度，更要质量！”
借着依稀的月光，他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公路边，上了灰头土脸的桑塔纳，疲惫地靠在后座上，活动了一下脖颈，拍拍司机的肩膀，说：“回吧，前面到大石凹叫我一下，顺便去看看那儿的进度。”
他闭上双眼，很快进入了梦乡。
大学毕业前夕，陈西安也想留在省城父母身边，不仅工作条件好，对事业也有帮助，毕竟在省市级部门工作，起点高，进步快。母亲表示支持，要父亲跟有关方面打个招呼，保证工作分配万无一失。父亲却反对：“去基层！少奇同志咋说？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才能大任降身。”
陈西安笑着纠正说：“爸，是孟子说的。”
“哦？我只记得是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里看到的。啥意思？这是说只有到下面经过各方面的锻炼，才能成大事！”
母亲抱怨道：“西安没在基层锻炼过？下乡四五年，你在哪儿？我家可是贫农，还不是受了连累！”
陈西安突然想起了刘玉明的那句口头禅“三代贫农”，扑哧笑出声来。
母亲瞪了他一眼，说：“还笑，再让你下几年，哭都哭不出来。”
那几年老伴、子女受的苦，父亲心知肚明，这是一种难言的痛，他觉得对不起他们，所以，只要一提到“文革”，他便闷不作声。
母亲却不依不饶：“再说西安在身边，也有个照应，我的糖尿病，你的肺气肿，忘了？”
父亲不紧不慢地说：“都不是要命的病，慢慢调养嘛。再说顾委的工作又不忙，顾得上就去问一下，顾不上就在家。”
母亲无计可施，让秘书出面“代劳”。大学给父亲打电话征求分配意见，父亲勃然大怒，狠批了秘书“假传圣旨”，而且把“去基层”的意见告诉了校方。于是，陈西安来到了金堡市，在变压器厂当了一名技术员。从副科长，一直到副市长，两年前成了正市长。一次，他到省城开会，晚上回了趟家。父母、妹妹正在吃饭。
父亲笑逐颜开，放下筷子说：“吾家千里驹也！”
母亲把一碗饭递给儿子：“老家伙，又拈酸捣醋！”
“我说得不对吗？那年让西安去基层，你还闹意见，咋样？看到实效了吧？基础实，则梁柱稳，梁柱稳，则殿堂坚，可堪大用。”
“我看是西安自己的努力，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老顽固！”
父亲不理会母亲，继续发表高见：“西安，大道理不说了，送你四个字——廉洁爱民。‘连千里之封，得一良守，则令千里之民安；环百里之境，得一良吏，则令百里之民悦’，好像是《宋史·綦崇礼传》中的话，我这儿有，可以拿去看看。”
也许正是从这一天起，刚刚就任市长的陈西安开始考虑治理金堡市的苦水。
金堡市北望陕北高原，南俯关中平原，坐落于百余里的川道里，中有苦水河从北境的金梭关蜿蜒而下。自清末发现煤炭以后，河南、甘肃及省内的资本和难民就潮水般涌入金堡。他们以采煤、贩煤为主，苦水河两岸便成为他们及后代的居所。然而，河道曲折，垃圾壅塞，久未疏浚，只要连降暴雨，便会造成河水泛滥，冲毁两岸的道路、工厂、民房。陈西安到变压器厂的第二年，便曾遭过水灾，职工宿舍被冲垮，怀孕的妻子受到惊吓而流产，至今还心有余悸。
在周一的例会上，所有议程进行完之后，陈西安提出了治河的动议，要求大家分头调研，然后就相关问题进行专题研究。
实际上，从市委到政府，几乎每一任都曾有过治河的打算，也开过无数的会议，但是，资金问题始终困扰着决策者们，以至于一直议而不决。
“问题是钱。”财政局长面有难色，扫了一眼摊在桌面的表格：“按照陈市长指示，除去教育、市政等有关民生必须开工的项目，初步匡算资金缺口仍有三分之一。”
有人提到，在矿区调研时，不少工人、家属建议开展义务劳动。问题一经提出，讨论热烈。陈西安归纳了一下各方意见：将苦水河划为若干段，由所在地的机关、工矿、街道承包建设。市上则统一设计规划、部署、统一采购砂石、水泥、钢材，大小车辆各自解决。除街道办组织的市民给予适当的补助，也就是伙食，所有劳动者都是义务劳动。这时有人提醒，那些部属、省属、工矿企业财大气粗，未必听话。陈西安部署各位副市长分头做他们的工作。
“硬骨头我啃！”陈西安坚定地表示，掷地有声。
在报请市委同意后，市治河指挥部挂牌成立，陈西安任主任，各区县也成立了分部。经过大半年紧锣密鼓的筹备，最后一场秋雨过后，治河工程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序幕。市民们欢欣鼓舞，干劲冲天，因为他们将永远告别年复一年的洪水灾害和土房草棚，实现安居乐业的夙愿了。
陈西安拖着沉重的双腿回到家，妻子齐建华为他掸去衣上的雪花，俯身摆正拖鞋，看见沾满泥水的皮鞋、裤腿，关心地问：“又去工地了？”
陈西安点点头，道：“嗯。”坐到了沙发上，“饭好了吗？”
“我再热一下。”
陈西安摆摆手说：“算了，凑合吧。”
齐建华坐到丈夫对面，默默望着丈夫狼吞虎咽的吃相，不禁笑了：“像八辈子没吃过饭。”
陈西安放下碗筷，问起变压器厂工地的进度，他想从妻子的口中听到真实的情况。施工的进度令他舒心，而“摊派”的议论又让他不快。他相信绝大多数市民从心里拥护治河，说风凉话的只是个别现象。阻力最大的是全市最大的部属工厂73号信箱，他们厂的言行又直接影响到其他央企、省企的决策，有的甚至放出话来：“73号动，我们就动。”擒贼先擒王，陈西安决定即刻拜访73号。
早上，他驱车南下。一路上，苦水河岸红旗列阵，喇叭声扬。手推车、架子车、卡车来来往往，锨起镢落，热气腾腾。然而到了川口，却是满目衰草，一片荒凉，他知道，73号信箱到了。
在厂办公室足足等了一个小时，洪厂长才推门而入，道歉声声，说生产任务重，实在是分身无术。都是熟人，陈西安直陈来意。洪厂长表示，厂里十分拥护、支持市里治河的决策，好事，利民也利厂，只是书记在北京开会，出工的事，他一个人不好擅专，恐怕还要等一等。“我们绝不会拖后腿！”分手时，陈西安摇着他的手臂，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警告：“时间不等人，再不见动静，我可有撒手锏啊。”洪厂长同样回敬：“那我有回马枪。”两人哈哈大笑。
陈西安心里清楚，和一些小厂不同，73号信箱并不心疼钱，对他们来说，不过九牛一毛而已。其实他们是“老大”的思想在作祟：级别不比你低，产值举足轻重，凭啥我要看你脸色，听你指手画脚？”
尽管早已收到政府的通知、指挥部的文件和施工图纸，73号却迟迟不动。陈西安亲自拜访也未见效果。如何推动73号信箱呢？有人激愤地建议停水停电。陈西安认为，毕竟军工生产，关系重大，不能伤其筋骨，所以，只下令断粮。
很快，市政府接到73号信箱的投诉：职工到川口粮站，却被告知，无粮，正在调运。洪厂长也把电话打到政府，点名找陈市长。陈西安也玩起了躲猫猫。
这时，他接到了省委副秘书长罗小江的电话。
“西安，你又出名了。告你的信一河滩，我给你念念？”
“不念我也知道是啥内容，摊派！沽名钓誉！还能有啥？”
“不不，比这还严重。电子部传来一份公函，王书记作了批示。”
陈西安心里一紧，事情闹大了，终于有人关注了，也许不是坏事。
“啥内容？”他话语平静，内心却不免有些忐忑。
“部里说你是乱摊派，手段恶劣，影响了军工生产，要求省委严查，并立即恢复粮食供应。当然，他们也说当地企业应该为地方、为老百姓承担一些社会责任，麻木、无动于衷也是不妥的。反正又打又捧，还算客观，只是语言有些激烈，像是部长大人的口气。”
“王书记的批示呢？”说实话，陈西安对电子部的“告状”不太上心，顶头上司的态度才是至关重要的。
“‘转金堡市委、市政府。严书记、陈市长一阅。请妥善处理，粮要吃，河也要治。’你是秀才，好好琢磨。王书记让我转告你，他理解你的苦衷、处境，但要注意方法，适可而止，尽快恢复供粮。依我的愚见，省上还是护犊子的。这是公事，另外还有一件私事。前几天去看全省书法大赛获奖作品展，没想到还有你的大作，金奖！难得啊，成了大书法家！啥时赐在下一件墨宝？”
陈西安也很吃惊：“都是以前写的，献丑了。这一阵子不行，你知道，写字也讲氛围，古人弹琴要焚香，喝酒要划拳，愤怒出诗人嘛。眼下焦头烂额，哪有心情啊。河治好了，随你挑！”
陈西安理解王书记的心思，似乎不只是护犊子，更多的是王书记对他陈西安处境的理解。他相信任何一个地方的政府都不愿意看到自己治下因民生凋敝、丛怨沸腾而引起社会动荡。在这点上，高下一理，古今一理，中外一理。当他初次看到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时，他看到的不是巨擘的名头、高绝的画技、久远的年代、咋舌的天价，而是一个城市的繁华、安定。而这一切的基础便是政和世清，他以为这幅画当是一方领导者最高的追求。自己可以做到吗？也许不能，但应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也许是巧合，几乎就在川口粮站门口贴出“粮油已到，恢复供应”告示的同时，正在市区建国路工地往架子车上搬石料的陈西安的手机响了。指挥分部的秘书兴奋地报告说：“开工了！开工了！73号信箱进工地了，大卡车、挖掘机、推土机，还有工人，好几百，到底是大工厂！”
危机过去了，春天不知不觉到来了，工程已经过半，财政局长却来报忧：资金出现了问题。面对陈西安不满的责问，他委屈地解释：“按原来预算，收支基本平衡，后来政府要求将治河与城市改造结合起来，所以增加了一处滨河公园、三座石桥、沿岸亭阁的项目，所以……”
陈西安记得这些设想还是自己提出的，当时还议到资金的追加、筹措。不料杂七杂八的事情缠身，倒是把钱的事忘了。他向财政局长表示了歉意，又问起筹款之策。财政局长一脸无奈，说就是把他撤了，也无能为力。沉默良久，他吞吞吐吐说：“局里一位处长提过一个建议，只是——”
“治河是市里的头等大事，其他的一切都可以为它让路！说吧！”
财政局长终于说出暂时停建市级机关干部职工宿舍和办公楼的方案，并强调了“暂时”二字。刚才还斩钉截铁的陈西安陷入了沉思：这是件大事，甚至比“摊派”治河更大，这关系到自己所在单位干部的切身利益，搞不好，带给自己的不仅仅是怨，是恨，是骂娘，甚至是政治危机。可是，舍此，治河便会半途而废，全市百姓半年来的无私付出，他们和他们后代翘首以盼的希望，都会化为泡影；而他自己为之努力的《清明上河图》那样的抱负也会落空，真是骑虎难下。但他最终选择了做一回“恶人”。他果断地指示了财政局长，只要治河工程用钱，便从市级机关宿舍楼和办公楼的预算中拨付，先斩后奏。至于解释工作，他会找机会公开进行。
新的宿舍楼、办公楼停工了。还没等陈西安解释，干部、家属已经开始风言风语地议论，妻子也来问他宿舍楼项目是不是下马了，说每天下班回家都有人围着自己问长问短，激烈的，含蓄的，忧虑的，更有人恶言相向。不得已，陈西安决定，在机关大食堂召开干部职工大会，并要求尽量携带家属。
偌大的会场座无虚席，家属们不仅来了，还带了娃们。门口窗外都站满人，一片嘈杂。陈西安走上台，鸦雀无声，每一个人都想从他的话语里捕捉到最为关键的信息：停工多久？啥时上马？啥时竣工？出乎每个人的预料，陈西安的第一句话不是解释停工的原因，而是从大食堂开始：
“……这个大食堂据我所知是五十年代末盖的。大家看看，墙皮脱落，天花板还是秫秸秆扎的，苇席铺的。我们的办公室还是胡墼打的。上厕所要跑上几十米。我们的干部有些还住在窑洞里，尽管是改进过的石窑。我到过其他的城市，像我们这样条件的，不敢说是唯一，但至少是不多的其中之一。我和大家一样，也住在后边的窑洞楼里，二间半，用煤炉取暖，也想改善眼前的生活，冬天用上暖气，做饭用上天然气，我也盼了十几年，我也是做父亲的人，也要考虑儿子的婚姻大事。咋住？但是苦水河像一头怪兽，桀骜不驯，暴戾无常，两岸的百姓，甚至连我们这样的条件也没有，那些为市民提供就业和创造财富的工厂屡遭重创。有些同志可能不知道，我爱人怀的第一个娃就是在上一次水灾中流产的。”陈西安的眼中闪动着泪光。“我相信在座的同志也有着同样的惨痛经历。正因为如此，我们下定决心治理苦水河，河清则居安，居安则业兴，业兴则邦宁。眼下治河工程暂时遇到了一些困难，是我决定暂停施工新宿舍楼、办公楼，这是我在市长这个岗位上能做的唯一选择。这里我向大家郑重承诺：治河工程竣工之日，便是新宿舍楼、办公楼开工之时。台下有同志问到具体时间，我想应该在今年秋雨到来之前，因为那个时候治理好的河道已经降服了肆虐百年的洪水猛兽！”
食堂里鸦雀无声。突然爆发出雷鸣般掌声，有人叫好，有人脸上淌着泪水。
不久，关于陈西安调走的谣传不胫而走。正面的，说他要高升，副省长；负面的，说是要平调，省会市长。无论是擢升，还是平调，都与治河有关。前者有功，治河；后者有过，“摊派”。有人来问陈西安，他付之一笑，反问：“你信吗？”
接到省委组织部长电话后，陈西安不禁有些想入非非。多年来，他并没有刻意给自己设计一个进步的阶梯，只是随遇而安，尽职守责。然而，当可能担负更加重要的职责时，他也不免心动，毕竟，那样可以为自己提供施展政治抱负的更大空间。结果他听到自己将改任省会市长的决定时，多少有些失落。他想是不是“摊派”得罪了谁？因为他曾听到“小道”消息，说一位中央领导向省委建议，要他“体面地下台”。组织部长劝他不要听信谣传，相信省委，尤其王书记对他的工作是肯定的、赞赏的。就任省会市长看上去是平调，但那毕竟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担子更重，责任更大，金堡市是不能比的。省委正是看到了他治理苦水河上的魄力和干劲。再有，一个领导在一个地方长期工作总会有一些弊端和不便，所以干部交流也是必要的。“你从大学毕业就到了金堡，不觉得太久了吗？”陈西安默默点头，表示同意组织调动。组织部长赞许地拍拍他的膝盖：“这就对了。”部长希望他尽快走马上任。陈西安却表示最好在今年底或明年初。理由明确而简单：那时治河工程已竣工，他可以不出席竣工仪式，但必须看到新的干部职工宿舍和办公楼复工、封顶。楚人谚曰：黄金百两，不如季布一诺。言必信，行必果！
两个月后，他却不得不为自己理想的“草率”和“意气”付出惨痛的代价：一辆重卡车在倒车时，不慎将堆在岸边备用的护坡石撞倒。一块脸盆大的石头飞起数十米，正好砸到了在河床清理渣石的齐建华头上……陈西安的妻子不治身亡。
3
秋天将要过去，该考虑冬装的备货了。拉牢仔仔细细拉了一个清单：羽绒服30件，棉靴50双，手套100副，围巾50条，毛衣（混纺）50件，开斯米15件，每样的数量不能太多，卖完再进。否则，一次进太多，卖不完，过了春节，一粲成了“垃圾”，送人都没人要。他算算，一万元足够了。
拉牢赶上首发的班车，晌午到了省城的批发市场。穿过熙来攘往的人流，在相熟的批发商店里又挑又拣，谈好价，打好包。他拉开人造革包的拉链掏钱，手却从包侧穿出。他顿时明白发生了啥，身上立刻一阵燥热。他慌忙地翻动，只见包侧有一条整齐的开缝，那是利刃所割。“难日的，钱没了。”他无力地瘫坐在打好的包上，怎么也想不出在哪儿被偷的。翻遍了衣裤的兜，只有一把零钱，数了几遍，不足五元。他意识到回不去了。在省城人生地不熟，寻谁帮忙？谁？突然，他想到了郭红卫，咋把他忘了？他手忙脚乱地翻出了名片，在市场服务台拨通了郭红卫的手机。无人接听。再拨，依旧如是。难日的！他气恼地扔下话筒，招来了工作人员的不满：“得不是你屋的？”他后悔没听媳妇的话。昨晚，宝珠见他把整叠的钞票随意地塞进钱包，又老调重弹，絮叨起来：“绳要一搭合，钱要四下藏，分开放些，小心没了。年时，土桥——”拉牢不耐烦地打断了她：“年时年时，年时瓮里的芹菜今年旱成了醋。”
后悔无用，眼下咋办？拉牢攥着一把零钱在小饭馆前立了半天。伙计高声招呼着路人，一人高的菜牌上写着诱人的菜肴：凉菜、热炒、砂锅，最便宜的炒洋芋丝也要两元。他咽了咽口水，递出一元钱，接过了四个馍，大口吞嚼起来。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他第一次有了切身的感受，剩下的钱不多了，晚上在哪儿睡觉还不知道哩。火车站的通铺？不，往后呢，不吃不喝吗？不行。哪有啥免费的？他想到了汽车站的候车室。3路无轨来了，人们涌向车门，拉牢已经抓住了车门的把手，却又退了出来。他没有钱。走！足足走了九站，才来到汽车站。
候车室里拥挤，嘈杂，闷热。他买了瓶矿泉水，走出室外，在墙根蹲下，小口喝着，麻木地打量着进进出出的人们，大包小包，大呼小叫，他觉得很可笑，为了啥嘛，和自己一样？他仰起头，喝光了剩下的水，把空瓶扔在了地上。一只黑黢黢的手从面前伸下，拉牢抬头看见了一张肮脏的脸和蓬乱的白发。“他”对拉牢笑笑。飞快地抓起了空瓶，放进挎在腋下的蛇皮袋中。然后趿着破烂的拖鞋走进了候车室。“卖钱哩。”很快老汉又走出来，蛇皮口袋已经滚圆。他来到树下从地上拾起一个烟蒂，狠狠吸了两口，然后从袋里掏出空瓶，放在左脚下，右手拧开瓶盖，左脚用力，咔吧一声，瓶瘪了，右手又旋紧盖子，扔进袋里。又取出一个空瓶……
老汉娴熟的动作让拉牢一个激灵：卖钱！对，他快步上前，递出一支大雁塔，叫声“叔”，自然而然地和老汉谝起来。老汉过足了烟瘾，说自己是郊区人，娃们都大了，分家了。自己忙完了没事干，都会进城拾瓶子。“生意好时，一天弄个三五块钱，烟钱是够了，那是夏天。春秋罢了，冬天没向，三九天喝水，那是瓜。”他还得意扬扬谝起来生意经：“啥公园啦，还有学校，要在放学的时候，娃们都爱喝可乐。在达卖？废品站嘛。多得很，城里东南西北都有，近的嘛，北门里城墙根有一家，老板姓周。这有啥丢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毛主席说的，得是？”拉牢很振奋，回家有望了。他又递出一支烟，然后甩开轻快的脚步，走向火车站。这里是老汉的地盘，自己不能抢他生意。
华灯初上的时候，拉牢已经拾满了原来用于装货的蛇皮袋，卖了2元6角，晚上在车站候车室的长椅上踏踏实实睡了个好觉。第二天更好，卖了6元2角。车费差不多了，他打算明天就回去，搭下午两点的班车。上午再去转转，运气好的话，还能挣瓶啤酒钱哩。
然而，他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后来发生的事，不仅改变了他的行程，更改变了他的后半生。
中午时分，拉牢提着半蛇皮口袋塑料瓶来到废品站，一辆满载废旧暖气片的三轮车停在门口，收破烂儿的车主和老年伙计把一排暖气片搬到地磅上，周老板换着砣，嘴里念出重量，并记在本子上。过完磅，暖气片被扔到废铁堆上。他们又去搬了第二排。拉牢看看表，还有一个小时，连得上。又一排暖气片搬上了磅。不料，车主脱了手，老年伙计的一只手被砸在暖气片下，疼得他呼喊起来。拉牢箭步上前，抬起暖气片，老年伙计抽出左手，鲜血淋漓。周老板慌了神，连问“咋样”，老年伙计痛苦地摇头：“不咋，像是碰破了皮。”拉牢问：“有药吗？周老板刚说完没有，又想到有创可贴，赶紧为他包好手。老伙计右手捧着左手，坐在一旁，唉哟唉哟地呻吟着。
拉牢怕时间来不及，便主动招呼车主，两人把暖气片扔到废铁堆上，又去搬第四片、第五片……当他从周老板手里接过瓶子钱时，离开车只剩二十分钟了，来不及了。他索性蹲下歇口气，打算明天再回去，下午再拣些瓶子，多卖几块钱，吃顿饺子。难日的，几天没见荤腥了。他提起空袋，正要离开，被周老板叫住了：“在我这儿干咋样？管吃住，一天30元。”
拉牢完全没有准备，结结巴巴：“我，我，屋里……”
周老板见他犹豫，以为他在工钱上有啥想法：“那是官价，不信你问李师。”他朝老年伙计扬扬下颌，“就算救个急。我看你这人不孬，三五天、七八天都中。啥时李师好了，你就走，中不？”
其实，拉牢不是犹豫，而是惊讶。在如此脏乱的地方，居然是如此高的工钱，就是在县上坐凉房间办公的公家人也没有这么多钱啊。问题是，几分钟前，自己还一门心思回家。毕竟，以前到省城进货都是当天来当天返，从没有耽搁三四天的情形，屋里怕是着急哩。再说自“出道”以来，自己都是老板，尽管不大，倒也自在，从没给别的人打过工，不知能否适应，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望着周老板期待的目光，李师受伤的手，拉牢下意识地点了头。回去有啥用？钱、货两空，不如干上几个月，挣些钱，再进些货，不是更好？
一切都很新鲜：报纸、书本、空瓶、纸箱、旧锅、烂盒、铁丝、电线、塑料、泡沫……甚至衣裤、被褥、鞋子。总之，几乎一切被人们丢弃的东西，都可以送到这里换回钞票。
活儿不累，也不难，多看几眼，就能上手：啤酒瓶装包，纸箱码垛、归类堆放……拉牢没有想到剥电线也用上了机器，把线头塞进两根转动的螺旋的钢辊，出来的即是几乎分离的皮和芯，两手一拉，线、芯分开。不过，有些活儿却有拉牢意想不到的“潜规则”。
报纸堆上，一些杂志、广告纸从捆中滑出，拉牢一一拾出，却被李师叫住了，让留着。为啥？“报纸比那贵嘛。你想，收进来10斤，你拾走2斤，交到纸厂成了8斤，老板不赔死了？”
拉牢站在纸板垛上，把一只只纸箱拆开、铺平，李师右手举着水龙头，一边打水，一边给拉牢“授课”：卖破烂的多半都是“湿货”，压秤嘛。他们打一两水，老板就要打二两，那些货一出一进，自来水就卖成了双凤酒。你不打水，别人打，你不赔？这就是“学问”。“咋样？”他狡黠地眨眨眼，“纸厂，当然亮清嘛，各算各价，两相情愿，谁说谁？”
早上有人敲门，拉牢总是先下床，让李师躺着：“伤还没好灵感[20]，我去。”交货的人，有市民，小包提大包扛的；也有专收破烂儿的，他们蹬着三轮车从各家各户收购，然后卖到废品站。这些都是周老板和李师的熟人，见了面，总少不了谝几句闲话，家长里短，省内新闻，甚至几句咸湿玩笑。开始他们看拉牢还是生面孔，一周之后，就成了“自己人”，一口一个“刘师”地叫着，时不时让个烟，很是亲切。李师告诉他，全省城开废品站的，多半是河南人，也有不多的安徽人。往往是一个人先到省城收破烂儿，人力平板车换成了三轮，赚了钱，又开了站。多年下来，在老家盖了房，买了车，一传十十传百，同村同乡循迹而来，同操一业。周老板就是驻马店人，如今也在家盖了房，给大儿子定了亲，还添了辆送货的车，风光哩。拉牢的心被深深触动了。
一连下了几天雨，卖货的不多，活儿也就少了。周老板安排大家拽纸。就是把书本的封面、封底撕下，这些是花纸，把它们跟里面的白纸分开堆放，白纸的价格高于花纸。当然，收进时是以书本作价的，很低，经过一撕一分，增加了附加值。聪明吧！
坐在高高的书堆上，透过棚外淅淅沥沥的雨水，李师的目光扫过站里一座座破烂摊儿堆，抒发着感慨：“嫑看这些垃圾，是金山哩！你看养活了多少人，河南，安徽，陕南，还有咱这达，你和我。原来都是农民，现在谁不是万元户？城里人算个毬！你县长挣多少？省长挣多少？我是没钱，要不早开站了。还有窍门哩！”他往拉牢身边靠了靠，伸手道，“这书里还有大钱哩，你没见那几个安徽娃，孙胖子，天福……他们在这里拣书本，一块钱一斤，听说拿到无极宫，一本能卖几块，十几块哩！”
拉牢将信将疑，拿起一本书，撕下封面，问：“是这？”
“咋能是这！”他从拉牢手里夺下没有封面、封底的书，扔进了白纸堆。“要那清代的，民国的，带图的，线装的，具体啥书，咱也不亮清，就是那纸是黄黄的，字是竖的，我还卖过几本哩。”半夜，在砖头撑起、门板搭成的床下，李师掏出一个报纸包，打开一层又一层，亮出一套线装本。拉牢小心地打开蓝色的函套，发黄的封面题笺是《钦定大清会典》，内页书有“光绪己酉五月再版商务印书馆再印”字样。
那一夜拉牢久久未能入睡，两个月来他似乎第一次发现李师打呼噜，而且声大。“难日的！”他望着头上的石棉瓦，眼前又浮现出周老板的身影，他的站，他的车，递到交货人手中大把大把的钞票；耳边又响起李师、交货人和周老板对话中的片言只语。他开始问自己：这个生意能干吗？从那天起，拉牢开始留心不同货的价格，还偷偷记在纸片上，又从李师嘴里打问到收货的造纸厂、塑料厂、钢铁厂、啤酒厂的地址。至于今后是否用得上，他并不确定。
三个月到了，尽管周老板一再挽留，拉牢还是婉拒了，说家里忙呢。李师把他送到汽车站，有些不舍地说：“有啥好事，嫑忘了叔。”拉牢用工钱又进了一批冬装，心情舒畅地踏上了归途。
